杨 光，郭焕苓

中华美学精神的提出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向世界展现自身形象，彰显中国特色的标志性事件之一。然而，一提到“中华美学精神”，人们往往首先想到以儒释道为支柱的中国古代思想里针对审美和文艺的种种论述中透露出来的“美学之思”以及中国传统文艺活动所呈现的“美学之魂”。不可否认，丰富的中国古代文艺作品和精微的中国古典美学思想是“中华美学精神”得以孕育的丰厚土壤。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当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讨论“中华美学精神”的理论内涵及其种种表现时，我们并非单纯地处在中国古典文化的语境之中，甚至我们也不是主要地处在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根植的历史时空之中。至少在中国古代传统之外，我们尚且有一个自西学东渐以来，历经百年的现代文化历程，这一历程与我们的当代文化生活更具有亲缘性。

众所周知，现代汉语中的“中华民族”一词最早是梁启超在其《中国史叙论》中的“中国民族”概念基础上于1902年正式提出的。“中华民族”这一现代称谓的出现是现代中国人自身“国族”身份认同意识的鲜明表征。而国内外关于“认同”的理论均已揭示出，任何“自我”意识的生成都难以避免“他者”的影响，从个体到群体概莫能外。由此，如果说“中华民族”一词的诞生是现代“中国”意识在20世纪初期觉醒的产物和证明，那么如此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就与梁启超等现代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站在自身文化传统立场上对西方文明这个强势“他者”的打量和审视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