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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路与请托:清代官场实践的另一种逻辑
——以李煦《虚白斋尺牍》为素材

2021-01-05徐忠明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1期

徐 忠 明

(1.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2.中山大学 法学院,广州 510275)

引 言

在中国历史上,为了实现强化皇权、管控编户齐民的政治意图,如何建构合理有效的官僚组织体系,用什么标准来选拔、考核、黜陟数量庞大的官僚群体,可谓政治和法律的根本问题。如果吏治不上轨道,国泰民安的政治理想就会落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制度设计者即已提出“任贤使能”和“循名责实”两大原则。所谓“黜陟”,则是通过“循名责实”的考核以定赏罚。赏是升迁和赐爵上的奖励,罚是行政和刑罚上的惩处。为了实现这一制度预期,帝制时代的政治改革家和行政实践者不但设计了科举、考课、御史等制度,而且制定了层层叠叠的律令典章。及至清代,上述制度已经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然而,诚如瞿同祖所言:“条文的规定是一回事,法律的实施又是一回事。某一法律不一定能执行,成为具文。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距。”(1)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导论”第2页。这也是黄宗智所说的法律表达与法律实践之间的背离。(2)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1—13页。换句话说,看似严密系统的法律制度,在实践中难免受到来自外部的各种因素的影响,或因时代变迁导致法律滞后从而与社会脱节,或因皇帝个人偏好、官场庇护网络、吏治废弛腐败导致法律被规避、被滥用。

大凡读过《红楼梦》的人,对其叙述的这类故事肯定会有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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