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 巍

(山西警察学院 法学系， 山西 太原 030401)

0 引 言

自先秦李悝“撰次诸国法， 著法经”以迄明清， 中国传统法典历经两千多年增删流变， 形成了以律例为代表的最后形态。 《大清律例》 律后附例， 目的是“推广律意而尽其类， 亦变通律文而适于宜也”[1]21。 且律与例皆出自皇命钦定， 二者的法律效力相同， 因此， 历次编修的重点在例而不在律， 律是基本稳定不变的， 而例则随世情的变化而变化。 正如光绪朝《大清会典》所言：“律有一定， 例则随时损益。 有于律罪本重者， 例或权其情节量为宽减； 有于律本轻者， 例特重其科。 皆体会律意， 参酌变通。”[2]486取上述典籍中的“变通”之意， 即依据律意、 针对特殊情况做出的非原则性改变。 申言之， 无论从律典编纂， 还是律例关系， 抑或法律适用的角度而言， 变通都是一项重要原则和方法。 但仅有此宽泛的变通理念还不足以理解律例之间的关系， 以及它们调适社会的功能和影响力， 若欲丰富对上述问题的认识， 还应该从微观层面审视例的形成和发展， 从变通的角度探索其适用规律， 或可对当代法律与社会治理有所借鉴与裨益。

为此， 笔者选择了《大清律例·贼盗下》恐吓取财律之下的光棍例为研究对象。 因为侵财是一种亘古不变的犯罪， 所谓“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而“王者之政， 莫急于盗贼”， 中国历代统治者对侵财犯罪都予以重视。 所以， 虽然光棍例为唐律所不载， 自明代方始出现， 然发展至清初即成为闻之色变的重罪， 尤其随着康熙年间的适用增多， 导致范围逐渐扩大， 从而为研究提供了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