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捕快

齐桓公与管仲本是仇敌，齐国内乱时，公子小白与公子纠逃出齐国，分别到莒国和鲁国避难。齐襄公被杀后，两人都回国争夺王位，跟随公子纠的管仲曾经用箭射伤公子小白，差点要了公子小白的命。

公元前685年，公子小白回国继位为齐桓公。齐桓公重用鲍叔牙，而鲍叔牙拒不为相，极力推荐管子掌管相印。他向齐桓公劝说道：“管子是治国良才，他能宽厚施恩于百姓，能治理国家不失根本，能以忠信取得百姓的信任，能制定礼仪制度使天下人效法，也能带兵打仗。”

齐桓公不计前嫌，采纳了鲍叔牙的意见，迎受管仲，厚礼其为大夫执政。齐桓公与齐相管子之间虽然没有正式的协议或法律约定，但二人达成了一种默契，就是齐桓公将治权直接委托于管子。此后的四十多年，除外交大事之外，齐桓公一般不参与齐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国务的治理过程，基本上实现了政权与治权的分离。即使在一些事关齐国内政外交的重大事项上，齐桓公做决策时也大多听取管子的建议。齐桓公尊称管子为“仲父”，二人之间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君臣上下尊卑关系。这一对齐国的“董事长”和“CEO”之间的关系，成为之后两千多年君权时代的一种理想的治理模式。

管仲作为齐国的“CEO”，虽然不能改变政权、政道，但却把国家的治理权运用得淋漓尽致。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下，内外修明，国力日强，成为春秋实力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此前，捕快多次在文章中讲过齐桓公与管仲的故事。今天，再讲这二人的故事，是因为这两人开创了一种非常理想并且科学的治理模式。

之所以说是理想，因为做到比较难。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刘禅也称其为“相父”，对其言听计从，恭敬有加。而诸葛亮则是大事、小事、内事、外事，事无巨细，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明显“越位”了，容易给人一种大权独揽的感觉。

之所以说是科学，因为这和现代企业管理有异曲同工之妙，企业的产权归企业所有者（董事会、董事长、股东）所有，但企业的日常管理，即企業的治权，全权委托给企业的CEO来执行。

虽然CEO的权力来自于董事长和董事会，但是很多企业的董事长和CEO之间一直存在着权力之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尤其是企业创始人在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引进外来管理者的时候，更容易激发矛盾。

《再造宏碁》里面讲到，作为台湾一个土生土长的企业，宏基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宏碁集团创始人施振荣想把公司更加规范化，于是他从IBM引进一个高管，自己彻底放手，结果这个高管完全按照美国的模式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改，受到了老员工的顽强抵抗，最后这个高管走了，公司也大乱了一把。

1903年，当亨利？福特决定步入商业界时，他先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做合作伙伴，来负责管理、财务、分销渠道、市场推广、销售和人事。福特认为自己不擅长上述领域，他认为自己应对工程和生产领域负责，打算只让自己负责这两个领域。他找的这个合伙人就是卡曾斯，卡曾斯为公司的成功所做出的贡献与福特一样大。许多归功于福特的著名政策和措施，如1913年著名的5美元日薪制和开辟分销渠道及服务等政策，都是卡曾斯的创意，一开始福特还反对这些政策，后来才发现这些政策的巨大成效。卡曾斯功高盖世，福特越来越忌妒他，卡曾斯被迫于1917年退出福特汽车公司。短短几个月之后，当亨利？福特一手包办了高层管理的所有职能，福特汽车公司就开始江河日下了。卡曾斯被解雇之后的30年里，公司的下滑趋势一直没有被扭转过来，到老福特过世，他的孙子年轻的亨利？福特二世接管时，公司已濒临破产。

谷歌成立于1998年9月，由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共同创建。2001年埃里克？施密特来到谷歌担任首席执行官后，业界很多人认为谷歌完成了权力的交替。但是，谷歌内部的人都知道，这两位联合创始人其实并没有让出大的权力。有一次记者问施密特，谷歌说“不作恶”，那么“作恶”的标准是什么？施密特半开玩笑地讲，谢尔盖（指布林）说什么（是作恶）就是什么。

可见，公司创始人或者说是所有者（董事会、董事长、股东）和CEO之争不仅仅存在于国内企业，就连谷歌这种国际知名高科技公司也存在类似问题。一般认为，公司创始人或者说企业所有人拥有的是资本，而职业经理人拥有的能力，这种“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治理模式是希望能够实现1（资本）+1（能力）大于2的作用，但如果二者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小于2甚至小于1的情况也时常发生，这当然不是所有者（资本）想要的。捕快以为，产生矛盾的一个原因，就是二者的界限和职责没有明确界定，要么是一方“不在其位，谋其政”，也有可能是另一方“在其位，不谋其政”。

在其位，谋其政。“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在《成果管理》中提到，任何条文都没有规定：“CEO必须负责这个领域，或者必须负责那个领域。”由此可见，“位”容易明确，“政”可能存在模糊空间。所以，董事长在任命CEO及其经营团队的时候，必须用制度固化或者用协议约束，明确对方的权责利。确立之后，双方恪尽职守，各尽其责，不滥用职权、不越界限，这样才能减少内斗和内耗，进而提升公司治理效率，保持公司治理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