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相坤

李启汉（1898—1927），曾用名李森，乳名志生，湖南江华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著名工人运动领导者。1920年四五月，与邓中夏一起来到上海。8月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为最早的一批团员之一。随后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主任、中共省港罢工委员会书记等职。1927年4月15日，被秘密杀害于广州。

李启汉论“初心”

共产主义的目的 共产主义……就是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共產社会……即实现无私产，无工银，无买卖，无货币，无阶级，无国家的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共产社会。

——李启汉 《什么是共产主义》（1921年）

快快觉悟起来呀 我们都是受痛苦的弟兄，都是没有产业的、被压迫的同胞，无论他是宁波、湖北、江北或本地，应该大家一总联合起来，共谋幸福才是，怎样要分什么帮来自己害自己的同类呢！

工友们要结合团体来保护自己，非用产业的结合到全体的结合不可。什么叫做产业的结合到全体的结合呢？就是一个产业底下的工人，不分男女地域，都联合起来，结成一个大团体，再与别种产业的团体大大联合起来，成一个世界全体工人的大大结合。工友们！快快觉悟起来呀！快快改革起来！快快结合产业的团体，达到全世界的大联合！谋人类真正的幸福！

——李启汉 《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分帮》（1921年11月19日）

牢记团体的恩惠 我们打了胜仗，得了胜利以后，更要牢牢的记着团体的恩惠，切切实实的更努力的求团结的坚固和上进，才可以求得到我们的真正幸福;万万不可洋洋得意，忘却了结合团体的努力，团体如果一散漫，幸福仍旧是得不着的。亲爱的工友们，注意呀！

——李启汉 《请看谁打胜仗！》（1921年12月3日）

专家解读：党内最早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李启汉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1927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致第四次劳动大会的信中，对李启汉等人的英勇牺牲表示沉痛的哀悼，指出：“其惨烈当为中国工人阶级及本党永远不忘之事。”1928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举行第二次扩大会议时，通过《纪念死难诸烈士》一文，对李启汉等烈士表示深切的悼念。1945年，毛泽东在写给李启汉妹妹李惠馨（夏明）的信中说：“继续为党工作，以继启汉、中夏之遗志。”

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发达必然的结果

李启汉的曾祖父是清政府的一员武将，在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曾立过战功，受过封赏。到李启汉祖父这一辈，李家便开始没落，到李启汉父亲这一代，只能靠变卖李启汉母亲结婚时的嫁妆维持生活。1910年李启汉小学毕业后，因付不起学费只得辍学在家，从事砍柴、当小贩卖粑粑等营生，以减轻家庭负担。但李启汉酷爱学习，在放牛、放鸭等劳动间隙仍不忘读书。他特别喜欢阅读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故事和动人的民间传说，这些故事和传说传播正义，在李启汉幼小的心灵里渐渐播下仰慕英雄、反抗强权的种子。他跟随乡间老艺人学些武艺，练就一套自卫的本领。一次，李启汉拿着母亲做的糍粑到码市街上变卖，看到一个商店老板与一个农民发生争执，而老板恃势欺侮农民。见此不公，李启汉挺身而出，伸张正义。他的举动被路过此地的江华县知事石福田看在眼里。石福田把李启汉召到跟前，问他此事与他有无关联？为什么素昧平生却要打抱不平、调解纠纷？小小年纪为什么不去读书却要沿街叫卖？得知缘由后，没有子嗣的石福田竟产生了爱才之心，向李启汉的父母提出把李启汉过继给他，并承诺要供养李启汉读书，培养李启汉成为有用之才。李启汉的父母经过反复考虑，最终决定让李启汉做石福田的干儿子。这使李启汉重新获得了学习机会。

1917年2月，李启汉来到长沙岳云中学读书。长沙与江华县城相比，交通更加发达，是各类政治人物云集的地方，各种思想潮流互相激荡。这为李启汉的成长和思想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掀起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全国各地热烈响应。湖南长沙等地青年闻风而动，举行一系列的游行示威、宣传演讲、抵制和焚烧日货等活动。为推动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北京大学代表邓中夏来到长沙。毛泽东与邓中夏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并在楚怡学校召开大会，李启汉作为岳云中学学生会的代表出席这次大会，由此结识毛泽东和邓中夏。经过几天的联络、协商，5月28日，湖南学生联合会在长沙成立，并发表章程，宣布宗旨为“爱护国家，服务社会，研究学术，促进文明”。按照毛泽东与学生骨干事先拟定的计划，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后，立即通过全省学生总罢课的决定。6月3日，李启汉所在的岳云中学和一师、明德、达材、楚怡、长郡等20所学校的学生，联合举行总罢课。李启汉与同学们一道走上街头，进行爱国宣传。在此之前，毛泽东等已经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与毛泽东结识后，李启汉被新民学会深深吸引。1919年下半年，李启汉成为新民学会的新成员。他一改往年暑假回家探亲的惯例，全身心地投入爱国学生运动之中。

面对汹涌澎湃的学生爱国运动，湖南反动当局十分惊慌，采取各种手段，企图把刚刚兴起的学生运动扼杀在摇篮之中。为了反对湖南军阀张敬尧的反动统治，在毛泽东等发动和领导下，湖南人民掀起一场驱张运动。驱张运动的主要措施是发动全省学生总罢课，联络省内外力量赞助。为争取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在酝酿罢课斗争的同时，毛泽东等在楚怡学校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立即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郴州、常德等地广泛宣传，扩大驱张运动的影响。12月6日，李启汉作为岳云中学的代表与其他学校的学生代表30多人组成湖南学生请愿代表团，在毛泽东领导下离开长沙，一路北上，来到北京。代表团不顾疲劳，不畏艰险，向旅京湘籍人士及北京各界人士揭露张敬尧在湖南的累累罪行，并举行请愿等活动，在请愿活动中散发了由毛泽东、何叔衡、李启汉等署名的《快邮代电》。电文揭露张敬尧入湘以后，“富者贫，贫者死，困苦流离之况，令人不忍卒闻”。张敬尧兄弟“累资各数千万，尚不自厌”，又想将连年所征收的米盐税收“攫入私囊”。电文警告：“此际倘有无耻之徒，希图破坏者，即视为公敌。”驱张运动一直持续到1920年6月。此时，吴佩孚、冯玉祥同谭延闿取得了默契，吴佩孚自衡阳撤兵北上，以压服皖军，冯玉祥也撤退部分守军;湘军则乘隙北上，长驱直入湖南。6月11日，张敬尧及其所部在长沙作了最后一次掳掠搜刮之后，终于在全省人民和全国舆论的声讨及湘军的进逼下，仓皇逃出长沙。驱张运动终于取得胜利。它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继续和深入，对全国和湖南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鼓舞和促进作用。李启汉在运动中经受了锻炼，并同邓中夏建立起真诚的友谊。

驱张运动结束后，李启汉没有再回湖南，而是留在北京，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了一名旁听生。在邓中夏的帮助下，李启汉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这时的邓中夏，为唤醒民众做过不少调查及社会活动，他曾为唤醒城市民众而奔走，并认识到必须到产业工人中去，把他们组织起来。这些实践活动，深深地打动了李启汉。由邓中夏介绍，李启汉认识了久已仰慕的李大钊等人，从他们那里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这样，李启汉在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等中国先进分子的帮助引导和教育下，思想不断觉悟，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0年5月，李启汉受李大钊的派遣从北京来到上海，住在渔阳里六号的华俄通讯社。此时，来华指导建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杨明斋也住在这里。李启汉很快与他们相识并接触了《新青年》主编陈独秀。陈独秀经常在这里召开一些重要会议，商讨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李启汉就经常向陈独秀求教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解放运动的问题。陈独秀还时不时向李启汉讲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当时中国和上海形势，这使李启汉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的认识。

“通过青年组织把政党的思想、主张灌输到青年之中，并对其实施有效动员，是政党推动青年运动最有效的路径之一。这里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青年组织必须认同政党的纲领、主张乃至具体部署和措施。因此，一个有远见的政党创办自己的青年组织就成为势之必然。”陈独秀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即委派俞秀松等人组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启汉成为最早的一批青年团员之一。据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编写的《渔阳里的故事》记载：“漁阳里6号是李启汉在上海的第一站。他与俞秀松一道，住在楼上的厢房亭子间。在这里，李启汉为团的组建出谋划策，是团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有一段时间，俞秀松回杭州，李启汉就担任了青年团的书记工作。”

为培养革命骨干，9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决定创办“外国语学社”，以公开办学的形式掩护革命活动。李启汉在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不久即由青年团团员转为共产党党员，成为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

在学习、研究和参与建团、建党的实践中，李启汉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认识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向着共产主义去奋斗。1921年，他写下《什么是共产主义》一文，论述为什么说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进步。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孕育成的，是资本主义发达必然的结果。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用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他生产的特点，就是无政府状态。所谓生产无政府状态，即是盲目的，无统计的生产，换句话说，就是只营生产而不问社会的需要。因为如此，所以便不免发生竞争;竞争的结果，小资本家便屈服于大资本家，因此大资本家的资本遂一天一天的集中起来，在这种情况之下，于是社会上遂生几种特别的现象：（一）把全人类分成两个很明显的阶级——有产阶级，无产阶级，并且资产阶级一天一天的减少，而无产阶级则一天一天的增多;（二）把社会各种小规模的生产变成了大规模的生产，使生产日趋于社会化，作成了财产公有及共同生产的基础;（三）把成千成万的劳动者集合在一个生产机关里作工，使他们感觉有组织本阶级必要和可能;（四）把资本主义社会财产私有的罪恶完全暴露于劳动群众，使他们感觉得有把一切生产机关（如工厂、矿山、铁路等）由私有变为公有的必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了这几种现象，自然要发生共产主义，所以共产是资本主义发达必然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的继承者。”这段话，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揭示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演变规律，宣传了马克思主义。

在当时，资产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千方百计抹黑马克思主义，把共产主义说成是洪水猛兽。为了帮助人们消除对共产主义的误解，李启汉在文中对强加给共产主义的一切不实之词予以批驳：“以为共产主义是主张大家财产共有、你抢我的我抢你的，这完全是误解。”李启汉认为，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均产主义”，也是一种误解。李启汉特别强调，不能“把共产主义与无政府共产主义混为一谈。无政府共产主义虽然也主张废止私有财产，但只是空空的反对，而没有方法实行，因此他否认一切政治和国家，甚至反对阶级争斗，共产主义则认为阶级争斗，是由私产社会到共产社会必经之路，政权和国家是阶级斗争中必要的武器”。这些观点虽然还显得稚嫩，有的还未能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反击社会上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但他紧密联系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立场，是值得称道的。

坚固的团结才能求得真正幸福

李启汉是我们党最早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早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初，1920年10月，李启汉就受党的委派，出席“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大会;接着，于10月19日主持“上海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为改善生活、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争取中国工人和外国工人平等而斗争。这时，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委派李启汉负责沪西小沙渡筹组纺织工会。小沙渡是上海纺织工人比较集中的地区，而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是筹组工会的基础。在同工人的交流中，李启汉发现绝大多数工人的文化水平较低。为便于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李启汉学习邓中夏创办平民学校的经验，建议先创办劳动补习学校，一边教文化，一边做宣传发动工作。建议得到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负责人陈独秀的赞同。经过多方努力，1920年秋，工人文化补习学校在上海槟榔路北锦绣里三弄挂牌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人文化补习学校。为了吸引更多工人参加学习，李启汉决定把工人补习学校暂改名为上海工人游艺会。12月19日，游艺会借白克路上海公学举行成立大会，李启汉在会上报告开会宗旨及进行方针：“我们从前只是各人苦着、饿着。我们想要免去这些困苦，就要大家高高兴兴地联合起来，讨论办法”，“我们不独得到这样的游艺而已，什么金钱万能，劳工无能，我们都要改革，打破”。这是李启汉首次提出实现工人“联合”的思想，其意就是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改革、打破”一切剥削、压迫工人阶级的黑暗社会制度。李启汉在创办劳动补习学校的过程中，一面帮助工人学习文化，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人组织起来、进行阶级斗争的道理和意义。当时，在上海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这样的话：“工人不出头，出头便入土。”李启汉给工人上课时，对“工人”二字作了新的解释：“工人两字合起来，是一个天字，所以工人就是天。”“工人就是天”的新解释，让工人阶级感受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成为天下的主人。

能够把工人团结起来的组织，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有一个名词叫“工会”。为了建好工会，1921年1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职工运动委员会，由俞秀松、李启汉具体负责。他们不仅直接指导工人游艺会、印刷工会、机器工会的工作，而且与上海各界建立广泛联系，以便在斗争中互相支持，争取和团结更多的工人群众。李启汉最初领导的工人运动工作取得重要成果。《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评价说：“共产党的上海党部在一九二一年也开始组织工作，首先在小沙渡，此地是上海纱厂集中区域之一，着手也是开办劳动补习学校，主持者为李启汉同志”;“长辛店和小沙渡两地都是中国共产党最初作职工运动的起点。”

李启汉等人的卓越工作日益引起上海反动当局的不安。1921年1月26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刊登新闻：“一月廿三日《时报》报道谓陆军部曾指示本市军事当局，对上海市布尔什维克活动，予以密切注意，系属确实。前曾有一情报，一李姓之布尔什维克宣传家已争取到二万以上的工人支持，并企图坚持努力，直增至十万人。”文中所称“李姓之布尔什维克宣传家”，指的就是李启汉。虽然这则报道后来经查并无实据，但上海反动当局并未放松对李启汉的监视。例如，1921年4月17日，李启汉等人召集十几个劳工团体代表在渔阳里6号举行“五一”纪念筹备会，决定发起“五一”纪念大会。对于李启汉等人组织的这次活动，上海当局严加监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对李启汉主持的会议以及讨论内容有情报记载：“四月十七日上午十时，在霞飞路渔阳里六号有二十八人开会讨论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筹备工作。著名之中国布尔什维克，陈独秀的跟随者，湖南人李启汉任主席。会议决定努力使所有的工人和勞动者，在五月一日停工，举行群众大会，会场另定，举行游行，说服各报出劳动副刊。出席会议的均系煽动分子，无一真正的工人。召开会议之屋系李启汉所居住者，据门口所挂招牌，系一外国语学校。”

1921年7月中旬，上海英美烟厂老厂卷烟部又发生了工人被洋监工亨白尔无故克扣五分钱的事情。有个工人质问亨白尔。亨白尔回答说：“你们在坑棚间里偷吸香烟，不好好干活，扣你们每人五分，还是便宜的。”工人气愤地问：“这是哪里来的规定？”亨白尔回答说：“这是我的规定。”接着，亨白尔拿了根木棒，对着那工人头上就打。工人们忍无可忍，说：“他凶，我们关车不做！”就这样，罢工发生了。上海《民国日报》《申报》等报刊接连报道了这次罢工的经过。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十分关注。代表们从报纸上得知上海英美烟厂工人罢工的消息后，决定支持这次罢工斗争。李启汉受大会派遣前往烟厂，具体领导罢工斗争。他深入工人中间，了解罢工工人的要求、罢工后的生活情况等。工人问他来做什么？李启汉回答说：“我们听到了你们罢工的消息，特地赶来帮助你们去讨债的。”工人们又问：“我们连肚子也填不饱，只会欠人家的债，哪会有人欠我们的债？”李启汉回答说：“错了！你们日夜劳动，还吃不饱肚子，就是因为那些不劳而获的资本家，剥削了你们的血汗，欠了你们无数的债哩！”工人们听了这些话，心中豁然开朗。他们纷纷围着李启汉，请他帮助工人算账，看资本家究竟欠了工人们多少债？算账的结果说明，英美烟厂资本家的确欠工人很大一笔债。那么，怎样才能讨还这笔债呢？李启汉给大家出主意：“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象俄国工人那样起来革命，没收地主、资本家的财产！”他号召大家：“要不分帮派，不分地区，不分男女，不分车间，大家团结起来，叫英美资本家给我们增加工资，不许他欺侮我们。我们团结起来的人越多，就越有力量，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为了坚定大家罢工的信心，李启汉鼓励大家说：“我们罢工一天，每人只损失两、三角工钱，烟厂资本家却要损失好几万元，他是拼不过我们的，坚持下去，就是胜利。”这次罢工正如李启汉所言，最终以厂方与工人签订八项修订条件，宣告罢工的胜利。

8月10日下午，罢工工人齐声欢呼罢工斗争的胜利。通过罢工，工人亲身体会到只有组织起来向资本家斗争，才能胜利，团结就是力量。《共产党》杂志第六号刊载题为《上海英美烟公司工人罢工记》的文章，曾高度评价这次上海英美烟厂工人的罢工，指出：“此次罢工相持有二十多天，该厂所受损失已有百余万;而工人方面办事之精神毅力果能达到此种较素来略满意的结果，真是向来罢工所无的呀！”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直接领导进行的一次罢工斗争，并取得胜利，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罢工胜利后，工人们非常兴奋，要求进一步组织起来。在李启汉的帮助下，刘凤臣等发起组织“上海烟草工人会”。几天之内，自愿签名入会的工人达500多人。1921年8月下旬，工人们聚集在吴家厅庙前，正式宣告成立自己的工会——上海烟草工人会。经李启汉介绍，上海烟草工人会的会所设在当时英租界北成都路19号，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近在咫尺，更便于党对工会的领导。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成立的第一个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书记部主任为张国焘，干事为李启汉、李震瀛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宣言指出：我们的“事业是要发达劳动组织，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宣言最后说：“我们相信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工人们的世界。中国的工人们呀，我们赶紧联合成劳动组合呀！”为了对工人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教育，1921年8月，书记部创办了《劳动周刊》，李启汉担任主要编辑。针对工人群众当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行会帮派现象，李启汉撰写了题为《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分帮》的文章，历数分帮的危害，指出：“把什么宁波帮、湖北帮、湖南帮、广东帮、江北帮、苏帮、安徽帮及本地帮等等分成了七零八落，互相排挤，互相争斗，弄成各地工友有互不相容的恶感，使资本家坐得大利;青帮、洪帮从中作祟……总而言之，这种什么帮，都是工友们自己排斥自己，对于资本家是很有利益的，对于工友自己是万分有害的。”文章分析认为，工人阶级的团结绝不能等同于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帮派，它是建立在共同阶级利益基础上的，从根本上摒弃帮派维护少数人利益的阶级局限性。李启汉指出：“工友们要结合团体来保护自己，非用产业的结合到全体的结合不可。什么叫做产业的结合到全体的结合呢？就是一个产业底下的工人，不分男女地域，都联合起来，结成一个大团体，再与别种产业的团体大大联合起来，成一个世界全体工人的大大结合。工友们！快快觉悟起来呀！快快改革起来！快快结合产业的团体，达到全世界的大联合！谋人类真正的幸福！”从产业结合到地域结合，从全国结合到世界结合，为团结广大工人阶级谋幸福指明方向。

1921年12月3日，李启汉又写了《请看谁打胜仗》一文，回顾这一年爆发的多起罢工事件，总结这些罢工胜利的经验，认为团结才能力量大。他指出：“本周刊出世以来，不到半年，铁路上的罢工已经发生三四处了！都是很可庆祝的。京汉路因为团体力量大的缘故，只有议决，并未实行罢工，就居然得着很满意的胜利：增加工资。——這是第一次铁路工人有团体的效验！粤汉铁路的罢工更可佩服，为的是数十个小工失业，争的是人格问题，不几天，硬使那万恶的军阀都屈服，所要求的条件，条条都通过，件件都服从。这也无非是他们的粤邀〔汉〕铁路职工联合会的力量。”对以上罢工胜利的实践，李启汉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他认为，我们工友们最要认清的是：“无故可以开除一两个工友，将来就可以无故开除大众;无故可以虐待一两个工友，将来就可以无故虐待大众;无故可以扣罚一二个工友的工钱，将来就可以扣罚大众的工钱。所以，为一二个工友争人格，就是为大众争人格;为一二个工友争利益和幸福，就是为大众工友争利益和幸福。粤汉路职工联合会为八十个小工争人格和幸福，结果已经证明是为粤汉路全体工友们争回人格和幸福……前次粤汉路小工八十人的被开除，如果没有职工联合会的大团体来援助，一定要糟了。这次陇海铁路的发动点是徐州，如果没有郑州、洛阳的援助，也就早经失败了。又如果京汉路早没联络或是京汉路的工友又是没有觉悟，那交通部的命令早就会实行，陇海路的全体工人早就没有好下落了！好在……郑州、洛阳作一致的行动，再来京汉路的工友又是很有觉悟，不但不受交通部的利用，反而发出宣言作他们的后援！这是陇海路将来得胜利的第一着，实在是工友们互助的好模范。”他告诫大家，我们打了胜仗，这是团结取得的成果，要牢记团体的恩惠，要努力求团体的坚固和上进，才可以取得我们真正的幸福。这些思想的形成，对于推动此后党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起到重要作用。

奋斗、认真、公断的精神

李启汉在牺牲前一年，曾总结提出工人代表的三种革命精神。（一）“奋斗的精神”——“不惜牺牲一切个人的利益……与英帝国主义奋斗，这种精神直使帝国主义者发抖。”（二）“认真的精神”——代表们一扫社会上流行的马马虎虎的毛病，“凡百事情，都非常认真”。（三）“公断的精神”——代表们代表大会严格执行革命的纪律，对极少数不良分子，该惩戒的惩戒，该革职的革职。“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与一般贿赂公行的资产阶级的国会哪里可以同日而语！”

对于为什么要奋斗、认真、公断，李启汉自幼就抱有坚定的信念。1913年，还在江华县高等小学读书时，他就写下《君子学以致其道说》一文，提出“人欲成经天纬地之才，必积日累月，乃能造其极诣，决非旦夕所能成功也”，强调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但是，人人都有惰性，面对困难，是战胜它还是被困难所吓倒？李启汉认为，必须提高自制力。他在《论自制力》一文中写道：“古昔圣贤，非未遇不法之思想也。其不发现于行为者，先有自制力也。”“所谓道德完全者，殊属罕有觏。凡出一言，不合乎理义。行一事，大背乎法律，人人如此，国家虽欲不弱，焉得而不弱乎。此无他，由国人无自制力所致耳。”在李启汉看来，自制力是一个人成就事业的内在力量，古代的圣贤，正是因为有了自制力，才战胜了自身的一切思想障碍，成长为英雄豪杰。近代以来，中国积弱积贫，根本原因是国人“无自制力所致”。

如果说，提高自制力在李启汉看来是战胜自我的根本力量的话，那么，敢于“竞争”对李启汉来说则是战胜来自外部挑战的重要法宝。1914年，李启汉写下《学生的竞争》一文，深刻阐述竞争对于提高能力、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重大意义。文章指出：“我们学生界，是国家的主人翁，国家兴亡的责任，都在我们担负。欲能担负这重的责任，必要许多的学问道德。譬如担物百斤，必要百斤的力量，这力量是由时时练习而来的。而这些学问道德……就是从竞争二字而来的……竞争二字，为促进学问道德的枢纽……愈竞争则愈文明……廿世纪的竞争，为商业、工业上的竞争。商业上的竞争，如英吉利的商业发达，为世界第一强……欧洲空中的飞机战，海底的潜水艇战，凡此种种的奇观，文明的进步，非由这竞争而来的吗？故我们学生想造就这高尚的道德，完全的学问，必由这学生的竞争而来。”在李启汉看来，竞争不仅能够发现自己的不足，而且能够鼓足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不仅体现了奋斗的精神、认真的精神，也体现了公平公断的精神。

如果说学生时代的李启汉对于奋斗、认真、公断的认识多是理论上的，那么，参加革命后，李启汉则把奋斗、认真、公断更多地运用到革命的实践中。1921年，他写下《什么是共产主义》一文，明确提出：“共产主义不是空口谈谈就可望实现的，一定要经过长期的奋斗。”为了增强人们的革命信心，李启汉把这个“长期的奋斗”概括为五个步骤：“1、组织无产阶级，使他有很坚固的团结，能够与资产阶级作激烈的阶级斗争;2、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没有〈收〉土地、银行，及一切大的生产机关;3、建设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保障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4、用国家的力量发展生产力，使全国的工业电气化、社会化，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及私有财产逐渐减少至于消灭;5、全社会工业化、劳动化，废除工银制度、买卖与货币，实现无阶级、无国家、只有经济组织、而无政治组织的共产社会。”

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的压迫剥削，举行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中国共产党密切关注着香港海员罢工，号召工人阶级给予大力支援，并在上海成立了“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李启汉任该会主席，专门负责支援香港海员罢工的具体工作。对于香港当局招募新工人破坏罢工的阴谋，李启汉做了十分出色的工作。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对此曾报道：“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负责雇用这些工人的华记路七二一号广泰记，曾受罢工同情者的警告。海员职业介绍机构也曾接到勿供给新工人，以代替香港罢工工人工作的警告。从事这种威吓的人，可能是成都路《劳动周刊》编辑李启汉所指使。”为此，李启汉遭到反动当局的逮捕。在党组织的多方营救下，李启汉被当局罚洋50元，保释出狱。这是李启汉为党的事业第一次被捕。

1922年6月1日，李启汉再次被捕。他在工人运动中的出色表现早已引起反动当局的关注。4月下旬，上海邮局700多职工举行中国邮政史上一次重要罢工斗争。为成功组织这次罢工，李启汉深入邮局工人中做思想发动工作。他的行动再次被反动当局所掌握，情报记载：“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邮务工人罢工，上海工潮主要组织者李启汉，今晨有人发现他在邮局附近与邮务工人谈话，无疑地他将努力利用时机去损害资方。如有充分证据发现，李氏将被控告。”这个情报成为李启汉再次被捕的一个重要证据。1922年6月9日，反动当局指控李启汉于四月间煽动邮务工人罢工;指控他主编的《劳动周刊》登载“煽动人心”“煽动工人罢工”“鼓动劳界革命”“扰乱社会秩序”“宣传过激主义”等内容的文章，诬蔑李启汉“一生唯一的职责似乎就是到处制造纠纷”。

敌人所施展的诡计，都未能使李启汉动摇、屈服。他们就给他加上几十斤重的手铐脚镣，施以各种野蛮的酷刑，但李启汉依然没有半点退缩和怯懦。最终李启汉被“判监三个月，并驱逐出境”。《劳动周刊》封闭，报纸销毁。7月16日反动当局又以“有碍租界治安”为由查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直到1924年10月，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何丰林在匆忙出逃前夕才将李启汉释放。两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李启汉的身体遭到极大的摧残。邓中夏曾说，我党“坐牢最早最苦的同志要以李启汉同志为第一人”。邓中夏曾赋诗追述当时的情景：

（一）

阴森黑暗的狱囚，冰冷沉重的镣铐，粗砂巨细的牢饭，哦哦，我们的战士！苦了你了！屈指算来已是两年四个月了。你的神采似乎比以前还光辉了些。但是你乱蓬蓬的发呢？你短弗弗的须呢？呵！出狱时剃去了。但是解开你的衣襟;笞疤减去了没有？脱下你的足袜，镣痕消去了没有？呵！斑斑犹存，我涔涔的泪流了！

（二）

你莫往下细问吧！浦东之破灭，开滦之败北，京汉的流血，都不过是几页的伤心史呀！保定狱里的伙伴，洛阳狱里的伙伴，北京狱里的伙伴，天津狱里的伙伴，都不减于你今日，以前的痛苦呀！哦哦，我们的战士！你莫再往下细问吧，我涔涔的泪流了！

（三）

你出来了，你我的责任更重大了。你看豺狼猛虎一样的军阀呀！巨蟒一样的帝国主义呀！毒蝎一样的资本家呀！他们联合著，而且紧密地联合着，长蛇般向我们进攻了;铁桶般向我们包围了;盘石般向我们压榨了。哦哦，我们的战士，准备迎战，准备厮杀呀！

《中国工人》也刊登了题为《启汉同志出狱！》的文章，称赞他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劳动运动的健将”。文章对李启汉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革命精神衷心地表示敬佩，说：“他在这两年四个月中间，受尽无限的痛苦，经过无限的折磨，但是他现今出来，仍旧是很猛勇的很强健的，为无产阶级奋斗的革命者。”

李启汉没有辜负战友们的期望。两年多的监狱生活，把他磨炼得更加坚强。他出狱后，经过短期休养后，便向党要求分配工作。于是，党又派他赴湖南开展工作。临行前根据邓中夏建议，他改名“李森”。理由是他从狱中出来，头发长得像森林一样;同时也表示我们工人阶级像森林一样无限众多和无限生长。

（作者系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秘书长）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