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国兴旺需好家风。

家国情怀的那份心灵原色，一直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的价值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使命担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忧国忧民，无不展现出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同频共振。正是这种家国休戚与共的使命感、责任心，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助力中华文脉薪火相传。

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倚靠，家与国从来都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彼此支撑。爱国先爱家，古代选拔官员，注重的是“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正所谓“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在家尽孝、家道和顺，当一个人“私德”无瑕疵，才经得起考验和诱惑，担得起大任和重托。

杨绛、钱钟书夫妇年轻时

钱钟书：好的家风需善学

作家钱钟书就是在良好家风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钱钟书的父亲一一国学大师钱基博，是清华有名的国文教授。世人皆知钱钟书而不知其父钱基博，其实，钱基博的国学造诣自有千秋，古今父子皆为大师者十分罕见。

钱基博偏爱古书，平时总会看书抄书，并在摘录上写上自己的看法。他对儿子的管教也极为严格，钱钟书十五六岁时，还曾经因为读书不用功挨过打。

钱钟书读书时，除了要完成学校规定的作业，还要读古文名著。大学期间，父亲写信告诫他“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为切要”，他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这位“博学鸿儒”后来秉承了父亲治学严谨的风格，踏踏实实地做学问，惜时如金，淡泊名利。即使是在战乱期间，他也没有停止工作和写作。他毕生致力于文学研究，并将中国文学艺术推向了世界。

钱钟书时刻将父亲的教导铭记于心，并以实际行动将之传承给了女儿钱瑗。钱瑗与父亲一样，淡泊名利，从来不参加游山逛水的活动。外出开会或者讲学时，每每会议结束，她要不马上回到学校，要不就在旅馆里看书备课，很少出去游玩。晚期身体不适，躺在病床上行动不便，却仍手不释卷，勤于思考。

对知识的追求，让钱家几代人都活得简单而卓越。越是拼搏过的父母越知道教育的重要，他们明白奋斗人生的不易，能将自己受过的苦转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优良的学习、思考习惯，传承给孩子这种传承，才是最好的家风。

范仲淹：好的家风需要善行

古人说：“人而好善，福虽未至，祸其远矣。”厚德载物，厚德养家。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范仲淹，世称“范文正公”，著有《范文正公集》。他一生为国为民，想让天下人都过上好日子。这与他出身贫寒，少年时代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艰辛不无关系。

范仲淹两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带着他改嫁。家里虽然生活清苦，范母却常以“孟母三迁”中的孟母自勉，给范仲淹讲古人发奋读书成材的故事，并教他用树枝在地上写字。后来，范仲淹在家附近的醴泉寺中苦读三年，留下了“划粥断齑”的故事。他把苦难的生活当做自己的考验，心无旁骛地读书学习，为后来从政和做学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范仲淹的善行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显现出来，他曾经找过一个算命先生，见面就问：“你帮我看一看，我能不能当宰相？”算命先生吓了一跳，就跟范仲淹说：“小小年纪，如何口气这么大？”范仲淹很不好意思，说：“那您看看我能不能当医生？”算命先生有些纳闷问：“为什么这俩志向差这么多。”范仲淹回答：“因为只有良相跟良医可以救人。”算命先生听了之后，很是感动，对范仲淹说：“你有这样一颗善心，将来一定可以当宰相。”后来范仲淹如愿从政，政绩卓著，既铁面无私、公正严明，又宅心仁厚、有情有义，广受百姓爱戴。

祖籍为苏州的范仲淹，对苏州有特殊的感情，他在任苏州知州时选中一块地，于是请风水先生来看。风水先生说这块地太好了，住在此地必定子孙满堂、飞黄腾达。范仲淹转念一想，如果把这里变成学堂，将来成才的就是许许多多的子弟。因为小时候的求学经历，他希望更多贫寒家庭的孩子也能进学堂读书。他很快把这块地捐出来，建了苏州州学。后来苏州州学成为北宋规模最大的地方官办学校，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又成为规模庞大的苏州府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范仲淹从政30多年，所到之处几乎都有他亲手创办和热心扶持的学校。他救济学子，减少徭役，建立义田，善行惠泽天下。还利用自己多年节省下来的俸禄，在老家创办了义庄。其后代绵延，并將他的善行延续，家族成材者无数，家业兴旺发达。寒窗苦读，救世济民，兴办学堂，不慕财富，先人后己……这就是范仲淹留给后世的清明家风。

过去，家风是一整个大家族的传承根本。而今，家风仍是一个个小家庭的立足之基。良好的家风对下一辈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决定着子女们出门在外为人处世的态度和底气。好的家风，才是家庭真正的不动产。

“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

曾国藩：家风家训与教子之道

好的德行，来源于好的家风。晚清名臣曾国藩一家便是这种“祖宗留下好家风，世世代代留清芳”的典型代表。在他的影响下，曾家10代内出了200多个人才，其中覆盖数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各个行业，家族中更是无一败家子。

曾国藩资质平庸，虽愚钝笨拙，但力学不倦，最终成为后人的精神模范。他从16岁参加童生试，考了七次，终于考中秀才。28岁，考中进士，虽然只是三等四十二名，但人生从此步入仕途。曾国藩知道自己平庸，以勤克己。四书五经，一遍不成背十遍，十遍不成百遍，直到背诵下来为止。《二十三史》，每天圈点十页，雷打不动。他初入官场时也经常得罪人，后来听说记日记可以反思自己，就给弟弟写信说自己也要“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他坚持每天记日记，虽然琐琐碎碎，但却写得工工整整。从此，每天记日记就成了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些字里行间的反思、自省让他获益良多，也让家人深受启发。十四年，曾国藩一天不落，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写日记。他以身作则，身先垂范，对兄弟和子女也是如此要求。他在给大儿子纪泽的信中，几乎每次都问他起得早否，读书了否。要求儿子每日写一千个字，读《诗经》、《文选》等。要求女儿们和儿子们同样接受教育，一起读书。他说：“叭之相貌，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可以改变气质。”他还学习静坐，从刚开始“即己成寐，神浊不振”到后来的“静中真味，煞能领取”，整个过程坚毅而忍耐，极大地感染着家人。

曾国藩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可他没有丝毫自得之意，相反，他留给家人的永远都是常思己过、严于律己的模样。身居高位，仍常怀“冰渊惴惴之心”，在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告诫道：“敬则无骄气，无怠惰之气。”此外，他还自身节俭，“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他深知一丝一缕来之不易，时刻要求子女们节俭持家。作为一家之长，他以身作则，每餐只吃一种菜，穿戴更是出了名的简朴，一件普通的青缎马褂竟被他穿了三十年。他要求子女不能坐轿，不能穿丝绸，要自己种菜，洗衣。女孩子要织布，做菜。儿子纪泽读书时每天步行八里地，妻子欧阳夫人带头织布。

身为家中长子，曾国藩有许多信是写给父亲和兄弟的。在带兵打仗时，他经常写信向父亲回报战况。诸兄弟性格各异，他写信一一教导。妻子背着他在娘家附近购买田产，他得知后让弟弟卖掉，把钱交到祠堂。曾国藩主张大家庭以和为贵，“和则致祥，乖则致戾”。六弟不幸遇难，他悲痛数日，认为和家庭不和有关，教育儿子每天要向叔伯请安，家中诸事要以大局为重。曾家从曾国藩父亲一辈，一直到后代，都不曾分家。

在写给九岁儿子纪鸿的信中，以慈爱的口吻，告诫儿子要读书，要自立。他说：“凡人多望子孫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在那个以科举入仕为读书目的的功利时代，曾国藩却说出了读书的本质。纪泽只参加一次乡试，就潜心于西方文学及科技。后来不仅在中俄签订条约时为清政府争取最大利益，而且成为驻英法公使。纪鸿则是醉心于数学，成就卓越。

曾家后代很少为官，大概和曾国藩的教育思想有关。但曾氏家族代代都有才俊，在许多领域出类拔萃，这与他们良好的家风是密不可分的。

曾国藩家训语录30条

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林则徐，字元抚，清朝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官至一品，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钦差大臣。他主张严禁鸦片，并留下名言：“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林则徐以爱国主义对待国家，以重民思想对待人民，以改革精神对待社会，以廉洁自律对待自己，为后世竖起了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

林则徐一生为官三十载，在跌宕起伏的仕途生涯中，他始终不忘教诲子女。他的子孙今已至第九代，后辈们牢记祖训“破荡败业非子孙”，故子孙无论居国内，或侨居海外，多能勤奋上进、克己奉公、诚意待人、忠于职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曾要求“继承、发扬林则徐坚贞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气贯长虹的民族正气，学习他清廉刚正的高尚风范，学习他‘开眼看世界’的开拓精神。”

林则徐生活的时代正是国家日趋衰弱、民不聊生、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时代。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他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综合社会上流传的修身格言，提出了“十无益”的传世家训，教育后世子孙如何修身和为人处世。

1989年树立的林则徐铜坐像

美国纽约广场上的林则徐雕像

林则徐的”十无益”家训名言

此后，林则徐一直恪守着“十无益”的人生准则，在外族入侵、山河破碎的时代抒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篇章，展现出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博大胸怀，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十无益”家训依然铭刻在林家后世子孙的心间。他本人坚持身体力行，用勤勉、淡泊、慈悲、仁爱的优良家风，教育后世子孙。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

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则增其过。”

这是林则徐一幅教育子孙的名联。质朴的话语展现了林则徐对家庭教育的睿智思索，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林则徐为官一生，一直非常谨慎，他能够得到百姓的爱戴，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官声，这与其遵守父亲对他的告诫和家中一脉相承的优良家风是分不开的。1839年，已贵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一路风尘仆仆，刚到广州就给他的夫人写信，郑重告诫夫人，当官不易，做大官更难，要毕恭毕敬，奉命唯谨，让夫人告诉两个儿子，务须谨慎，不可仰仗乃父的势力，到官府走动，或干预地方事务。

林则徐修治黄河、白茆、浏河等水利，使一方众生免除了灾难;他不畏强权，虎门销烟，使无数百姓摆脱了迷毒之害;鸦片战争爆发，他率众抗击英军，使人民免于侵略者的蹂躏;为了国家民族富强，他率先“睁眼看世界”，派人翻译外文书报，编成《四洲志》，“师夷长技以制夷”。

如今，当我们重温林则徐的经典家训，回顾其感人的家教故事时，仍然会为他非凡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的思想境界所感动。

“道德传家，十代以上。”家庭和睦，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大至国家之强盛，社会之祥和，小至个人生活之幸福，事业之兴旺，身体之健康，均要以和谐的家庭为基础。

家道，乃一家人的相处之道，家庭角色不同，则有不同讲究之道。父母道、夫妻道、婆媳道、子女道、兄弟姐妹道……道道有理。老人要宣扬家风，父母要示范家风，夫妻要掌舵家风，子女要继承家风，孙辈要传承家风，兄弟姐妹要竞比家風。有道才有德，有德才有福。

苏轼：情操昭千秋，家风永流传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唐宋八大家中，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和画家苏轼及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就占了三个席位，史称“三苏”。在北宋书法的“宋四家”中，苏轼也位居其一。苏轼家族一门三杰，其文章和为人都被后世所称颂，甚至出现了专门研究苏轼的“苏学”，这一切与苏家好学、仁爱、清廉的高雅家风密不可分。

为人子：志向远大，爱国爱民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人，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被誉为“全才式的艺术巨匠”。苏轼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影响至关重要。苏洵对孩子十分严格，苏轼小时候贪玩，父亲在家时对功课都有具体的安排，并会严厉催促，这就让苏轼从小就饱读诗书。父亲常常游历名山大川，回到家中便会给苏轼和苏辙两兄弟讲述旅途见闻，这也让苏轼从小便见识不凡，胸怀天下。受父亲苏洵的影响，苏轼自幼喜爱读书，且聪慧过人，10岁时出口成章，被誉为“神童”，21岁那年便考中进士。其为人正直，经常直抒己见，虽几经谪贬，但他始终牢记父亲的教诲，为官清廉，关心民生，勤政爱民。在任杭州知州时，由于西湖杂草丛生，淤泥雍堵，严重影响农业生产，苏轼便率众疏浚西湖，将淤泥构筑长提，以便行人，由此便有了“苏堤”的美誉。

虽人生几经坎坷，但苏轼舍身为国、亲民爱民之心从未改变。这些与其从小的家风家教，显然是分不开的。

在世俗眼光看来，苏轼几个儿子的人生显得有些平淡，没有比肩父辈的官职和文学成就，但是他们都充实地过完了自己的一生，具有良好的品德修养，也许这就是苏轼对儿子的期许：“以淡泊之心对待世上纷争之事，才能达到静以修身。”

为人兄：亦师亦友，呵护备至

苏轼与弟弟苏辙的感情被后人称为“史上最深兄弟情”，并肩携手、患难与共的手足亲情，几乎贯穿他们的一生。苏轼、苏辙的兄弟情谊，是在从小一起读书、一起成长的过程中培养出来的。在故乡时，他们俩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日日刻苦攻读;学成之后又跟随父亲出川，双双高中进士，一直到入仕之后才不得不分开。

多年后，当知道苏辙生活中遇到不顺时，苏轼作诗多首安慰弟弟。在“乌台诗案”苏轼罹祸下狱后，苏辙呈上奏折《为兄轼下狱上书》，愿免除自身官职为兄赎罪。二人回朝任职相聚京师时，两家相距不远，苏辙总是到哥哥家里对饮闲聊。在苏辙位高权重、苏轼要回乡时，苏轼在伤感之下为弟弟写下《感旧诗》。

苏辙在为兄长所作的墓志铭中提到：“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兄友弟恭，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一，在这一点上，苏轼和苏辙二人可谓典范。

为人夫：情深义重，至死不渝

苏轼的发妻王弗性情温柔，谨言慎行，二人的婚姻美满恩爱。王弗初到苏家时，并未说自己读书识字，只是在做完家务后，常常来到书房静静地陪伴苏轼。有一次苏轼背书时卡壳了，十分着急，这时王弗轻轻一笑，背了一两句提示他，令苏轼大吃一惊，刮目相看。

王弗知道苏轼性格耿直，特别留意他在外行事，每当有人来拜访苏轼，她便与苏轼一起分辨人情是非。王弗对待公婆亦十分孝顺，就像侍奉自己的双亲一样，深得苏洵和程氏夫人的喜爱。王弗在27岁时因病去世，苏轼悲痛万分，十年后还写下一首凄婉的词作怀念亡妻，情真意切，字字带泪。

苏轼始终过着淡雅简朴的生活，即便是回到荣华富贵的官场时也未改变，并且为人大方，乐于助人。他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勤俭持家，安贫乐道，不购买奢华的服饰，不贪恋物质的享受，在这一点上二人是相互影响、高度契合的。苏轼每每拿家里的钱物帮助别人时，王闰之从未表示不满。

苏轼历经坎坷，往往是刚贬到一地没待上几年，又迁移到另一地，生活上的艰难可想而知，但王闰之一直陪伴，无怨无悔，对前妻的孩子也如同己出。苏轼对这一点特别感激，夸她“母仪甚敦”。王闰之与苏轼同甘共苦、相濡以沫25年，在46岁时离开人间。苏轼对她的思念挥之不去，久而弥坚。

为人父：乐于陪伴，关爱如山

苏轼一生起伏不定，几经荣辱，他的三个儿子也跟随父亲经历沉浮。他们虽然难能安定为学，但他们在优良的家风中耳濡目染，从幼年到成年时时接受着父亲的教导，个个勤奋好学，知书达理，孝顺仁爱。

苏轼并不像苏洵一样严格，他可谓慈父。在孩子们小的时候，他喜欢与他们一起嬉玩，稍有好一点的表现，便予以称赞鼓励。全家一起闲坐聊天时，苏轼来了兴致便会与儿子一起作诗，并毫无顾忌地公开夸赞诗写得好。被贬黄州时，苏轼带着家人早起种田，夜间织布，过起农家生活，“虽劳苦却亦有味”。苏轼新垦的荒地就在黄州东门之外，将其取名“东坡”，其号“东坡居士”就来源于此。重视家庭生活、乐于陪伴家人，是苏轼这一历史人物的鲜明特质。

苏轼对孩子们的关爱不仅体现在陪伴上，更体现在教育其做人上。长子苏迈携家眷赴德兴任县尉时，苏轼送给他一方砚台，并作铭文教他为官之道：“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在苏轼年逾60再遭贬斥，苏迈要顶立门户时，苏轼写给苏迈一封书信：“慎言语，节饮食，晏寝早起，务安其形骸为善也。”俗语说，子不教，父之过。苏轼作为父亲，对孩子们的教导从没有停止过，也造就了孩子们优良的品格。

苏迈幼年便隨父沉浮，侍奉父亲游历各地。在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时，时年21岁的苏迈徒步相随，陪伴父亲斡旋于险难之中。苏轼入监狱后，其饮食供应和生活所需皆由苏迈操持。在黄州凄苦的生活中，苏迈也未废家学，常常与父亲像小时候那样作诗联句，以此为乐。

次子苏迨幼年努力求学，后曾跟随父亲外任地方、入职京师，直至苏轼去世，始终与苏迈同进同退，相互扶持。三子苏过曾陪同父亲一路南行。在惠州时，为了适应当地气候和习惯，苏过负责父亲的饮食器用，学习做地炉取暖，在艰苦的生活中能安之若素，并在诗画方面着力。

由于历史和自身的原因，苏轼的后代无法扬名于朝，只能耕读传家。但人们均相信，虽然湮没于乱世，但受到父亲、受到家庭的影响，他们的内心亦是丰盈富足的。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的诗词名篇泽被后世，其展现的价值观念、心路历程，无不与他的家庭、家风密不可分。纵然到今天，苏轼的爱国爱民、超然达观，还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