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宪堂

【关键词】皇帝 王权 问责 切责 簿责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皇帝权力发挥作用的程度和实施的效果除了取决于法理与制度的保障外，还取决于具体的行政环境和皇帝本人的执政能力。皇帝作为最高行政长官对臣下的问责，是皇权突破环境蔽障和体制约束的最直捷的途径。那么，皇帝问责的对象通常是谁？常见的问责形式有哪些？哪些因素影响了问责形式的选择及问责的实际效果？这些看似过于具体的问题实际上与专制皇权的本质、局限和宿命等根本性问题直接相关，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更深切地理解皇权政治的运作方式和本质特征。

一般来说，皇帝问责的对象限于能够接近皇帝的高级京官和节制一方的地方大员，但借助完善的官僚行政体制，可以深入府县基层。如洪武五年冬十二月甲戌，明太祖“勅中书命有司考课必有学校、农桑之绩，违者降罚”，山西汾州知州对平遥主簿成乐的考评意见是“能恢办商税”。洪武帝认为“主簿职在佐理县政、抚安百姓，岂以恢办为能？州之考非是。”于是“命吏部移文讯责”（《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清代专制皇权空前加强，历朝皇帝都力所能及地亲自处理庶务，为此建立并完善了召见制和奏折制。嘉庆帝曾标榜“我朝革除一切秕政，首在通下情而宣上意。每日宵衣视事，召对臣僚，周咨庶政，乃至外来道府等官亦俱准其亲诣宫门递折请训”（《清仁宗实录》第231卷，嘉庆十五年六月辛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