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爽 郭丽 苏弋

摘 要：生态哲学认为世界是由个人、社会及自然界组成的有机生态系统，人与自然万物、他人、自我之间的联系只有达到和谐共处，才能在迅猛发展的当代社会产生良性循环。苏轼的一生虽命运多舛，却仁及草木，恩施鸟兽，善待他人，以此抵达了生命的天地境界。梳理苏轼亲近自然的生存方式、积极济民救世的入世政绩及自得圆满的精神境界，旨在探讨他敬畏生命、物我合一的生态智慧及应用实践，丰富古代文人生态文明观的研究内容，为后人认识苏轼的丰功伟绩提供新视野，以期对目前城市“双修”建设中的思想与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关键词：苏轼;生态智慧;风景营建

一、苏轼生态文明智慧

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者鲁枢元认为“人生三大问题”应有人对物的问题、人对人的问题、人对自身生命的问题。因此，他将生态学分为三类：以相对独立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生态学”、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态学”、以人的内在的情感生活与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精神生态学”。本文以此为基础，从自然、社会及精神三方面探讨苏轼（图1）的生态智慧及体现。

在苏轼幼年时，多由母亲程氏管教，程母性情仁慈果断，不杀生，言传身教地为他树立了生命皆可贵的价值观。《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中记载：“吾昔少年时所居书室前，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武阳君，恶杀生，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雀。数年间，皆巢于低枝，其鷇可俯而窥也。……此无他。不忮之诚，信于异类也。”程母告诫家仆不准捕捉鸟雀，久而久之，鸟雀变得亲人便在低矮的树枝上筑巢，人抬头即可窥见。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状态，让苏轼自幼深受触动，诸如此类的事迹在苏宅屡见不鲜，此后他便以一颗仁爱之心感受自然、敬畏自然，并将自身融入自然。受当时的社会背景影响，苏轼从小接受儒家教育，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成为他社会活动的指引。成年后步入仕途，一生为官，起伏跌宕的仕宦生涯并没有挫伤他为国为民的初衷，反而积极执政，救世济民。例如兴建凤翔东湖、疏浚杭州西湖、抗洪筑桥于徐州等，苏轼所到之处，不论是对当地的城市建设还是文化思想建设，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苏轼离世后，在他执政过的地方，人们都自发地修建苏公祠来缅怀他、感谢他，将他为民生计的入世思想传承下去。纵观苏轼的一生，虽历经曲折，频频陷入逆境甚至险些丧命，但他不断地强化内在修养以适应当下，塑造了豁达自适的内在精神世界，其自得圆满的人生态度在精神上达到平衡。苏轼丰富、多元、和谐的生态智慧对现在生态文明时代实践及思想的建构无疑具有积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自然生态智慧——“天地与人一理也”

苏轼性好山水，善待万物，自言人间胜绝略已遍，道出了“天地与人一理也”的真谛。因仕途生涯屡遭挫败，一生辗转多地，但这也使得他“身行万里半天下”，游历了半个中国的大好河山。一草一木不仅滋养了他的心灵，调整了他的心态，还启迪了他对大千世界的感悟。这种畅然适意的自然观投射到他的一举一动中，小至每到一处便修建田舍，设小院，栽种果蔬，并精心搭配花草，大到对城市的景观营建也是如此。期间还创作了大量饱含自然生态智慧的词作篇章，供后人揣摩领悟，其中“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体现了他对万物皆平等的珍视;“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中，对自然的人格化和人的自然化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表达应使万物各安其所、对自然万物保持敬畏的态度。无论是怪奇玮丽的山川，还是微乎其微的草木，在苏轼看来，都一样灵动鲜活，贯注着大化流行的自然生命精神，值得后世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深思与借鉴。

（二）社会生态智慧——仁政爱民

苏轼从政期间，北宋王朝积贫积弱，面临内忧外患的险境。他感叹“方今天下雖号无事，而政化未清，狱讼未息，赋敛日重，府库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虏之不臣。天子震怒，大臣忧恐，自两制以上，皆苦心焦虑，求所以解吾君之忧者”，可以看出苏轼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忠臣。而后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主张“限制”人民，方式尤其激进，这与苏轼理想中君主与臣民形成有机统一的社会结构相悖，因此他多次上书直谏，大胆地批评变法的弊端，然而宋神宗并没有改变变法制度的根本。由于身处屡次被陷害栽赃的险境，苏轼最后在复杂的政治博弈中离开了朝廷，请辞去外地做官。虽在朝廷失意，苏轼仍然心系百姓，关心民生，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付诸实际并留下诸多至今为人称道的事迹。其倡导的仁政核心在于“古之善治者，未尝与民争，而听其自择然后从而道之”，他认为臣民如同自由生长的树木，君主应顺应其自我完成，自我生长，无为而治，完成社会层面的生态和谐、稳定，才会国道昌隆。并且，苏轼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认为无论是达官显贵抑或村夫俗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凡俗的社会地位在苏轼的眼里皆是平等的。苏轼的社会生态观体现在理政与为人中皆贯注了浓郁的情感，以仁慈宽厚的胸怀尊重他人、包容他人。

（三）精神生态智慧——自得圆满

精神是个体生命中最夺目、鲜活的存在。苏轼回顾自己一生时有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常有政客认为被贬谪是仕途的一大屈辱，而苏轼则将一生最出色的功绩归为被贬谪黄州、惠州与儋州时的经历，证明他在一次又一次的困境中，实现了精神突围，对人生的感悟更加通透、深邃，在愈加逼仄的生存空间下开拓出广阔的精神境界。儋州是苏轼老年被贬的最后一个地方，当时生存环境恶劣，民风剽悍，面对人生的终点苏轼还能自在地享受“垂天雌霞云天上，快意风从海上来”的畅意洒脱。苏轼“性命自得”的至高境界，是以人的生命活动为前提，最终达到精神世界的自成和平衡。

二、苏东坡生态智慧的应用实践

（一）自然生态观的体现

苏轼的自然生态观从不是将人与环境割裂开来，而是将自我消融到山水之间。在他生活过的地方，均身体力行地建田舍、广植树，使自己与自然亲密融合，即感受自然、回到自然。

在黄州，苏轼为居住躬耕自建“雪堂”，并精心栽植了大量树木及果蔬。他在《雪堂记》中描述道：“堂之前则有细柳，前有浚井，西有微泉。堂之下则有大冶长老桃花、茶，巢元修菜，何氏从橘，种粇馀，莳枣栗，有松期为可斫，种麦以为奇事，作陂塘，植黄桑，皆足以供先生之岁用，而为雪堂之胜景云耳。”可见，他营造出了自给自足的生活环境。在惠州“鹤峰新居”，同在周围广种果木，有“门外橘花犹的皪，墙头荔子已斓斑”的生态繁茂之景。在儋州，其新居名曰“桄榔庵”，同样栽种了许多果木。可见，苏轼有着强烈的回归自然的意识，每到一处，遍植林木，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愿与一花一草共为自然的一部分，既满足生存所需，又领悟了共存的哲理。

此外，苏轼向来深谙治水之道，并功绩显著。在《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中他就指出了大禹治水的核心要义即顺应河流本身的变化规律，这与目前的城市“双修”中的生态文明观不谋而合。其师法自然地抗御灾害的成功范例还有许多，例如在徐州，苏轼指导当地人民采取疏导和堵塞的方式最后将河流改道，逼退了洪水，又在疏浚西湖、广州引水等众多水事活动中贯彻了尊重自然、与自然共存的思想。在杭州疏浚运河初始，并未取得成功，而后参酌苏坚古今而用中策的原则，从根源上找到合适的治理方法，力求长远地解决问题。在《宋史·苏轼传》中记载了他在杭州治水的功绩：“轼见茅山一河，专受江潮，盐桥一河，专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复造堰闸，以为湖水蓄泄之限，江潮不复入市。”同时为了清理西湖的污泥与水草堵塞，他开垦沿岸部分租给农人种菱角，并将所得税用于西湖的围护，形成稳定的水生生态平衡，此后“将葑田变为菱荡，永无茭草堙塞之患”。又筑长堤，长堤上建有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和跨虹六桥，添设了凉亭，供人们游赏休憩，营造了良好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环境。在艰难境地无人理解时，苏轼还将自然拟人化“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馀孤瘦雪霜姿……诗老不知梅格在，吟咏，更看绿叶与青枝”，从中汲取梅坚韧的品格，与其相互告慰，度过当下困境。

（二）社会生态观的体现

苏轼的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官，曾一度担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先后做过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定州等地的行政与军事长官。他认为“道”和“性”的核心特质就是“自然而然”。人类社会，作为“道”的显现，其运行轨迹要顺应自然，才能实现万民顺遂的理想社会。

苏轼的社会生态观体现在社会关系中，他体察民情，重视人才，懂得建立和谐社会的根本在于尊重每一个个体。例如到凤翔时任判官，为了解决严重的旱情下居民用水等问题，指导了东湖的营建，经由他亲自走访调查，发现在城外西北处有一凤凰泉，便将水引至城外形成蓄水湖，“不谓郡城东，数步见湖潭”，即后来的东湖，用来收集雨水，有效改善了居民饮水及农田灌溉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将居民的休闲娱乐需求纳入东湖的景观生态设计中，而后便有“新荷弄晚凉，轻棹极幽探。飘摇忘远近，偃息遗佩篸。深有龟与鱼，浅有螺与蚶”的令人称赞的惬意美景。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对凤翔的贡献，在东湖北畔修建了苏文忠公祠。如今凤翔东湖已经成为陕西省著名的风景名胜区，慕名前来观赏的游客络绎不绝。而后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新党所憎，请求外任到杭州做通判。杭州本是“江海故地”，水质咸苦，百姓苦不堪言。苏轼遂与知州陈襄差等人共同修浚西湖六井和沈公井，供人们饮上甘甜的井水，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军民相庆”。第二次被贬到惠州，同样是为解决普通百姓的饮水问题，为了能供给水质较好的井水，苏轼着手重新完善了城内的供水系统。虽然那时苏轼并没有实际的官权，只是陪同参与，但他体察民情的一举一动及治水理政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当地的社会风气。第三次被贬至琼州时，据《琼台纪实史》记载，“宋苏文忠公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赞颂苏轼在琼州时为当地教育的开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历代均对他感恩怀思。在重视人才方面，他在杭州疏浚盐桥河与茅山河时，“然潮水日至，淤填如旧，则三五年间前功复弃”，可以看出疏浚前期并不顺利。苏轼为了根治淤沙堵塞河道便四处寻求良策，最终采纳了其好友苏坚的方案。重修六井时，他特意去拜访当初参与治理六井的僧人，在其建议下，用胶泥烧成陶瓦管代替原来的竹质管增固，完成该工程后苏轼还特意上奏希望朝廷能够赐子珪以法师名号表彰他的功绩。其中体现了苏轼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同时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苏轼曰：“君子之所以大过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强能行之也。以其功兴而民劳，与之同劳，功成而民乐，与之同乐，如是而已矣。富贵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独享焉，享之而安。”他的仁政思想和一心为民的道德追求，“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使得苏轼的人际关系十分融洽，良友颇多，且他的诸多事迹至今被传颂。他自言“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仁，是苏轼社会活动的核心，有着内在的生态学根源，是生态观在社会关系中的体现，贯彻于他的生命，共处在社会生态系统中。

（三）精神生态观的体现

把生态这一自然科学概念引入人的精神文化领域，从精神维度上探索如何解救人自身的“生态危机”。苏轼的精神生态观体现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他兼蓄儒道释各家所长，顺应生命之理，自得圆满，达到了自由的精神境界。其一生数次被贬，在积极塑造自我君子理想人格的过程中，屡次面临困境又突破困境。在第一次被贬至黄州时正值壮年，从文學风格的转变中能感悟到苏轼思想境界的变化，云：“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他在逆境中消减了当初的豪迈与尖锐，更多的是幽默谐趣的坦然，在苦难中看到希望。当59岁的苏轼再被贬至惠州时，惠州乃荒蛮之地，生存条件异常艰苦，但是他能在艰难中自适，且同亲友谈到当时的生活环境时说：“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没有被贬黄州时“躬耕于东坡”的雅趣，自知归朝无望便退了下来，与当地的自然相融、社会环境相适。苏轼最后一次被贬已年过花甲，儋州的生活环境与民风更加恶劣，在耳顺之年，过往的种种早已不再挂怀，更加洒脱，不拘于形，脱落世俗。在“此生太山重，忽作鸿毛遗。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贤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惟。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的咏怀中，透露着高风绝尘的生命意味，最终达到自得圆满的精神境界。

三、结语

苏轼从年少时期就深受故乡眉山之钟灵毓秀的熏陶及程母的谆谆教诲，形成了敬爱万物的自然生态观。步入仕途后，在各地任职期间可进可退，其睿智的理政思想、刚直不屈的气节，民胞物与的社会生态观都使得他受百姓爱戴、敬仰，他的治理思想对城市风景营建的影响也延续至今。正因为一生的辗转让他的人生态度发生转变，逐渐与万物相融，在后期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直观感受到，其中蕴含着浓厚的道德性人文主体的生命气息，参透人生的须臾并不囿于世俗，他与世事的圆融与洒脱，这种超脱自我的生态智慧形成了自然性、社会性及精神性的和谐发展。当代的生态危机不仅出现在人与自然环境中，同时也渗入了社会层面及更深层次的精神领域。说到底生态危机是现代人世界观的危机，人自身的观念失衡导致与外界关系的崩坏。苏轼的生态智慧强调自我与外界的良性互动以及自我融洽，为当代城市“双修”建设中人们的生态思想建构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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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通讯作者：

郭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