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茜

内容摘要：《长恨歌》是当代著名作家王安忆的代表作，讲述了“上海女人”王琦瑶四十年间所经历的情爱纠葛、悲欢离合。王琦瑶身上不仅有着独特的个性特征，更体现出当时上海文化的基本精神，具有丰厚的思想文化意蕴。本文将从王琦瑶的基本形象、悲剧命运、人物形象的现实意义及其背后蕴含的女性意识出发，解读这一人物，以便更加透彻地了解作者想要传达的精神。

关键词：王安忆 《长恨歌》 王琦瑶 人物形象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从小处落笔，平心静气地书写了王琦瑶的悲剧一生，以细腻的笔触揭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上海往事。小说中的王琦瑶是一面“铜镜”，演绎自己人生的同时倒映出上海的剪影，折射了这座城市的文化精神与人世百态。

一.王琦瑶的基本形象

1.家常之美

王琦瑶是好看的，带有一种家常的美，给人舒服亲切之感，就像她拍出来的照片，“它不是醒人耳目，过目不忘的，它是看过了就不去想，再看见还会再喜欢的，看不厌却不是丢不下的。”[1]也正是王琦瑶这份从容恬淡、细水长流般的乖巧，让她得到了试镜的机会，也有了后来导演因她的美被埋没而感到可惜，为了补偿她，请程先生为她拍照的事。

王琦瑶这种“家常的美”吸引了程先生、李主任、康明逊等男性，使她有过短暂的像梦一般的美好时光，但当梦醒后，剩下的就只有破碎一地的幻影。可以说，王琦瑶家常般的美既“成全”了她，又“毁灭”了她，就像她的外婆想的“王琦瑶没开好头的缘故全在这一点，就是长得忒好了。这也是长得好的坏处。长得好其实是骗人的，又骗得不是别人，正是自己。”[1]

2.聪明坚韧

王琦瑶出身平凡，这让她从小就具备了生存的智慧，懂得察言观色，知道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小说通过对王琦瑶生活场景和生活方式的描写，展现出其虽历经坎坷、却有着女性顽强的生命本能，看似柔弱的外表下包裹著一颗坚强的心，即使遭遇挫折，也不轻易放弃。在王琦瑶与几个男性的纠葛中，可以看出总是王琦瑶给予他们宽容和呵护。当王琦瑶怀了康明逊的孩子后，康明逊以“心有余而力不足”为借口逃避现实，但王琦瑶没有太多的抱怨，而是独自扛起重担。王琦瑶的生命中有一股韧性，即使她追求的情与爱成为幻影，她也没有选择极端的方式，而是“耐心地活着”。

3.虚荣功利

上海的金融业发达，王琦瑶出生在充满“流言蜚语”的弄堂，本就带有小市民的市侩，并且“灯红酒绿”的物质环境逐步侵蚀了她原本保守的内心，使她迫切地想要融入进这座躁动不安的城市。王琦瑶乖巧的表面下藏匿的却是一颗虚荣的心，她懂得借助自己的美貌为自己赢得想要的一切，努力让自己踏入“上流社会”。

正是这种虚荣，王琦瑶拒绝了对自己一片真心的程先生，而是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选择了“爱丽丝公寓”的片刻繁华。当物质和精神上得到满足后，王琦瑶对未来又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过上精致的生活。后来李主任遭遇空难，王琦瑶不得不离开上海，到邬桥避乱，但她不甘于这般平凡的生活，内心深处的渴望驱使着她重返上海，使得她在悲剧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同时王琦瑶是功利的，她出身于中下层阶级，带有小市民阶层的世俗之气，因此在面对程先生、李主任、康明逊等的感情时，她总是以极度理性的方式，根据现实利益选择自己的爱情。她为了权势地位而放弃了爱情，选择“芯子里做人”，当了李主任的情妇，获得了所谓“夫妻恩义”的雕花木盒;最后当老克腊也要离王琦瑶而去时，她的反应是用金条把他留在自己身边。

二.王琦瑶的悲剧命运

王琦瑶的一生是悲剧的，在四十年曲折的生命历程里，她经历过繁华，品尝过悲凉，最后归于惨淡，王琦瑶的一生并没有因短暂的辉煌而改变其悲剧命运的本质，奏出了一曲“流水落花春去也”的“长恨歌”。白晓华曾这样概括王琦瑶的一生“一个美丽、柔弱的女性在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环境里，由于自我的迷失，始终得不到真正的爱情甚至被毁灭的悲剧。”

纵观王琦瑶的一生，首先是选择的悲剧，其命运的悲惨很大程度上源于她的抉择，上海解放后，王琦瑶在平安里给人打针以维持生计，但她平静的外表下裹藏着不甘寂寞的激情，于是康明逊走进了她的生活，他们之间虽然有过短暂快乐的时光，但结局依旧是“意难平”。其次是感情的悲剧，在小说中很难找到温情的存在，王琦瑶的人生可以说“无爱”的，亲情、爱情、友情的缺陷都对她造成了难以缝合的伤害。以亲情为例，作者有意淡化了王琦瑶的家庭，父亲在王琦瑶的生命中一直都是可有可无的形象，而她与母亲之间也没有太多的共同话语，正是这种亲情的缺失，使王琦瑶不得不寻求其他的途径来保护自己，从而一步步“误入歧途”。

王琦瑶的悲剧是由多方面造成的：她是现代都市文明的牺牲品，生活在上海这座繁华都市，小市民习气的加持以及虚荣心的膨胀，形成了她极其功利的爱情婚姻观。其次王琦瑶的悲剧带有命运的捉弄，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宿命观，她相信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往往是命运赐与她什么，她就承受着这份给予。当王琦瑶在和李主任约会时，她感觉到李主任对她有意思，却不知该如何面对，只好听从命运的安排，就像小说里描述的那样“她心里总有一条顺其自然的信念，是可以不变应万变。她知凡事不可强求，自有定数的天理。”[1]最后也体现出女性自身的弱点，小说展现了王琦瑶作为女性在男权社会里的浮沉变换，在与几个男性人物的交往过程中，王琦瑶虽然有过片刻的欢愉，但到最后她总是“满身伤痕”，黯然退场。“鸽子从它们的巢里弹射上天空时，在她的窗帘上掠过矫健的身影。对面盆里的夹竹桃开花，花草的又一季枯荣拉开了序幕。”[1]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如是写道。尽管王琦瑶的悲剧暂时落下了帷幕，但还有许多“王琦瑶们”，在命运悲剧的轮回里苦苦哀叹和挣扎。

三.王琦瑶形象的现实意义

王琦瑶是一位典型的上海女性，可以说是上海的“代言人”，她的生活与上海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互相映衬，难以分割。因此在小说的开篇便有了性感、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弄堂”、带着阴沉之气的“流言”、八面来风的“闺阁”以及作为城市精灵的“鸽子”，勾勒出上海这座城市的基本背景，字里行间充满着缠绵缱绻的怀旧韵味与都市情怀。

可以说王琦瑶每一次人生的重大转折都与社会变革有关，时代成就了王琦瑶，她也见证着时代的动荡与更替。解放前夕的上海是极其繁华的，王琦瑶在这种物质环境的熏染下，走出弄堂，成为了当时赫赫有名的“三小姐”;在上海解放后，王琦瑶过着平淡充实的生活;文革结束后，上海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喧嚣与浮躁裹挟着上海，各种时尚元素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在虚荣心的驱使下又开始追赶各种潮流。最后当王琦瑶死在自己的床上时，她想起几十年前在片厂似曾相似的场景，原来她的人生早已有了结局。[2]小说写到这里，叙写的已经不是她一个人的宿命，更是一种旧文化形态的消逝和一个怀旧梦想的破灭，“为远去的旧上海文化形态唱了一曲无尽的挽歌”。

与此同时，王琦瑶不是个体的存在，也是上海弄堂里的女儿“王琦瑶们”，组成了上海都市的基本元素。她们聪明果敢，对时尚生活的追求以及坚韧的人生态度勾勒出上海这座城市的正面形象;与此同时，她们生活在物欲横流的社会，虚荣心的涌流以及依附男性的软弱则描摹出上海的负面形态。[3]在“王琦瑶们”的身上，展现出上海四十年的历史变迁，也是王安忆对上海的真挚叙写与深切怀恋。

四.王琦瑶形象背后的女性意识

斯帕克斯曾说：“女性意识就是女性对于自身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主体存在的地位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在《长恨歌》中，王安忆通过对王琦瑶的描写，深度剖析了女性的心理和行为，展现出其独特的女性意识。

在新旧思想的交替、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影响下，造就了王琦瑶矛盾的人格与行为。一方面，现代都市对封建文化的消解，使得男性的传统主体地位大大削弱，女性迈出实现独立自我的第一步。王琦瑶接受过学校教育，具有初步觉醒的女性意识，如王琦瑶怀了康明逊的孩子后，她知道康明逊不会承担责任，但还是決定把孩子生下来，严家师母对她说“女人还是为男人做得好”，她却坚持“我偏要为自己做”。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长期受封建伦理观念的影响，男性成为社会的主导，也决定了女性的附属地位。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女性就像处在一座浓雾弥散的迷宫里，只要不去寻找出口就会永远被困在里面;但若是有一点不安分的想法，也会被男权社会设下的“天罗地网”所捕获。男权意识深入至女性的内心，成为女性解放道路中的巨大桎梏，女性也深困于男性构造的“囚笼”中，难以逃脱，致使她们也成为自觉维护男权社会秩序的“帮凶”。男性权力话语附加在女性身上沉重的枷锁以及原生家庭中亲情的缺失，使得王琦瑶一生都在男人间周旋瞭望，并以男权社会的种种标准衡量自身的行为。

在新旧文化的冲击下，旧文化仍处于强势地位，束缚着女性的思想，女性虽有萌动的主体意识，但却难以改变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只能服从于现有的社会秩序，接受传统与现实在心灵深处留下的伤痕。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的道路仍任重道远。

王琦瑶的一生以“上海小姐”的辉煌开场，以“死于非命”的凄凉结尾，恰似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经历了风吹雨打、世事变迁，而后黯然凋零，“碧落黄泉”，成为“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绝唱。王安忆书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也象征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内蕴，展现出“一个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在王安忆的呢喃絮语中，在王琦瑶的悲剧演绎下，一段旧上海的梦就这样落下帷幕，但依旧韵味无穷，引人无限回味。

参考文献

[1]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2]马志浩.浅谈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J].名作欣赏，2018，38（08）：76—77.

[3]卢佳鑫.浅析《长恨歌》中王琦瑶的形象[J].文学教育（上），2013，6（08）：46—48.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