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滁州市委党校 王蓉

安徽地域文化，即指目前安徽这一省级行政区划范围内人们在相对固定的空间范围内、相当长的时间经线上创造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总和。安徽地域文化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具有较高的当代价值，同时在新时期也面临一系列发展难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快速发展和工作原理为安徽地域文化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平台和机遇。

一、安徽地域文化的鲜明特点

（一）内容丰富，姿彩各异

安徽南部多山、北部多平原，东接苏浙，西接河南、湖北，受到生活环境、风俗习惯、浸染熏陶等因素影响，形成了丰富多彩、较为成熟的文化子系统，每个子系统自成一家又相互交流、影响。徽州文化无疑是安徽最典型也是声名最广的文化形态，它主要发轫于古徽州府管辖的绩溪、黔县、休宁、祁门等地，即今天的黄山市和宣城市所属的绩溪县一带，从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到民国元年（1921年）撤销徽州府建制的近800年是徽州文化成熟繁荣的鼎盛时期，名人辈出，文化形态系统全面，自然和人文遗产保留完整，影响广泛深远，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优秀基因之一。其次是以长江为纽带形成的具有同质特征的文化组群，发轫于明代、兴盛于清代，主要涵盖今天的安庆、芜湖、铜陵、池州、合肥、滁州等地，与2010年制定的国家发展战略皖江城市带基本重叠，此地历来文化昌明，文学艺术、文化名人、戏曲等皆有建树。淮河文化依托安徽境内第二大水系淮河发展而来，由淮河沿岸及以北地区组成的文化带，其主要特点是与齐鲁等中原文化渊源较深，发端于春秋战国，鼎盛于东汉、三国时期，贡献集中于中古文明。

（二）兼容并包，格局开阔

从安徽省域范围内考察，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传承演化过程中形成了特质鲜明的三种文化形态，但这三种子文化系统绝非互相割裂、彼此孤立的。徽州文化是典型的儒学文化，学术领域的理学、经济领域的徽商，甚至生活领域的徽菜、徽剧、徽派建筑等，无不彰显儒家文化的精神和智慧，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文化发展的典型代表，在整个中华文化史上举足轻重，自然对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文化影响深刻；皖江文化更能体现水文化的灵秀、包容、开放，对南北优秀文化皆能博采之；淮河文化对徽州文化、皖江文化也有所借鉴与吸收。

从安徽地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关系来看，今天意义上的安徽在历史演进中所辖范围一直在变动，其间齐鲁文化、荆楚文化、金陵文化、吴越文化等都与安徽地域文化有不同程度的激宕。正因为安徽地域文化兼容并蓄、南北交融的特点，所以历史上出现过不少精通多门学问的“全才”，比如北宋陈抟[1]。因此，安徽整体的文化姿态是开放的，既有山文化的稳重敦厚，也有水文化的灵动隽秀，对于一切能够接触到的文化形态都采取“拿来主义”态度，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文化品格。

（三）继承创新，日新其业

安徽地域文化的发展、成熟是一个长期积淀的过程。在最早的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魏晋玄学，在主流文化儒学的基础上，宋元时期涌现了以“二程”（程颢、程颐）及大儒朱熹为首的新安理学，同时期的数学、天文学、建筑学、绘画艺术等文化领域成果丰硕[1]，徽州文化至此成形。明末清初，伴随科举制度日趋僵化，儒学整体创新力下降而日渐式微，以桐城人钱澄为代表的遗民文学、自然科学和桐城文化日兴并伴随徽商足迹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另外，安徽地域文化的生命力还体现在其创新精神上。被誉为“华夏第一相”的管仲即提出“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的与时俱进的创新思想；程朱理学也是在之前儒学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而来；散文流派桐城派的文学成就在传统文学体裁的基础上自创一格。

二、安徽地域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激扬文化自信

所谓的文化自信，就是一种文化的创造、创新、传承的主体对该文化的价值、生命力和影响力的高度自信。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板块，安徽地域文化也需要实现高度自信，有了文化自信才谈得上人的自信、社会的自信。安徽地域文化包含的种类齐全，涉及政治、经济、文学、哲学、艺术、建筑、工学等学科门类，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智慧的结晶。通过深入研究安徽地域文化的精髓、辨明其中的文化基因，就能更好地继承和弘扬安徽地域文化中蕴含的明理守信、开放包容、与时俱进、谦逊通达的优秀文化品格，为新时代创新型文化强省建设提供价值支撑。

（二）传承历史文脉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经过长期积累、演化而来，任何一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独到之处，也是在此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锻造而来。所以，文化是一条不能斩断的血脉。安徽省要在“十四五”期间走出一条高质量快速发展的道路，必须高度重视传承绵长的历史文脉，追求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和文化格局，才不会因与其他地区趋同而失了“灵魂”。历史文脉又是地域文化发展的主线，所以要把安徽地域文化置于历史语境下进行客观、全面的整理、分析、提炼，才能准确厘清历史文脉，并嵌入当下环境中与时俱进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破解现实中的难题提供历史借鉴和文化思考。

（三）赓续红色血脉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辉事业的领导核心，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集体，还是共产党员这一个个细胞个体，都必须牢记初心使命，补足精神之“钙”。所谓的初心和“钙”，就是要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而理想信念最集中、最直观的体现就是红色文化。红色文化是安徽地域文化最浓郁的底色，长期革命建设过程中，在这片热土上先后涌现了大别山精神、渡江第一船精神、抗大精神、小岗精神、沈浩精神等一大批红色文化资源，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始终牢记初心使命、顽强拼搏奋勇前行的伟大精神，也是激励今天的共产党人、人民群众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不懈努力的力量之源。

（四）激发时代活力

文化是国家的软实力，同理也是地区竞争的软实力。安徽省作为重要的中部省份，虽然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但经济发展水平与毗邻的东部沿海省份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其实，从交通、资源禀赋、政策利好等硬件方面考量，安徽与苏浙沪的差距并不大，真正的差距在思想观念、发展理念的开放度和敏锐度上，这正是文化层面的差距和短板。安徽地域文化可以为破解此类问题提供有益参考，比如，徽商精神中的开放、创新、合作、守法等元素对当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依然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

三、安徽地域文化的发展困境

（一）机制不顺

一方面，地域文化因行政区划存在壁垒效应。首先，从省内看，安徽地域文化的三个子系统可大致对应现行的市县行政区划，但必须认识到，这个地理界线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是模糊的不是清晰的，是相互交叉的不是彼此割裂的。然而，各地、市甚至县（区）在制定文化发展规划、出台相关政策时基本都是各自为阵，较少或没有沟通研讨、统筹全局的措施。其次，从省际看，安徽地域文化自始至终都与周边荆楚文化、中原文化、吴越文化等保持良好的互动交流、学习借鉴关系，目前这种良性关系也受到行政区划的影响而大大削弱了。

另一方面，各地市（包括县、区）政府依然未将地域文化的传承保护作为重要工作内容。由于长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指导思想的强大惯性，加上安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兄弟省市相比处于劣势的客观情况，抓经济容易短期内见政绩的政绩观导向，绝大多数地方政府依然存在重经济轻文化、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倾向。

（二）传承危机

首先，现代文明冲击文化消费。地域文化的内容、形式都是偏传统的，但现代文明裹挟着快餐文化使老百姓的文化消费方式、文化消费渠道、文化消费内容日趋多元，更新周期越来越短，获取方式越来越便捷，同时伴随着文化消费模式同质化、内容低俗化、设施供给形式化等问题，文娱活动拘囿于电子产品、打牌唱歌、广场舞等方式，传统的戏曲、说书、杂技、评弹等文娱方式消失殆尽[2]。

其次，传承主体缺失。文化由人创造，也必须由人传承发展。目前，苏浙沪等发达省份对安徽人口依然存在巨大的虹吸效应，虽然近年来“筑巢引凤”政策效果显现，但安徽依然是人口流出大省，年轻人口外流、专业人才包括文化人才外流，使得地域文化传承主体缺失严重。

（三）研究滞后

要传承好、开发好安徽地域文化，首先要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研究，解析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语境、脉络走向、优点特质，才能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既保持地域文化的特色，又使其焕发新的活力。根据目前可查阅、检索到的文献资料来看，关于安徽地域文化的研究专著不多，且多为普及性介绍而非系统研究。关于安徽地域文化的学术文章相对充沛，知网可检索到的相关文献约200篇，从地域分布看，以皖南徽文化成果最为丰硕，从内容看，以特征、内涵、价值和实际应用研究探讨最为充分，呈现宽泛研究多、精细研究少，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常规化研究多、差异性研究少，突击性研究多、持续性研究少的特点。

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助力安徽地域文化发展

区域经济增长的源泉应该从区域历史、文化等内部因素去探寻。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机制，是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之一[2]。安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重视挖掘、利用好地域文化的丰厚资源。如何破解目前制约安徽地域文化健康发展、作用发挥的困境与难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抓手”。

具体来说，如何切实发挥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安徽地域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新时代文明实践+政府主导：理顺安徽地域文化发展机制

首先，依托深入县、乡、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打通长期形成的行政壁垒，以“一盘棋”的格局视野从全省的高度统筹谋划地域文化发展战略，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以行政化力量抓推动、促落实。不仅要打通省内各县市壁垒，更要以开放的姿态积极主动融入周边地域。众所周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是安徽未来进步的主要契机，为了探索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更好地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作用，取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上海市闵行区联合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溧阳市，浙江省慈溪市、德清县，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明光市等长三角区域七城共同建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圈”，这是安徽深入融入长三角甚至是国际开放枢纽的重要机遇，优秀的安徽地域文化也应当借此平台再展雄风。

其次，加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内容设计，提升地方政府发展文化的意识和能力。将地域文化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重要内容进行项目设计与孵化，通过成人学校、课外学堂等方式传播弘扬各地优秀地域文化。例如，天长市运用“寿昌寻母”的“孝文化”资源，开发完成“千秋孝行”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既切实服务了群众又传播了天长“孝”文化。

（二）新时代文明实践+优化配置：打造安徽地域文化发展资源高地

首先，盘活设施资源。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的统筹协调作用，把旧祠堂、古民居、古战场、书院等承载地域文化诞生、发展历史的硬件设施保护、修缮、开发好，修旧如旧[3]，最大程度保留地域文化的物质载体。同时，利用好各类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如文化活动中心、纪念馆、农家书屋、文化大舞台等开展地域文化宣传教育。

其次，调动人才资源。安徽地域文化发展的一大制约性要素就是缺“人”，缺专业人才、缺传承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恰恰在人才资源统筹上有一整套制度措施，例如，发挥“五老”余热，鼓励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在岗人员送理论送文化，发挥社会公众人物的示范带头作用。这些人其实很多都是地域文化的热心人、传承人、研究者，他们的参与能很好地调动全民了解、保护地方优秀文化的积极性，从而吸引更多人参与其中，进而形成良性循环。

再次，用好社会资源。任何一项工作都离不开经费的支撑，许多有条件的地方已经探索出不少有益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经费筹措方案，例如，天长市采用“资金+基金”的方式解决所需经费，资金部分全部由市财政承担用于阵地建设和工作奖励，基金部分则是财政投入和社会募集各承担500万元，用于项目孵化、礼遇志愿者。发展地域文化同样需要热心公益、关心地方文化的社会资源注入。

（三）新时代文明实践+价值引领：构筑安徽地域文化发展精神家园

首先，系统梳理安徽地域文化蕴含的优秀价值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如徽商文化、皋陶文化、孝文化、大包干精神、大别山精神等折射的诚信、廉洁、法治、孝悌、创新、理想信念等文化品格，结合时代要求和地域特色，将其融入到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中。例如，巢湖市文明实践中心阵地架构里就有红色教育实践点、非遗传承实践点、群众文化实践点。其次，实施“乡村记忆工程”，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有节制地开发利用具有地域特色的自然景观、文物古迹、地名沿革、村史变迁、民间艺术、民俗风情、名人轶事、语言文化等自然地理资源、人文历史资源和社会文化资源[3]。

（四）新时代文明实践+理论研究：夯实安徽地域文化发展理论根基

首先，增强基础研究意识。地方高校、党校、相关行政部门等应联合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研究中心、地域文化研究中心，鉴于二者都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属性，可以考虑将两个中心合并运行，以年度为时间单位，制定详细可行的研究计划、攻关申报相关课题等。

其次，注重差异性研究。地域文化是一个地方深厚的文化土壤，是此地之所以区别于他地的精神标识，在研究方法上可以遵循一些共通的规律，但最重要的是要通过规律性方法研究该地域文化独特的历史背景、当代价值。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也是如此，其中一些经验具有可复制性，但绝不是一抄了之，必须与当地历史、文化、现实紧密结合才会有生命力。

再次，注重主体向度研究。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主体是群众，实践化的过程其实就是群众化的过程，高度的群众化需要最大程度激活主体内生动能。内生动能从何而来？从需求中来。物质匮乏的时代，人的需求是解决温饱问题，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在物质条件极大丰裕之后，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开始突显，要让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创出特色、富有活力、深入人心，必须以人民为主体，因地制宜从文化中寻找“抓手”，全方位展示地域文化的历史渊源和亮点特色，丰富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文化品格。所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安徽地域文化的研究都要以“人”为原点，注重主体向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