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樊晋儒

（青海银行 青海西宁 810000）

2020年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中美贸易冲突加剧、逆全球化浪潮渐起，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在此背景下，党中央运筹帷幄，立足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新特征及国际发展大势，作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决断，指明“十四五”乃至更长期的发展主基调。居民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内生增长的主引擎，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在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加强新时期居民消费问题研究，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充分释放居民消费在助力内循环中的积极作用，助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我国居民消费呈现的特点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给我国经济社会运行按下暂停键，作为民生之本的居民消费受到严重冲击。总体看，疫情对我国居民消费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疫情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不利影响，居民缩减消费支出，改变消费方式、消费结构，消费倾向加速下滑；另一方面，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疫情刺激下消费需求呈现出提质、升级、创新等新趋势、新特征。

（一）居民消费支出明显下降

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存款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住户存款新增11.3万亿元，比2019年多增1.6万亿元。对比同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放缓2.1%可知，2020年我国住户存款增量加大意味着居民消费更大幅度的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2020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1981亿元，比上年下降3.9%。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52566亿元，下降4.1%。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210元，比上年名义下降1.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4.0%。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7007元，下降3.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6.0%；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713元，增长2.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0.1%。腾讯研究院调查表明，疫情形势严峻的2020年上半年，近7成居民消费减少，近6成减少20%以上；5成以上居民日常采购普遍收缩，人群越集聚的场所受疫情影响明显，其中，传统农贸市场、菜市场近65%受影响最明显，百货/超市为58.5%，便利店、水果店为57.1%；从地区看，疫情严重与西部偏远地区居民消费受影响更普遍，其中湖北、青海、安徽、江西、新疆排名前5，比例分别为73.5%、73.3%、72.8%、69.8%和69%。

（二）居民消费方式发生改变

线上消费具有较强的消费“韧性”，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以网络购物为代表的线上消费迅速发展。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消费场景的限制十分突出，大量商家和服务加快向线上迁移，直播电商、社区电商、互联网医疗、在线教育等新业态、新服务、新模式等加快涌现、全面提速，我国居民消费方式相应地发生较大改变，网络购物逐步成为居民消费的重要方式。受此影响，2020年快递业务量超过830亿件，较上年增长超过30%。网络购物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0.9%，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4.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4.9%，同比上升4.2个百分点。腾讯研究院调查显示，疫情期间各类线上服务时长均有所增加，其中休闲娱乐类最为强势，较大比例的受访者在新闻资讯（53.72%）、在线娱乐（51.11%）与社交网络（38.26%）的使用时间增加2成以上，有效填补了居民因疫期出行等受限产生的空白时间。

（三）居民消费结构产生分化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伴随着消费支出和消费方式的变化，居民消费结构逐步产生分化。一是“宅经济”带动食品、药品、居住等生活必须品维持较高增速。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肉类、禽类、蔬菜类和蛋类支出分别增长36.5%、17.2%、12.1%和10.5%。人均购买医用酒精、口罩等医疗卫生器材支出增长2倍。人均居住支出增长3.2%，人均水电燃料支出增长4.1%。化妆品、智能家电等升级类的商品消费保持较快增长，新冠肺炎疫情并未改变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的趋势。二是体育娱乐用品和通讯器材等保持稳定增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自身抵抗力和强健的体魄成为抵抗病毒侵袭的关键，全民健身意识大大提升，体育锻炼方面的消费需求加速释放。2020年上半年，体育零售额呈现爆发式增长，跑步机、瑜伽用品销量同比增长168%、135%，运动服、运动鞋、运动器材及相关体育产品的销售增速明显，体育直播带货、云健身、云赛事等新业态迅速发展，在线健身、居家运动等新消费习惯的养成逐渐成为体育消费市场的新增长点。三是服务下滑明显。相比货物消费，由于许多服务消费活动具有聚集性和接触性的特征（比如交通运输、住宿餐饮、文化娱乐等），消费场景也受到较大程度的限制，因而新冠肺炎疫情对服务消费造成的冲击更为严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消费在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占比仅为45.1%，较2019年大幅下降5.1个百分点，创有数据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四）居民消费倾向加速下滑

消费倾向指消费者对商品需求的趋向性，反映消费意愿的变化，经典消费理论认为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存在递减规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家庭财富积累，消费在收入中的占比持续下降，我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人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已经从1990年的85%以上下降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的70%左右，其中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83%，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66%。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随着收入下降以及收入在不同群体之间的重新分配，居民减少当期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的倾向明显提升，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一度下降到62%。另外，影响消费倾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机构。青年、中年群体处于收入上升或收入稳定阶段，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稳定，老年群体收入大幅下降，消费能力会出现持续性下滑。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总人口数量迈步走向负增长、人口红利渐失等导致经济潜在增速降低，养老金不足缺口可能使消费增长的前景更加承压。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4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从2015年的9%上升到24%，老年人口占比提高意味着社会整体消费能力的下降。

二、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

（一）收入增速放缓，消费能力受影响

收入与消费关系是经济学界持续关注的问题。凯恩斯提出绝对收入假说理论，认为居民消费取决于现期的收入水平，两者正向相关。杜森贝提出相对收入假说理论，认为消费并非取决于现期绝对收入水平，而是取决于相对于其他人的收入水平和本人历史上的最高收入水平，及消费受周边人的消费能力和过去的消费能力影响。莫迪利安尼提出生命周期假说理论，认为每个人会根据他一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消费支出。可见，不论哪种假说，均认为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核心因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名义增速放缓到4.7%。若以2018年~2019年的名义增速均值计算，2020年我国居民收入整体少增1.7万亿元以上。尚值得重视的是，我国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速从2012年的10.6%下降至2015年的7.4%及2019年的5.8%，实际上已经持续下滑多年。按照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一阶段目标，未来十五年我国的平均增长速度可能会略低于5%，居民收入水平也很可能随之换挡，收入增速相应降低，从而影响居民消费能力。

（二）储蓄意愿高涨，消费意愿再创新低

未来不确定性影响着居民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之间的分配，通常而言，面对不确定性民众更愿意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受“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等传统文化理念影响，我国多数居民家庭对未来有较强的忧患意识，消费习惯比较保守，因而储蓄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受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未来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影响，居民储蓄意愿发生明显转变。中国人民银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2019年第四季度，我国城镇居民中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45.7%，到2020年第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倾向“更多储蓄”居民攀升7.3个百分点升为53%，到2020年第四季度新冠肺炎疫情缓解时，倾向“更多储蓄”居民仍占51.4%。而同期，我国城镇居民中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比分别为28%、22%和23.3%。由此可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居民储蓄倾向和储蓄需求快速上升、消费意愿快速下降。新冠肺炎疫情后，储蓄意愿仍继续保持高位，消费倾向也未出现报复性增长，并且这一状况可能持续较长时间。

（三）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投资分化，抑制消费升级

从理论上看，消费与投资相互对应，消费升级必然需要相应的投资升级支持，没有投资结构优化就不可能实现持续的消费升级。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不同投资行业、领域、不同收入家庭的投资情况出现分化。从行业来看，2020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1.5%，其中，医药制造业投资增长28.4%，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22.4%，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8.2%，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逆势增长。与消费直接相关的装备制造业投资和消费品制造业投资降幅分别比1日~11月份收窄1.6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民间投资降幅分别收窄0.8个百分点和1.5个百分点。从居民家庭来看，以西宁城镇居民家庭为例，与新冠肺炎疫情前同期相比，西宁低收入家庭计划增加投资比例从31%下降为22%，而高收入家庭则从11.11%急剧上升为62.50%。投资情况分化的结果可能加深收入分配失衡状态，进而使得消费意愿最强的低收入家庭无力消费、而消费能力最强的高收入家庭不想消费，抑制消费提升。

（四）房市量价齐涨，居民消费让位购房需求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分析与舆论认为，高房价直接减少了购房和租房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从而被迫压缩非居住性支出，严重挤压普通家庭的消费能力。近10年来我国房价持续上行。商品住宅平均价格从2010年的4725元/m3上涨到2019年的9287元/m3，年增速从5.96%升至8.58%。同期，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从2010年的93377万平方米上升到2019年的150144万平方米，2020年进一步上升到154878万平方米。房屋是生活必不可少的必需品，“住者有其居”是重大民生问题。近年来，购房支出在我国居民支出中占比越来较高，购房对居民家庭消费与资产配置的影响越来越大，房价上涨导致普通家庭高杠杆购房现象成为常态。伴随房价和购房热双重上升，已购房居民部分收入被按揭贷款、购房借款等锁定，消费能力下降。部分未购房居民购房预算持续增加，省吃俭用、节衣缩食，连基本的生存类消费都被挤压。居民为购房计划进行强制储蓄，非必要消费、享受型消费都让位于购房需求。因此，购房（计划）的挤出效应，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消费行为，已经成为制约消费启动的大阻力。

三、新时期提振居民消费的对策建议

（一）提升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缩小收入差距

解决收入问题才能有效激活内需，推动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一是做好“绿色生态、循环经济、数字平台、养老产业”文章，走实走稳新经济发展道路，促进居民增收。以乡村振兴带动农村居民增收。通过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以地区特色、优势产业为支撑，通过休闲观光农牧业、乡村旅游、民宿体验、农村电商等新业态提升农村居民收入，强化收入再分配。创新就业形态，推动创业升级，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微经济”“宅经济”，提升经营性收入。二是瞄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高科技和新基建等关键领域，延伸拓展供应链金融服务，充分发挥金融赋能作用，促使经济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三是增强社会保障的托底作用，适当加大财政资金对特定地区和特定人群（如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支持和帮扶力度，支持灵活创业就业，为中低收入群体创造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机会，缓解行业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不平衡，缩小收入差距。

（二）完善社保拓展投资渠道，降低居民储蓄率

一是创新养老产业服务模式，如养老地产、医养结合、智慧养老等，推动养老金入市，推动养老产业发展，支持形成产业链长、覆盖领域广、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的养老产业集群，通过不断完善和优化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服务体系，解除居民消费束缚，根本性地减轻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后顾之忧，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解决居民“敢消费”问题，引导资金流向消费领域。二是加大金融创新，丰富金融产品，积极开发多样化、个性化投资金融产品和服务，为居民拓宽更多渠道实现财产性收入增长。引导居民从对房地产等不动产的投资，向更多金融资产投资转化，促进居民金融资产总量的稳定增长。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繁荣资本市场，引导居民正确认识股市，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持续吸引居民储蓄转移。三是合理调低存款利率，降低居民储蓄偏好，提升居民消费倾向。

（三）依托新经济畅通消费循环，激发消费潜力

一是持续培育新消费。当前新型消费已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的重头戏，承载着畅通国内大循环和扩大内需促消费的战略功能。应借力数字经济等新型经济的蓬勃发展，加快释放教育、娱乐、购物的数字化消费潜力，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创造“愿消费”的场景环境。二是多方推动新消费金融发展。鼓励金融机构围绕在线教育、网上娱乐、线上医疗等新型消费特点推动数字化技术、电商平台与消费金融发展深度融合，打造适应新消费的新型金融产品和服务，提升消费信贷供给能力，助力居民消费升级和消费潜力释放。三是加快建设新基建。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推动新型消费发展有赖于供需两端的协同赋能，也有赖于与新基建的耦合共振。这既需要以国内市场优势和改革发展红利铸长板，更需要通过加快建设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等多种措施补短板，不断强化服务保障能力建设，优化新型消费发展环境。因此，加快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既能惠民生又能调结构的新基建作为促进信息消费、数字消费、智能消费等新兴消费的重要支撑，将大大赋能内循环。加快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依托“互联网＋”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构建“互联网＋”“智能+”消费生态体系，加快建设“智慧商店”“智慧街区”等智能化消费设施，尝试建设线上线下融合的新消费体验馆等，推动消费场景的数字化、无接触和虚拟化转型，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普及应用等，极大地畅通消费循环，激发消费潜力，增强消费市场韧性和抗冲击能力。

（四）持续强化房地产调控，减少挤出效应

鉴于房地产消费对居民消费倾向会产生强大的抑制作用，要坚持党中央关于“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高度重视房地产行业的改革和发展。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持续强化房地产市场调控，深化市场监管和整顿，规范开发、销售、中介等行为。做好金融调控，严控个人消费贷款等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努力抑制居民杠杆率，继续遏制房地产泡沫化。通过稳定房地产市场发展，减轻居民部门住房债务负担，遏制居民借助经营贷、消费贷、过桥贷等加杠杆购房行为，逐步减轻房地产市场对消费领域的挤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