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吉亚（青岛）排气系统有限公司 荣娟

一、引言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规模快速增长，为加强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和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外来者劣势”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体、法律、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等原因，中企海外投资相较国内投资需要面对更大的风险，其中经济金融风险是企业面对的主要风险类型，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国内学术界发文数量与发文时间来看，2014-2019年CSSCI收录的期刊中涉及经济金融风险的文章共51篇，占所有“一带一路”风险研究文献的27%，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该问题的关注度较高。为更好的梳理相关研究成果，本文从金融风险、外汇风险、宏观经济政策风险、贸易竞争风险四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二、金融风险相关研究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金融风险主要来源于金融需求所引致的相关风险[1]。关于研究对象，由于国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了领头羊的作用，且制度路径依赖性较强[2]，因此受到较多关注。进入SDR时代之后，刘凯（2017）[3]等众多学者关注到了人民币国际化加大了金融风险。风险评价方面，任广乾等（2018）采用数据包络方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效率进行综合评价[4]，华桂宏等（2019）使用基于K-means聚类算法的贝叶斯网络模型，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金融风险进行分析评价[5]。金融风险管理方面，孟刚（2017）[6]等提出要以绿色、普惠和本币金融促进金融创新。自中国加入SDR后，绿色金融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张伟伟等（2019）[7]等许多学者支持建立绿色金融合作机制来管控金融风险，借助丝路基金、亚投行等，开创中企投融资新格局。魏杰（2015）[8]提出抑制资产泡沫、稳住外汇、稳住债务、治理金融秩序、坚持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来抑制金融风险。

三、外汇风险相关研究

汇率波动直接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收益，是海外投资过程中首当其冲的经济风险[9]。未来外汇储备下降可能成为新常态，应加强防范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下降带来的系统性风险[10]。在评估外汇风险方面，赵峰等（2018）搭建了跨国企业风险对冲效果的整体评估框架，使用SEM结构方程模型评估了企业的外汇风险对冲效果[11]。在措施方面，我国发展外汇期货市场有两条途径可供选择：一是人民币外汇期货；二是交叉汇率期货[12]。因此，正确处理好“一带一路”倡议与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深度间的协同关系[13]；建设我国外汇期货市场，构建一带一路外汇现货交易平台[14]，要提供更多开发汇率避险工具，构建高效率、低门槛的汇率风险管理机制，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15]。

四、宏观经济政策风险相关研究

受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影响，东道国可能会出台不利于外资的新政策，进而使我国企业因应对不及而蒙受损失。齐朝顺等（2017）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东道国政策风险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6]，同时也影响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的模式选择[17]。对国际投资协定下的公共政策风险的预防包括政府和投资者二个层面的措施，政府层面的措施包括建立并有效利用政府海外投资保险机制，建立成熟的政府支持体系与中介服务体系，设立国际投资的公共政策风险预警与化解机制；投资者层面的措施包括提高投资者应对公共政策风险的意识与能力，将投资者、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三者利益有机结合等[18]，通过建立多边能源国际合作协调机制[19]，来避免沿线各国能源政策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五、贸易竞争风险相关研究

中国对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直接投资会削弱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而对中等收入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则相反[20]。李敬等（2017）提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呈现“三足鼎立”的贸易竞争局面：第一竞争群体是以俄罗斯为首的石油资源国家；第二群体以印度、新加坡为首；第三群体以中国为首，由部分中东欧国家和独联体国家组成[11]。赵东麟等（201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制造业是推动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动力[22]，司增绰等（2017）分别从时点、时段两个角度以及区域、国别两个视角研究发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产能合作的可拓展空间较大，双方贸易互补性产业在数量上具有绝对优势，可降低对外贸易竞争风险[23]。湛柏明等（2018）通过构建相对贸易竞争指数和相对贸易互补指数，不但发现中国与新兴经济体消费品方面的竞争性关系，还发现了在资源品方面的替代性关系[24]。陈继勇等（2019）对美加墨进行研究时，不但研究了贸易竞争性、互补性，还研究了贸易潜力，特别是对不同类别产品的出口潜力进行了量化研究，为中企海外投资和出口贸易提供了参考依据。

六、研究述评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关于经济金融风险研究的文献相对丰富，在研究方法、风险评价与管控等方面取得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1）研究方法需更多元。关于经济金融类方面风险研究涉及范围广，内容丰富，从只关注经验研究逐步发展为如今将风险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应用到理论模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研究者主观因素的影响，使得研究结论更具有说服性。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并没有建立比较一致合理的适用性评价标准和方法，定量分析比较少，部分学者采用的解释变量仍然存在主观性较强的问题。

（2）量化研究需进一步加强。当前，量化研究主要采用学术上较为成熟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但这些模型和指标体系主要基于发达国家的视角，而“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采用这样的指标不能做到完全的适用。部分学者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在理论中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尝试，但在完善性上面总是存在一定的缺陷，这说明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研究尚不完善。由于指标选择的缺陷，量化研究的推进受到阻碍，制约了风险评估体系的有效性、完整性、准确性，尤其是经济金融风险的量化评价，仍处于起步阶段。（3）对策研究应更具针对性。管控风险方面，学者们虽然对风险的类型、研究角度、研究方向不同，但均提出要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和制度、法律体系。从企业层面看，要提高风险意识，完善风险管理制度，针对不同风险类型建立完整的风险识别、控制与应对体系；从国家和社会层面看，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体系，加强国家间的政策协调，发挥行业协会等组织在经济活动中的沟通作用，保障海外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