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首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湖南吉首 41600）

一、问题的提出

苗疆边墙是明清政府陆续在湘黔苗疆地区构建的一条由亭子关（凤凰黄合乡）到喜鹊营（吉首与古丈交界处），全长190 多公里的军事防线，途径落潮井乡、阿拉营镇、廖家桥镇、镇竿城镇（沱江镇）、得胜营（吉信镇）、竿子坪乡、乾州镇、镇溪所（今吉首市）、振武营。苗疆边墙是明清政府出于军事管理湘黔苗疆生苗区、隔离苗民与汉民的目的而修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过隔离苗汉的作用。然而，清中叶以后，随着苗汉交往的日益频繁，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苗疆边墙的防御作用日渐衰微，清政府不得不改变治理策略，软硬兼施，实施屯政与文教相结合的举措。

清康熙年间，清政府加强了对湘黔苗疆，尤其是“生苗区”的开辟与治理。一方面，先后在凤凰、乾州、永绥、古丈设立厅制，并将苗疆内的苗民纳入“编户”开始“纳粮”；另一方面，在各厅县广建营汛，驻扎重兵，以军事镇压和武力威慑维系对苗疆的控制。乾嘉苗民起义被镇压之后，清政府将苗疆四厅升为直隶厅，全面实施“以苗治苗”的策略，在经济上厘清“民苗界址”，确保“民归民地”“苗归苗地”。嘉庆四年（1799 年）以后，傅鼐治理湘黔苗疆，开始实施包括建碉“修边”“均田屯丁”以及加强“王化”等举措在内的“屯政”。

在文教方面，一方面，加强了对苗疆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清廷在凤凰厅设置苗义学馆6 所，拉开了苗疆义教体系的序幕。“至乾嘉苗民起义（1795 年）之前，苗疆的义学共有30 馆，其中永绥厅12 所、凤凰厅6 所、乾州厅8 所、保靖县4 所，县均超过8所，超过清代全国平均水平”［1］108。另一方面，推行宗教改革。不仅挖掘和重塑白帝天王信仰的价值，严禁椎牛祭鬼之俗，而且加大了对社区宗教的投入，大力推广儒释道等汉族宗教［1］125-133。在这一系列“王化”措施的影响下，苗疆边墙沿线地区的婚丧文化发生了显著变化。

二、苗疆边墙沿线婚恋文化的变迁

以墙为界，湘西苗族边墙内外的婚恋习俗有别。具体来说，苗疆边墙以外的广大“生苗区”以“跳月”“赶边边场”为主要婚恋途径，具有以歌为媒、自主选择、自由不羁的特点；苗疆边墙以内的“熟苗区”受汉族婚恋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逐渐讲究六礼，重人伦、礼仪。

（一）边墙以外的婚恋文化

湘西苗族传统的婚恋形式比较单一，多是苗族青年男女通过赶集、田间劳作或参加节庆活动结队对歌，互诉爱慕之情。在苗疆边墙以外的广大“生苗区”，苗族青年男女的婚恋大事往往通过“跳月”“赶边边场”“赶秋”等途径来完成。

“跳月”是古代盛行于广大苗族地区的婚恋习俗，是苗族青年男女以歌舞为媒结识异性的、实现婚配的主要途径。对此，清人陆次云的《峒溪纤志》有详细描述。文曰：

苗人之婚礼曰跳月。跳月者，及春时而跳舞求偶也。载阳展候，杏花柳稊，庶蛰蠕蠕。……其父母各率子女，择佳地，而为跳月之会。父母群处于平原之上，子与子左，女与女右，分列于广隰之下，原之上，相宴乐。烧生兽而啖焉，操匕不以箸也；漉咂酒而饮焉，吸管不以杯也。原之下，男则椎髻当前，缠以苗帨，袄不迨腰，裈不迨膝，裈袄之际，锦带系焉。植鸡羽于髻巅，飘飘然当风而颤。执芦笙……女亦植鸡羽于髻……是时也，有男近女而女去之者；有女近男而男去之者；有数女争近一男，而男不知所择者；有数男竞趋一女，而女不知所避者；有相近复相舍，相舍复相盼者。自许心成，笼来笙往。……彼负而去矣，渡涧越溪，选幽而合，解锦带而互系焉。相携以还，于跳月之所，各随父母以返。①参见（清）陆次云：《峒溪纤志》，陆云士杂著本。

湘西苗疆边墙地区亦有“跳月”之俗。据著名民族学家凌纯声、芮逸夫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的记载：“苗中青年男女婚前的两性生活颇为自由。……《永绥厅志》所记八寨苗，于近寨置空舍，男女未婚者群聚唱歌其中，情洽即以牛行聘。……苗中有跳年、跳月、调秋之俗。青年男女，结队对歌，通宵达旦。歌毕杂坐，欢饮谑浪。甚至乘夜相悦，而为桑间濮上之行，名叫‘放野’。”［2］

湘西苗族学者石启贵在《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中亦有描述。“凡已成龄之男女，年达十六七岁时，春心发动，瓜破待期。每于赶场或野外劳动，遇上俵辈或异姓同年，往往表现一番春色。先用言语旁引，或用歌词挑逗。言动心，歌动听，藉为鹊桥。”［3］

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湘西苗族的“跳月”习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较大改变，逐渐演变为“赶边边场”“赶秋”等习俗。“赶边边场”即每逢赶场之日，苗族未婚青年男女聚集在圩场的边缘地带，以歌为媒，寻找自己心仪的对象。“赶边边场”在湘西吉首、花垣等地颇为普遍。“赶秋”即在农历立秋当日，苗族男女老少着盛装齐聚一堂，载歌载舞庆祝丰收之时，苗族未婚青年男女于秋场边缘地带以歌为媒，传情达意，互诉衷肠。

湘黔苗疆边墙地区的婚恋习俗具有以歌为媒、自主选择、自由不羁的特点。清严如熤《苗防备览》“风俗考”中详细描述了清代苗疆边墙地区苗族青年男女对歌、放野的情形。文曰：

或有以能歌斗胜负者，男子出紬绢，女子出簪环以为彩。结队对歌，彻夜不休，以争胜负。胜者收取其彩，不善歌者不入队，所歌皆本其土风，或滛亵语。歌已，杂坐，牛饮，欢饱谑浪，甚至乘夜相悦而为桑中濮上之行，虽知亦不禁，名曰放野。盖乐甚则流无礼以节之也［①参见（清）严如熤：《苗防备览》，清道光重刻绍义堂藏版。］。

苗族男女青年自由结队对歌，歌词内容多戏谑之语。遇到情投意合者，则“乘夜相悦”，父兄“虽知亦不禁”。可见，清代苗疆边墙地区婚恋自由风气甚是浓郁。当然，诚如一些学者所言，湘西苗族的婚恋自由“是表面的、相对的、有条件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要受到宗族、通婚圈的限制，受到父母、叔伯、兄长的干预，受到舅表优先的限制和习惯势力的影响，受到男方财力等经济因素的困扰，以及族际通婚的种种制约”［4］。

湘西苗族青年男女缔结婚姻时存在亲族不婚的禁忌，也有“给娘钱”和抢亲的习俗。结婚之后，男女双方亦有自由离合的权力。对此，清严如熤《苗防备览》“风俗考”中亦有详细记载。原文如下：

苗人无同姓不婚之嫌，然属亲族亦不相配。完婚日新妇与母同宿，必壻馈妇母银始去，名曰娘钱，亦曰乳钱，大约不过三两。富厚之家见他苗有女美者，令其子牵其背，名曰抢亲。女家亦利其有不更许人，既亦通媒妁、议财礼其处。女与人通者，父母知而不禁，返以为人爱其美。若犯其妻妾，则举刃相向，必得钱折赎而后已。夫妇不相得，则夫弃其妻而别娶，妻弃其夫而别通。至上下奸滛，旧亦仅见，近则渐知重伦纪矣。②参见（清）严如熤：《苗防备览》，清道光重刻绍义堂藏版。

湘西苗族虽无汉族“同姓不婚”的禁忌，但也讲究“亲族不相配”。东部苗族自称“仡熊”（苗语音译，Ghob xongb），本无汉姓，只有苗姓，诸如“代小”（苗语音译，Deb xot）、“代芈”（苗语音译，Deb miel）、“代贬”（苗语音译，biant）、“代灌”（苗语音译，Deb ghueas）、“代佧”（苗语音译，Deb khad）、“代徕”（苗语音译，Deb lel）等。明清以来，随着中央政权对湘黔苗疆的进一步开辟与治理，苗族人逐渐被编入户籍，并被赐予汉姓。其中，“代小”这一支被赐予吴、洪、滕、刘、贺、谭等姓，“代芈”这一支被赐予龙、隆、唐、覃、李等姓，“代灌”这一支被赐予石、时、席、易、秧、施、廖、彭等姓，“代佧”这一支被赐予麻、欧、章、张、符、胡、向、王、梁、洪、冯、陈等姓，“代徕”被赐予田、秧、杨、阳、羊等姓。吴、龙、廖、石、麻成为湘西苗疆的五大主要姓氏。其中，龙有大龙和小龙（即隆）之分，石有大石和小石（即时）之别，虽然一些苗族人汉姓相同，实为不同的苗族支系，苗姓是不同的。因此，这些苗姓不同却具有相同汉姓的苗族青年男女是可以通婚的。

抢亲是苗族男女青年以实际行动反抗舅霸姑婚的产物。在湘西苗族传统社会，舅舅有娶外甥女为儿媳的优先权。一般来说，无论舅家之子与姑家之女是否有爱慕之意，只要舅家要娶，姑家就必须应允。故而，湘西苗族民间社会广泛流传着“姑家女伸手娶，舅舅要隔河叫”的俗语。后来，抢亲逐渐演变成一种结婚时举行的一种仪式。抢亲，并不是真的抢，而是做做样子，图个吉利罢了。

（二）边墙以内的婚恋文化

苗疆边墙以内的“熟苗区”受汉族婚恋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逐渐讲究三媒六聘，重人伦、礼仪。清道光《凤凰厅志》卷七《风俗》中记录了苗疆边墙以内缔结婚姻时“鸾书授媒”“定庚行聘”“过礼”“上头”；结婚之时奠雁、伴嫁、送亲以及新婚后拜茶、回门的习俗。原文如下：

男家敬请媒妁求于女家，女家许诺，乃用红柬书女庚名，曰鸾书授媒。递送男家，男家随用首饰、布帛送女家，谓之定庚行聘。具簪、衣服、猪、酒等物，曰过礼，即纳采之义。将娶，预用红柬书亲迎日期，附以礼物达女家，曰上头，即纳吉之义。先期以鼓乐花轿迎亲，用双鹅拜献于堂前，名曰奠雁。先日，亲友持礼物赠女，谓之添箱。其夜，女寮围坐，曰伴嫁。或姑或嫂或姊妹送至男家，曰送亲。抵家行合礼，谒祖先，拜翁姑及尔家长。亲三日，烹茶汤、盥水送举家长老，曰拜茶，示妇道也。然后延贺客而饮之宴。妇之母嫂而归之。或先日备席送至女家，曰冷淡席。于归后，女偕壻往省父母，曰回门。至于妆奁之厚薄则称其家之贫富，非可概论也。①参见（清）黄应培，孙均铨：《凤凰厅志（卷七）》，清道光四年刻本。

先秦时期，中原地区逐渐形成了缔结婚姻时所应遵循的六种礼节，即六礼。六礼最先由周人所制，主要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六个环节。“纳采”是缔结婚姻的第一步，即男方选定某女为议婚对象之后请媒妁拜见，说明来意，征求女方家长意见。“问名”即问清女方姓名、生辰八字以及三代名讳、籍贯、里居、曾任职务等，知晓对方门第。“纳吉”即男方将女子的生辰八字取回后到祖庙进行卜算，若无不祥，则再请媒人到女方家洽谈结婚条件。“纳征”即男方准备彩礼送到女方家，双方交换订婚喜帖，至此婚约成立。“请期”即男方择定结婚之期，备礼告知女方家，求其同意。“亲迎”即新郎迎娶新娘而归。

从清道光《凤凰厅志》中描述的婚俗来看，苗疆边墙以内虽无“六礼”之名，但其“鸾书授媒”“定庚行聘”“过礼”“上头”之俗实际上与纳采、纳吉、纳征、请期的含义相同。迎亲之时，“奠雁”即迎亲之时“用双鹅拜献于堂前”的讲究，也是六礼的继承。雁是男子孔武有力、重情义、讲信用的象征，在古代男女双方缔结婚姻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周代，六礼中唯“纳徵”不用雁，其余五礼均需用雁。“按郑玄注：‘纳采用雁，将欲与彼合婚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许之，乃役使人纳其采择之礼。……用雁为执者，取其顺阴阳往来’”［5］。六礼、回门是中国传统婚俗之一，是典型的汉族文化。

综上所述，受汉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居住在苗疆边墙以内部分土民以及“熟苗”群体逐渐接受并践行着汉族婚俗。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居住在边墙以内的“熟苗”群体都接受了汉族婚俗，仍然有较大一部分苗族延续着“赶边边场”“赶秋”等苗族传统婚恋习俗，或者兼习苗、汉两种婚俗。这一点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得到了证实。

三、苗疆边墙沿线丧祭文化的变迁

明清以来，随着国家权力的深入，汉文化在湘黔苗疆得到广泛传播与发展。受汉文化影响程度的不同，苗疆边墙内外的丧祭习俗有了显著差异。具体来说，在苗疆边墙以外的广大“生苗区”仍然沿袭着苗族传统的丧祭习俗；在苗疆边墙以内，汉族丧祭习俗得到广泛传播以及一定程度的接纳。

（一）边墙以外的丧祭文化

在苗疆边墙以外的广大“生苗区”，人死则请巫师占卜择地葬之，“无衣衾棺椁之殓，无衰麻绖带之服”，有邀亲友宴饮之俗，“无岁时伏腊拜扫祭奠之礼”。对此，清乾隆《乾州志》卷四《红苗风土志》、清乾隆《凤凰厅志》卷十四《风俗》、清道光《凤凰厅志》卷十一《苗防一》中均有详细记录。原文如下：

苗人临丧亦哭泣，但无衣衾棺椁之殓，无衰麻绖带之服。人死，以珓卜之，随其所卜之地掘窟三、四尺，镶以木板，置尸其中，以土封之。后三日，割牲覆墓，邀亲戚食饮。次年二月，以牲楮祭奠。子陈设在左，女陈设在右，各以其类，如是者三年，从此不复过问，无岁时伏腊拜扫祭奠之礼。其谓以十月朔为大节，岁首祭盘瓠，揉鱼肉于木槽，扣槽群号，以祭者，非也。初丧，亲友各以土物吊其家，主人则椎牛设饮，谓之送哭。然视土民歌丧唱饭，犹为未甚也。①参见（清）王玮：《乾州志（卷二）》，清乾隆刻本；（清）潘曙修，杨盛芳：《凤凰厅志（卷十四）》，清乾隆钞本；（清）黄应培，孙均铨：《凤凰厅志（卷十一）》，清道光四年刻本。

综上可知，苗族传统的丧葬习俗颇为简单，既无衣衾、棺椁、衰麻、绖带等礼制的讲究，对尸体的处理亦较为随意。在祭祀方面，无年岁时节祭奠的讲究。整个丧葬过程中，颇为重视占卜择地、“送哭”及宴饮。

晚清民国以来，随着“生苗”群体与汉族交往的日益频繁，苗汉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趋势的日益增强，苗疆边墙以外“生苗区”的丧葬习俗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部分学者田野调查发现，原本属于“生苗区”的山江地区，在20 世纪60 年代以前，凡有丧葬，请苗巫即“巴岱雄”主持，其丧葬礼仪包括临终、沐浴、报丧、守灵与哭丧、出殡、寻魂与送魂、覆山等七个环节。20 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请集儒释道巫等教于一身的苗族道师“打绕棺”成为山江地区丧葬环节中的重头戏。具体包括：开路、请圣、绕棺、安方、报恩、对案、寻狱、破狱、散花、送神等环节［6］。可见，晚清以来，在苗疆边墙以外的广大“生苗区”的丧葬仪式中，儒释道教等文化元素明显增多，且影响力越来越突出。这显然是苗汉文化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

椎牛是湘黔苗族主要的祭祀习俗，也是湘黔苗族地区最隆重、最盛大的一项传统祭祀活动。清康熙年间阿琳主持绘制的《红苗归流图》中录有“农毕鼓脏”图及其附志、“祭鬼椎牛”图及其附志。

“农毕鼓脏”图其附志云：

苗人于农毕冬月跳鼓脏以祀神……先期设棚于寨外平坦处，予告亲友。至日，邻苗男妇老稚鼓吹而来。及门，各放铳以祓不祥。乃入，列坐庑下，主人具酒肉粔籹以飨之。抵暮，主人率男妇击金伐鼓，群至棚下，设位奏乐以迎神。杀牛烹而荐之，并陈酒果，以牛首置棚前。刳长木空其中，冒皮于端以为鼓，架于木，一人跳而击之。一苗巫衣圆领，执铎舞跃而致祝辞。是日也，男妇皆盛服以从事。男以杂色纸为巾，垂纸条一束于背。富者则厚价购伶人旧时衣，以示华侈。祭毕，宾主为欢，饮食歌舞，更劝迭酬，达旦乃散［7］283。

“祭鬼椎牛”图的附志云：

红苗虽为异类，其于祀先之道，有可采焉。其名，不曰祀先而曰祭鬼。每祭，必以善价求白水牯牛，饲养茁壮，择日缚牛门外花柱，众执矛而立。先让其尊者以矛刺牛胸，然后姻娅族人依序而进。一人持水于旁，随剌随泼，使血不淋漓于地。及牛死既倒，必视其首所向以卜吉否。若首向主人居室则欢笑相庆，以其来歆享也。否则，众皆愀然散去，主人即惶悚涕泣，以鬼弃而不茹，将降不祥也。祭毕，则鼓刀分胙，留四肢以遗先剌者。又别割一牲，以火燎去毛，连皮烹之，曰火炟肉。众共饮酒食肉，醉饱而散［7］284。

上述材料记录了湘黔苗族地区普遍存在的两种形式的椎牛活动，一种是称为“跳鼓藏”的集体性的合寨公祭活动，另一种是称为“吃牛”的个体性私祭活动。

清代，国家治理湘黔苗族地区以来，湘黔苗族椎牛活动被流官群体视为湘黔苗族地区的弊端、陋习，屡次向上呈禀，并提出了革禁椎牛的建议。嘉庆初年，凤凰同知傅鼐在《收缴苗枪并禁椎牛通禀》中言：

又查苗人生长边荒，多疑畏鬼，具遇疾病、灾眚等事，则必延巫师、宰耕牛，聚众禳解，名为做鬼。及至秋冬，淫祀繁兴，比户皆然。小则附近寨落，百十为群，大则聚集邻省苗人，盈千累万。巫师妄言祸福，以惑愚顽。从前癫苗滋事，皆由此起。且于每岁秋成，必将所蓄牛只恣行宰杀，次年冬耕作无以翻犁，则又称货买牛，遂致穷困，流而为匪。是椎牛祭鬼，实为苗害。鼐于上年剀切开导，并出示严禁。当据各苗弁出具切结，咸知遵守。约计一岁之内全活耕牛数万头，不特农功有裨，抑且孳息繁多，于生计尤为宽裕。刻下，群苗知从前之所为实属有损无益，俱各悔悟，巫师亦已改业，苗疆风俗顿觉改观。但恐日久玩生，应请申明例禁，嗣后专责苗弁实力稽查……①参见（清）黄应培，孙均铨：《凤凰厅志》，清道光四年刻本。

可见，傅鼐在治理湘黔苗疆之时已经发现了湘黔苗族椎牛活动的两大弊端：第一，椎牛活动的社会动员力量太大，少则动员数百人，多则动员上千人，且巫师在这场社会动员中起着关键作用，常常“妄言祸福，以惑愚顽”，从而导致“癫苗滋事”，不利于地方社会稳定。第二，椎杀耕牛，影响生产，同时衍生出“贫极为匪”的社会问题。总之，椎牛活动遭到革禁之后，苗族传统的大规模的椎牛祭祀活动有所减少，逐渐转变为隐秘性的个人祭祀。

（二）边墙以内的丧祭文化

明清以来，随着边墙以内的客民与土民、“熟苗”等群体交往的日益频繁，部分人受到儒释道三教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渐融合了汉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传统丧葬习俗上发生了明显变化。与边墙以外相比，清代苗疆边墙以内的丧祭习俗有了明显不同。清道光《凤凰厅志》卷七《风俗》载：

自大、小殓及祥禫、哭泣、辟踊遵古制行朱子家礼，士绅多有之，然不能尽行也。俗，初丧，举家绕白布于首，凂道士取河水浴尸，做佛事，男妇俱改服麻衣。既殓后，设灵屋于堂，朝暮焚香供饭。择期殡塟，讣闻亲友。塟前三日，宰牲致祭，延绅士唱礼曰家奠。次日，诸戚友挈牲牢酒醴为文祭之，曰吊纸。是夜，乡人皆来坐夜，鸣金击皷，唱高腔及丧堂歌，曰坐丧。出塟日，亲友俱送，犹有古执绋之意。用铭旌以塟，立碑墓前。三日后丧主备席邀亲友至墓祭毕而饮，谓之覆山。又亲殁后计七日延道士烧包封，曰报七。如是者，至四十九日止。供灵堂，前三年内，每食致奠焉。②参见（清）黄应培，孙均铨：《凤凰厅志（卷七）》，清道光四年刻本。

根据上述记载，丧葬之时，边墙以内的士绅之家，多遵古制行大殓、小殓、祥禫、哭泣、辟踊等朱子家礼，乡民之家则有请道士浴尸、“做佛事”、穿麻服、“家奠”“吊纸”“坐丧”“覆山”“报七”等习俗。

“浴尸”即为死者沐浴，是中国传统丧仪中的初始环节《礼记·丧大记》中有言：“始死，迁尸于床。用殓衾，去死衣。”苗疆边墙以内的客民和“熟苗”在“浴尸”时需以井水煮松柏枝来为死者沐浴。对此，清光绪《乾州厅志》中有更为详细的描述，文曰：“初丧，举家散辫发，去首饰，顶白布一疋，男先女后长幼挨次而行，随道士取河水浴尸做佛事。”③参见（清）蒋琦溥，林书勋：《乾州厅志（卷五）》，清同治十一年修清光绪三年续修本。

“家奠”是承服即戴孝的生者祭拜故者，所举行的礼仪。“吊丧”即亲朋好友至丧家吊唁死者，安慰死者家属。“覆山”又名“覆三”，即下葬后三日，孝子携家眷带着酒肴香纸到墓前祭奠。中国传统的丧葬程序与礼俗大致包括“初终、复、易服、奉体魄精神、治棺椁、讣告、沐浴、饭含、袭尸、为铭、置灵座、设魂帛、吊丧、赠礼、小殓、大殓、闻丧、奔丧、成服、朝夕奠朔望奠、卜宅兆葬日、穿圹、刻碑志、备明器、启殡、朝祖、亲宾奠祭、赙赠、陈器、祖奠、遣奠、在涂、及墓、下棺、题虞文、反哭、虞祭、卒哭、小祥、大祥”［8］等。苗疆边墙以内的丧葬习俗虽然在仪式环节上有所减少，但基本上保留了中国传统丧葬仪式的主体环节，仍然彰显着它慎终追远的文化内涵。

湘黔苗疆地区的苗族无设置神龛、安置木制或纸质祖先牌位的习俗，往往在厨房的火炕上倒置一瓷碗，称“夯果”（hangd ghod），即为安置祖先神灵之所。至清乾隆年间，仍是如此。对此，清乾隆《乾州志》卷二《风俗志》中记：（苗人）“服阕后，火化灵牌即已，不知设木主奉祀，岁首惟有墓祭。”①参见（清）王玮：《乾州志（卷二）》，清乾隆刻本。

晚清以来，受汉民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儒释道三教潜移默化的影响，苗疆边墙以内祭祀习俗发生了明显变化，部分苗族家中堂屋中央出现了木质或纸质神龛。清道光年间，凤凰厅的客民和“熟苗”已经有了设置“木主”乃至建立宗祠的传统，“各家俱有龛堂，设木主，岁时致祭，凡有嘉会必祭。祖先至立祠以祭，惟族众者有之”②参见（清）黄应培，孙均铨：《凤凰厅志（卷七）》，清道光四年刻本。。清光绪年间，乾州厅的部分客民和“熟苗”亦有设置木主神龛，乡民仍然不设，名门望族也渐习设立宗祠的传统。对此，清光绪《乾州厅志》卷五《风俗》有记载，文曰：“知礼之家设木主于龛堂，岁时必祭。……乡中不知设木主者，岁时为墓祭。……至立祠以祭，城乡盛族贤而有力者为之。”③参见（清）蒋琦溥，林书勋：《乾州厅志（卷五）》，清同治十一年修清光绪三年续修本。

苗疆边墙以内的客民与“熟苗”有清明、腊月墓祭以及“挂社”“挂坟”的习俗。清乾隆《乾州志》卷二《风俗》载：“祭新冢，在春社前，摘茼蒿菜煮饭盐肉饤和成团，名曰‘挂饭’，又曰‘挂社’。祭旧冢在清眀，冬则除夕，凡祭于塜，上标钱，名曰‘挂坟’。”④参见（清）王玮：《乾州志（卷二）》，清乾隆刻本。清光绪《乾州厅志》卷五《风俗》载：“凡有嘉会，必祭祖先。三月清明及腊底，专祭于墓，虽远哭必尽哀。……其祭新塜，必于春社前摘野蒿菜，煮糯米饭，杂腊肉钉，和蒸，曰‘社饭’。祭旧冢，春则清明，冬则腊后，凡祭于墓，必标纸钱树竹间，名曰‘挂坟’。”⑤参见（清）蒋琦溥，林书勋：《乾州厅志（卷五）》，清同治十一年修清光绪三年续修本。

四、结语

苗疆边墙修建之后，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隔离苗汉的军事防御功效。然而，从长远来看，边墙的修建客观上促进了苗汉文化的交往、交流与交融。边墙的修建直接导致了以屯兵为主体的汉民族人群的进入，进而带来了与苗族文化迥异的丰富多彩的汉族文化。他们是传播汉文化的主力军。尤其是随着屯防制度的瓦解与边墙的衰落，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屯兵就地解散，大部分在边墙沿线定居下来，与当地苗族通婚往来，在传播汉文化的同时逐渐接受、吸纳了苗族文化，成为集苗汉文化于一体的融合者。因此，我们不难发现，苗疆边墙内外的婚恋与丧祭文化大体上呈现出以墙为界的特征，但二者并非严格的泾渭分明，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诸如，在边墙内的一些村落仍然保持着原生态的苗族丧葬仪式，在边墙外的一些地方也借鉴、吸纳了汉族婚恋习俗。这些情况往往需要我们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的方法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去发现与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