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丽华

在中国医学界，素有“北协和，南湘雅”之称。湘雅即湘雅医学院，其前身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是1914年12月8日由中美合作创办的第一所中国现代高等医学教育机构。该校首任校长为从耶鲁大学学成归国的颜福庆博士，首任教务长为美国医师耶鲁大学爱德华·胡美（Edward H.Hume）博士。次年，湘雅医学会将胡美于1906年开办的湖南省第一所西医院雅礼医院更名为湘雅医院，美国护士妮娜·盖妮贞（Nina D. Gage）于1911年开办的雅礼护病学校更名为湘雅护士学校，从而形成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医院、护士学校三位一体的体系。“湘雅”是取湖南简称“湘”与雅礼协会首字组合而成。谈起中国现代医学的兴起与发展，必然绕不过湘雅医学专门学校，而谈起湘雅的百年兴衰，则必定绕不过张孝骞。

1981年9月23日的全国政协礼堂里人才济济、其乐融融，出席者有陈慕华、王震、邓颖超、康克清、王首道、钱信忠等中央领导，还有全国医学界代表数百人，但主角却是八十四岁的张孝骞。这场规格如此之高的聚会，是为了纪念他从医六十周年。这天，他还收到了陈云的亲笔题词“风范长存”，邓颖超更是親手把一只用鲜花编的花篮赠给了他。这样的礼遇，除了感念张孝骞几十年如一日地将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也是对他在内科学研究上的伟大成就与献身医学教育的最高嘉奖。

时光倒退一甲子，1921年6月张孝骞以毕业总成绩、毕业论文两项最高分成为湘雅建校以来首届毕业生的状元，一如七年前他以第一名的应试总成绩通过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首届招生考试，与其他十七名学生（其中有六名是1913年7月雅礼协会向全国招考的旧生）成为该校的首届学生。

湘雅是培养我国医学界优秀人才的摇篮，而张孝骞无疑是其中最闪亮的星星。初创时期的湘雅学制为七年，分医学预科两年、本科五年。在预科阶段，开设与医学有关的生物学、物理学、化学、英语、伦理学等课程，预科结业、考试合格者升入本科学习。学校采用全英文式教学。学校师资力量极强，多为美国雅礼协会董事会从外籍教师中选拔出来的医学博士。湘雅在功课方面严格要求学生，甚至将及格线提高到七十分，采取严格的淘汰制，湘雅学生的淘汰率有时竟高达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浪淘沙去留真金，能够顺利毕业的都是真才实学者。由于此前美国政府教育考察团对湘雅医学教学水平进行了全方位的考核与评估，核定湘雅为当时中国医学院校程度最高者之一，认为其教育程度与美国国内医学教育程度相当，承诺授予湘雅毕业生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政府批准的医学博士学位，因此张孝骞毕业后即为医学博士。同期毕业的，还有萧元定、徐维达、汤飞凡、任廷桂、高镜朗、梁鸿训、彭治朴、吴绍青、应元岳九人，这些人后来基本上都成为中国医学领域的领军人物。

毕业后，张孝骞留在湘雅医院做临床工作，他追随胡美博士选择其精通的内科专业作为自己的专攻方向。他以医院为家，坚持“和患者在一起”，以“戒、慎、恐、惧”为座右铭，“患者以生命相托，我们如何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抱着这种的态度的他，始终坚守“治人而非仅治病”的初心。他曾在《新湖南》月刊上发表的《公共卫生设施之程序》中写道：

医者，外治肌骨，内驯五脏，袪疾患，消病痛，以精专之术救死扶伤，此为妙手仁心。

医者，上循天道，下探良方，扬善义，慰人情，以公共立场济世安民，此为杏林之侠。

这正是他对医者的看法及其行医处世的真实写照。其后，他进入协和医学院进修，由于出色的工作能力，他很快就被提升为总住院医师。

由于突出的医学素养与研究能力，1926年9月，张孝骞被选送到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进修，跟随导师哈罗普（Harrop）教授做血容量测定的研究。他的学术论文《测定循环血容量的一氧化碳方法》和《糖尿病酸中毒时的血容量》两文在美国《临床研究》（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上发表，引起了美国医疗界的重视，世界上许多知名医学家都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刮目相看，一致认为这是临床医学的一个巨大进步，其研究方法与观点也为教科书所采用。哈罗普教授希望张孝骞能够留在美国，因为他在血容量研究上的成功，已经为他铺好了一条康庄大道。关于美国的锦绣前程，张孝骞不为所动，他对哈罗普教授说：“我的祖国，我所在的协和医学院更需要我。”回国后，张孝骞在协和医学院组建消化专业组，一面从事临床工作，一面从事胃液分泌研究。后来，他又与斯坦福大学著名消化系专家布仑菲尔德（Bloomfield）教授共同进行胃分泌研究，成为内科消化领域的国际知名人物，协和内科学也因为他的领导与组织而跻身为当时世界内科学的一流专业。

然而，随着日本侵华势力的发展，华北陷入动荡之中，卢沟桥事变后，在协和做了十三年临床工作和基础研究的张孝骞放弃了协和丰厚的待遇与大好的发展机遇，南下长沙，回到了母校，担任了湘雅医学院院长。

临危受命的张孝骞在接任院长职位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在日军的炮火下保全湘雅。武汉陷落后，日军势力继续向南推进。为瓦解中国军队的抵抗意志、迫使国民政府早日屈服，日本集结重兵往长沙而来。眼看战火即将在长沙燃起，为了保存这颗规模已成的医界硕果，张孝骞费尽心力。

日军对长沙的密集轰炸使湘雅的教学活动经常受到干扰，湖南省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嗓音学专家刘树焱教授回忆说：“当时我是湘雅大二的学生，正在学组织胚胎学。一天，我们正在显微镜下看标本，日本炸弹落在长沙小吴门火车站，虽然声音不大，但从我们上课的教学楼南窗望去，可见被炸后腾起的浓烟，实习台也有震感，镜子的焦距变了，标本也移了位。”由于湘雅师生奔赴战地救护伤员的亲身经历，再加上杨济时、徐特立等人在湘雅所做的抗日宣传，湘雅人的抗日情绪高涨，弃医从戎者每每有之。

在血与火的面前，关于湘雅是否迁校，师生们议论纷纷。一部分人如药理学权威蒋鵾教授认同雅礼协会的意见，认为只要在医院楼上挂一面美国国旗就可保平安。另一部分人如生物化学科的知名教授唐宁康则认为应该把湘雅迁到安全的地方去。张孝骞在是否迁校的院董事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湘雅培养的人才是属于中国的，我不能眼看着湘雅毁在日本人手里。”迁校的决议最终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同意。但学校怎么迁，迁到哪里去，又成了新的问题。湘雅毕竟不同于其他高校，为医者肩负着救死扶伤的重任，战争之中尤需医护人员，湘雅必须分出一部分力量留守长沙，承担为医者的本职工作。因此，湘雅医、护两校的高年级即医学院五、六年级及护校二年级以上学生及外科几乎所有教学人员全部留在了长沙，附属湘雅医院亦维持现状，既服务战区，也供高年级实习之用。

關于迁到哪里去，多数人主张应效仿西南联合大学，将湘雅迁到昆明去。张孝骞经过实地勘察，认为昆明人口较少，病人不多，不适合兴医办学。也有人主张就近迁到广西。广西方面希望湘雅迁到桂林，并许诺为湘雅在桂林的办学提供一切方便，条件是战争结束后，湘雅的教学设备、图书资料等必须留在桂林，成为广西医学院的发展基础。经过再三衡量，张孝骞最后决定将湘雅迁往贵阳，其发给教育部的电文云：

案查本院董事会，近以抗战形势日趋紧张，湘省地位愈形重要;且长沙市区迭遭敌机轰炸。湖南省政府早已明令疏散人口，并劝告迁移省垣学校。为策学生安全，暨国家保留一部分医学教育之人力与物力起见，爰经决议迁移……医学院情形与其他学校不同，必须有人口较为繁密之都会，相当之物资设备，及稍具规模之病院，方便于施教。如迁往过于偏僻之城市，实习与临症方面均必感受困难，环顾多处，似以贵阳较为适宜。

张孝骞之所以决定将湘雅迁至贵阳，是因为在考察了广西、昆明之后，他途经贵阳时遇见了从南京迁至贵阳的中央医院院长、外科专家沈克非教授。张孝骞同沈克非曾在北京协和医院共事，彼此相交甚深。沈院长力主湘雅迁来贵阳，因为他从南京带来的三支前线医疗队成员擅长外科，但内科则相对较弱。而湘雅以内科见长，外科基本都留在了长沙，湘雅若来贵阳，中央医院的外科与湘雅的内科教学正好形成互补，正是这一点打动了张孝骞。后来两校在贵阳共用图书、仪器设备，医疗教学上也相互支持，员工交叉使用，中央医院支援了湘雅的外科教学，而湘雅则报之以临床内科，两校因此培养了一批国家急需的优秀医务人才。湘雅抓住了极为重要的机会，从而成就了战时的湘雅与南京中央医院。当后来上海中央医学院决定搬迁时，尽管有时任民国政府卫生署署长颜福庆帮忙，但也无法像南京中央医院与湘雅医学院一样能够找到互补、彼此成就的合作伙伴。

西迁之时，由于湘雅准备较早，动作较快，所以能够从容地将所有贵重医疗教学设备、图书资料、标本及办公要件约四百箱运往贵阳。在贵阳湖南长沙会馆的帮助下，湘雅医学院在贵阳城外的石硐坡修建校舍、兴医办学，石硐坡因而改名“湘雅村”。张孝骞邀请湘雅第三届毕业生李启盘医生担任总务主任。李启盘是个全才、怪才，他曾是《新湖南》月刊的社员、编辑，又为湘雅西迁的货物设计了独特的包装箱，赖于这批包装箱的保护，设备仪器、标本等精细货物从长沙顺利迁至贵阳、重庆、沅陵再至长沙。甚至，在回到长沙后，不少员工争相购买这批辗转千里的包装箱以作留念。在贵阳诸如租地皮、盖楼房、建茅草平房及教工宿舍等事，张院长均委托李启盘负责。李主任为每个学生准备了一条三脚凳供学习、生活所用，众人戏称为李氏三脚凳;没有饮用水，便置办运水牛车，修整坡路，派学生轮流赶着牛车去运水;为避免实验用的小动物被老鼠咬死，便把小动物室用木柱升高，在柱子中段用尖物拦住，防止老鼠往上爬。这些简易而富有巧思的办法行之有效，解了燃眉之急。

随着日本对我国的封锁和包围的收紧、东南亚与太平洋战争的逼近，湘雅外援经费来源日益困难，为维持办学，张孝骞主动削减一半的薪水，其他教职工见状也纷纷自请削减部分薪水以支援学生，但教职工的这些薪水无异于杯水车薪，湘雅医学院债务累累，举步维艰。张孝骞急得上火，四处求助。就在这时，教育部长陈立夫前往贵阳调研，这给陷入绝望之中的张孝骞带来了一线希望。为今之计，只有争取改为国立，湘雅才有出路。他连夜起草了将湘雅改为国立医学院的申请书和改革方案，并组织师生大张旗鼓地前去迎接陈立夫，向其汇报湘雅历尽艰苦坚持办学的过程，及中国不依赖外援、发展国立医学教育事业的必要性，成功地从理论上、情感上说服了陈立夫。1940年8月1日，教育部下文批复湘雅医学院为国立湘雅医学院。

张孝骞力主湘雅由私立改为国立，除了解决战时湘雅办学困难之外，更与他的“公医制”思想有关。

中国传统医学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均以医生私人开业为主要形式，社会上的医院主要为私立和慈善医院。这在中国进入近代受到西方的影响创办医学院时，也未改变，如湘雅、协和、华西、齐鲁、同济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也都是私立性质的。当时医师人数少，尤其是有过专业训练的新医（西医）就更加凤毛麟角，供求失衡之下，医疗费用趋高，大部分民众都无力承担寻医问药的花费。当时著名医学教育家颜福庆、伍连德等都提倡在中国实行“公医制”，建立公共医院。颜福庆认为，实行“公医制”有三大好处：“大众性，无论贫富，村民或城市居民，均能平均受益;经济性，预防疾病较之治疗疾病，轻而易举，故预防工作应尽量扩大;有效性，国人应当就当时数量有限的医师，创办一所能为所有人服务的医治组。”

老校长颜福庆的“公医制”思想深刻影响了张孝骞。张孝骞的妹妹张孝元就是因为当时家贫、无力医治而早早辞世，这成为他心口永远的痛。见一人如见众生，愿医惠及天下人，成为他积极实践并推广“公医制”的永恒动力。实行“公医制”的举措之一，就是要在每省省会所在处“设一省立医学专门学校”。湘雅医学专门学校虽然是在美国基督教会的推动下成立的，具有强烈的私有性，1931年还曾更名为私立湘雅医学院，但也必须注意的是，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成功创办，离不开湖南省都督谭延闿的大力支持。谭延闿因久患危重“痨症”大叶性肺炎，被胡美、颜福庆治好，从而对西医的疗效坚信不疑，尽其所能大力支持湘雅兴办医学专门学校。当谭延闿将以湖南省政府与美国雅礼协会联合创办医学校的计划上报北洋政府国务院备案时，却被北洋政府以“地方政府与外侨团体订约案无先例”为由勒令取消。谭延闿一方面派遣颜福庆等人赴京游说创立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必要性与好处，另一方面又多方联络在北洋政府中任职的三十五名军政要员和社会知名人士组成“湖南育群学会”，由湖南育群学会代表湖南省政府与雅礼协会正式签订了合作创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协定。因此，早在1914年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成立时，湖南省政府就在其中发挥了重要功用，此外，还包括核准、划拨开办及新建校舍等费用，每年划拨固定办学经费等。至1925年时，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改名为湘雅医科大学后，便由中国方面全权管理。日本侵华期间，战争导致伤病人员急剧增加，整个社会对医务工作人员的需求激增，社会各界关于公医制的讨论变得更加激烈。《医育》等杂志在1940年发表了多篇讨论“公医制”的文章，探讨在边远省份实行公医教育的可能性与具体建议、医疗卫生与抗战建国的关系、抗战建国与公医制度等问题。卫生署也发布了全国医业方针，指出“公医为吾国民众医事最有效力之方法，为欲使公医达到保护社会安全之目的，则组织公共医事卫生事业，乃所必须”。同年民国政府还公布了《公医学生待遇暂行办法》，次年又通过了《实施公医制度以保证全民健康案》，确立了公医制度。张孝骞申请将湘雅改为国立，也可以说是大势所趋。虽然美国雅礼协会对此表示反对，但湘雅的创始人胡美博士却对张孝骞的主张表示支持。

国立湘雅医学院成立后，张孝骞向全院征集院训，最终选择了“公勇勤慎，诚爱谦廉，求真求确，必邃必专”，并确定了湘雅院歌，激励湘雅人在朝不保夕的战争年代不屈不挠、昂扬向上。

1944年，日军相继攻陷衡阳、桂林、柳州，而后沿黔桂铁路北上，占领宜山后，兵分三路，直插贵州。在此形势下，张孝骞组织湘雅医学院先后迁往重庆、沅陵。当初留守长沙的湘雅人，在1938年“文夕大火”之后应省政府的要求一分为三，除一部分仍坚守长沙外，还分设湘雅沅陵、耒阳医院以服务抗日军民。抗日战争结束后，分散在重庆、沅陵、耒阳等地的湘雅医学院师生、设备、图书陆续回迁，直到1946年6月，湘雅各路师生员工全部重聚长沙。张孝骞率领众湘雅人历经无数磨难，终使这所医学院在战火中保存了下来。

在湘雅人回到长沙重建医学院时，张孝骞应邀赴美交流，他考察美国的医学教育，了解国际上的医学发展情况，邀请医学名家到湘雅任教，利用各种关系为湘雅的年轻教师和毕业生争取出国进修机会，购买先进医疗设备，搜集医学刊物及图书以充实湘雅图书馆，为湘雅在战后的蓬勃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张孝骞因而被誉为“湘雅轩辕”。

除了湘雅，张孝骞还极大地推动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医院的发展。他从美国请回张学德等众多内科专家，并把内科分成消化、心肾、传染、血液、呼吸等专业组，促成了中国内科学分支学科的专业化。他还长期主编《中华内科杂志》，毕生致力于临床医学、医学科学研究和医学教育工作，对人体血容量、胃分泌功能、消化系统溃疡、腹腔结核、阿米巴痢疾和溃疡性结肠炎等都有深入研究，丰富并推进了国际医学界对相关疾病的认识与治疗。1948年，张孝骞因为在医学教育与内科临床的出色成就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与郭沫若等人一道成为民国首批八十一名院士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又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并先后被任命为协和医学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等要职。1987年，在其逝世后，协和医院的挽联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德行与功绩：

“协和”泰斗，“湘雅”轩辕，鞠躬尽瘁，作丝为茧，待患似母，兢兢解疑难，“戒慎恐惧”座右铭，严谨诚爱为奉献，公德堪无量，丰碑柱人间。

战乱西迁，浩劫逢难，含辛茹苦，吐哺犹鹃，视学如子，谆谆无厌倦，惨淡实践出真知，血汗经验胜宏篇。桃李满天下，千秋有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