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嵩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为频繁的时期，经历了魏、西晋、东晋以及南北朝。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航运在北方水上交通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无论是黄河的上游部分河段，还是黄河中下游河段，都一定程度有着航运的开发利用。黄河流域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的中心，历史上黄河航运的开发利用意义重大。由辛德勇创作的《黄河史话》一书以生动形象的语言，系统描述了中华民族祖先认识、开发利用黄河的历史过程以及黄河河道的变迁，并阐述了黄河开发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

《黃河史话》一书中提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中下游的水上交通较为发达，具备了良好的航运开发条件。在这一历史发展阶段，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较好。在东汉末年，曹操为了强化黄河与鸿沟水系的沟通联系，开发了贯通南北五大水系的航运系统。在北方政权稳固、曹魏建国之后，多次开发利用黄河航运，具体包括整修千金渠、疏通洛河水域、整治三门峡与峡谷栈道、治理白沟与修建利漕渠等。这些围绕黄河以北的航运开发维护措施促使黄河与海河水系之间的联通变得更加顺畅，极大方便了各地的航运交通运输。曹魏时期拥有一大批优秀的治水专家，像邓艾主张黄河航运要从北向南持续开拓发展，要积极修建沟渠，保障黄河与淮河之间的水运畅通;而陈勰则在曹操任命其担任都水使者职位时，大力修建、维护千金渠，以此推动黄河与洛河漕运联系，充分保障黄河航运的重要地位。

西晋时期加大了对黄河航运的维护力度。首先是对黄河上游航运的深入开发利用，晋尚书刁协之曾孙刁雍利用薄骨律至沃野间的黄河河道运输军粮，得到了朝廷的高度认可。北魏孝文帝也极力倡导开发黄河航运。虽然说这一时期黄河航道变得较为险峻，发展水运有着较大的危险性，但是孝文帝仍然挺身而出，要在黄河上行船督察，这种君主冲在前线的行为对推动中华民族黄河航运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北魏孝文帝针对黄河航运的开发，科学制定了详细的规划整治内容。公元497年，孝文帝来到长安，五月 “己丑， 车驾东旋， 泛渭入河”（《高祖纪下》）。北魏孝文帝经三门之险， 一路去探索连接关中地区与关东地区的黄河航道。虽然说最终以黄河为中心的航运交通美好蓝图未能够真正在北魏孝文帝手中有效实现，但也引起了后续统治者的高度关注和认可，并为接下来的黄河航运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黄河作为沟通东西的重要枢纽，潼关以下河段的航运开发利用是极为频繁的。三门峡及其以东峡谷河段是这一段航道上的瓶颈，一定程度阻碍了黄河航运的顺利开展。就如《水经注》记载的一样：“自砥柱以下， 五户已上 ，其间百二十里，河水竦石杰出……其山虽辟， 尚更湍流，激石云洄，澴波怒溢，合有十九滩。”为了有效降低黄河三门峡及其以东峡谷河段的航运风险，当时开展了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汉武帝遣监运大中大夫赵国、都匠中郎将河东乐世，带领五千兵士去整治河滩，事见《五户祠铭》。这一阶段修凿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石刻题记，我们可以从中寻找到当时人们修建整治黄河河道的相关证据。第二，北魏时期的河东太守番系提出过要在其所辖地区进行开发修建水渠，以此来降低关东粮食西运途中经 “砥柱之险，败亡甚多，而亦烦费”的航运风险，然而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在这之后，还有人提出需要进行开凿褒斜道，即“山东从沔无限， 便于砥柱之漕”，但是也没有获得成功。第三，为了促使洛阳与长安地区之间漕运之船能够有效避开黄河三门峡及其以东峡谷河段水路航运的艰险，晋武帝提出要开辟新航道，也就是后面所设想的在现代陕县南山地区选择谷底开凿渠道，然后将黄河的水引出来，经过南山，最终流入到洛河支流，这样一来就能够实现黄河与洛河的水运相互联通。然而，根据《晋书》的记载，我们只能够知道该设想的开河地点，却难以准确考察了解到挖掘河渠的具体走向，最终是否完全顺利完工也是一个谜。

伴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开始移出关中地区，虽然说北方政权仍然在决议实施对黄河三门峡以东峡谷河道的修建治理，但是该区间的航运开发利用不再是国家根本所在，朝廷更加关注对洛阳以东的洛河、黄河航道以及黄淮间水道的有效连接，朝廷派遣多人开发疏通这些水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水运开发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而黄河下游开发利用最为频繁的就是漕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