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时代有新的使命，对文学自然也有新的要求。这个新的使命和新的要求，可以大致用“时代性”来概括。这种“时代性”的内涵，可以从多个维度或层面来分析和把握，简单来看，从如下三个方面描述似乎比较可靠：人民性、民族性和自由性。其中，人民性是时代性的主题体现，而民族性和自由性则既是时代性的主题体现，又是时代性的艺术性要求。

一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的文艺观。人民性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之根本，是历史唯物主义中人民观的真实体现。它首先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同样的道理，诗歌写作自然也要面对和回答这个问题。诗人们的写作，是在为自己扩展而为人类生产精神产品，并在这一生产过程中表达对于时代的“鼓与呼”，促成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实际上，中国当代诗歌从来都没有远离人民性，只是在表现强度上，各历史时期略有不同。新中国前三十年，人民性体现得更强烈，情绪更浓。诗人们喜欢用“大我”的方式，直接表现国家和人民关心的重大问题，抒写宏大主题。“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历史进入新时期，出于反拨等心理原因，诗人们较多地运用“小我”的方式进行抒情。再后来，受到商品经济大潮等的影响，“小我”的因素更加强化，有的诗人彻底躲进自己的内心，或者受到金钱、物质的诱惑，放弃了现实性与人民性，肆意表现个人的灰暗心理或远离生活真实的虚妄臆想，甚或扭曲了生活本相。进入新时代之后，由于文化领域的积极引导与规范管理，诗人们回归初心，关注现实，诗歌的人民性得到进一步强化，在抒情方式上，也出现了“大我”“小我”并重的现象。

新时代诗歌的人民性主要表现在对于国家重大事件或广大人民群众正在进行的轰轰烈烈的改革事业或对国家和人民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的抒写方面，如“一带一路”倡议、新农村与城镇化建设、城市改革与打工生活、抗洪抢险、新冠疫情以及“十八大”“十九大”等重大政治事件等。诗人们饱含激情地抒写事件中的英雄人物、新生力量、政治价值，歌颂其中涌动的不畏艰险、开拓创新、敬业奉献的精神，传达出满满的正能量。这些诗歌，一方面歌颂了时代，激发了当代人生活与工作的热情；另一方面，又相当真实地记录了当下，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和情感资料。

除了宏大叙事类写作之外，也有不少从自我的角度关注人生的诗作。它们同样体现出较为浓烈的人民性，如“打工诗歌”。它发自于生存的底部，写作者坚守自己的第一体验，创作出了一些有血有肉的诗作。打工诗人们当年怀揣着对可以“让生命再次飞腾”（郑小琼）的憧憬，离开家乡，来到城市。那时候“城市”是硬道理，它的坚硬与厚重能够带来物质的丰足与精神的充裕。然而，这一切随着对打工生活的真实触摸与深度打磨而逐渐变得面目全非。它既是“打工者”们额头上晃动着的希望，又是刻在他们心头深深的精神隐痛。在大工业时代，它成了悬在城市底层人头上的一柄不折不扣的双刃剑。他们开始怀疑，甚至追问“最底层的生活/怎么要到那么高的地方/才能挣回”？（卢卫平《玻璃清洁工》）当然，他们没有沉沦，而是以劳动和写作的方式坚毅地前行着。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贴身生活，更关注着“同类”——那些来自他乡或本土的底层劳动者，散发着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这是对激烈竞争中的劣势群体的关怀与悲悯，一种让温暖回荡在人间的至高情怀。

工业和城市的超速发展，带来了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诗人们也抱着忧国忧民的心态，对此进行了抒写，向人们发出了警醒，如柯健君的“海洋诗”。在人们的印象中，海的形象是高傲的、粗暴的，但在柯健君的《站起来》里却成了弱者。这似乎有悖于常识。在人类漫长的记忆里，海的确强大，浩浩荡荡，横无际涯，秒吞万物。然而，当手握现代文明之柄的人站在它面前的时候，它的那些与生俱来的“原动力”便顷刻失去了威力。这里，“人”为刀俎，它是鱼肉：

有一天我看见海，站了起来

把自己提得高高

向月亮靠近。向星星靠近

站到夜空里

学会闪光，和坚强

忘了流泪

这首诗表达的是海对地球的不满与失望。地球的主宰是人，因而是海对人的不满。人本源于海，是海的儿女。他们个头不大，口齿不利，却有一颗异常发达的“心”。正是这不断加速膨胀的心，将大海母亲逼到了墙角，成了弱者。弱者是被强者塑造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大海流泪便成了常态。诗中显示，海终于“站了起来”，彰显了意欲离开地球的决心。然而，这种坚强与决心终究还是徒劳，它进一步凸显出在欲望的威逼下海的急剧颓败。海的颓败，终究会导向人的颓败。这是自然界的铁律。它提醒人们，在大力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要好好保护生态。这也是时代性要求的应有之义。

二

民族性不是抽象的，它是优秀的中华文化及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在现实中的体现。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精神，既体现在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体现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中，也反映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作品中，反映在我国一切文学家、艺术家的杰出创造活动中。”这即说明，诗人和文艺家要表现时代精神，就必须挖掘和表现时代精神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不仅如此，还要通过自己的作品丰富和提升民族精神。诗人和文艺家们既要表现民族精神所浸染和引领的现实生活与生活中的人的情状，又要“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弘扬昂扬的时代主题，创造无愧于新时代的审美载体，可谓使命伟大而艰巨。

学术界一直有“民族的”和“世界的”的讨论，认为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这是关于“民族的”和“世界的”的辩证推演，本质上是在探讨文学之“根”的问题。事实也是如此。文学创作不可能漂浮在空中，它得有一个“落脚”的地方，附着于某一特定的“场域”。这样，越是有精彩的“场域”特色（地方性、民族性），便越能够吸引“世界”的目光。所以，人们常说，文学作品只有具有民族气质、民族心理和民族审美特性，才会被世人所接受与认可。民族性源自于民族自身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基于民族形成过程中稳固和趋同的民族心理、风俗习惯、情感体验、审美方式等。它一直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灵魂。

梁平曾说：“一个诗人应该有自己的家园情结”。有了这个家园，诗便有了“根”，有了感动自己并进而感动别人的凭借和源泉。梁平曾多次谈到他对家乡的感情，这正是驱使其不辞劳苦地走街串巷，爬梳捡拾，寻访散落在城市角落文化古迹的根本原因。《青铜·蝉形带钩》《龙居古银杏》《汉代画像砖》《雍齿侯》等篇什即是表现这一主题的力作。这些诗篇忠实地呈现着诗人对于故乡的爱，赞美中华民族代代赓续、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这正是民族性在新时代的特殊意义。黄礼孩最近创作的《奔跑的菠萝的海》《菠萝献出了果实》《菠萝园的雾》等写家乡菠萝的诗，也是“家园情结”的展露。它们赞美大地与劳作，一下子就亮出了地域特色，将题材的特殊性彰显了出来。黄礼孩出生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海边，秉承了海洋的“蓝”的气质，其诗也更多地展示了“蓝”的静的本性，充溢着和谐、静谧、纤柔、温馨的气息，不激越、不高亢、不造势，仿佛是一股涓涓细流在浅浅流动，不撞击巨岩，不跌至深谷，而以一种轻悠漫卷的态势款款漫过读者的心田，有一种特殊的情调美与节奏美。浙江诗人柯健君也是海的儿子，也同样有着浓郁的“家园情结”。不过，他较多地表现海的苦难，进而表达对造成这种苦难的人力的批判，如《名字》《鳞片》《海产品商店》《一只寄居蟹在洞口张望》等。它们呼吁人类回归初心，保护自然，在利用与敬畏中与自然和谐共生。西部诗人王更登加创作的《尕海》《天堂寺：向晚》《高原》《寺院：清晨》等，着眼于“彼岸”寻找。或许因为民族身份，抑或因为地域关系，王更登加有一种宗教情怀，并进而获得了更多的使灵魂安静的机缘。这种机缘，使其诗歌彰显出一种沉静的美。这种沉静又恰恰利于为“彼岸”寻找铺一层温馨的光道，让美和情缘此而缓缓流出。“彼岸”，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假设，因为从来没有纯粹的“彼岸”，它实际上是诗人立足于俗世所生发的理想或愿望的想象性延伸。它的驻足点是俗世，所以，寻找“彼岸”，实际上是一种基于俗世又企图超越俗世的理想放飞，其根本性的指向，还是从诗人自己的真实感受出发，抒写人生的境况，彰显生命的价值，凸显对于生活的热爱和独特的认识。

任何时期文学的创作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历史、民族之维，因为文学的发展是具有历史继承性的，是一个继承、借鉴与革新、融合的过程。民族精神和民族性向来也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它必须而且也一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这种变化的频率也在加速，它有时候甚至就是先锋性。进入新时代，它也是后现代性的。

后现代性早就在20世纪“新生代”（“第三代”）诗歌那里明显地存在了，且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而在新世纪，它似乎表现得更加明显和深入。后现代性或后现代主义的介入，给中国诗歌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甚至可以说，它深度改变了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格局。

后现代性感兴趣的是解构。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即乐意从不同层面解构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消解以逻各斯为中心的关乎“规律与本质”的意义结构。它的突出特征是解构宏大叙事、消解历史感、具有“不确定的内向性”。而受其影响的新世纪诗歌中的后现代性，则又具有“平面化”“零散化”“非逻辑性”“拼贴与杂糅”“反讽与戏拟”“语言游戏”等特点（张德明）。如果细数这些特点的优点的话，则可能“反讽与戏拟”更有较为永恒的诗学价值与审美意义。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新世纪诗歌为中国诗歌提供了新元素。口猪的《新中国》，从1949年一直写到2002年，一年不落，颇有“语言游戏”的特点。这样的诗，我们自然很难说是好诗。但从取材与表现的角度来看，倒颇有些个性化色彩。它虽然玩了一把形式主义，但因为冠上了一个“新中国”头衔，似乎又给了人们一根隐隐可思的游丝。同时，它还让我们感觉到，不着一字主观之评价，也可以尽显诗人胸臆之风流。这类诗歌还有刘川的《一车一车的西瓜进城开什么会呢》、远村的《大飞》、刘不伟的《狗镇风云录》等。

三

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络的发展，利用互联网络进行诗歌创作与发表变得十分便捷。“网络诗歌”随之极度活跃。“网络诗歌”，也有人称之为“网络体诗歌”（桑克），或“新媒体诗歌”（吴思敬）。它的出现给诗歌的创作与传播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改变了诗歌传播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诗人书写与思维的方式，并直接与间接地改变着当代诗歌的形态。”（吴思敬）它给诗坛带来的冲击力不啻为一次强力地震，令人目眩，甚至不知所措。赞成也好，不赞成也好，网络诗歌就不由分说地站在了我们面前，并改变着传统媒体诗歌业已形成的写作传统，直至形成了新的审美体系。

网络诗歌首先带来了诗歌写作的极端自由性。因而，自由性或自主性，成为新时代诗歌时代性的又一体现。诗歌写作的这种自由性是传统诗歌所无法企及的。网络是一个极其自由的场域。它的匿名性和虚拟性创造了一个“去中心”或“多中心”的民主意识形态空间，以让写作者自由地临屏徜徉。网络作为巨大而自由的言说空间，为诗人存放或呈现真实的心灵提供了广阔无边的平台。这一写作环境给予写作者空前的“自主权”，使得写作真正实现了“自由化”。自由性是网络诗歌的灵魂，本也是新诗写作的灵魂。然而，由于各种诗人难以自控的外力的影响，纸媒时代，诗歌的这一“灵魂式”的特性却常常难以完全呈现。这种状况在自媒体出现的时代得到了极大的改观，网络诗歌引领诗歌写作朝着深度自由性发展。

这一特征首先来自于以网络和博客为主要活动场域的写作环境。“诗歌，这个从来以彰显人类自由精神引以自豪的文学样式，在网络的空间里又一次走到了时代的最前端。”（蓝蝴蝶紫丁香）21世纪以来，网络业已成为诗歌书写与传播的重要媒介。网络的虚拟性和宽松性，给诗歌的发表带来了空前的便利，自由、开放的发表空间极大地激发了诗歌写作者们的写作欲望。网络无限大的空间（这是纸媒无法比拟的）和无限自由的发表权力，极大地解放了诗歌生产与消费能力，在使诗歌创作数量成倍增长的同时，也给诗歌的写作与批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我说了算”改变了传统写作与发表的路径，从而给诗歌带来了真正新的自由品性：这种自由，既是灵魂的自由，又是表达的自由。

自由性又转变成了写作的个性化。诗人们大胆地写一己之私，一时之悟，一地之快；也写众生之苦，国家之幸，社会之杂。所以，不要一味地否定它的社会担当。他们常常以极简约的文字呈现着来自生活底层的群像。大量为往常诗歌所忽视或鄙视的形而下情状现堂而皇之地进入诗的殿堂，生活里的吃喝拉撒成为诗的首选材料。这些诗歌“通过揭露阴暗场景，警示人们正视生活本身的真实；……通过体验时代变迁，透视中国诗歌发展的面貌。”（任毅、朱瑜雯）

它有10个洞

大概是10个

小时候我经常看着它燃烧

但那时

我不知道

有个叫山西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

每个洞中的灵魂

发出的尖叫

这是黑匣子的《蜂窝煤》。它的意指不言自明。实际上，写作对于许多诗作者，都是为了释放，为了交流，也是为了提升，为了自我实现。因此，写作成了他们生活的一个部分，是他们向世界发声或讨要生活的手段。

冷面狗屎的《鸟》也颇有个性。全诗只有两个字：“飞了”。它让人想起北岛的诗《生活》，二者都凝聚着诗人的独具个性的诗性体验。这首诗当年贴在网上时，被斑竹删除了，惹得冷面狗屎愤愤不平，嚷嚷着“我的《鸟》为什么不能一声不响地飞了？”是啊，诗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物种”，它写“鸟”或写“猪”写“狗”，为什么一定要洋洋洒洒地描绘或抒情呢？自然，诗可以洋洋洒洒地描绘和抒情。但三言两语，让“鸟”作智性的、空灵的、无声无息的“飞”，不也同样有味道么？在欣赏够了各种诗文中的“鸟”的各种飞翔姿势和作者们的各种铺叙点拨之后，品味一下它的无声的“飞”，不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么？其实，跟“文”（含散文、小说等）比，诗更看重内情的展示，看重结构上的化博为精、化散为聚，看重将“距离”截断之后的突然顿悟。

当然，过度的“自由”也带来了一些麻烦。有的诗人信马游缰，信手写来，使得他们的诗作常常在艺术与责任上双重失范。这不是自由的错。但它提醒诗人：艺术的真正自由不是“无边界”，而是在有限中创造无限，在束缚中争得自由。自由，应是创作环境与创作心态，而不是写作本身。无节制的“自由”还带来了另一种现象：“戏拟、恶作剧心理大量存在，诗的反文化、世俗化、极端个人主义倾向非常明显。”（王本朝）这一定程度损害了诗的健康发展，需要我们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