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更好地落实全面二孩政策愈加重要。本文从社会经济地位视角出发，分析育龄女性的工作收入、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岗位三个方面对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和二孩生育行为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受教育年限对于女性的生育行为和意愿均具有一定程度的负向作用;工作收入越高，二孩生育意愿越弱，生育二胎的育龄女性也越少;不同工作岗位之间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并无多大差异。

【关键词】 生育意愿 生育行为 社会经济地位

一、引言

全面二孩政策下，人口增长速度并不乐观。居高不下的房价等外部压力和个人因素使许多年轻人选择不婚不育。工作收入、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类型都会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产生影响。以工作收入为例，当无法负担抚养费用时，人们不会选择生育;受教育年限会影响其价值观念，;女性的工作岗位、工作性质也会对其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

关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已较为充分。但是，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并不完全对等，生育意愿并不一定准确落实到生育行为中。那么育龄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究竟如何？对两者的影响有何差异？本文将聚焦于育龄女性，分析其社会经济地位对二孩生育意愿与二孩生育行为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生育意愿

西方学者多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居民的生育意愿。成本效用理论中分析了一个家庭是如何做出生育决策的。在考虑生育问题时，当生育的预期收益大于生育所付出的成本时，家庭会选择进行生育;但当预期收益并未超过剩余成本时，家庭不会选择生育。在生育的供给需求理论中居民的收入被划为了两部分使用，一部分用于自身活动，另一部分用于下一代，即子女的活动。因此，在收入一定时，如果居民用于自身活动的部分占较大比例时，用于子女活动的收入比例就会较小，居民就会有较小的可能选择生育。

（二）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有两种：一是个人特征因素，二是个人所处的外部环境因素。

在个人特征因素中，居民的年龄、宗教信仰、户口和受教育程度等都会影响居民的生育意愿，还包括个人的主观感知（朱明宝，2017）。影响生育意愿的个人特征因素还有工作岗位、工作收入等。当居民的工作收入较低而无法负担生育、抚养和教育费用时，可能会有较弱的生育意愿，而当其有较高的工作收入，有较为体面的工作岗位时，生育意愿可能会较强（吕碧君，2018）。

在外部环境因素中，父辈的隔代照料对于居民的生育意愿有很大影响。父辈的隔代照料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父母到子女生活的地方替其照看子女，二是父母在居住地照看孙子女。父母到子女生活的地方替其照看子女的情况下，居民的生育意愿会较强（王晶、杨小科，2017）;而父母在居住地照看孙子女的情况下，居民会有较弱的生育意愿。在父辈的隔代照料中，赡养父辈对于生育意愿也会产生影响（吕碧君，2018）。当赡养的费用和花费的精力过高时，父母到子女生活的地方替其照看子女也会对居民造成一定负担，进而对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可能并不明显，甚至可能使居民的生育意愿减弱。

（三）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

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一般情况下，生育意愿的水平要高于生育行为的水平，家庭在生育决策过程中，个人特征因素和家庭环境等因素都会对其决策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茅倬彦、罗昊，2013）。在一定程度上，生育意愿能够用来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人口变动趋势，但是对于子女的性别偏好和意外生育等因素（韩雷、田龙鹏，2016）会使得实际的生育行为水平低于生育意愿的水平。

（四）文献述评

关于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已被研究地较为充分，个人特征因素也有涉及。因此本文选取了三个客观可测量的指标作为自变量，研究工作收入、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岗位对于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和二孩生育行为的影响。在当前政策背景之下，对于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影响的程度和方向有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关于二孩生育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等则较少涉及，因此本文将研究社会经济地位对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影响。

三、研究内容

本文将生育意愿定义为“希望生育子女的数量”，具体来说就是，是否愿意生育二孩。相对应的，生育行为则指的是，是否生了二孩。

本文将育龄女性作为研究对象，从育龄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研究视角出发，构建logit模型，分析育龄女性的工作收入、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岗位三个方面对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产生的影响。

四、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并对数据库中的女性样本进行两次筛选。

一是筛选出20-40岁年龄的女性样本。女性年龄过低时，其生育意愿不稳定;女性年龄过高时，其生育风险较大，选择进行生育的人也较少。二是筛选出受雇的女性群体。

Y表示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SES表示育龄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

五、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育龄女性群体现状的描述性分析

本文选取的样本中大部分受访者中的育龄女性学历处于中等水平，大部分接受过高中及大学教育，对于生育行为和意愿都有较为理智的判断。

可以看出，在企业以及事业单位工作的育龄女性占了大部分比重，还有16.931%的育龄女性属于农户。大部分育龄女性为非个体或非自由工作者。

（二）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和行为的描述性分析

本文采用“目前育有子女数量”这一问题代表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行为，采用“无其他背景条件限制下，想要擁有孩子的数量”这一变量来表示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因变量为育龄女性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两个方面。

从表2中可以看出， 69.19%的育龄女性目前有一个孩子，也有22.29%的女性有两个孩子，存在二孩生育行为。当前大部分育龄女性只有一个子女，与现实状况吻合。有二孩生育行为的这一比例有更大提升空间，合理的政策能够提升有二孩生育行为的育龄女性比例。

对于生育意愿，问卷提问设计的背景是：在无任何政策和经济、健康条件约束下，愿意生育子女的数量。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不存在内在和外在条件的约束下，希望生育三个子女的育龄女性数量最多，占到73.5%，其次为2个，占11.99%。说明在无政策限制和自身各种条件允许的条件下，大部分人倾向于生育两个或三个子女。

在生育行为中，生育一个子女的育龄女性所占的比例最大，而在生育意愿中，多数人希望生育3个子女。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并不是完全符合的，仅仅研究生育意愿并不全面，因此，本文研究育龄女性社会经济地位对于二孩生育行为和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

（三）社会经济地位对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和行为影响的统计分析

1.工作收入对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

在模型二中，育龄女性的个人年收入与二孩生育意愿有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个人收入越高，其生育子女的意愿越弱。这可能是由于工作收入高的女性在工作中投入更大部分的时间，从而不愿在家庭生活中投入更多时间，因此生育意愿不强烈。

2. 受教育年限对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

在模型三中，受教育年限与育龄女性群体的生育意愿有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育龄女性的受教育年限越低，其生育二胎的意愿会越强烈。其原因可能在于，受教育年限较高的育龄女性将更多时间分配到学习或者工作当中，家庭生产时间相对较少，生育和照料子女的时间也较少;受教育年限较高的女性在生育问题的价值观上也会有不同。

3. 工作岗位对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

在模型四中，育龄女性所在的工作岗位与其生育意愿无明显相关关系。说明育龄女性的工作岗位与其二孩生育意愿联系不大。可能的原因在于，各岗位工作时间工作强度等并无太大差异，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不大。

1.工作收入对育龄女性二孩生育行为的影响

在模型二中，育龄女性的个人年收入与二孩生育行为有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年收入越高的育龄女性，其目前生育子女的数量越少，说明个人收入的增加会使其生育子女的数量减少。这也符合一些地区当中，较贫困的家庭反而生育的子女数量较多的客观事实。原因可能在于，在相对贫困的地区，养育子女的成本并不大，但却可以带来较大收益，因此生育更多的子女可以使其获得的收益大于成本。

2. 受教育年限对育龄女性二孩生育行为的影响

在模型三中，育龄女性的受教育年限与其生育行为有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原因可能在于，受教育年限较高的育龄女性处于未婚状态或者更加注重工作而非家庭。受教育年限越高，在学习或工作中投入的时间越多，相应地在家庭生产和生育子女中投入的时间也越少。

3. 工作岗位对育龄女性二孩生育行为的影响

在模型四中，各工作岗位与其生育行为并无多大显著相关关系，不同工作岗位之间育龄女性的生育行为并无多大差异。与生育意愿相似，各岗位工作时间工作强度等并无太大差异，对二孩生育行为影响不大。

四、结论与讨论

（一）不同类型的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和行为不同

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会生育二胎的女性数量变少;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她们的二孩生育意愿也逐渐减弱。企业及农户中的育龄女性生育二胎的比例更大，而在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工作的育龄女性则是生育二胎最少的群体。就生育意愿来讲，各工作岗位中的育龄女性均倾向于生育二胎，而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育龄女性二胎生育意愿最低。

（二）工作收入会影响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工作收入与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与行为均呈负相关关系，工作收入在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过程中没有发挥很大的阻碍或者促进作用。工作收入低的女性群体由于二孩生育的收益大于成本，因此二孩生育意愿强，二孩生育行为也较多。现实中的工作收入高的部分群体，生育意愿也不强，收入高并没有增强其生育意愿，必然是除收入以外的其他因素影响了其生育意愿。所以并不是说收入高的群体数量越多，会生育二胎育龄的数量就越多。

（三）受教育年限会影响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受教育年限与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与行为均呈负相关关系，受教育年限在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很大的阻碍或者促进作用。

但并不是说要通过降低女性的受教育年限和工作收入来提升其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受教育年限与工作收入越高生育行为越少意愿约低的情况可能是当今我国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现行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尚有一定差距造成的。受教育水平与工作收入较高的女性对于家庭投入的时间不足，因此，隔代照料以及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对于缓解这一问题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老人的隔代照料和托管机构的照料会减轻女性负担和后顾之忧，从而对其生育行为和意愿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生育行为和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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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蒲东霞，女，1997-11-20，河北衡水，硕士研究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劳动关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2051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