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符号的内涵意义

翻译概论历来是百家争鸣。各派见仁见智，而总的看视野太过于狭窄，仅仅限于语言类的传达，连与语言有密切关联的言语都很少涉及。其实研究翻译理论，应视野更宽阔，立意更高雅。西方语言学给出的“符号学”的定义可作参考。一般认为：“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学说”（Semiotics is the study of signs）。这个定义实际上来自索绪尔，然而索绪尔这句解释在中文里这话是同义反复，

“什么是符号？”是一个更棘手的难题。很多符号学家认为，符号无法定义。赵毅衡给出了一个比较明晰的定义，作为讨论的出发点：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这个定义，看起来简单而清楚，翻来覆去说的是符号与意义的融合关系。实际上这定义卷入一连串至今难以明确解答的难题，首先，既然任何意义活动必然是符号过程，既然意义不可能脱离符号，那么意义必然是符号的意义，符号就不仅是表达意义的工具或载体，符号是意义的条件：有符号才能进行意义活动，意义不可能脱离符号存在。因此，为了定义符号，我們必须首先定义“意义”。

不得不又提到索绪尔，这为现代符号学之父在语言学中强调了最重要的一点是分清言语和语言：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抽象的，是一种社会习惯;言语则是个人习惯的结果，是一种个人行为，这两个关联紧密的语言学名词恰恰是翻译理论的基础，其中涵盖有涉及文字符、信号符、密码、古文明记号以及手语的科学。从翻译的角度分析，仅仅文字符，信号符的范畴，就有言语及语言，有声的符号及无声的符号等的末知的有待研究的秘密。而无声的文明符号则蕴含有无穷的隐秘意义，等待翻译去解读。那么从符号来解读“意义”，就不会有“意义”的主流的定义。符号在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电脑中的图示，北斗导航的线路等，并且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从现代意义上来说符号开始大众化、普遍化，已泛化成了文化的一种专属的现象。不再是翻译理论研究的专属品。从哲学的高度，高屋建瓴，扩展视野，应该是现代翻译理论开拓的一块处女地，可以预见，当翻译概论增加了对非语言因素，即言语因素，非文字图形，古文明遗物等等的理解和揭露之后，“意义”的定义自然就会逐渐明晰，而争议也会慢慢平息趋同。

二.如旧或创新——翻译意义的行为模式

世人面前的大足石刻千手观音佛像满目疮痍，很难感受其内涵的符号意义，是救苦救难的悲凉，或是法力无边的权威？

经过抢救性保护，大足石刻千手观音佛像终于以修复一新的面貌与世人相见。却又不免令人若有所失。当维护的古物的得以修旧如新，是否回到了其初心？怎样完美感知其复杂的原始符号的意义呢？

这个问题恰恰是翻译的行为模式的目标——如旧抑或创新？

有观点说答案应该是“修旧如旧”，方能得以始终。尽可能多的了解旧物的时代风貌，尽可能去了解它在当时的状态。只要富有美感、文化艺术内涵丰富，都能感知到对优秀民族文化的继承弘扬。但又有一说历史不认的弃儿，亟待时光能重新上色，文物新人两相依，自古少年多情痴。

人的意义理解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单价值的一个文物本身，每件有生命的古物都有着古人和今人对文化、审美、历史关系的意义温度，因此，古代人的的精神魂魄才会有归属。外域文化的意义亦如此，从感知到表达就必须明白旧物的生命力的美化是如何发生的，一如旧抑或创新。

尽可能达到古人的意境----那我们的初心要尽力与古人沟通，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积淀，时代要整旧如旧，需要把旧物当作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承载去对待。然而风华绝代固然是一种美，但敏于世事而不言，降低蕴藏，练达豁然。 拂去过往笼罩上尘埃和神秘，在时间之苍海中饱经风霜，难道这不是我们之所以留下历史给后人褒赏的美好吗？ 所以不仅仅只有整旧如旧，又有了“修旧如新”，历史不尽是那些不会泛黄的黑白色照片，还有簇新绚烂的彩色照片，

那故宫不仅是一座古老的宫殿，更是华夏文明的汇集地，是一座凝聚着五千年中华之美的匠心之城。当然就该修旧如新。 故宫紫禁城始建于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年），在当时它是“新”的，过后直至今天的600多年间，它都是“旧”的。按照这600年间任何一天的样子修都是“如旧”。

如旧抑或创新是极难严格、清晰贯彻的原则。从本意上说，旧与新的界限是历史的，变幻的，辩证的。

翻译理论曾经历过长期的“忠实通顺”的争执，不少名家包括鲁迅先生也对此翻译行为模式的简明表达做出过贡献。而眼下又有翻译理论表明，翻译是复杂的社会行为，不能简单化，最佳的形式是“美化”，大师许渊冲进一步指出：推而广之文学翻译就是把原文的美转化，换言之文学翻译就是美的再创造。关于翻译美学的宏论，不一而足。在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争鸣下，如何一统思维模式，规范来者的行为，笔者前期斗胆提出“修旧如旧”的忠实意义翻译理念用于翻译的行为模式，可谓欣逢其时。只是“修旧如旧”四个字知易行难，且这个“旧”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也常年存有争议。从符号解析的角度看意义翻译的一般原则，意义翻译是修旧如旧，还是顺理成章的整旧如新 ？在源语与目标语之间，充分理解与欣赏源语则是根本性的问题，是意义翻译行为模式的源泉。首先旧与新就是一对矛盾体。修旧如旧，“旧”是相对于“新”而言的。凡是过去的，从哲学观点看就是旧，有文物价值，有观赏和适应价值，或者说有保留价值，那就修旧入旧。如果如果旧的标的物用新的形态表示更具有实用性和观赏性，就应该“整旧如新”。

“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不逾矩”就是不违背原意的精神“从心所欲”则是在不逾矩的最大限度内发挥译语优势进行再创作。孔学的道行的意义用与翻译行为的哲学解释是恰当的。

三.追寻符号意义的永恒存在

从文字意义的解读可以导出翻译的行为模式。而充分感知符号意义，包括深层涵义，是翻译创作的初步，面对无声的碑文符号的历史诉说，欲理解文字意义的深层含义是多方面的，复杂困难的，仅理解字面表明的意义，就会在历史，艺术，文学等等以价值意义的归属感以及同化感，存有疑惑纷议，蜀汉丞相诸葛武侯祠堂在成都，天下闻名，祠中的《蜀汉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立于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文章、书法、刻技俱精，被称为“三绝碑”，由唐朝著名宰相裴度撰碑文，书法家柳公绰（柳公权之兄）书写，名匠鲁建刻字，三者都出自名家，因此被后世称为三绝碑。该碑文曰“公是时也，躬耕南阳，自比管乐，我未从虎，时称卧龙，这是迄今肯定诸葛亮躬耕南阳最早的刻石记载之历史。像这样年代久远，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珍贵碑刻。它无声的告诉我们的不仅是历史本身的意义，也包含有著名人物文采的艺术意义，更有中国文字的书法意义，还有石刻匠人的雕刻功力的表现意义。

而没有文字的石雕形象------历史的意义更难于琢磨。追寻文明意义的符号，不能局限于文字的翻译，而形象的文字所蕴含的内容更令人浮想联翩，难以释怀。无声语言的形象文字---石雕的理解应该是更高的层次，更深的内涵。表达更丰富，更有历史的韵味。

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保留有大量的宗教、艺术、建筑等方面的实物资料，体现了千余年来各个时代塑像的特点，特别的反映了中国泥塑艺术发展和演变过程，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史，为后世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史实。无声的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尤其是外来的伊斯兰教的传道与发展历史有重大贡献。对于符号意义的追寻，其解读的难点在于要有超越文字符号表层意义的悟性，更要有能有对无声的图形的深层意义的敏感，这要求翻译家必须是杂家，是无声语言的感悟家。

四.翻译行为的终极模式

从几千年前中国翻译大师唐玄奘的“既需求真，又需喻俗”，到严复的“信达雅”，直到今日之大师许渊冲（2006：39）在《翻译的标准》一文中提出的意美音美形美的“三美论”，或许是翻译概论的终极哲学统一--语言形式与意义表达的和谐统一。在各个方面，意义的和谐美最为重要。翻译理论对美的追求，如何把握探求出如旧抑或创新，追求形式与内容统一的必由之路。

传达原文的意美、音美、形美的译文到意似、音似、形似是可以发展变通的。意美指的是深层结构，意似指的却是表层结构。因此意似和意美有时会发生矛盾，也就是说译文虽然和原文意似却不能传达原文的意美，形似一般是指译文和原文在字面上或形式上相似，意似是指译文和原文在内容上、也在形式上相似。大师其人之译作实践可见其从“似”到“美”的升华。

一如 毛泽东诗句，不爱红装爱武装。

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

此即是意美与神似的绝佳译例，许大师对主席诗原句“红妆”与“武装”，的意义领悟至深。天下女子无不爱美妆，“云想衣裳花想容”，而许非常巧妙地运用同源词语，传达了原诗的韵味。把英文的powder 的一词意义的变幻神话为衣装，其翻译行为模式已升华到了美学的化学变幻的高度。

其二， 杜甫七律诗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

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

此七言律诗中，萧萧对滚滚，两个草字头与两个三点水的汉字叠用，展现了落木飘零和江水奔腾。shower by shower和hour after hour，变化“萧萧”和“滚滚”，中英皆对仗工整，从句式到诗境，音律、修辞都消化了原文的各个层次的精髓，对于中、英两种不同文化，理解透彻，传达精准，已达到随心所欲又不逾矩的传统文化的极端程度。

而翻译要穷尽各种手法，如同许先生的翻译法之“化学论”一般，各种元素无所不用其及。翻译不单是译词，还要译意，进而还要译味。而在翻译的意义与形式矛盾集合体中要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转化为另一个国家的美、甚至是全球美的“化学”。科学研究的是“真”艺术研究的是“美”。对美的追求、探索、传达构成翻译概论和翻译行为的基调。因此翻译实践和翻译概论，都是一门艺术，是“美化之艺术”。

早期许大师趋向的诗不可译论似有一些道理，因为译诗不能百分之百地传达原诗的情调和意义，但诗不可译论以“如旧抑或创新”论的视界看，翻译实践就是美的再创造，可以以创新补旧，诗歌就不再是不可译的了，并且只有以创新补旧，修旧如新，自由的译出原诗的情调和意象。甚至达到创新大于旧物，译诗或可完全胜过美过原诗。

翻译概论可高度概括为“雅言求美”。即可升华到翻译概论的极高层次。一如中国翻译理论上出现过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信达雅”“忠实或通顺”，如旧抑或如新，“三美论”等等。终结讨论， 笔者认为翻译概论的行为模式可用：神形皆美，雅俗共赏，来追求文明符号的翻译真蹄，最为恰当得体。不管如旧还是创新，译者须是创世者，起初须是符号意义的完全感知，而翻译则是符号意义的美的薪火传播。

【参考文献】

[1] Maureen， Guirdham（1999）Communicating Across Culture Indiana：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 刘宓庆（1990）现代翻译理论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3] 陈国民&Starosta，W. J. （2007） 跨文化交际基础 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伍木（Tel;15875301280）廣州工商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