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玮

【摘 要】 十六世纪的加尔文宗教改革，在路德改革的基础上，更加回归到了现世社会，他关于宗教的新的论述，以“预定论”为核心，是那个时代资本原始积累催生下的产物，他力求来解釋资产阶级剥削的合理性，同时，也促进了当时政治和经济及社会层面的变革，加尔文代表着的激进资产阶级的宗教伦理与十六世纪起始的西方资本主义进程到底是何种关系，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 加尔文宗教伦理 西方资本主义进程 关系

一、加尔文宗教伦理的核心论述

“预定论”是加尔文宗教伦理的核心观点。其主要为救赎理论，即以新的理论阐释了尘世间的人们如何才能够得到拯救。它不仅仅是宗教学说，同时也是当时的政治思想。加尔文的“预定论”学说分为三个部分，即“天命说”、“拣选说”和“呼召说”。

（一）“天命说”

加尔文是肯定上帝意志的，他把上帝意志看作是绝对永恒的天命。加尔文认为“万事无一不在上帝的统括之中。”[1]表明了对上帝的绝对意志的认同。而当时封建贵族开始没落，由资本原始积累而生的新兴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加尔文用上帝的绝对意志来解释其合理性，即是上帝的合理安排，借助神来肯定人类社会的变化与发展。

（二）“拣选说”

在“拣选说”中加尔文提到人们命运的差别来自于上帝的拣选，人们不能知道自己是否为上帝的选民，但也摒弃了之前天主教的理论，即人们不能通过赎罪来成为上帝的选民，也摒弃了路德的观点，即人们也不能仅仅信仰上帝，然后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进行判断，我们是否被拣选完全取决于上帝的绝对意志，与我们个人的善行没有关系。

（三）“呼召说”

虽然在“拣选说”中，人们无法判断自己是否为上帝的选民，但“呼召说”中，加尔文为人民留有了线索。而如何证明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的选民，呼召就可以成为上帝拣选的证据。选民必须真诚的信仰基督，但不要把希望寄托于死后和来世，他认为现世的生活也很重要，不能只为生来赎罪，而全部寄希望于来世。他提到，我们个人依靠自己的微薄力量奋斗，都会有所前进。激励人们在现世就要有奋斗的心，同时还要有高尚的品德，强调节制和忍耐。既反对放纵主义，又反对天主教的苦行和将欲望视为罪恶的禁欲主义，为人固有的欲望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要在自己有限的范围内存在一定的欲望，而不能把欲望无限制的放大。

呼召通过人们对基督的信仰，对现世生活的态度和自身的品德来判定是否为上帝的选民，是被拣选的外在标志和选民身份的体现。[2]

二、加尔文宗教伦理的源起的条件

（一）加尔文自身的经历

让·加尔文是十六世纪法国的宗教改革家和教会政治家。是继路德之后的第二代改革家。且在十六世纪初，人文主义思潮已传入法国，受人文主义和路德宗教思想的影响，其能够打破当时维护封建统治的传统天主教会思想的束缚。

他先研究神学，后改学法律，并详细的研究了罗马法，并且把罗马法应用于神学和伦理学的研究，因此，他的神学理论能够与现实的政治思想结合在一起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合理性。

（二）马丁路德与人文主义的影响

传统天主教会认为人们生而有罪，人们生来就是为了赎罪的，并以教皇为中介与上帝对话，让人们为了来世和永生而甘受苦难，其实质是对民众的一种思想束缚，让人们甘于苦难而不奋起，后路德的宗教改革提倡“因信称义”，告诉人们依靠信仰就可得救，人们可以与上帝进行直接的对话，不需要通过主教的传递，直接抹杀了教皇在中间的作用，虽打破了天主教的一些禁锢，给教皇对人们的压迫以沉重一击，但是只让人们意识到依靠信仰就可以得救，没有关注现世的幸福，也没有立足于现实，只是让人们从内心与上帝对话，路德的宗教观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也对之后加尔文的宗教伦理形成具有启蒙作用。

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思潮传入，立足于探求人的本质，让人们开始关心当下的现世的人。

（三）资产阶级的萌芽显现

自十六世纪初新航路开辟以来，资本阶级的萌芽滋生，而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导致社会分工加剧，并因此而产生的货币关系的发展，使得市民阶层逐渐增多，日内瓦在此期间商业发展繁荣，使得市民阶层成为日内瓦的主导，他们当中不乏只为追逐利益者，着力于发展自身的财富，而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渴望同样与其世俗行动交织在一起，且封建贵族的天主教伦理又与其相背离，他们急需要一种社会精神上的认同，但当时的资产阶级还不足以用世俗理论来解释自身，因此，必须借助于上帝，就使得加尔文有机会打破旧信仰的权威而重塑新信仰的权威[3]。

三、加尔文宗教伦理对西方资本主义进程的影响

（一）神权共和思想的传递

加尔文主持了西欧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在此期间，创立了以民主共和为特征的长老制教会，维护和巩固了日内瓦的资产阶级政权，其实，加尔文虽然宗教思想广为传播，但其在主持日内瓦政权中，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在其晚年，他的政治理想才初见成效，但并不影响他宗教思想在当时的先进性。

在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中》，他提到世俗权力与教会权力是有着明确区别的两种权力，教会居于人的心灵，而世俗权力规范着人的行为。所以，世俗权力与教会权力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但是同时，他又强调政府是强制性的权力，没有触及到人的灵魂领域，但日内瓦教士们可以根据《圣经》的法律来干涉国家的政治，由此也可看出，把宗教中的一些规制纳入了世俗权力之中，使二者在对民众的规范作用中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可见两种权力发挥作用时的同一性，从而他把政府比拟成了身体，把宗教比拟成了心灵，而两者之间就像身体和心灵的关系。因此，加尔文认为在两种权力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同时，它们二者也是缺一不可的，正如身心的关系，世俗权力需要去强制规范人们的行为，而宗教权力更希望人们在内心认同自身行为的合理性。

加尔文认为基督徒要培养政治意识，有条件的人应该在政府中任职，而不是根据固有的各种身份作为限定条件，并积极鼓励人们参与政治生活，他宣称，“为官乃是诸多职业中最为珍贵的。”这种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是早期资产阶级共和意识的体现。而其政教的分权与合作就是典型的神权共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