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一鸣

【摘 要】 康德拉季耶夫在20世纪初提出的长波理论，为研究长期经济周期提供了依据。当前世界正处于第五轮长波萧条期，新冠疫情的爆发更使得世界经济雪上加霜，复苏无望。本文依据长波理论介绍了第五轮长波周期的发展过程，并根据从第四次长波萧条期到第五次长波繁荣期的历史经验，总结了走出经济萧条期的方法，为我国紧抓历史机遇期实现赶超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 康德拉季耶夫 长波理论 第五轮长波 萧条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OPEC+”会议未能就进一步减产达成共识，造成国际油价暴跌，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大震荡。在3月美国股市接连4次熔断，三大股指较最高点下跌超30%。为此，美联储紧急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分别于3月和7月向市场投放共计3万亿美元。这种“直升机撒钱”政策直接促使美股从3月的最低点反弹了20%，但也导致美元指数不断走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14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下降到-3%，成为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当世界再次经历严重衰退之时，人们往往又会想到康德拉季耶夫以及他的长波理论。康德拉基耶夫是前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在1919-1922年，他在基于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周期性长波的假设。1924-1925年他在论文《经济生活中的长周期》中系统完整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波动问题，提出了影响深远的长波理论。

一、长波理论主要内容

康德拉季耶夫在详细统计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主要经济指标后，得出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一个“持续时间在47年到60年之间”的长期波动，每个长波周期的上升期和下降期的转折点都有5-7年交叉转折期的结论。

但是关于长波的成因，康德拉季耶夫在论文中并没有很好地进行阐述。20世纪70年代，研究创新生命周期的荷兰经济学家范杜因在熊皮特创新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长波周期与一定的“创新”活动相联系，科技创新会产生出主导产业，而主导产业的生命周期有可能横跨经济的长波周期。据此，范杜因将长波周期划范围4个阶段，分别是繁荣、衰退、萧条、回升，对应到康德拉季耶夫的周期划分中，繁荣和衰退是上升期，萧条和回升是下降期，长波顶和长波谷分别是指衰退期结束以及回升期结束。

在长波的繁荣阶段，世界经济呈现高增长以及低通胀，这是由于科技进步使得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同时资源约束效应还没有显现。当进入衰退阶段时，科技进步对于生产率的提高呈现边际递减效应，而资源需求边际上升，加上各国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会导致投资过热以及物价上升，进而引发通胀。而这时候往往会因为能源、货币或者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而引发经济危机，使得经济进一步滑向萧条。进入萧条期，经济开始反复出现通缩或滞胀状态，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由上一轮经济危机引发的风险还可能在不同部门、不同市场甚至不同国家之间传导，甚至引发新一轮经济危机。比如在第四轮长波周期衰退阶段，由于中东石油危机造成了石油价格的暴涨，引发了1973-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造成企业破产、股票价格“腰斩”、失业率大增，美联储被迫采取了宽松货币政策。此时，拉美国家由于本国资本匮乏，借机大举借入外债来加速本国经济发展，但随着第二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以及经济长期滞胀，美联储从1979年开始采取了长达3年的紧缩货币政策，利率不断上升终于使得拉美国家耗尽外汇，终于在1982年爆發了主权债务危机。最后，从萧条到回升的过程往往是漫长的，需要经历10年左右的时间，这期间往往伴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新一轮的科技与产业革命，比如19世纪后期日本崛起，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崛起以及198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亚洲四小龙”。

二、世界经济正处于第五轮长波萧条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主导的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涉及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市场创新的全方位创新局面，出现了一大批像亚马逊、谷歌、阿里巴巴等科技新兴企业，各国科学家也不断在生命科学、航空航天、核能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技术进步带来了资本深化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同时，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商品的供给平抑了由于货币超发带来的物价上涨压力，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长期处于低通胀中，世界进入了第五轮长波繁荣期。

在进入21世纪，由于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严重以及资本回报率下降，大量资金开始进入房地产等金融市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缺位的金融监管支撑了不可持续的债务规模，终于在2007年4月爆发美国次贷危机，并伴随着雷曼兄弟的破产爆发了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滑向了第五轮长波衰退期。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10项措施，央行5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4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使经济迅速摆脱了衰退和通缩，但这也加剧了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出现产能过剩、高杠杆率和“僵尸企业”等问题。自2012年以来我国开启去产能之路，有色、黑色产能持续去化，市场出清。到了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对权威人士的独家采访，提出我国经济“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改革进入“阵痛期”。而美国自2014年以来，也开始退出量化宽松，引导逐步加息。美国和中国等主要经济体需求下降，造成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世界经济开始陷入通缩，进入了第五次长波萧条期。

2015年12月——2018年12月是美联储第5轮加息周期，期间共进行了9次加息并同时实施了渐进式缩表。然而进入2019年，由于美国通胀不及预期、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下行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美联储提前结束缩表，开启新一轮量化宽松。到2019年底，美国债务规模已经回到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水平，通胀率从美联储的目标值2.0一直下降到了1.6，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同时特朗普政府放松金融监管，拿股市上涨当作政绩，催生了资产价格泡沫。最终在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沙特、俄罗斯等国石油战的影响下，美国资产价格出现暴跌以及流动性枯竭，并引发全球多国股市发生熔断，世界经济进入第五轮长波萧条期。

三、中国进入历史机遇期

根据熊皮特、范杜因等人对于长波周期成因的解释，只有通过新一轮科技革命才能真正从萧条中走出并走向繁荣。而在长波回升期，往往伴随着新兴国家或地区的崛起，中国已经进入了历史机遇期。

（一）以科技创新注入发展“源动力”

从历史上的五段长波周期可以看出，谁先占领了科技制高点，谁就能取得发展的先机，并在下一次工业革命中引领世界。参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战略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制造、新能源、节能环保产业、数字创意产业以及相關服务业。未来成为经济发展核心动力的产业，必然从这里面产生。因此，我国要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重点基础科学研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知识产权交易，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引进顶尖科技人才，制定我国主导的国际技术标准，这样才能在未来国际竞争中掌握科技领域的主导权和控制权。

（二）以深化改革提升发展“软实力”

2010年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开始系统研究1929年大萧条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演变和影响，为之后开启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教训。2015年，我国开始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通过“双创”和减税降费等措施激发微观市场活力，促进了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可以看出，我国在本轮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开始在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主动 “挤泡沫”，引导资本“脱虚向实”，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反观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却一直处于货币超发、股市泡沫以及高杠杆率的风险之中，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只是导火索，真正造成资产价格暴跌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更有当下西方盛行的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以及“逆全球化”等因素影响。

（三）以汇率改革打造国际“硬通货”

在第四轮长波萧条期，货币危机的爆发使得“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瓦解，国际货币体系从相对规则化、有序化进入了松散无序的牙买加体系。至此之后，美国开始采取无锚货币体系，即美元汇率受到美联储政策、黄金价格、股票指数以及其他货币价格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无锚货币无法保证币值相对稳定，债务国可以利用货币霸权无限制地对债权国“剪羊毛”。当前，我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我国最终会实现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从历次长波周期来看，萧条期会伴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甚至重塑，我国应当抓住当前历史机遇，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摆脱美元束缚，使人民币真正成为国际流通货币。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金融风险加剧，世界经济动荡，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面对中美关系日益复杂严峻，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蔓延，我国要更加坚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保持战略定力，以“六保”促“六稳”，立足国内大循环、促进“双循环”，乘着改革东风在第六轮长波周期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 包晓峰.从卡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看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5）.

[2] 陈漓高，齐俊妍，韦军亮.第五轮世界经济长波进入衰退期的趋势、原因和特点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