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侵权责任法上，因果关系是判断侵权责任成立与否的关键，对于因果关系的判断，理论上曾出现过不同的学说，学者们各持己见。在司法实践中，受害人特殊体质案件并不鲜见，经过搜集整理发现，此类案件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经常发生，这对我国法律适用的 统一性极其不利。当因果关系理论遇到受害人特殊体质时，此类侵权案件变得更复杂起来。基于这一背景，本文回顾了近年来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研究方向、研究内容、争议焦点，收集整理了司法实践中对于特殊体质案件的裁判现状，并在文章最后尝试性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可行之道——回归价值判断，以期能够对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启发。

【關键词】 法律价值 特殊体质 行为自由 侵权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

在民事侵权案件中，判断行为人究竟需不需承担赔偿责任，主要是根据侵权责任的四要件进行分析。然而，如果一旦遇到受害人存在特殊体质，加害行为与特殊体质相结合造成损害事实后，加害人是否需要对扩大的损失负责？负多大的责任？这一系列问题颇受学界关注，我们把这一类案件称之为“特殊体质案件”。针对此问题，学界普遍推崇普通法系国家的“蛋壳脑袋规则”，即“受害人具备特殊体质，行为人依旧无法免责。”有意思的是，实务界对此观点却一直有所排斥。以往法官裁判案件时主要根据“损伤参与度”这一指标，即当事故发生后，先由相关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出具各因素对损害发生的作用力评定结果，法官根据这一评定结果分配责任，“各打十五大板”，鲜有出现全赔或者不赔的结果。正是基于法院这种“中庸之道”，导致各地做法不一，严重影响了法律的权威。

2014年，“荣宝英交通事故纠纷”一案引起关注，随后，最高院将其纳入了指导案例之一。在判决结果中，最高院在裁判结果中表示，“受害人虽然具有异于常人的特殊体质状况，但受害人并不需要为此承担任何责任。”[1]可以说，这是英美法系的“蛋壳脑袋规则”第一次被我国最高院承认。有了最高院的示范，地方法院纷纷效仿，第24号案例确实也成为了目前实务中使用最多的指导案例，但由此也造成了诸多问题，部分法院不顾案件具体情况任意比附，与“以事实为依据”的裁判规则不符。由此可见，24号指导案例的出现并没有从实质上解决这一难题，单一的裁判思路已经无法满足多元化的实践需求。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下，笔者才萌生了写这篇文章的想法，并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提出了现有研究中存在的瑕疵，并尝试给出解决办法，以期能够为今后的司法实践提供较有价值的参考。

二、受害人特殊体质的内涵

要对受害人特殊体质案件进行研究，首先要弄懂一个问题，即“何谓‘特殊体质？”“特殊体质”一直以来都是医学上的一个概念，医学上的“特殊体质”是指人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特征，包括生理上的结构和心理上的素质，是一种对人的综合性评价”。[2]法律上并没有对“特殊体质”的概念做过专门界定，学界也只有个别学者进行过部分的阐述，其中以程啸教授为典型，他认为，法律意义上的“特殊体质”应当与医学上的“特殊体质”相区别开。法律上要对“特殊体质”进行讨论，必须是特殊体质与加害行为相结合，产生了某一损害后果，只有出现这一相结合的前提，此时的“特殊体质”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讨论必要。因此，他将“受害人特殊体质”的概念定义为：“受害人自身与加害行为相结合，从而产生了某一后果，这一后果的严重程度超越了其他正常受害者所能遭受的程度。此时加害人自身的生理或心理状况，就称之为特殊体质。”[3]笔者认为，程啸教授对特殊体质概念的界定言简意赅，充分考虑了医学上和法律上的因素，比较符合一般人对特殊体质的理解，本文也参照了这一定义。

从上述的定义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受害人特殊体质的几个特征：1.受害人自身具有某种异于常人的因素;2.这种因素包括生理上的因素和心理上的因素;3.加害行为与特殊体质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某一损害后果。这一损害后果若单独依靠特殊体质，或者单独依靠加害行为并不会产生;4.此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超过了加害行为一般情况下所能造成的损害;我将它理解为1+1>2。

三、受害人特殊体质的实证研究

为获取我国法院对于“被害人特殊体质”案件的裁判现状，笔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以“特殊体质”为关键词，检索了湖北省2014年至2019的民事案件判决书，共得到66个结果，经过筛选得到有效数据61个。[4]笔者对这些案件的判决进行了分类整理，汇总情况如下：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当遇到被害人具有特殊体质的案件时，法院判决加害人承担责任的方式有三种：1.加害人需全部赔偿;2.加害人只需部分赔偿;3.加害人不需赔偿。而第三种是很少见的，主要集中在前两种情况。笔者在这里对每种情况分别列举了一些案例，以便了解司法裁判现状。

1.全赔。“代礼奎机动车交通事故”案。[5]原告代礼奎于2016年某月与其妻子胡某（被害人）在路上行走，突然被告刘明驾驶机动车撞上了胡某，最终胡某抢救无效死亡。事后，代礼奎向潜江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某赔偿死亡伤残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9万余元。一审潜江市人民法院认定交通事故在胡某死亡中的损伤参与度为30%，故判决被告刘明只需承担全部损害30%的责任。原告代礼奎不服判决，遂提起了上诉，该案一共经过了一审、二审和两次再审。前三次审理中，法院均是按照“损伤参与度”来进行责任的划分。最终，案子到了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处，湖北省高院做了如下判决：原审判决按照“损伤参与度”来分配责任，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老年人等特殊体质人群在社会生活中应当得到平等对待，适用法律时不但不能有所差别，甚至更应该值得法律的保护。因此，在遇到特殊体质的交通事故案件时，损伤参与度不能成为加害人承担责任的依据，加害人应承担全部损失。这一案件，是地方法院引用最高法24号指导案例之典型，在该判决书中，详细地阐明了侵权人承担责任的方式、理由，并且对“损伤参与度”与侵权责任赔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证。类似的案件还有“陈育珍与潘建旭、肖余宝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这些案件算是此类“全赔”案件中的典型代表。

2.部分赔。“汪超诉汪耀中健康权”案。[6]原告汪超在被告石锋经营的饭店处上班，2013年8月的某一天，原告汪超在与同事争吵后，受到了被告石锋的批评，随后原告汪超出现精神异常现象。后经咸宁市精神病医院鉴定，原告汪超原就患有急性应激性精神病，此次精神失常与应激密切相关。经治疗共计花费各种费用18余万元。原告汪超向崇阳县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石锋赔偿损失。经过审理，法院认为，被告石锋的批评行为并不会当然导致原告精神受损，被告对原告的特殊体质并不知情，但确实是原告精神病发作的诱因。最终判决，原告承担60%的责任，被告承担40%的责任。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咸寧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因此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此类案件还如“邱欣年、张颖与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7]在该案中，2012年10月，原告张颖到市妇幼保健院住院，经医院剖腹产产下两个婴儿，因为早产，随后其中一个婴儿死亡。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医院的过错占婴儿死亡成因的20%-40%，婴儿自身的原因占60%-80%。最终，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判决医院承担30%的责任。与此相似判决的还有，如“牟某某等与利川市某医院纠纷”一案、“王娟与湖北省人民医院纠纷”案等。

3.不赔。类似判决的案子很少，笔者只找到了1个。“向希武与周志华健康权”案。[8]2013年1月的某一天，原告向希武与被告周志华因矛盾产生争执，被告周志华将原告推到在地，并且踢了几脚，随后离开，原告向希武倒地不起，随后到医院治疗共计花费1万5千余元，原告诉请被告承担所有医疗费用以及相关的误工费、交通费共计2万余元。经法院审理认定，原告向希武所花去的费用，主要是为治疗高血压、心肌梗塞等疾病，这些疾病是在事发之前被害人就患上的，因此，原告的损失与被告周志华的行为并无因果关系，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最终，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过以上湖北省对特殊体质案件的判决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现象，在特殊体质案件中，法院一般的做法有两种：一是根据损伤参与度，确定各自所要承担的侵权责任，但是，自2014年以来，这种判决侵权人承担责任的方式越来越少。二是不根据损伤参与度，不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加害人需要对所有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这种判决结果越来越多普遍。在法院的说理过程中，大部分法官都提到了最高法发布的指导案例24号，法院认为，被害人的特殊体质，不能成为减轻侵权人责任原因。这是目前大多数法院面对特殊体质案件的普遍做法。但无论是基于“损害参与度”、“原因力”判决部分赔，还是基于“过错理论”部分赔，其内在的理由均没有十足的说服力。部分赔的判决考虑到了物理上的因果关系，但却忽略了主观上的过错;全赔的判决考虑到了主观过错，但却忽略了社会风险的分担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从另一层面来对这类案件进行审视，方能得到合理性支撑。

三、特殊体质案件之价值判断——自由与风险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利用因果关系理论、主观过错明显已经无法解决问题。从因果关系上来看，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与被害人自身特异体质均与损害存在因果关系，应当共同分担风险;但从主观过错来看，受害人具有特异体质并不能认为其对损害存在过错，而侵权人对受害人的身体素质也没有预见的可能性，自然无法将过错强加于加害人。因此，我们需要跳出原有的“因果关系泥沼”，从更高的法律价值性来判断责任的成立与分担。[9]事实上，对于任何制度或规定，一旦上升到绝对高度都是价值判断的结果。

支持侵权人全赔的观点其背后的法理基础是自由价值。现代社会是一个包容的社会，社会生活中有各色各样的人，体质特殊者也是社会的一员，他们虽然身患疾病，但无论如何，他们也有权利参与社会生活。法律的终极目标是在于维护社会的公正，因此，作为社会公正的调整器，法律不仅不能排斥他们、歧视他们，而且还应该努力为其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若认为体质问题可以成为侵权人的挡箭牌，从而减轻加害人的责任，则无疑是要求体质特殊者在生活中应当处处小心，这实际上是对体质特殊者行为自由的一种限制，这也是“蛋壳脑袋规则”背后的法理所在。侵权人并无权利要求受害人身体状况必须良好，侵权人必须接受受害人的现状，若加害人不实施侵权行为，不主动给自己找麻烦，即使受害人体质再特殊，对加害人来说，那也是别人的事，并不会对自己造成任何影响，所以加害人应该全额补偿受害人的损失。

上述观点虽均有合理之处，但又存在明显漏洞。对于主张侵权人全赔的观点来说，其是站在保障人权的高度进行论证，然而，受害人的人权需要保障，侵权人的人权就不需要得到保障吗？法律不能仅因为受害人存在特异体质就厚此薄彼，这明显不公平。再者，当损害的发生已成事实后，我们讨论的是该如何分担损害责任的问题，在侵权人对额外的损害无预见可能性的情况下，侵权人对这部分损害并无过错，在侵权人无过错，受害人也无过错时，法律为何将这个责任强加给了侵权人？如果只根据受害人无过错就推出侵权人有过错，这有点“欲加之罪”的意味，明显不符合侵权责任的承担逻辑。受害人加重的这部分损害确实应该得到补偿，但为什么一定是加害人承担？为何不可以是社会、国家、第三人来承担？

那究竟该谁承担责任，承担多少责任呢？笔者认为可以分两步走：

第一步，但凡双方任何一方存在过错，则依据过错程度承担责任。首先，若是侵权人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了侵权行为，具有造成严重损害的较大可能性，而受害人无任何过错，则推定侵权人对全部损害具有过错，需全部承担。例如，侵权人驾驶机动车闯红灯，将正常行走的患有冠心病的受害人撞倒，引发冠心病而死亡，此时直接推定侵权人具有过错，责任全担。其次，若是受害人存在过错，如，侵权人正常驾驶机动车，受害人明知自己患有冠心病却闯红灯被撞倒，引发冠心病而死亡，此时，可以认为受害人具有过错，应当对自己的损害承担部分责任，可减轻侵害人的责任。最后，若双方均存在过错，如，侵权人超速驾驶机动车，撞上明知自身患有冠心病而闯红灯的行人，此时应当根据双方的过错大小来承担责任。

第二步，若是双方均不存在任何过错，则依据公平原则分担责任。对于侵权人来说，其只承担自己责任。所谓“加害人自己责任”是指，加害人只需为自己的不当行为承担责任。对于加害人来说，应当将损害结果分为两段，第一段是加害行为本身造成的损害，我称之为“通常损害”，第二段是应当损害之外的损害，我称之为“意外损害”。对于通常损害，加害人有过错毫无疑问;而对于意外损害，加害人没有预见的可能性，并无过错，法律无法要求侵权人预见到如此过分的损害，倘若要求侵权人对全部损害后果承担责任，则任何人都可能会因为自己微小的疏忽而惹上“大麻烦”，社会生活的安全性和责任的可预测性将无从谈起。而对于受害人来说，自身存在特异体质，但也不能认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如果仅因为自己身体特殊就被要求承担责任，这显然不符合人权保障的目的。既然双方都不存在过错，而损害已经发生，此时双方均应承担责任。但需要强调的是，双方均不存在过错与双方均存在過错相比，相同点在于双方都应当承担责任，不同点在于双方承担责任的理由不同，双方均存在过错的情形下，双方承担责任的理由是“过错”;双方均不存在过错的情形下，双方承担责任的理由是“公平原则”。

六、结语

法律因果关系里涉及到太多的制度设计和利益考量，特别是当遇到特殊体质的侵权案件时，责任的分配和权力的限制需要更多的智慧。此时，我们不禁要问，法律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保护弱者？被害人不但身患特殊体质，而且还遭受了侵犯，毫无疑问，被害人是天生的弱者。但同样，侵权人已经为自己的过错行为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如果要求侵权人为延伸的结果也承担责任，此时侵权人同样是法律上的弱者。为了赔偿高额债务，也许侵权人及其家人的生活会变得异常艰难，甚至造成家破人亡的局面，此时，社会的公正并没有得到维护。一边是无辜的受害者，一边是微小过失的侵权人，公平的理念如何才能在责任配置中得到实现？因果关系理论解答不了，与此对应的传统民法逻辑，亦或是现在法律移植过来的理论也解答不了。因此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立法者还应进一步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兼顾效率与公平。而法官也应当根据具体的案件作出价值的衡量取舍，切不可一刀切。

【参考文献】

[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网指导案例第24号

[2] 参见连克杰：《体质概念分析》，载于《体育文化导刊》2009 年第9期

[3] 程啸.受害人特殊体质与损害赔偿责任的减轻——最高人民法院第24号指导案例评[J].法学研究，2018，40（01）：67-86

[4] 参见中国裁判文书网 http：//wenshu.court.gov.cn

[5] 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鄂民再99号

[6] 参见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鄂12民终55号

[7] 参见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鄂江岸民初字第00707号

[8] 参见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鄂宜都民初字第00252号

[9] 龚海南.特殊体质受害人之侵权赔偿刍议[J].法律适用，2012（08）：73-76.

作者简介：李金明（1995一），男，汉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法律硕士。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教育中心法律（非法学）专业，研究方向：民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