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璐

【摘 要】 我国面临着经济增速向下切换的转型关键时期，在这个关键时期市场主体的认识偏差、体制性矛盾与结构性矛盾并存，易造成金融风险在该关键性阶段的波动较经济高速上行期时更大，影响更深远。因此，本文主要就经济转型时期的特征造成金融风险的异动进行分析，为防范金融风险提供阶段性时代参考。

【关键词】 经济转型 金融风险 防范

金融风险于国家经济周期的各个时间段均存在，但中央选择在经济下行期这个时间段不断的提到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表面上归因于风险苗头已经开始集中显现，但是实质性的原因在于我国现在处于金融风险的易发期。

一、经济转型期是系统性金融風险的易发期

现在我们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而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风险，往往发生在这个时间段。

1.经济转型阶段经济要素发生快速转换。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期间，现在的许多经济要素已发生变化，包括经济增长动力发生变换，要求从传统的投资型驱动向消费型驱动转变，社会的主要矛盾出现转变，这标志着社会主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由原来的物质文化需要变为美好生活需要，由原来的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现状转换成现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现状，经济增长速度也发生切换，这三大要素的变化就要求增长方式与机制、经济制度与组织形式等构成经济环境的要素要相应进行调整，但相应的社会要素并没有相应改变，比如人们的认知、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制度和组织仍然保持原有的增长轨迹，或者利用某些领域（如某些工业投资领域，房地产，甚至消费领域）在前一阶段人为地维持经济增长。

2.经济转型期经济行为的升级存在时滞。此时经济增速换挡，而国家、机构、居民的经济活动却并没有相应换挡，中间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时滞，结果就造成人们仍然预计未来的资产价格将继续上涨，央行在发现货币时并未完全以实际储蓄为基础，造成货币过剩供给，政府仍然通过不合理的隐性担保大量借贷，使得民间主体的道德风险的大幅上升等等。在经济高速发展期表现为购房狂热，产能挤压和投资铺开。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风险被很好的隐藏了起来，表现为购房狂热因为有接替需求可以支撑、产能挤压因为有产业利润可以支撑，投资铺开因为有税收收入可以支撑，皆处于安全可控范围。但在经济增速从高速向中速，及从中速向低速的转变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我们发现经济增长的转变使这些潜在风险成为主导风险因子，较容易集聚风险。以近几年的经济数据为例，经济的增长速度从2010年的10.6%下降到2018年的6.6%，数量感观降幅与实际数据降幅出现不一致，实际降幅接近40%，于此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与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也相应大幅回落。过去不认为是风险的发展方式却集聚成为了现在发展的瓶颈制约因素，成为了要防控化解的重大风险，其中就包括地方政府性债务、国有企业高负债与房地产金融化系统风险。

二、经济转型期金融风险呈现高杠杆特征

因为原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大部分都是通过负债的模式来推动的，短期有效但负债推动模式于长期缺乏足够动力支撑。高负债意味着高杠杆，高杠杆同样意味着高风险。

1.高杠杆是现代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杠杆一词近年来提及的频率很多，运用杠杆的群体也从专业的机构投资者与投机者扩大至了普通居民群体，但从微观层面来看，能用的多但会用的少，大多数是基于羊群效应与人性的狂欢，误认为杠杆效应必带来高速增长的财富，其背后的风险往往忽视了。例如常见的股市配资，若资本金只有一万，投入股市，机遇良好遇到一个涨停板可以有一千的回报，遇到一个跌停板则损失一千，如若加十倍杠杆入市，十万资金入市，机遇良好遇到一个涨停板可以有一万的回报，遇到一个跌停板则损失一万，而股市长期来看属于少数人的狂欢、多数人的梦碎之地，盈利可能性偏小，所以是以大概率损失的可能性发生，还要支付高额的配资公司手续费与利息支出，高风险可想而知，这是微观主体的杠杆体验。

2.高杠杆呈现结构性分化。国际上衡量国家负债率，一般采用宏观杠杆率数据作为支撑，指经济社会各部门总负债与GDP的比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和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CNDS）的数据，张晓晶教授的团队于每季度发布最新的杠杆率数据，2019年11月下旬发布了“中国第三季度杠杆化进程报告（2019年度）”。在报告中数据显示：中国的国债总量与GDP的比率即宏观杠杆率为245.4%，其中家庭债务占GDP的比例约为55.8%;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也约为38.3%;而企业债务与GDP的比率高达151.3%。家庭债务主要是由于近年来居民购房金融信贷化所导致的快速上升，从在21世纪初的个位数飞速上涨，10年间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从 2006年3% 上升到2016年45%，扩张了整整15倍，大部分人的购房习惯发生重大变化，从原来的全款买房变成了现在的贷款买房。政府债务的积累主要在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积累，而之所以杠杆率比家庭的更低，是地方政府显性债务确实规模相较隐性债务低得多，而隐形债务的主体是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这些平台公司的性质是属于企业，不会总结归纳至政府债务中，而是集中体现在企业债务中。因此，中国的企业债务与GDP比率在世界主要大国中排名第一就可以理解了。在企业杠杆率中国国企的贡献率最高，而在国企中地方融资平台的贡献率也最高。分列而看，便可以清晰的得出一个结论：我国宏观杠杆率的结构性矛盾突显。

三、经济转型期金融风险的防范

经济转型期由于经济要素的快速变化和经济行为的升级存在时滞，使得经济波动较大，原来依赖于金融资金快速融通与流动带来的高收益与低成本成为了过去式。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杠杆率的高压态势使得资金成本居高不下，收益率与利率难以有效包容匹配，出现错配与缺口。要防范金融风险爆发需要有效系统性应对。

1.金融市场释放的资金流动性仍然需要保持合理充裕，以保持经济的总体稳定和杠杆的总体稳定。

2.警惕结构性杠杆进一步出现分化。经济转型阶段的关键载体是实体经济，但企业杠杆率居高不下，原因不在于民营企业，对民营经济进一步释放活力与降低资金成本是亟需的。

3.加强监管力度，防止资金流入资产领域催生泡沫。流动性充足的投资标的并不一定指向实体经济，需重点突出行业监管和机构监管的时效性与处罚力度。

【参考文献】

[1] 张晓晶、刘磊.2020年杠杆率或将有限攀升——2019年度中国杠杆率报告.[N]经济参考报，202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