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遇春 曹辛华 黄仁生

李遇春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新旧之争”再次成为学术焦点和文化热点。如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赓续源远流长的中华诗词命脉，已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近百年来，旧体诗词虽然一直存在着并发展着，但长期处于被主流学术界所压抑或遮蔽的地位，由此导致旧体诗词的文学史“合法性”问题长期未能化解，学界深陷“新诗”（现代）与“旧诗”（传统）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中难以自拔。毋庸讳言，这种“合法性”论争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的“合理性”论证，使得我们热衷于外部研究和宏观研究而相对地忽视了内部研究和个案研究，无法直面真正的文学史难题，比如诗词文献的开掘与整理、诗词述史模式的调整与更新、诗词传播与接受的场域与机制、诗词作家作品个案剖析等等。这种研究思路与方法上的偏至亟待反思、调整。

感谢《文艺研究》编辑部的信任，委托我组织这次三人谈！也谢谢复旦大学黄仁生教授和上海大学曹辛华教授的热情支持！黄教授是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在元明清文学研究方面有很深造诣。近年来，他致力于古今文学演变研究，在打通古今上做出了不少成绩。曹教授长期从事现当代旧体文学研究，所撰《民国词史考论》（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他主编的《全民国词》第一辑全15卷，2018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是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重要文献。我本人除了研究现当代小说外，近些年主要从事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从对新文学家旧体诗词的研究拓展到对整个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情况的爬梳，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编纂与研究及数据库建设”。可以说，我们三位都在这个研究领域里“浸泡”多年，但学术背景、观照视角、切入路径又有所差异，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互补，今天咱们畅所欲言，好好儿聊聊。

一、重构历史叙述，厘清旧体诗词文献

李遇春以我经验式的理解，旧体诗词其实是我们既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秩序中旁逸斜出的一种文体。它被既有的新文学秩序抛离出来，是一个孤独的文学“弃儿”形象，尽管它曾经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宠儿”。长期以来，人们对现当代旧体诗词存在诸多误解，其中最突出的有两种：一是文化视角上，旧体诗词被认为是包含了封建落后文化意识的传统文学形式。为了反传统，为了和封建意识形态告别，人们觉得应该把这种承载了负面文化包袱的文体一并抛弃。一百多年来，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很多评论家、作家都如是观，连叶圣陶和郭沫若这样喜欢写旧体诗的新文学家也认为写旧体诗是一种“骸骨的迷恋”。二是学术视角上，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很窄的领域，数量小、资料少、价值低。但这是一种非常主观的印象和偏见，主要是旧体诗词文献长期得不到发掘和整理所致。事实证明，百年旧体诗词文献资料是海量的，需要学界从量到质进行双重整理与重估。我们需要进一步厘清百年来的现当代旧体诗词文献资源，在此基础上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的新模式。

黄仁生遇春教授谈的问题，关涉到旧体诗词没有被现当代文学学者写进文学史的深层原因。其实有关现当代旧体诗词“入史”、地位与价值的问题，以前并非没人关注。例如，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申报》1923年五十周年纪念特刊）、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华书局1929年版）与《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卢前《近代中国文学讲话》（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0年版）、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1933年版），都是既论新诗，也评旧诗，尽管对新、旧诗的评价各不相同，但至少可以说，中国现代旧体诗词在最初的文学史中是与新诗放在一起书写、关注的。当然，这与1950年以前中国高校中文系的中国文学学科不分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有密切关系。

但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大学中文系开始把现代文学（以新文学为中心）作为二级学科来建构，标志是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开明书店1951年版；下册，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张毕来《新文学史纲》（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等兼作教材的著作陆续问世，其研究对象仅限于新文学（白话文学）。至1979年中国大陆恢复学位制度以后，三千年中国文学发展史以1917年为界被划分为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两个平行的二级学科得以确认。80年代后期，上海学者率先提出“重写文学史”口号，但直到现在为止，无论重写的现代文学史，还是新写的当代文学史，基本上还是将旧体诗词视为“弃儿”。导致这种现象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当代的文学史家们延续了五四新文学先驱者的看法，认为旧体诗词代表保守、落后，新诗代表革新、进步，其中有一个频繁出现的关键词叫做“现代性”。他们执着地判定，新诗有现代性，旧体诗词没有现代性，所以不能进入现当代文学史。实际上，现当代不是没有好的旧体诗词，而是文学史学者的观念存在问题。

曹辛华二位都是从学理上讲，而从文献角度来看，我认为现当代旧体诗词就是另一个“敦煌”，是一个有意无意被历史、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所遮蔽的“敦煌”，因为它经历了民国连绵的战火兵燹，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向海外的流散，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和社会曲折的洗礼。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文献资料不被重视，或弃置一旁，或散佚了，其历史也就自然被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我觉得当代旧体诗词“入史”并不是一个问题，只是我们没有做文献、没有做研究，所以才成为一个问题。一直以来，对现代诗词不仅现代文学研究界不重视，连古典诗词研究界最初也多不认可。我的导师杨海明先生就认为现当代词史应当待沉淀后再研究。之所以如此，正应了黄教授刚才谈到的文学史观的问题。民国学者秉持的是“大文学”观念，新、旧文学都是文学，后来文学逐渐被窄化成“时代文学”“新文学”“纯文学”“活文学”之类，于是旧体文学就被现当代文学史家、古典诗词研究者给冷落了。这就造成了人们对现代诗词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不足，旧体诗词“入史”也就成了问题。

李遇春旧体诗词“入史”问题，牵涉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概念内涵与外延的调整。“中国现代文学”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大家最熟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北京大学钱理群、温儒敏等先生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初版）。这本教材一直在不断修改再版。1998年修订版《前言》里规定：“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从现代性的文学史观念出发，最后写出来的现代文学史，肯定以新文学（新诗）为主体。但到了90年代后期，通俗文学就被写入《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是随着苏州大学范伯群等先生的研究而改变的。范先生的学术团队致力于研究“五四”时期被打倒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尤其是张恨水的章回体小说和现代武侠小说。通俗文学的“入史”在当时也引发了争议。大家质疑鸳鸯蝴蝶派小说是否有现代性。如果旧体形式的通俗小说可以有现代性，可以写入现代文学史，那么旧体诗词为何就不能具有现代性、不能“入史”呢？其实钱理群先生对旧体诗词的态度也在转变，后来他与贵州大学袁本良合作编著了《二十世纪诗词注评》（漓江出版社2011年版）。现当代文学界的不少老一辈学者，在不断改变、调整着自己的文学史视野与观念。

曹辛华接着遇春教授的思路说，我认为旧体诗词“入史”是个伪命题。现当代旧体诗词要有自己独立的史。这要先从文献做起。我本心是要做唐宋文学研究的，后来改做现当代词学研究。我从南社词研究拓展到民国词史，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与文献整理相关的棘手问题。比如，民国词集总共有多少？民国到底有多少女词人？民国究竟有多少诗词社团？在梳理过程中，我发现自己陷入文献泥潭里。在做文献整理时，我坚持做考证工作。我的《民国词社考论》，考察了两百个左右的词社。而《民国女性词人考论》，考证的结果是近五百位民国女作家可能填过词。现当代旧体诗词文献储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难度也可想而知。做文学研究不同于文学创作，要以文献为基础。做现当代旧体诗词文献整理要着重关注几个群体：首先是名家、大家旧体诗词文献的整理，其次是地方乡邦旧体诗词文献的整理，再次是域外现当代旧体诗词文献的整理。这不仅能保存濒临遗失的史料，还有学科建设意义。现当代文学研究如果把旧体诗词丢掉，是个重大空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如果摒弃域外旧体诗词，也是个重大空缺。

黄仁生但问题是许多从事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学者缺乏古典文献学的素养。从事文献研究必须具备三种能力：一是读得懂原文，尤其是白文；二是能够鉴赏；三是能够研究、评论，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民国时期出版的书中，也有那种线装、没有标点的白文文本，如果无法顺利断句，不能真正读懂，又怎么能够研究呢？我是做古代文学研究的，但我对研究生说，无论你从事哪个方向的研究，都要关注现当代文学。章培恒教授有一句名言：“研究古代文学的人，要以现当代文学为坐标。”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要作为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一个参照。我们研究古代文学，难道真的是为了复原古代文学吗？难道古代不入流的作家我们也要把他们研究得清清楚楚吗？与其那样做，还不如认认真真研究一个虽被埋没而实际在诗词方面很有成就的现代大家。但做任何研究都要有好的习惯和心态，先从查询目录开始，然后开始搜集、整理文献。现当代旧体诗词文献整理比较复杂，一是因为现当代诗词报刊多；二是有些诗词既在报纸上发，也在刊物上发，文字或许不同，等收到集子里可能还有变化。这就牵涉到版本问题，要有版本意识。

李遇春如此看来，用古典文献学的方法来进行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是我们必须打下的一块基石。我们面对的诗词文献浩如烟海，其中有很多是线装书、手稿、传抄本，有些作伪的、价值不高的材料等待我们去辨析、甄别和鉴定。史料是史学的基础。一个时代在学术上能够产生突破性的进展，居首创之功的往往是史料发掘，归根结底是有没有新材料的发现，研究方法其实大同小异。没有新材料，有了新观点也立不住。当然有了新材料，还要善于利用它，这就牵涉到新方法。王国维和陈寅恪是近现代中国学术的巨擘，他们就做到了“新材料”“新方法”与“新观点”三位一体。陈寅恪在总结王国维学术研究经验时提出了著名的“两重证据法”，后来又发展成“三重证据法”。其实，现代学术大师们最大的优势在善于运用出土文献和域外文献，仅仅停留在国内现有的纸质文献上就难免有大的局限。一个时代的学人的产生，和他们在那个时代与一批新材料的相遇一定是不可分的。因此，我们应格外珍惜这批长期被淹没、被遮蔽的现当代旧体诗词文献，要继续挖掘、搜集和整理旧体诗词史料，要有20世纪初国粹派的精神和气度，要有“五四”后期“整理国故”者的学术情怀，下大气力整理百年珍稀诗词文献。这对于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所做的打捞历史、抢救文献的工作，其价值会日益显现。除了内地诗词文献的发掘，港澳台地区及域外的诗词文献也不能忽视。

二、整合多维视角，解析旧体诗词场域

李遇春思潮、社团与流派是文学史研究中的常见问题。具体到旧体诗词研究领域，相较于历史叙述与文献整理，这是一个更加具体和深入的问题。长期以来，正统的现代文学史表述都是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来反击和否定作为新文学对立面的旧文学思潮。比如以林纾为代表的桐城派、以章士钊为代表的甲寅派，以梅光迪、吴宓、胡先骕为代表的学衡派等，它们对新文学的抵抗，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上是被作为反动的封建复古思潮大书特书的。这当然是以新文学胜利者的姿态去书写的。但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回望“五四”时期文学思潮的新旧之争，是不是应该有新的历史评价？实际上，在新时期以来的现代文学思潮研究中，已经出现了对甲寅派特别是对学衡派的重评和重估，对林纾的重评也在推进。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而且也完全可能去整合多维视角，进一步客观和辩证地审视现当代文学思潮中的新旧之争，进一步深入地解析现当代旧体诗词的文学场域问题，比如旧体诗词的生产与传播、接受机制中出现的新趋势与新特征等。

曹辛华现当代文学思潮是旧体诗词研究不可回避的对象。我认为有这样几种思潮关系到现当代旧体诗词的发展。第一是革命思潮。这与文学革命思潮不一样。辛亥革命引起了近现代诗词内容的变化。时值晚清民国交替之际，主要诗词群体的代表是南社。南社是一个了不起的团体，它是革命、学术、文学三位一体的团体。很多革命仁人志士以诗词为媒介宣传辛亥革命。那些诗词都很激进。与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另一种更为宏大的革命思潮。它对现当代旧体诗词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由此形成了百年红色革命诗词风景线。革命思潮对旧体诗词是直接的激发，由此，许多正能量和主旋律进来了。现当代旧体诗词从来没有脱离革命思潮和时代精神。

第二是爱国思潮。它与革命思潮相关。现代爱国思潮直接影响了现代旧体诗词创作，形成了引人瞩目的“国难诗词”，它是现代“国难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批心系家国的诗人兼出版商，如刘承干、周庆云、王云五等等，刊印大量的丛书，其中不少是诗词学书籍。他们的目标就是保国保学，保存我们的文化种子。当时文人受各种爱国运动的影响不断写作旧体诗词。“国防文学”“民族文学”观念对诗词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可以说，离开爱国思潮，我们就无法解读这些旧体诗人诗词文献里的爱国精神。

第三是复古思潮。它在不同时期也是不一样的。比较早的有邓实、黄节、刘师培、章太炎所代表的以《国粹学报》为阵地的国粹派。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在“新文化—新文学”的热潮背面，胡适等人也一直在倡导“整理国故”，这一点我们不能抛开不谈。

李遇春辛华教授谈的三种思潮属于影响旧体诗词创作的外部思潮。而就现当代诗潮的内部发展而言，我以为主要有以下三种路径：一是“守正”，二是“创新”，三是“革命”。这主要着眼于文体视角。所谓“革命”路径，指诗体革命，打倒旧体，建设新体，废弃本土旧体诗词，引入西洋自由体。这就是诗体革命。从晚清开始的诗界革命，其实不是诗体革命，而是诗体创新。他们的参照就是走文体守正路径的同光体。同光体主要是宋诗派，因为诗分唐、宋，他们坚守的主要是宋诗一脉，后来的南社则主要选择宗唐。我个人对诗界革命派有偏好，认为后来的学衡派就是沿着诗界革命派的路子往前走。一百年来，提倡“旧瓶装新酒”“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的“创新”路径一直没有中断，现在很多诗词社团或流派亦可纳入诗界革命派，也就是旧体创新派。

另一个路径是“守正”。这方面，同光体毫无疑问是重要代表。晚清的同光体，到民国依然存在，而且部分作者活到了当代。同光体分闽派、浙派、赣派。进入现代语境后，各派依旧老树新枝、后继有人。只不过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诗歌史把它们给遮蔽了。湖北的同光体诗人陈曾寿，著有《苍虬阁诗集》，1949年才去世。他是湖北浠水人，和闻一多是同乡，但令人遗憾的是，现代文学史上只有闻一多而不见陈曾寿。再如闽派殿军何振岱及其女弟子“福州八才女”（王真、王德愔、刘蘅、何曦、薛念娟、张苏铮、施秉庄、叶可羲），也将这派延续了下来，所以说宋诗派一百年来也未中断。

我们要寻绎出现当代旧体诗潮内部演进的诗学逻辑，就必须从晚清以来开创的几条路径入手。南社和同光体主要走“守正”路径，区别在于宗唐与宗宋。但南社内部也有新、旧之争，也有宗唐与宗宋之争。南社解体后又成立了新南社，但傅熊湘于长沙创立南社湘集，蔡寒琼于广东筹集广南社，朱剑芒抗战中筹集南社闽集。无论是同光体，还是南社，抑或诗界革命派，事实上都没有消亡。甚至中晚唐诗派、汉魏诗派，包括樊增祥、易顺鼎那样一批经常与伶人往来酬唱、颇具消费色彩的现代旧体诗人，一百年来也没有绝迹。我们需要把现当代旧体诗学、词学内部复杂多元、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逻辑进程研究清楚，然后才能归并社团、划分流派、研究思潮。

黄仁生但思潮研究离不开语境。现当代旧体诗词和古代诗词的语境是不同的，其中最大的不同是传播方式的改变。古代诗词也有传播与接受，可以雅集唱和、谱曲吟唱，也可以将诗书写在扇子等载体上流传，但最主要的方式是抄写与刊刻。现当代诗词传播方式的改变，导致了流派、社团甚至思潮的表现方式和古代不同。明代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文学流派，但论争还是凭借传统的传播方式。现当代旧体诗词传播方式的变革需要回溯到1872年。那一年中国近现代影响最大、存续最久的报纸《申报》在上海创刊，其后一直延续到1949年，中间仅因战争偶有停顿。《申报》创刊当年就开始发表诗词，这是开风气之先的。自此以后，不仅新的文学传播途径得以形成、相应的稿酬制度逐渐产生，文学的生产与消费方式也发生了转变。报纸需求量增大，刺激了相应的诗词创作与投稿。有了和世界接轨的现代报刊制度，而且出版技术也在不断提升，这十分有利于构建现代旧体诗词文学新场域。近现代诗词社团和流派的产生往往离不开新的报刊媒介，如诗界革命派、南社、甲寅派、学衡派等，都是在传播方式改变的背景下形成的文学团体或派别。它们提出共同的主张来指导创作，追求比较一致的创作风格，有着共同或接近的思想、文化和文学理念，并且保持一定的连续性、传承性，这就形成了思潮性质的旧体诗词流派。

曹辛华因为思潮不一样，就形成了不同的流派，这直接引发了社团的繁荣。一些社团现在通常被看作新文学社团或旧体诗词社团，但实际上它们是亦新亦旧、新旧兼容的，报刊亦是如此。我曾让研究生把医药类报刊上的诗词整理出来，结果发现，上面的小说、诗词都是既有白话又有文言的。后来发现这个量特别大，我就指导学生把各个行业的诗词，比如教育、金融、交通等各种报刊上刊载的诗词整理出来。这说明诗词是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做的，不只是所谓诗人、学者的专利。关于诗词社团，我还想说地域因素确实很重要，如河南大学在民国时期就形成了以旧体诗词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我现在正在跟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合作主编《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三辑，考察出的旧体诗词社团多达500个。当前在文学社团研究方面，新文学已经取得了突出成就。我们研究旧体诗词社团，应积极汲取新文学社团研究的成果，从中寻找灵感。

李遇春其实现当代文学界对旧体诗词社团及其文献也有关注。陈思和、丁帆先生合作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第一辑，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二辑，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以新文学社团研究为主，同时也收录关于大陆的南社、台湾的栎社，还有横跨海峡两岸的菽庄吟社等旧体诗词社团的研究著作。我也认为以地域视角切入诗词社团研究很有必要。近现代诗学大家汪辟疆先生曾把近代诗人按地域划分为湖湘派、闽赣派、河北派、江左派、岭南派、西蜀派。其实我们在研究现当代旧体诗词社团、流派时也可以采用这种地域视角。港澳台地区的旧体诗词社团也很重要。香港被英国殖民以后，晚清遗老如陈伯陶等人避难香港，经常在宋王台举行诗会。他们诗酒唱酬，曾印行诗画册子《宋台秋唱》。显然，对这类香港旧体诗词社团活动进行研究，有利于凝聚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认同感。

黄仁生除了港澳台地区外，一定要关注域外汉诗，但应着眼于中外交流。尤其是中日汉诗之间的交流，影响到后来中国境内诗史的发展与演变。中国近现代诗歌的演变是从诗界革命开始的，而诗界革命理论正是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时提出来的。诗界革命在语言上持“二元论”（用关爱和教授的说法，指兼容白话、不废文言），但仍遵守格律，即所谓“旧瓶装新酒”，这就为古典诗词带来了新变化。而最早在诗歌创作中呈现出这种新气象的，是黄遵宪在日本做参赞以后的作品，因此梁启超推崇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事实上，黄遵宪与日本汉诗的关系很密切。1874年日本《朝野新闻》创刊，当年就发表汉诗。当时上海与日本之间的轮船往来很方便，《申报》与《朝野新闻》可以迅速传至对方，因而这两份本来各有很大影响的报纸上发表的诗词，也互有影响。1875年，日本明治诗坛盟主森春涛受《朝野新闻》影响而创办《新文诗》杂志，在日语发音里“新文诗”与“新闻纸”（即报纸）是一样的。日本汉诗真正借助新媒体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即由此开始。明治中后期汉诗能够再度兴盛，中日汉诗文得以频繁交流，都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与延续的。中日虽于1871年建交，但直到1877年底，中国使团（大使何如璋、参赞黄遵宪等）才抵达东京。黄遵宪赴日后，和森春涛、小野湖山等著名诗人都有交往与唱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黄遵宪诗集里收录的诗词，和当时在日本报刊上发表的文字有差别，尤其是《日本杂事诗》，他在编集时做了修改。

黄遵宪赴日前在国内诗坛是没有地位的，回来以后才在国内、国际上获得很高评价。诗歌里面写火车、电报，写各种各样的新事物，就中国人而言，是从黄遵宪开始的，但实际上这种新风最早是由大椝爱古《戏咏时事十六首》［收入《太平唱和》一书，日本明治八年（1875）山城屋政吉初版］开启的。因此，我们在探讨近现代诗歌发生变革的时候，有必要关注中日汉诗交流，包括日本汉诗对中国诗人的启发乃至影响。当然，当时中国诗坛上更大的流派是同光体，从晚清到民国，延续了很长时间，比南社都长。但作为同光体领袖之一的郑孝胥，曾当过中国驻神户领事馆领事，与很多日本汉诗人有交往与唱和，并在日本出版过诗集。这就是说，同光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受过日本汉诗的影响。甚至我们很熟悉的易顺鼎、樊增祥等，都和日本诗人有交流与唱和。所以，回溯一下，由于文学传媒与生产方式的改变，推动了诗界革命派的形成。后来的南社也是讲诗界革命的。无论是诗界革命派、南社还是同光体诗人，他们中有不少人与日本汉诗界存在关联。

李遇春我这里补充两点。第一，除了东洋视角以外，还有一个南洋视角。东南亚一带与中国的汉诗交往也很频繁，比如新加坡有个国宝级的旧体诗人潘受，在潘受之前还有个丘菽园，晚清时就移居新加坡，诗词创作甚丰。国内目前也曾出版新加坡、马来西亚汉诗研究专著。此外印尼、菲律宾、越南、泰国的汉诗也有人在整理和研究。南洋汉诗人既在南洋本土报刊，如《槟城新报》《国民日报》《南洋商报》《光华日报》等发表汉诗，也在中国大陆报刊如《南社》上发表汉诗。第二，西洋视角也不能忽视。“五四”时期的新旧诗之争，最早就是胡适与梅光迪、任鸿隽等人在美国留学期间展开的，而且现当代旅欧、旅美或欧美华裔移民旧体诗人也不在少数，所以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离不开域外视角，只有兼顾不同的视角，研究视野才能更加开阔。

曹辛华可见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以诗词为媒介的中外交流是频繁的。现在国内学界开始重视现当代域外诗词研究，尤其重视中日近现代诗词交往研究。如日本汉学家久保天随、铃木虎雄、吉川幸次郞、神田喜一郞、水原琴窗等均与当时中国学者、文人来往甚多，在汉学研究和汉诗创作方面均有不小成就。其实，近现代留洋潮对旧体诗词创作影响巨大，域外名词、典故、风情、物事开始大量进入中国诗词。如学衡派代表诗人胡先骕是植物学家，同时也是南社的中坚力量。他的诗词里有很多英文花卉术语和植物学名词。我觉得真正的诗界革命就发生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这一时期，不仅留学渠道得到拓宽，大量学子走出国门，还有不少官员出访海外，他们创作了数量颇丰的具有域外色彩的旧体诗词。比较典型的有曾任教于德国大学的潘飞声，他有《柏林竹枝词》一卷；另一位是晚清民国时期的重要女词人吕碧城，吕词里写了大量的西洋风物，有《海外词》一集。

李遇春我再补充一点，除了横跨近现代的《申报》外，还有大量的现当代旧体诗词报刊需要我们去整理和研究。实际上，一百年来旧体诗词的发展、繁荣是和媒介的发展分不开的。拿报纸来说，比较重要的还有《大公报》《新华日报》等。刊登旧体诗词的杂志同样数量庞大，包括《东方杂志》《岭雅》等。其实《新青年》最初也发表旧体诗，陈独秀就曾发表过谢无量的旧体诗，但胡适反对，他认为谢的旧体诗不好，是假古董，不值得发表。在胡适的反对声中，陈独秀妥协了，《新青年》不再刊载旧体诗词。进入当代，《光明日报》的《东风》副刊在1958年后大量刊载旧体诗词，后来曾出版过《〈东风〉旧体诗词选》（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直到现在，全国各地很多报刊都在刊载旧体诗词。可见，报刊是旧体诗词传播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从近现代到当代，从未中断。

三、直面作家作品，重塑旧体诗词经典

黄仁生归根结底，现当代旧体诗词思潮、社团、流派、报刊等的研究都要落实到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上。没有重要作家作品的支撑，思潮、社团、流派都不会存在。因此，要研究现当代旧体诗词，首先要关注重要的诗词作家作品，尤其是如何对其评价的问题。这涉及诗词选本、笺注本、作家年谱、传记等各个方面。做选本也属于文献整理。民国诗词总体文献整理目前还处在初步阶段，大量散佚手稿无法收集齐全，我们的当务之急不是追求大而全的文献整理，而是要把现当代旧体诗词经典化，要经典化就必须要有好的选本。

我认为要立足时代的整体创作来做选本，要以品鉴的眼光选出优秀的作家作品。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民国以来的旧体诗词选本，但公认度不高，影响不大。如果现当代旧体诗词选本能以《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为楷模，以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为参照，其意义和价值就不可估量。在选本经典化以后，还要编选比选本规模更大的文献，像《宋诗钞》《近代诗钞》那样，编选《民国诗钞》《当代诗钞》，这可以为我们提供写作文学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在这方面，现当代新诗研究领域做得非常不错，值得借鉴。现在人们对百年新诗大致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坐标，但对现当代旧体诗词我们还没有达成类似这样的共识。

李遇春黄老师这个话题切中要害。经典化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课题。现当代文学研究经常会有经典化的焦虑，而古代文学研究则并不经常遇到，因为早已经被经典化了。不过经典化有个“时差”问题，杜甫在唐代并未被充分经典化。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最让人焦虑。因为现代文学大致有一个经典化谱系，比如“鲁郭茅巴老曹”之类。而当代文学如何经典化？谁是当代的“鲁郭茅巴老曹”？像点将录一样给他们点出个子丑寅卯来确实有难度。在现代新诗史上，已经有被经典化的诗人，如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艾青、卞之琳、穆旦等。有人把艾青排在第一位，认为他的诗更大气，更包容，时空穿越性更强；也有人把穆旦排在第一位，认为他的诗别出机杼，更精致，更有现代性。学界对此虽有不同看法，但大致的文学史坐标是稳固的。

曹辛华所以诗词经典化问题很复杂，评判或评选标准是经典化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当近现代众多诗人、词人放在面前时，我们一般是从选本选择频率最高的诗人、词人里面进一步筛选。如康有为声名卓著，但我几乎选不出一首艺术水平高的康诗、康词。按艺术水准进行评选，不能简单地用辞藻、语汇、用典去评判，而是应按照唐圭璋先生所提倡的“雅”“婉”“厚”“亮”的标准去衡量，其中“亮”是评价的最高标准。因为诗词作品从来不缺“雅”，“婉”在词作中也很常见，风格厚重的诗也很多，最难达到的标准是“亮”，也就是作品独特的意境能让读者感到眼前一亮，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创新。钟振振先生说诗词“不按正常的方式说话”，但刻意求新以至艰涩难懂的诗也不能称作好诗，因为晦涩即“不亮”。我个人先做文献梳理工作，至于选本、笺注、评点等工作虽然也在做，但需要接下来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去完成。

黄仁生但这种基础工作现在也需要人来做。山东有位学者叫侯井天，曾用几十年的时间去收集聂绀弩的作品、调查聂绀弩的各种关系、访问与聂绀弩交往过的人，后来出版了《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像他这样投入毕生精力、几十年如一日地做一位当代旧体诗人的笺注本，难道不令人感动吗？我们在做研究时如果能读到很好的笺注本，可以说事半功倍。年轻学者不妨先下大气力做出一个重要作家的笺注本或选本，然后为之写一两万字的前言，对这个作家做出整体评价。待阅历扩大、积累加深以后，再去做一个时代的选本。严格地说，这项工作需要具备选家的眼光，从众多诗人的别集里去挑选优秀之作，集合起来成为一个时期的代表。如果只是从已出版的几个选本里挑选若干首诗凑合而成，或将某作家发表过的诗作全盘收入，或请活着的诗人自选若干首寄来，这样的选本是没有立场、没有价值的，因为选家根本就不懂诗，完全没有自己的诗学观。

李遇春其实新时期以来，关于现当代作家旧体诗词的注解工作已经在开展，且取得了初步的成绩。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两位前辈，孙中田先生和刘纳先生，几乎同时领衔主编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名家诗词系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和《清末民初文人丛书》（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所选诗人大都横跨近现代，除了新文学家群体之外，陈三立、王国维也名列其中。关于陈三立之子陈寅恪，广东学者胡文辉著有《陈寅恪诗笺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规模很壮观。作为学衡派代表，陈寅恪的旧体诗被研究、笺注得比较充分，已经经典化了。还有吕碧城、夏承焘、沈祖棻、顾随等，也是不断被经典化的对象。我个人粗略估计，至少有二十多位诗人是可以进入现当代旧体诗词经典化序列的。如果以他们为核心做专章专节叙写，可以和新诗一样，建立一个文学史或诗歌史的坐标体系。

曹辛华其实陈寅恪等人的旧体诗是学人诗词的代表。这方面的研究，我向大家推荐刘士林的《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此书虽饱受争议，但有开创之功。学人诗词作者多为高校教授，现代如此，当代也是如此，其价值何在呢？我觉得，这些学者大都坚守在教学第一线，创作体会对于深入鉴赏、评论诗词显然大有裨益。而且，这些学者的旧体诗词创作都有自己的师承，可以视为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在现当代的延续，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虽然现在社会上各行各业都有从事旧体诗词创作的群体，但高校学人的创作在传承方面的意义无疑更大，因为他们面对的主要对象是学生。现在高校里大量存在的旧体诗词社团很能说明问题。学人诗词有它自己的特点，因为学者们更懂诗词创作原理，所以学人诗词往往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

李遇春我这些年来主要做新文学家的旧体诗词研究，而古代文学出身的学者更多的是做现当代学人诗词研究。现当代高校和科研机构里形成了不少学人诗词群体。大家说的学衡派旧体诗词就属于学人诗词范畴。学人诗词群体并不限于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研究现当代文学、西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学者都应该被囊括进来，比如以政治学为研究主业的萧公权，在西南联大时就经常和吴宓、朱自清等人酬唱，类似的还有植物学家胡先骕、地质学家翁文灏、数学家苏步青等。其实对学人诗词的评价从钟嵘的《诗品》已经开始了，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更是明确反对宋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现当代学人确实更懂创作原理，但对学人诗词的评价，也要保持清醒的态度。真正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大学者，他们的生活不仅仅局限于书斋和研究，这类学者写的诗词可能会达到更高境界。而很多学者一辈子只待在书斋里，没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其诗词创作往往会陷入书本的循环，出现严羽说的“以才学为诗”的弊端。这样的诗词无论如何精美，总会给人无血肉、缺乏艺术生命力的印象。这是学人诗词在创作与评价中需要警惕的问题。

黄仁生不管是学人之诗，还是新文学家的诗，其实诗人的外在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写出好诗。只要写得好，都可以登堂入室，进入诗词之林。这就牵涉到点将录。这是一种模仿《水浒传》对一百零八将的排序产生的诗词评点形式。晚明在政治斗争领域要打击东林党，致使《东林点将录》应运而生。清中叶后，这种政治领域的游戏方式被应用到文学领域，并一直延续至今，出现诸多诗坛、词坛点将录。这虽然看似一种游戏，却并不容易做。要做当代诗坛点将录，起码要选取一百零八位诗人，这一百零八人里面哪个是及时雨宋江？哪个是托塔天王晁盖？哪个又是智多星吴用？要根据他们各自的创作特性进行排序，还要给出相应的评语。因此，必须在对某个时代的创作情况有整体、深入的研究后，这项工作才能进行。点将录可以帮助我们对诗坛或词坛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但绝不能被其束缚住，不能将点将录的排序与他们的创作水平完全等同。例如点将录把某个诗人列为及时雨宋江，不能认为这个诗人的诗就写得最好，更何况宋江的本领在一百零八将里也不是最高的。所以大家在阅读诗词点将录时，要尽量避免走入误区。

曹辛华其实点将录是中国传统文学评论的一种流行样式。清代有舒位的《乾嘉诗坛点将录》、朱彊村的《清代词坛点将录》；近现代有汪辟疆的《光宣诗坛点将录》，钱仲联的《近百年诗坛点将录》《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南社吟坛点将录》；当代有刘梦芙的《“五四”以来词坛点将录》《当代词坛点将录》，冯永军（咏馨楼主）的《当代诗坛点将录》，裴涛（苏无名）的《网络诗坛点将录》。赵郁飞博士也曾为近百年女性词坛作点将录。这些点将录对我们研究现当代旧体诗词确实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黄仁生说到诗词点将录，还可延伸到现当代旧体诗话、词话，这都涉及现当代诗词的评论、评价问题，与旧体诗词经典化密切相关。我认为现在学界是为写诗话而写诗话，这与古代、近现代以指导创作为指归的诗话是不同的。袁枚的《随园诗话》刊行以后，经常会有诗人拿着礼物与作品，请求袁枚将自己的诗写进《随园诗话》，予以评价和推介。后来陈衍写的《石遗室诗话》，影响与《随园诗话》类似。他的诗话先是在天津《庸言》杂志连载，后来在上海《东方杂志》连载；在评论名家名作的同时，还不断推介新人新作，因此，无论旧雨新知，都把诗作寄给他，陈衍诗话实际充当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个桥梁，作者与读者对它都有心理期待，新刊一出，往往竞相抢购，颇有洛阳纸贵之誉。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是因为陈衍作为同光体领袖之一，有慧眼卓识，其诗话既有选优，又有奖掖，既能指导创作，又能提携后进。我们现在做诗话、词话时，也应该以此为楷模，首先是自己要有理论主张，对诗词技艺有真知灼见，然后认真、深入地对诗人诗作进行分析、评选，从而对特定时代的创作形成引导。

李遇春我同意黄老师的看法。其实当代旧体诗词创作数量庞大，质量也不能一笔抹煞，但诗词评论工作还没有完全跟上。我们还没有出现陈衍这样的重量级诗词评论家。这归咎于目前高校中文教育与人才培养机制的内在缺陷。它不利于当下诗词创作的发展，也不利于现当代旧体诗词的整体复兴。实际上，旧体诗词研究与评论中存在中国文体传统的现代转换问题，需要我们兼顾古今中西的文体资源，但当下的文学评论者普遍存在知识结构和理论话语上的缺陷，习惯于用西方概念和术语评论西方化的中国文本，而对于中国特色的旧体诗词文本则往往处于失语状态。这种现象亟待改变，但也只能寄望于更年轻一代学人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