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 重拾长征精神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大军，对红军各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他任命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以陈诚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领第三、第六两路军由北向南进攻苏区;同时以重金收买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出兵两个军封锁江西、广东边境，又调来重炮兵到江西配合他的10个纵队近30个师兵力加紧进攻，9月底，接连攻占了宁都等地，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连同后方机关分别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雩都（1957年更名为于都）等地被迫开始突围长征。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军史上的一个绝无仅有的重要历史事件，而且也是影响人类进程的重大事件。2000年，美国时代周刊出版《人类一千年》一书，为此特邀全世界30多位各个领域的专家和学者来评选人类1000年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100件事情，评选的标准是入选的事情必须“影响人类进程”。结果，中国入选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火药武器的使用，第二件事是成吉思汗的铁骑征服半个欧洲，而第三件事，就是长征。长征为什么能入选？因为长征从精神层面影响人类进程。

携半尺素书，重拾尘封的情怀。长征途中的珍贵书信，汇集了红军将士的家国情怀，重现了红军长征的英勇历程。在这些书信中，既有热血男儿的沙场绝笔——“请你们经常记起你们多年一起奋斗的战友们之惨死，提起奋勇的精神，将死敌的日本帝国主义赶快赶走吧，将万恶的国民党统治赶快推翻吧”（方志敏绝笔）;

也有将士们为革命而无暇顾及家庭的思念与歉疚——“我母的孤苦更是我不忍的事情，可是这些都是非人所造的，我们只存最大的暂时忍耐而已”（杨幼麟致岳父）;

既有红军将领的奋力周旋——“如吾兄一时不便为此，则甚盼互不侵犯，以保国防实力，切勿为蒋贼离间，自相残杀”（朱德致陈济棠）;

也有革命统帅的运筹帷幄——“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天下后世颂先生为民族英雄，岂不愈于胡宗南君所谓‘无期徒刑乎？夫‘剿匪非特无期徒刑也，且是一种死刑”（毛泽东致朱绍良）……

字里行间，时空穿越，让我们仿佛亲临现场。

抛家舍业，长途远征，音断书绝，喋血疆场，初心未改。虽然长征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已经离我们远去，長征故事、长征精神却没有结束。诚如2019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外的广场上和群众强调：“现在我们正走在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要继往开来再出发！”

为继承红军传统、弘扬长征精神，本专题以13封长征书简和它们背后的故事，呈现并铭记波澜壮阔的长征历史，缅怀革命英雄与先烈，弘扬爱国主义、长征精神，向长征胜利85周年献礼！★

上篇

致敌人书

长征途中，不仅有军事上的反围追堵截、浴血奋战，更有政治上的斗争和动员。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等红军将帅们的书信，充分反映了红军长征中的政治环境。

朱德致陈济棠书：为红军长征之初的突围打开了缺口

广东军阀陈济棠（字伯南）曾多次竖帜反蒋，与蒋介石积怨颇深。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大军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陈济棠被任命为南路军总司令。但是，蒋介石在兵力部署上从一开始就重北轻南，企图把红军逼进广东境内，使其与陈济棠部“两败俱伤”。

陈济棠为求自保，称霸南粤，想出了一条“送客”妙计：一面在红军必经之地修筑工事，避免被蒋介石抓住把柄;一面又不完成碉堡封锁线，故意留出一条让红军西进的道路。

怎样才能使红军知道自己的“好意”呢？陈济棠思来想去，觉得需要找个中间人先和红军接触一下，摸摸红军的“底牌”，以免红军在自己的家门口大打出手。恰巧，陈济棠的护兵中有人和红军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内弟相识，罗炳辉内弟此时正在广东做生意，他愿意代他们到苏区传话。陈济棠立即给红军领导人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进行秘密谈判的愿望。

1934年9月下旬，罗炳辉内弟找到了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在李克农的陪同下，他与周恩来、朱德进行了秘密会晤，并将陈济棠的密函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博古授权周恩来和朱德全权处理谈判事宜。朱德为利用蒋、陈矛盾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于9月底亲自致信陈济棠：

伯南先生大鉴：

贵使李君（指罗炳辉内弟）来，借聆尊旨。近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愈趋愈烈，蒋、汪等国贼之卖国，亦日益露骨与无耻。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反复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

年来，德与数十万红军战士苦战频年者，莫非为求得中国民族之彻底解放、领土完整及工农群众之解放耳。德等深知为达此目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作作战之联合。二年前苏维埃政府即宣告，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惜两载以还，除去冬蒋、蔡（指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系1933年11月抗日反蒋之“福建事变”的主要发动者）诸君曾一度与红军订立初步协定外，红军乃成为抗日反蒋而孤军奋战之唯一力量。且伺隙而图我侧后者，亦颇不乏人。

比者，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惟情势日急，日寇已跃跃欲试于华南，蒋贼则屈膝日本之前，广播法西斯组织，借款购机，增兵赣闽，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可待。故红军粉碎五期进攻之决战，已决于十月间行之。届时我抗日先遣队已迫杭垣（即浙江杭州），四川我部将越川边东下，威胁武汉，贺龙同志所部及在湘各部均将向湘敌协同动作，而我主力则乘其慌乱之际，找其嫡系主力决战而歼灭之。若贵部能于此时由杭、永（指福建上杭、永定）出击，捣漳州、龙岩，击蒋鼎文（时任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剿匪”军东路总司令）之腹背，而直下福州;另以一部由湘南而直捣衡阳、长沙，则蒋贼将难免于覆亡也。事不容缓，迟则莫及，福建之役可为殷鉴。为求事之速成，德本两年前政府宣言之宗旨，敢向足下为如下之提议：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郭十里之处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

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

五、请代购军火，并经门岭（即江西省会昌县属之筠门岭）迅速运输。

如蒙同意，尚希一面着手实行，一面派负责代表来瑞（即江西瑞金，长征开始的地方）共同协商作战计划。日内德当派员至门岭黄师长（指当时驻扎在筠门岭的陈济棠所部第3军第7师师长黄延桢）处就近商谈。为顺畅通讯联络起见，务望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门岭之电话。匆促陈辞，不尽一一。尚祈裁夺，仕候回示。

顺颂

戎安

朱德手启

10月5日，朱德又与周恩来派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代表与陈济棠代表进行具体谈判，最后双方达成就地停战、解除封锁、互通情报、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

这次谈判之所以能迅速完成，固然有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原因，但赣粤贸易合作也是极重要的推手。自1932年起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到签订停战协定，粤军与中央红军之间形成了明打暗和的局面。虽然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经济封锁，但由于赣粤贸易对双方都有利，偷运之事仍然屡禁不止，有些大商号更是与驻军勾结分利。贸易往来常常由商家出面，粤军参与得利。例如，著名商家“广益昌”方面供给食盐、布匹、西药等，而苏区方面供给钨砂、粮食、油，双方约定：交货都以武装抢劫为名义来完成。

有了这个协议，中共中央在决定突围方案时，一致同意选定南方为突破口。后来，红军在突破敌军第一、二、三道封锁线时，凡有粤军把守的地方，粤军基本上未予截击，有的只是朝天开枪放炮，借此虚张声势，告诫红军从速离开粤境。中央红军长征初期，之所以能在没有多大损失的情况下于很短的时间内突破三道封锁线，顺利通过陈济棠的管区，是与朱德等人成功的统战工作分不开的。

但是，中央红军突围西进后，陈济棠认为过去的秘密协议不再有用，为抢夺地盘，又向赣南红军留守部队进攻。当项英、陈毅等率中央苏区的红军余部突围进入赣粤边时，粤军还积极“围剿”，刘伯坚、阮啸仙、贺昌等领导人都牺牲于当时。

刘伯承致孙震书：为成功实施岷洮西战役解除后顾之忧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为红军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明确下一步发展方向成为中共中央面临的首要任务。在这个事关红军前途命运的问题上，中共中央和张国焘之间产生了北上还是南下的严重分歧。张国焘坚持南下，致使红一方面军部分单独北上。1936年，在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举行的甘孜会议上，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经过坚决的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红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

这年7月，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北上。8月初，走出草地的红二、四方面军根据敌我形势和中共中央关于速出甘南、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县的指示，在四川若尔盖县求吉寺召开会议，决定红二、四方面军共同组织岷洮西战役，为继续北上打开通道。

从国民党方面的部署来看，虽有王均、毛炳文、鲁大昌等部构筑的防线，但战线过长，兵力分散，胡宗南部因“两广事变”（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广西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为反对蒋介石吞并地方势力而发动的一次事变），一时难以赶到甘肃。为成功实施岷洮西战役计划，减去侧翼威胁，保证战役的顺利进行，分化敌军，扩大抗日阵线，刘伯承于8月7日给驻守川甘边界的国民党第41军军长孙震（字德操）去信一封：

德操吾兄麾下：

我軍抗日北上，道出川边，接近贵防，而不克与吾兄晤谈，至为歉仄。昔者川军混战，吾辈时或并辔杀敌，时或相对交绥，事迹虽是英勇，究属同室操戈。如留兹精力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岂不较为荣幸，言念至此，想当同慨。

日本并吞中国，蒋贼为其清道夫，中国北部已非我有。举国血气之士，莫不相谋团结与之为敌。两广事变其一斑也。现在伯南（指陈济棠）出走香港，李（宗仁）白（崇禧）自治广西，实由于抗日组织团结不坚，使蒋贼得以遂其扫除黔王（家烈）之故技，西南将士可以前鉴。吾兄英俊卓绝，爱国有素，而又防接陕甘，毗邻红军，联盟抗日，形势顺利，此敝总司令所望于麾下相邀赞同。如吾兄一时不便为此，则甚盼互不侵犯，经保国防实力，切勿为蒋贼离间，自相残杀。临颖无任盼复之至。

顺颂

军安

弟刘伯承拜

孙震是川中名将，刘伯承早年在四川与孙震虽属不同的队伍，但在讨袁护国等战役中有共同的目标，也算得上是并肩作战过。所以，刘伯承在信中称孙震为“德操吾兄”，又提到“并辔杀敌”的历史，大大拉近了和孙震之间的距离。

为了说服孙震“互不侵犯”，首先，刘伯承痛陈国难，斥责蒋介石的卖国罪行，以唤起孙震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抗日问题上产生共鸣。

其次，刘伯承列举了两个国民党内部纷争的例子，一是在“两广事变”中，反蒋的陈济棠被迫下野，出走香港，失去了对广东地区的控制;二是蒋介石借“剿共”的机会，解除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军权。这极大地触动了孙震作为非嫡系将领的敏感神经。

孙震在驻防川北时，蒋介石曾以“玩忽命令”“作战不力”，连失苍溪、阆中等地为由，手令：“兼川陕边防督办、第十二路总指挥、四川剿匪第二路总指挥、29军军长田颂尧，着即撤职查办。其副军长孙震辅助不力，记大过一次。著令孙震暂率29军戴罪图功。”

田颂尧、孙震受处分后，对蒋介石深怀不满。因此，刘伯承给孙震的信紧紧抓住国民党内部矛盾这一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极大地提高了说服的效果。

孙震见信后，作战行动更加消极，只是虚张声势，不與红军进行实际的对抗，大大减轻了红军北上的阻力，使红军发动岷洮西战役时不致腹背受敌。1937年9月，孙震率军出川抗日，从绵阳誓师出发，公开表示“倭寇不灭，誓不回川”，在抗日战争中屡立战功。

毛泽东致朱绍良书：“夫‘剿匪非特无期徒刑也，且是一种死刑”

1936年秋，在西北地区形成了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的抗日格局。这大大减轻了红军被“围剿”的军事压力，红军初到陕北时便站稳了脚跟。但是，这只能形成一种“逼蒋抗日”的氛围，想要更进一步，必须要争取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地方实力派，尤其是蒋介石嫡系将领的理解和支持。

这年9月8日，毛泽东给国民党高级将领、陆军一级上将朱绍良写了一封信，这是当时毛泽东给国民党高级将领众多信件中的代表：

绍良先生：

十年酣战，随处与先生相遇，可谓大有缘矣！然鹬蚌相持，渔人伺于其侧，为鹬蚌者不亦危乎？付上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为国家民族谋，亦为先生谋也。两党两军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天下后世颂先生为民族英雄，岂不愈于胡宗南君所谓“无期徒刑”乎？夫“剿匪”非特无期徒刑也，且是一种死刑。非曰红军宣告先生们之死刑也，日本帝国主义实宣告之，非特宣告国人某一部分于死刑，实欲举全民族而宣告之，呜呼危矣！先生而同意统一战线，则鄙人竭诚以迎。惟事宜急办，迁延则利在长驱而入之寇。尚祈致意蒋先生，立即决策，国事犹可为也。书不尽意。

顺颂

勋祺

毛泽东 启

九月八日

此前在江西，朱绍良多次参加“围剿”红军的战役。红军北上抗日后，朱绍良就任甘肃绥靖公署主任，兼任西北“剿共”军第一路总指挥，备受蒋介石信赖。因此毛泽东在信的开头写“十年酣战，随处与先生相遇”。毛泽东在信中提到“胡宗南君所谓‘无期徒刑”，是怎么一回事？

1932年5月，胡宗南率军进驻安庆，参加对红军的“围剿”，最终以“剿共”成名。1936年9月19日，胡宗南率部从湖南回到陕西关中，驻军咸阳、凤翔一带。9月25日，向甘肃进发。这时，全国与西北的形势都在迅速发展，处在大变动的前夜，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胡宗南的思想非常矛盾。一方面，他不得不执行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另一方面，他身上有着很深的民族主义情结。胡宗南并不完全赞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曾向张学良抱怨“剿匪是无期徒刑”，并说周恩来是他的老师、徐向前是他的同学，等打一仗再讲和。

胡宗南是国民党中一个典型的具有两面性的将领。基于此，中共从1936年6月开始对胡宗南进行积极说服与统战工作。1936年9月1日，在胡宗南率军重回西北之际，周恩来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中写道：“兄在黄埔为先进，亦为蒋先生所最信赖之人，果能立排浮议，立停内战，则颂之者将遍于国人。此着克成，全国抗日战争方能切实进行，西北御侮行动，亦必能统一步骤，不致为日寇各个击破，陷民族、国家于万劫不复也。”

1936年10月前后，胡宗南收到此信，看完后默然良久，不道然，也不道否，亦没有给周恩来回信，因而也未与中共方面建立任何形式的关系。但是据胡宗南后来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回忆，胡宗南对周恩来的信极为珍视，并妥善珍藏。他对周恩来所说“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这句话尤为感慨。然而，当蒋介石要胡宗南第二次率部入甘执行“剿共”任务时，胡宗南再次进兵。

就在内战一触即发之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时，胡宗南正驻兵甘肃固原县一带，如果他执行何应钦的命令攻打西安，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周恩来委托胡公冕带上自己和杨虎城的亲笔信到胡宗南那里，制止他行动。胡宗南当即将杨虎城的信撕掉，但对周恩来的信却从头到尾细细读过。胡宗南部最终没有东犯。

中篇

致亲人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论长征环境多么恶劣，红军将士们始终不屈不挠、坚守本心。烽火之中，条件极艰苦，人员伤亡巨大，写书信难，传递书信难，保存书信更难。

杨幼麟：写家书时，尚不知哥哥已牺牲

丰泰老伯：

不通音问又三年了，在这三年中，虽然从报纸中得到一些家乡的消息，然而总不能满足我全部了解的要求，虽然前数次的写信询问，但始终得不到只字片纸的答复，结果我的希望还是渺然！

秋初的时节，又掀起了我思念故乡的情绪，因此又来作此次通讯的试探，以慰故乡倚念者！

近年来洪水的泛滥和瘟疫的流行（暗指白色恐怖），以及生活程度的日高，我已经估计到，你们也无法免脱这些灾难，特别是不能得到任何接济而又无子、无父、无夫的人们颠沛流离，更是我预想得到的事情;而以我飘（漂）泊无踪，何尚又非家人最关切的事呢？所以一切的烦恼、痛苦、怨哀……莫不是你们的正常生活呵！只是我不能估量得到的你们是否还有意外的变故？你们饥饿、冻冷与铁蹄践踏重重压迫的生活到底如何呢？

十一弟（杨幼麟的弟弟杨再麟，1930年12月5日被反动派枪杀于湘乡县城）的不幸我知道一些，但其究竟如何？尚不可知。他生平的浮燥（躁）是最大的缺点，结果被其所苦，这真是想不到的不幸！素芝（杨幼麟的妻子沈素芝，1931年5月曾被伪湘潭县府派兵以“共匪头目家属”的罪名逮捕入狱，遭受严刑拷打）等同志受苦是否确实？特别是对云应（杨幼麟的女儿杨湘云）记念是我时刻最关心的，自然我母的孤苦更是我不忍的事情，可是这些都是非人所造的，我们只存最大的暂时忍耐而已！

我近几年来压在生活上还能糊口，但每日的劳顿，已非昔日之体强力健了。现在精神疲乏，肢体消瘦为我的写照，但还未到江河日下之势，现正在医院调治，颇有功效。因为多病的关系，所以也没有钱留下，同时仍系原差只够生活，以至无法接济家庭，这自然使依赖者失望，但事实如此奈何！我想以后的情形或许好点，等待以后吧！九爷（杨幼麟的哥哥杨次麟，1930年红军攻打长沙时任红三军团某团副团长，后转战于湘赣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牺牲于江西宜黄）在江西，今年三月前会得，也是因为自己不慎也弄得不好，闻说近来仍在病中，尚无消息。

我在湘庄（可能指湖南平江），到此地还不久，情形還不十分熟悉，不久出院后或在此地庄上，暂时不会他往，目前囊不储金，无术言返！

你老家中各位均好否？你老的精神还健康否？家母及素芝等情形如何？故请于接信后告我，同时我的情形亦请转告是幸！

关山万里，临款依然，游子能不伤怀！余后叙。

敬祝

健康！

婿 施芙

九月二十日下午于病中（十一月十九日收）

来信寄：福建汀洲福音医院转

由于不便暴露身份，这封信的作者杨幼麟使用了化名施芙。

1931年7月，杨幼麟当选湘鄂赣省省委委员。9月23日，当选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兼任军事部长。湘鄂赣边区武装斗争在他的主持下，由于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加强对白军的政治攻势，大力消灭地主武装，破坏敌后交通和发动白区群众斗争等措施，使得红军越战越强、队伍也不断壮大。然而，杨幼麟这些正确的措施，却受到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左”的指责，他被解除职务。

杨幼麟在遭到打击后并不灰心，而是相信今后的情况总会好转。他离开湘鄂赣苏区后来到中央苏区，此时已身患严重的肺病。苏区中央局留他在中央苏区一边工作一边治病。杨幼麟给岳父的信就是在福建汀州福音医院疗养时写下的。

杨幼麟在苏联学习和回国后，曾多次给家里写信，但由于反动派的封锁与搜查，这些信家里大都没有收到，他也没有收到过家里的音信。因此，在福建长汀时，他给岳父写下了这封信，询问家里的情况。杨幼麟写下这封信的时候，他的哥哥杨次麟和弟弟杨再麟早已为革命牺牲，妻子沈素芝也遭受了残酷的牢狱之灾。而杨幼麟在信中还在打听他们的情况，可以看出他已经许久没有家的音讯了。因此，整封家书中充满了对家人生活和安危的关切、挂念。

虽然急于了解家中情况，但“囊不储金，无术言返”，杨幼麟含蓄地表示他正在进行革命工作，不能抽身回来看望家乡父老和家人，表达了自己无法接济和看望亲人的愧疚之情，也表达了自己无法尽好一个儿子、丈夫以及父亲之责的难过之情。

杨幼麟对革命倾注了全部。尽管长期在艰苦的环境里进行斗争，积劳成疾，但他依然抱病从事革命工作，红军战略转移后，他坚守苏区，无怨无悔，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杨门七雄”是对杨家七位英雄儿女的美称，指：杨幼麟、杨次麟、杨再麟、杨淑梅、杨淑英、杨母张福慧、杨幼麟之妻沈素芝。其中有一位很特殊，那便是张福慧。中国红色史专家唐微介绍：“张福慧是一位时代造就的‘传奇人物，她不仅横跨清朝、军阀混战、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时代，而且为了中国革命一家奉献了六位亲人。”有诗《七烈颂》曰：

革命多英烈，杨门有七雄。

丹心昭大宇，浩气贯长虹。

斗敌千般勇，酬民一代忠。

捐躯慷慨去，万古扬高风。

红军儿子的一封家书

父亲母亲：

你们好！屈指算来，我离开你们已有三个月了。在这期间，每天不是训练，就是行军打仗，然后就是宣传发动群众起来开展革命斗争，日子过得热火朝天斗志昂扬。之所以没有半字消息给你们，一是因为我自己不识字，二是因为实在事忙，但是想念你们的心思却是时刻不曾间断。如今，部队已经从江西辗转至福建，昨天，我们拿下了大田县城，今天，趁着部队休整的机会，我央求连队的文书代笔，把我这一段时间来的生活和思想汇报如下：

记得当初我要参加红军，你们并不同意。最后由于我的坚持，你们才勉强放手。其实，我也很理解你们的忧虑。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要养育儿子长大成人，确实很不容易，谁都会充满担忧，谁都会依依难舍，谁都期望过平安日子。只是时势不济，世道不平，哪有咱老百姓的安生日子啊？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古人送儿出征的场景至今还在继续演绎，父母家人的焦虑内心做儿子的也能够详细体会出来。但是，青年是时代的先锋，是民族的希望，是国家的未来，在这危难的关头，青年就必须要有自己的担当、自己的选择、自己的作为。自觉肩负起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不仅义不容辞而且刻不容缓。

我参加红军进行一个月的新兵训练后，入编在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里，我们的军团长是寻淮洲，政治委员是乐少华，参谋长是粟裕，政治部主任是刘英。为了宣传和推动抗日民族运动，调动和钳制国民党军队，减轻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我们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是：“经过福建而到浙皖赣边行动”，“到敌人的深远后方，进行广大的游击活动。在敌人最威胁的地方，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

为了扩大宣传效果，我们从瑞金携带了160万份宣传品，一路上我们不停地发放传单，四处刷写革命标语，一场又一场地召开群众大会，大张旗鼓地制造北上抗日的声势，极大地激发了沿途群众的革命激情和爱国热情。昨天，我们攻占了大田县城，这是先遣队成立以来攻下的第一座县级城市。

大田是福建中部的一座山城，虽然县城面积不大，但是对于先遣队来说，攻下它意义非凡。所以我们都很兴奋，几天来的行军疲惫也消散殆尽了。这次战斗，缴获了十余支步枪、无线电台和电话机各一部、食盐百余斤。之后，还召开了贫苦农民的群众大会，开展打土豪斗争，没收了几家富豪的粮食及财产，分发给贫苦农民。

父亲母亲：我还想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在昨天的攻城战斗中，我们有几位战友牺牲了。二十来岁的小伙，活蹦乱跳的青年，突然间倒下后就起不来了;激情奔放的青春，活力四射的生命，倏忽间戛然停止了;相亲相爱的同志，英勇顽强的战友，转瞬间不告而别了。这是怎样的一种残酷？战友、家人、亲戚、朋友，谁都不愿意接受的事实，但它发生了，就在我的眼前发生了，真是情何以堪？

“古来征战几人回？”为了人民的幸福安康，我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

父亲母亲，你们也要做好随时献出儿子生命的思想准备啊。假如有那么一天，你们的儿子也和战友一样，热血洒落在疆场上，你们一定要坚强坚强再坚强啊。

“人生自古谁无死”，但人的死要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虽然，儿子也希望能够天天守护在你们的身旁，陪着你们数星星赏月色。但是，没有国的强盛哪有家的安宁？为了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安康，让我们共同努力吧！我为自己是红军中的一员感到骄傲，请你们为有这样的儿子感到自豪。

恭祈

父母万安！

红军儿子敬上

1934年7月22日

1934年夏，日本侵略军加紧准备侵占中国华北地区，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陷入困境。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为宣传和推动民族抗日运动，牵制和分散国民党军队，减轻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由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三个师和中央一个随军工作团。

北上抗日先遣队孤军深入敌后，转战闽、浙、皖、赣四省，历时6个月，行程5600多里，进行了30多次战斗，对于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以及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北上途中，大田县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攻下的第一个县城。抗日先遣队在县城驻扎了三天，指挥部设在西门原育智小学。

三天时间里，红军大张旗鼓地开展北上抗日宣传活动：到处刷写革命标语，分发传单，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与此同时，红军还广泛宣传党的土地革命纲领，组织农民打土豪分田地。

经过宣传发动，大田掀起土地革命高潮，红色区域迅速扩展，出现了大田儿女踊跃参军参战的热潮。

由于大田是北上抗日先遭队攻下的第一个县城，广大红军将士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书信中的红军战士刚刚离开父母参军三个月，思念之情和喜悦之情交织在一起，尽管自己不识字，但丝毫挡不住跟家人汇报和分享喜悦的迫切心情，因此，央求连队文书代笔写下了这封给父母的家书。

吴泽明家书：丰富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历史研究资料

父亲大人膝下：

我于家中离别，有两个多月之去（久）了，不知家中人口安否？我在县操箕窝扎落，写了两封信回家，不知父亲可曾收到。希望你送些（包）裹来西，我时望不断，没有送来。我调在红二补充师干部队训练军事三班。希你接信后快送袍服一只（件），油纸一旱（函），乌线一速（束），白线一速（束），箍的菜盆子一只……希你接信后迅速送来操箕窝，（我）在这里训练的日子不久了，袍服家中没有向我大姐借一只（件）。望我同胞不要挂念，现我身体非（常）之强健，不知同胞身体平安（否）？笔不尽言，完了。

此致

敬礼！

吴泽明字

哥哥清流保存

父，才珊

34年6月24号

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争取江西革命胜利

吴泽明，生卒年不详，写信的时间为1934年6月24日，正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困难的时刻。

1934年4月底，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与此同时，4月下旬至5月中旬，国民党军东路军加紧进逼建宁，相继占领太阳嶂、将军殿、弋口、挽舟岭、江家店。5月16日，东路军在北路军和空军配合下攻占建宁。南路军于5月上旬占领筠门岭要塞。6至7月间，红军在古龙冈以北地区进行了反击作战，均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在苏区范围被不断压缩的情况下，蒋介石断绝苏区物资供应，力拼消耗的战术基本上奏效。苏区发生了严重的供给困难，吴泽明的信就是写于这样一种背景下。

因此，吴泽明的信除了向家人报平安外，主要是让家人送些袍服、油纸、乌线、白线、菜盆子以及鞋子之类的基本物资。

这封信对于研究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历史，乃至中央苏区后期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采取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从根本上给中央苏区以致命打击。

蒋介石严厉要求各地各部队“要按照一切封锁的办法，严密实施”，为了彻底摧毁苏区和红军，蒋介石在大修碉堡的同时，还利用碉堡和公路组成的封锁网，在地域上划分“全匪区”“半匪区”“邻匪区”等，对中央苏区进行严密的封锁，先后颁布有《匪区封锁办法》《匪区食盐、火油、药材、电器封锁办法》《粮食统制办法》等十余种法令，并汇集成《封锁法规汇编》，“通令各部队遵照法规，严厉执行封锁”。

凡偷运或“济匪”者，轻者没收货物并罚款，重者判处徒刑甚至死刑。

红军长征前夕，面积所剩不大、人口所余不多的中央苏区，已出现了粮食、食盐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的局面。吴泽明的信件是研究这段历史最好的佐证。以往，更多研究是从军事角度去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困难程度和失败的原因，吴泽明的这封信件丰富了这段历史研究的维度和视角。

黄秉星致母亲：“小儿在前方最光（荣）快乐过日”

2002年3月，家住河东村村里組的黄外国、黄国传从拆掉的祖屋土墙里发现了一个油纸包。拆开一看，里面是用宣纸写的信，信已有些发霉、发黄，字迹模糊不清，落款是黄外国、黄国传的父亲黄秉新。其中一封如下：

黄从隆：

母亲大人，不要叨念，小儿在前方最光（荣）快乐过日。母亲大人叨意（客家方言，牵挂之意）。小儿最自强，消灭敌人五次“围剿”。

如有田中一事，要派人做好，不有（客家方言，不怕之意）困难。如有，要你大人写回信来，我在前方三军团十五师十五团第一营第二连（做）转（战）斗员工作，为要。

此致

黄秉新

七月五号

黄外国、黄国传兄弟俩为慎重起见，先找来家谱一一查实，家谱是这样记载的：“秉星字亮大，民国三年甲寅八月十六日生，公元一九五七年丁酉二月廿一日殁……生子二：国外（外国）、国传分出继胞弟秉和……”

随后，黄氏兄弟又向左邻右舍进一步核实。同时，黄外国、黄国传联想到小时候，父亲常讲在红军长征前自己在广昌与石城交界的贯桥、驿前（苏区时期为石城管辖）打过仗，由于右小腿负伤致残被迫留在家里，没有随红军长征，红军还留了三块银元给他治病的事情。

经过反复核实，黄外国和黄国传确认黄秉新就是自己的父亲黄秉星。发现红军家书后，有民间收藏家向黄外国、黄国传兄弟俩高价收购，均被谢绝，这些信件最终被赠给了江西石城县革命烈士纪念馆。

黄秉星共写过四封信，这里选取的是相对比较清晰的第一封信，写于1934年7月5日。据石城县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陈春阳了解，黄秉星的信是1934年7月他在红三军团当红军、参加石城阻击战时写给家里的。

由于“左”倾军事路线，在敌军“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战术面前，红军根据地的范围越缩越小。1934年4月28日，苏区北部的重要门户广昌县被敌占领。8月30日，与石城毗邻的广昌驿前陷入敌手。至此，在红都瑞金北部就剩下石城这最后一道屏障。

石城阻击战，是红一方面军在长征前夕，在中央苏区北线战场进行的最后一次规模较大的战斗。这次战斗从准备到红军主力完全撤离石城，历时40余天，它不仅给了进犯之敌以大量杀伤，而且有效地迟滞了敌军南犯的步伐，为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完全集结与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黄秉星的信应该是写于石城阻击战之前。信中用了一些客家话，内容是黄秉星对自己近况的描述，以及让母亲心安的宽慰话，传递的是浓浓的思念之情。

在大战即将来临之际，黄秉星还能如此积极乐观，一方面是为了打消母亲的疑虑和担心，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红军将士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一封家书，一份情怀。参加长征的只是红军将士，但实际上，之所以能够取得最后胜利，除了红军将士发扬牺牲小我为大我、公而忘身、国而忘家的崇高精神以外，还少不了千千万万个红军将士家庭的支持以及为此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从某种角度说，长征胜利是因为凝聚了全民族的力量。

告陕北工农劳苦群众书：“只有苏维埃红军才是解放工农穷人的唯一出路”

长征之路充满了艰辛，但比这更艰难的是，红军到底走向何方？直到进入甘肃的哈达铺之前，红军领导人还未作出最后决断。

1935年9月20日，在哈达铺的红一方面军，从国民党的报纸上惊喜地发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于是决定到陕北去会合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是西北地区最早的由党中央授予正式番号的红军正规队伍，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革命先辈经过艰苦斗争建立起来的一支队伍。1935年9月，鄂豫皖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与红26军和红27军胜利会师，在延川县永坪镇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

193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在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决定，把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榜罗镇会议之后，找到方向的中央红军士气高昂，精神振奋，突破了国民党军最后一道封锁线，挥师向陇东高原进发。

10月18日，中共中央进入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境内，在铁边城张湾子村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当时形势和部队的实际情况，讨论了中央红军入陕后的作战方针等问题。会议决定由司令部、政治部发出训令：整顿部队，提高战斗力;与群众建立良好的关系，扩大红军，组织游击队;自己解决物资器材及过冬的衣被等。

10月19日，中央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长征胜利结束。

在刘志丹领导下，吴起镇一带建有县、区、乡苏维埃政权，群众基础好，对红军怀有深厚感情。但因国民党军和地方团匪常来骚扰，老百姓深受其害。这次中央红军突然到来，老百姓误认为又是国民党军队来了，于是纷纷躲藏，以观动向。

中央红军一到宿营地便在墙壁、石崖上书写“北上抗日，收复失地！”“拥护刘志丹！”等大幅标语，老百姓看了以后，才知道是中央红军来了。外出躲藏的老百姓都陆续回来，吴起镇周围的县、区、乡干部和地方游击队闻讯后都纷纷前来迎接中央红军。

为扩大红军的影响，解决后方的扩红和物资储备等问题，10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发表《告陕北工农劳苦群众书》：

告诉全白区工农劳苦群众们！

万恶的军阀井岳秀、高培五、马鸿宾和陕北的地主豪绅，用尽一切苛捐杂税、重租高贷剥削你们，压迫你们，使你们受穷受苦受冷受饿，成年间得不到好日子。现在，陕北有了红二十六军和广大的苏区，到处发展游击运动，苏区里面，打倒了地主豪绅国民党统治。工农群众，分了地主豪绅的田地房子，不交租、不还债、不出款子，群众过的日子比以前好得多了。这就证明，只有苏维埃红军才是解放工农穷人的唯一出路。

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我们从江西中央苏区出发以来，经过了二万多里的长途远征，打败了十省国民党军阀的阻拦与进攻，才来到陕北地区与二十六军会合。为了解放你們及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而斗争！

亲爱的弟兄们！现在是你们翻身出头的日子到来了。我们来了，陕南的红二十五军也来了。我们同二十六军会合起来，红军的力量就更大了。不要畏惧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和地主豪绅的进攻，有了几个主力红军的会合，有了数十县发展着的赤色游击队，有了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觉悟与坚决斗争，我们一定能战胜敌人！

苏区工农劳苦弟兄们！战斗动员起来，团结在苏维埃和红军的周围，拿起枪炮和刀矛，坚决肃清区内部残余的反动势力。积极进攻外面来的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为保卫和发展苏区而斗争！

邻近苏区与游击区域的群众们！建立红色的工会、农会、游击队、革命委员会，不交租、不还债、不出款，团结起来打白军、打土豪、打差人。是行不见白军面，不卖米柴给白军，报告白军消息给红军，努力发展游击战争，同红军配合起来消灭敌人。

白区工农兵士学生们，起来罢工、罢课、抗租、抗债、抗款，举行革命兵变，发动游击战争。用你们的斗争，反对国民党军阀对苏区和红军的进攻。记着——只有苏维埃红军的胜利，才能解除你们的痛苦！我们一致高呼：

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苏维埃新中国万岁！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陕甘边区特委会翻印

《告陕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一方面历数军阀马鸿宾、井岳秀、高培五和陕北的地主豪绅的恶行，对他们大加挞伐;另一方面对红26军的苏区工作表示赞赏。在此基础上，号召陕北苏区、白区和临近苏区的群众紧紧团结在陕甘支队和红26军的周围，为保卫和发展苏区而斗争。

中央红军初到陕北，这封《告陕北工农劳苦群众书》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当地老百姓对中央红军的认识，而红军也在不断以实际行动兑现自己的承诺，使得红军在这一带地区迅速建立起了威信。

中央红军初到陕北，还有一个颇为传奇的故事。

红军刚刚停脚，便得到消息：一路尾随而来的宁夏军阀马鸿宾、马鸿逵的骑兵和原东北军白凤翔部的骑兵赶到了附近，共有2000多人，对红军形成夹击之勢。毛泽东立即电令彭德怀速来一纵队，并找来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商量作战方案。

毛泽东说：“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利用吴起多山的地形，打它个胜仗，作为‘礼物送给陕北人民。”

夜已经很深了，毛泽东窑洞的灯光仍然亮着。这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的最后一役，也是中央红军落脚陕北的第一场战斗，毛泽东和彭德怀仔细抠着战斗部署的每一个细节，设想可能遇到的每一个突发情况……“以疲待疲”，不但是血与火的较量，而且是意志与体力的较量。

10月21日晨，红军在吴起镇头道川两边的山岭上和沟道里布下了伏兵，专候敌人骑兵的到来。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毛泽东身体十分虚弱，但他仍然登上吴起镇四面的平台山，和彭德怀一起指挥“切尾巴”战斗。

战斗开始前，毛泽东对警卫员说：“现在休息休息，枪声激烈时不要叫我，打冷枪时再叫我。”大家立刻心领神会，这场对敌人骑兵的战斗，已经是胜券在握了。

马鸿宾的第35师骑兵团率先耀武扬威地走过来。当其进入红军的埋伏圈时，彭德怀立即下达了攻击命令。顷刻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火光闪闪，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纷纷落马溃逃。随后白凤翔的骑兵先遣团赶来，又迅即被打乱，掉头逃命。红军立即乘胜追击，利用土岗深沟，将敌人分割包围。与此同时，敌另外三个骑兵团也同时被击溃。

这一仗干净利索地消灭了敌一个团，击垮三个多团，俘敌700余人，缴获一批轻重武器和战马，俘虏中有马术教官、兽医和会钉马掌、修马鞍子的工兵，补充了红军新建的骑兵队。

据说一直等枪声开始稀疏了，毛泽东才睁开眼睛，翻身起来，带着警卫员亲临前线。他举起望远镜，逐一观察着战场情况，直到枪声渐渐移向远方，判定残敌已经溃逃，才回到住地。

刚进入陕北就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毛泽东在吴起镇简陋的窑洞里，想到彭德怀卓越的指挥才能，在历次作战中屡建奇功，不禁诗兴涌动，写下了一首六言诗：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战斗结束，彭德怀来到毛泽东住处，看到桌子上放着的这首诗。诗的第一句，恰好是他和毛泽东等在战前签发的作战命令中的一句话，只是毛泽东把其中“路险”写成了“路远”，把“沟深”写成了“坑深”。当他看到最后一句时，觉得胜利不应归功于他个人，随即拿起笔来，把“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

“切尾巴”战斗之后，吴起人民为了纪念红军的胜利，把平台山改名为胜利山。

陕北土地贫瘠，人民生活本来很苦，但为了支援亲人，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连夜奋战，集中了大批粮食，驴驮人背，在陕北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形成了川流不息的送粮大军;许多能工巧匠放下自己的活计，为中央红军精心制作御寒衣服。在吴起镇“切尾巴”战役中，周围的县、区、乡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游击队、赤卫军，坚决响应党中央的战斗号令，派出干部、队员、群众为中央红军当向导带路;准备担架，做转运伤员的工作;战后，协助中央红军掩埋牺牲的烈士，转运缴获的战利品;中央红军离开时，赶着牲口驮运辎重，带路送行。

吴起镇及周围本来人口稀少，中央红军 7000多人突然进驻后，给当地人民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为了使中央红军很快渡过生活上的难关，当地群众千方百计腾出房窑锅灶供中央红军住宿做饭，主动热情地帮中央红军担水、劈柴、加工粮食、烧火做饭，采购粮食、蔬菜，照顾伤病员，在生活上提供了诸多方便，吴起镇成为红军西征的重要后方。

下篇

长征亲历者书信回忆

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军长征已经成为历史，但关于长征的记忆不会消退。亲历过长征的将军们，会如何回忆长征呢？他们在书信中提到了怎样的经历？

李真家书中的大雪山记忆

长征给共和国少将李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给弟弟李振岐写信，其中有一封信中特别提到了翻越位于云南境内的玉龙雪山这段经历。李真写道：

振岐：

在一年一度的传统佳节即将来临之际，祝你和全家健康、愉快！

很长时间没有去信，当然也没有接到你的来信，可能是我上次写的长信触怒了你。我想不会因此而断绝兄弟的情感和关系。尽管我对你的要求很严厉，但兄弟之情还是依依。

党中央关于各级领导班子年轻化提出后，军委三总部都作了调整，没有给我下离休命令，但已免除了总后副政委的职务，这对我来说有好处。消除了整天迷于事务之中，现在可以余出更多一些时间看书、写字，写点回忆录或其他的文章。这样也可使过去多次负伤流血、后来多病的身体得到休息和锻炼，以较健康的身体和愉快的心情，安度晚年。有些领导同志不愿意退到二、三线，我看不少人是为权势已失而苦恼。权势对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是毫不计较的。我总是对人说：“我很愉快！”

革命者是要经常保持乐观主义态度的。

去年十月经上级批准，我到过去红军长征的路上，走了一段，还到我二、六军团渡金沙江的石鼓渡口看了看。我们过的第一座大雪山——玉龙雪山也在眼前，不过这一次没有去爬吧（罢）了！根据年龄和身体条件，恐怕也不能再爬了。但见景生情，在我二、六军团爬的几个大雪山，就牺牲了一千多位革命志士，我是幸存者，今天能来到四十八年前战友们因缺氧和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而悻悻离开人世的地方。那（哪）有不动情呢？这些同志死得过早，什么也没有得到，什么家庭、妻子、儿女，那时恐怕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们的意志、勇敢、才华都很好，可惜过于年青（轻），就失去了一切。我很感叹，在写文章中，例举了一些他们的事迹。总希望对后一代起些传统教育的作用。现在党内和社会上不正之风的现象，还相当严重，不进行这些光荣传统的教育，让那些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行为发展下去，我们的胜利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在我的家庭里还好，不论打击经济犯罪或清除精神污染，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劣迹。觉得也是一种宽慰。我们的后代，从小都注意了这个问题的教育和严格要求。

现在接近离休，更希望他们不要惹是生非了。如果出现为非作歹，那对我们精神上会受到莫大的打击。也无法使我们安度晚年。这就是我夫妇最大的希望和寄托。為这事开家庭会，谈心活动也开展，最后我们向孩子们（包括第三代）表示，在“官职”上没有权威，在家庭上还要实行父辈或祖辈的权威。

好了，暂写到这里，有什么事要我们办的，只要能办到，还是按兄弟情谊照办。请来信告之。

再祝

阖家康乐！

兄嫂

元月廿五日

1936年4月25日至28日，红军在石鼓以上100多里的江面上，在5个渡口紧张抢渡。经过4天3夜，红军1.8万人和数百匹骡马全部过江。红二、六军团过江后，沿着金沙江东岸往北走，翻越玉龙雪山去中甸。广大指战员多是南方人，而且这是红二、六军团长征路上要翻越的第一座雪山，考验自然十分严峻。他们同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翻越雪山一样，在自然环境极为恶劣的困难面前，不但表现出了英勇顽强的意志，还表现出了团结互助的高尚品格，征服了这座当时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当然，也有战士在缺氧和饥寒交迫的情况下，离开了人世。

正是由于经历这段时光，才让人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因此，在书信的最后，李真为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蒸蒸日上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感到无限欣喜的同时，更充满了对腐败问题的愤恨，因为这些可能会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轻易失去。

这封家书书法优美，内容丰富，情真意切，反映出一位老红军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字里行间让人强烈地感受到老将军的一身正气和高尚的革命情怀。

李真晚年身患胃癌，却一直想着“要为社会、为人民做点儿什么”。他在1994年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新的一年今日起开始了。近一个时期来，总觉得人体抵抗力加快了走下坡路的步伐，似乎经不住风吹草动。真到风烛快尽时，常有后事安排的想法。但还是在心情上有矛盾的撞击，我希望能多活几年继续为人民做些好事，我想把我的一些书画作品交给井冈山，这里是武装夺取政权的发源地，是毛主席创建最早的革命根据地。这个井冈山在中国新民主主义取得胜利中，有过了不起的作用。它又是我的故乡，对它有特别怀念之情。这样一想又觉得我还不老，许多事情似乎还在推动我前进。因此我不能在“老”字上退却，打起精神来，要像在长征中一样克服困难。

1995年，李真筹款56万元捐给了永新县禾川中学兴建教学大楼，并带病到南昌参加捐款仪式。

“名利无求如粪土，清廉有价重黄金。”老将军的诗句正是这种胸怀的写照。

萧克致勃沙特——意外闯入红军队伍的外国传教士

久违了！从索尔兹伯里（美国著名作家、记者，著有《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先生处知道了你的近况。虽然我们已分别半个世纪，但50年前你帮助我翻译地图事久难忘怀。所以，当索尔兹伯里先生问及此事时，我欣然命笔告之。1984年我在出国访问途中，曾打听你的下落，以期相晤。如今我们都早过古稀，彼此恐难再见。谨祝健康长寿。

1986年5月，萧克将军委托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前去拜访传教士鲁道夫·勃沙特，并转交了这封信。

勃沙特，1897年生于瑞士，后随父母移居英国。在英国居住期间，他从一位传教士口中了解到中国的基本情况，开始神往中国。为了更好地到中国传教，勃沙特进行了包括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情况在内的各种训练，他还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薄复礼，以示信奉克己复礼。

1922年，受教会派遣，勃沙特前往中国，在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

1934年10月初，勃沙特与妻子露茜在安顺参加完祈祷后返回镇远，在经过城外一个小山坡时，正好遇到西征入黔的红六军团，在无意之中闯进了长征的行列。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红军怀疑勃沙特夫妇在中国的活动目的。即便如此，红军对他们还是礼遇有加。此后，勃沙特一直随红军部队行进。在这期间，勃沙特先后接触了贺龙、萧克、王震等红军将领。其中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

勃沙特与萧克相识，是源于一张地图。

当时，奉命先遣西征的红六军团在贵州施秉与黄平之间抢渡大沙河，突破了防堵力量薄弱的黔军阵地，乘机袭占了黄平老城。在一所教堂里，红军缴获了一张约1平方米大小的法文版贵州省地图，这张地图对于初入贵州、对行军路线十分陌生的红六军团来说，无疑是无价之宝。但是，这张地图上面所标的地名都是法文，没有人能够看懂，急坏了萧克。

这时，萧克想起了会说一点儿汉语的勃沙特。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立刻派人把勃沙特请到军团司令部，请他帮忙把地图上的法文译成中文。

在方桌前，在烛光下，萧克小心地摊开地图，用手指着一个个法文地名，勃沙特按照他的指点，操着生硬的中国话，先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中文名称翻译出来，然后将其一一标记在地图上。两人边讲边比画，当他们把地图上许多重要地名而且是红六军团预定行动地区的详细地名全部译完时，已经是三更天了。后来，就是用这张地图，萧克与王震选择了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的方向。

勃沙特当时没有意识到他翻译这张地图有什么重要意义，而萧克却始终忘不了这件事。他后来回忆说，红六军团在转战贵州东部和进军湘西时，勃沙特翻译的法文地图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也正是这张地图，给双方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因此，在给勃沙特的信中，萧克重提当年地图的事情。这张地图不仅为红六军团指明了方向，也是萧克和勃沙特成为朋友的纽带。

此后，勃沙特跟随红二、六军团到了湘西，开始了艰苦的远征。虽然彼此信仰不同，但勃沙特从红军指战员身上，看到了一种为实现崇高理想而不怕流血牺牲的献身精神，感悟到理想与信仰对人类巨大的引导作用。勃沙特尤其对红军部队严明的组织纪律，以及不赌博、不抽鸦片的作风印象深刻。此外，虽然红军生活条件恶劣，但他们都尽量照顾勃沙特的外国习惯和习俗，在饮食和生活上想尽办法来满足他，令他非常感动。

在部队开始乌蒙山回旋战时，勃沙特不幸染病，红军不仅专门为他找了一匹马驮着他走，还特意找来中医为他治病，后来还派出担架员抬着勃沙特翻山越岭。耳闻目睹红军的真实情况后，勃沙特深受触动，曾多次写信到上海、南京等地为红军采购药品，筹集经费。

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进逼昆明，考虑到军情紧急，战事多端，军团领导人决定让勃沙特离开部队，前往昆明。萧克和红军保卫部部长吴德峰分别设宴为勃沙特饯行。萧克还专门为勃沙特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宴会结束后，大家一一与勃沙特握手道别。吴德峰还命人给勃沙特发足路费，并特别叮嘱他如何前往昆明。勃沙特的长征自此结束。

勃沙特同长征红军不期而遇，并随红二、红六军团生活了560天，行程达6000英里，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队伍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勃沙特离开红军之后，开始着手整理自己在红军中的那段亲身经历的材料，并利用回国探亲的机会通过演讲等形式向国外介绍中国红军的真实情况。

1936年11月，当红二、六军团还在长征途中时，勃沙特的回忆录——《长征目击记》（又名《神灵之手》），已出版发行。这本书当时在国外颇受欢迎，多次出版。在书中，勃沙特称赞中国红军英勇善战、纪律严明，高度评价红军长征时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红军长征的历史。

1938年，当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发行时，勃沙特的《神灵之手》早已问世一年多。

1978年，薄复礼又应出版商之约，在原回忆录的基础上，补充了他从1922年来到中国到离开中国的经历，再次成书出版，并更名为《指导的手》。

1940年，勃沙特再次回到贵州传教。教友们回忆说，每当勃沙特和教友谈到红军时，态度都极为友好。勃沙特除了在当地传教，还为当地民众看病和办学。

1984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为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搜集索材。索尔兹伯里在采访萧克时，萧克向他介绍了勃沙特帮助红军长征的往事，还郑重委托索尔兹伯里寻找勃沙特并代致问候。此事一经披露，寻找勃沙特的工作就成了各界关注的焦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各方近两年的努力，勃沙特终于被找到。最先找到勃沙特的，正是索尔兹伯里。

1985年11月，索尔兹伯里拜访勃沙特，并转达了萧克对他的问候。与此同时，中国外交人员通过外交途径也找到了勃沙特。萧克得知勃沙特近况时，非常高興，托人转交了他的信件。信中一句“久违了”，表达了萧克与勃沙特分别50年之后重新取得联系的喜悦之情。

1987年底，《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对勃沙特进行了专访。记者看到，尽管满头银发的勃沙特已90岁高龄，但精力还很旺盛，记忆力相当好。应记者要求，勃沙特讲述了与红军一起长征的传奇经历，讲述了他和红军将领之间的深厚情谊。他感慨万千地说：“在晚年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更使我激动不已。”

张爱萍致喻权域：解释红军是否用茅台洗脚

红军长征闻名于世，有关长征的各类书籍材料层出不穷，也产生了有关长征的种种“故事”。其中，所谓的红军长征路经茅台镇、战士们在酿酒池里洗脚的“故事”，流传甚广。

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新闻学家喻权域认为这类传言对红军的形象有很大损害，任其传播，流毒无穷，会贻害子孙后代。但参加过长征、到过贵州茅台镇的老红军已经不多了，喻权域希望参加过长征的张爱萍能出来澄清这件事。因此，他在2001年11月20日给张爱萍写了一封信。

在信里，喻权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酿酒池里并无酒，不可能在酿酒池里洗脏脚，至于酒窖里盛成品酒的酒坛、酒罐，坛口、罐口都很小，人不可能把脚伸进去洗。第二，把烈酒倒来“洗脚”，是川南、黔北一带的常事，那一带民间有个习惯——走长路脚走痛了，夜里睡觉前倒些烈酒在脚上、腿上，用手使劲搓洗，以减轻疼痛、缓解疲劳，俗称“用烧酒洗脚”。但是喻权域认为自己毕竟没去过茅台酒厂，更没有亲见红军过茅台镇的情景，缺乏权威性，因此，恳请张爱萍亲自出来澄清此事。

张爱萍很快给喻权域回信：

喻权域同志：

你11月20日的来信，收悉。应你信中要求，在此介绍我曾经历的有关情况。

在红军长征途中，为缓解连续长途行军的疲劳，上级规定，只要条件许可，每到宿营地，我军指战员都要烧热水泡脚，然后用烧酒搓脚板。各级领导对此都很重视。营、连领导还要亲自进行检查。当我红军部队经过茅台镇时，每个连队的炊事班，都用伙食挑子担上茅台酒，以备晚上宿营时供战士搓脚用。

看了你信中关于有人污蔑红军战士在茅台酒池洗脏脚的事，不禁使我联想到，当年我红三军团长征经过川西天全时，我和彭雪枫同志在天全图书馆内发现国民党的《申报》，报上载有红军的苏联顾问李德跳进茅台酒池里洗澡的奇闻。当时这类造谣污蔑令人可气又可笑。

以上供你参考。

张爱萍

2001年11月28日

2002年，喻权域发表了《关于红军长征中一则史实的通信：喻权域给张爱萍的信》的文章，文中对长期以来流传的关于红军战士在茅台酒厂酒池里洗脚的传闻加以驳斥，并希望通过与参加过长征的张爱萍以及四川某酒厂厂长阳治国的通信来澄清这个谣传。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两个关键点。

第一，红军战士是用茅台酒洗脚还是仅仅把茅台酒当作烈酒用来疗伤？很多回忆录里都有提及。《耿飈回忆录》里就有这么一段描写：“这里是举世闻名的茅台酒产地，到处是烧锅酒坊，空气里弥漫着一阵阵醇酒的酱香。尽管戎马倥偬，指战员们还是向老乡买来茅台酒，会喝酒的细细品尝，不会喝的便装在水壶里，行军中用来擦腿搓脚，舒筋活血。”

成仿吾也在回忆录中提到：“茅台镇是茅台名酒的家乡……我们有些人本来喜欢喝几杯，但因军情紧急，不敢多饮，主要是弄来擦脚，恢复行路的疲劳，而茅台酒擦脚确有奇效，大家莫不称赞。”

《杨成武回忆录》还有相关记载：“著名的茅台酒就产在这里。土豪家里坛坛罐罐都盛满了茅台酒。我们把从土豪家里没收来的财物、粮食和茅台酒，除部队留了一些外，全部分给了群众。这时候，我们指战员里会喝酒的，都过足了瘾，不会喝的，也都装上一壶，留下来洗脚活血，舒舒筋骨。”

萧劲光也在回忆录中写道：“茅台镇很小，茅台酒却驰名中外。我们在茅台驻扎了三天，我和一些同志去参观了一家酒厂。有很大的酒池，还有一排排的酒桶……有些同志还买了些用水壶装着，留着在路上擦脚解乏。”

从这些回忆文字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红军战士的确用了茅台酒，而且主要是用来擦（搓）脚疗伤舒筋活血的。

第二，红军战士事先是否已知道是茅台酒？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道：“据传说，当时那些稚气未消的红军战士不知什么是茅台酒。他们涌入街道两侧的酿酒作坊，用茅台酒冲洗他们疲惫和打了泡的脚，以至酒汇成河，流出作坊，淌入泥沟。”当然，索尔兹伯里本人并未随军参加长征，这些也许只是其在重走长征路上所听到的传闻。

在2012年6月4日的《北京日报》上登载了《“打防御战要有乐于吃亏的精神”——罗元发将军三五事》一文，文中提到罗元发对茅台酒泡脚治病一事的回答：“其时，部队缴获不少茅台酒，许多战土并不知其为名酒。是时连续行军，天气潮湿，红军中烂脚者甚多，故有人用茅台酒洗脚消毒，其实是用酒泡脚，盛小半脸盆酒，大家轮流泡一泡。”罗元发明确提到许多红军战士不知道茅台酒是名酒。红军战士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用名贵的茅台酒洗脚疗伤、解除疲劳，这在战争年代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借此来指责“长征时期的红军官兵没文化，很粗野”，“洗脏脚败坏了茅台酒”。

另外，在张爱萍的回信中还提到了另外一则传闻，即李德跳进茅台酒池洗澡。根据喻权域和阳治国所描述的酿酒过程，即“原料加工”“酝酿发酵”“蒸馏出酒”三个阶段，再加上“勾兑”“窖藏”两道工序，酒池里并没有酒，这足以说明人不可能在酿酒池里洗脚，更别说在酒池洗澡了。“茅台酒的发酵方式属于固态发酵法，其特殊工艺决定发酵方式分兩步。首先是在凉堂上敞开式堆积发酵，这当然没有酒或水流出。然后是将酒醅放进酒窖内发酵。发酵池在室内，长十来米，宽五米，深三米以上。酒醅疏松成颗粒状，基本上是干的，所以也没有酒或水流出。还有，发酵过程中会产生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气体，俗称‘客潮，开窖后，若不经排出‘废气，人进去会窒息昏倒。所以，根本不可能有人进去洗脚、洗澡。”

1935年3月14日，红军兵分三路向茅台村（今茅台镇）移动，准备三渡赤水河。毛泽东来到赤水峡谷，宽衣小憩。这时，警卫员陈昌奉报告说：“白雾笼罩的那片地方有一池好酒，不少战士正往碗里、水壶里、瓶子里灌酒……”深山野岭中，陈昌奉从乡间找来一名老乡。老乡解释，一家酒坊老板用十多匹骡马驮运20多坛窖酒，中途竟然倒在河中。原来，蒋介石从南京带领大批官员到贵阳督战。这些军政大员想喝茅台酒，即命酒坊老板绕道遵义运酒至贵阳。不料，骡马队刚到盐津河温泉就遇到红军。仓皇间，酒坊老板把20多坛窖酒倒入盐津河，匆匆赶着骡马逃往深山。

随着红军各部先后抵达茅台一带，红军总政治部随即贴出布告：禁止红军进入酒厂店铺擅自取酒。红军干部李志民在《茅台酒》一诗中描述说：“眼发花来头发晕，人在梦里夜行军，想喝一口茅台酒，解解疲劳爽爽心……情愿喝喝凉水清清口，不要为了喝酒失人心，人心有钱也难买，人民利益记在心。”

红军规定，所有识字的战士每天至少要刷写两条革命标语。四渡赤水纪念馆工作人员说，该纪念馆馆藏有《红星报》第28期，“红军在长征的艰难环境下，依然坚持出版《红星报》鼓舞士气、凝聚军心和民心”。

进驻土城后，红军不仅借东西写借条、买东西给钱，还开仓分盐。当时，土城是川盐入黔的重要码头和集散地，在“斗米换斤盐，斤盐吃一年”的年代，开仓分粮分盐深得民心。土城老百姓都愿意帮助红军，红军渡河时，他们纷纷将自家的绳索、木头借给红军，甚至将自家门板拆下来帮助红军搭建渡河的浮桥。

习水县土城镇上，红军的踪迹依旧可寻。走在老街上，可以发现，一些老百姓仍然在使用红军搭浮桥时用过的旧门板。曾家糟房是朱德四渡赤水时的住处，两扇参差不齐的门板上，还有几处弹孔……★

（责编/陈小婷 责校/陈毓婧、李希萌 来源/《长征书简：重温我们先辈的长征记忆》，罗平汉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