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灵芝

摘  要：王国维的学术功绩离不开中西融汇。其治学初期运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的思想文学材料，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但存在西风压倒东风的问题。治学中期不再理论先行，而是结合中国的语境和材料对西方的理论进行反思性关照。后期专事国学，坚持中国学术的根本，但也吸收了西方有益的科学方法。从王国维的治学历程看出，发展中国现代学术要处理好中西融汇问题，既要学习西方，但又不能全面西化;既要坚持中国本体，但也不能回归传统而沉迷其中。

关键词：王国维;中西融会;治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769（2020）06-101-05

一、王国维的治学历程与治学内容

王国维的治学历程总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以辛亥革命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从事的是西方文哲之学，后期转向国学，专事史地考证之学，这体现了王国维治学由西方哲学向国学的转折。清华大学罗钢教授在《传统的幻象：跨文化语境中的王国维诗学》一书写了“两个王国维”的导言[1]，说明王国维前后两个时期对中西文化完全对立的转变。前期是西风压倒东风，以西方之理论决中国之事实，后期专事国学，决口不提西洋哲学。罗钢教授甚至考证出王国维后期的言论颠覆了前期“学无中西、学无新旧、学无有用无用”等种种观点。

王国维的治学历程中发生过几次重大转折，若细分可分三个时期，即从最初的哲学转向文学，而后从文学转向史学。哲学和文学属于前期，史学属于后期。三个时期中，中西融合较为明晰的是哲学和文学时期，这两个时期被罗钢教授认为是西方本体、西风压倒东风的时期。后期专事国学，中西融合很不明显，甚至是纯粹的国学旧传统，但依然会有西方的影响，为中国本体。具体年份为：哲学时期是1902～1907年，文学时期是1907～1911年，史学时期是1911～1927年，如表1所示。

对于为何从哲学转入文学，王国维在其《自序二》中有过说明：“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2]王国维哲学时期完全迷恋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和叔本华哲学，并以其观点来批判梳理中国的文学作品和思想材料，即以西方之理论以决中国之事实。而实际上这样做是有很大问题的，王国维在此方面有很多失误，比如在《〈红楼梦〉评论》中将西方理论生搬硬套以统摄中国材料，将《红楼梦》解读为西方的悲剧。这是王国维中西融合之路上早期的失误之处，但此外也有很多开创和可取之处，正如王国维所言“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3]”王国維转入文学，而文学时期的中西融合不再以西方理论为第一位，而是以文学对象为第一位，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较为和谐的中西融合。《人间词话》被认为是中西融合的典范，其所开创的“境界说”是中国文学理论上唯一一个融合中西而又具有民族特色和独创性的理论范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的奠基石，开创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学科传统。

对于王国维一生的治学内容和治学方法，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有过精辟的总结。就治学内容来说，“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4]其治学内容涉及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历史、考古、文字等各个领域。陈寅恪进而将王国维的治学内容和治学方法举三目以概括：“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於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於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於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5]

此三目一定程度上是按照学术成就来排列的。前两目是王国维学术历程后期从事的传统史地考据之学，后一目是王国维学术前期从事的西方文哲之学。王国维被称为大师巨子应该与后期从事国学取得的成就有更大关系。在第一目和第二目中的优先顺序应该与甲骨学分不开。《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是王国维的重要著作，巩本栋所编《中国现代学术演进——从章太炎到程千帆》一书，就将其列为王国维专事考证之学时期的一篇代表作。这一时期王国维是以甲骨文的文字训诂为起点，以历史考证为终点开展治学。甲骨文作为晚清出土的新材料，罗振玉和王国维首先对其进行考证，开创了甲骨学。甲骨学自近代以来一直都是显学，借以成就者众多。胡文辉所编《现代学林点将录》一书对此的评价是，“但在学术上却是革新派，以出土文献的发现及整理为志业，尤以甲骨学的开创惊世绝伦，世称“罗王之学”[6]。从惊世绝伦、“罗王之学”和这些书的选编中可以看出甲骨学之盛，和二人作为开山祖师的地位。

此外在胡文辉的书中可以发现，从事史地考证之学者占了大半，而从事文学批评者十不及一，只有少数，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现代学术演进依然承继了清朝的朴学传统;另一方面显示了中国现代学者也大都从事中国之学问，以中国为根。王国维虽在中西融汇基础上有众多的开创之功，但奠定其大师地位的仍然是中国旧学，这也印证了文学理论要有中国意识，要做成中国自己的学问。此书也指出了国学存在的问题，即百年来中国现代学术只有考据家没有理论家，只有学问家没有思想家。传统考据之学得以承继，但义理之学衰微。义理之学与现代哲学和文学理论关系比较大，但却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我们大多从事的是西方理论的介绍述评，很少能够中西融合，开创出有民族主体性并能够发挥世界影响的理论观点。

二、中西融汇与王国维的学科开创之功

开创之功是指王国维的学术地位和学科地位，此方面王国维实现了很多个第一：第一次将西方理论运用于中国文学批评，开创了中国现代文论。学界普遍将王国维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起点;第一次系统介绍西方哲学思想，是中国现代哲学思想的最早启蒙者;第一次引进西方美学、美育的学科术语，引进审美无利害、情感独立等美学理念以及悲剧喜剧、崇高优美等美学范畴，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开创者。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是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起被郭沫若称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宋元戏曲考·自序》称：“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献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7]可以发现，这些具有开创意义的理论著述，只有在中西融汇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走向西方文哲之学是王国维学术历程前期的特点，这一时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美学理论有重大的开创之功。后期王国维转入了中国传统学问，但依然有众多的开创之功：甲骨学是一方面，另有使用新材料和新方法的二重证据法，“取地下之文物与纸上之材料相互印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相互印证”[8]，这些新材料和新方法是被章黄一派所排斥的。而后期王国维承继的是清朝乾嘉学派传统的考证之学，中西融汇的特征几乎很小了，但是在科学形态、思辨路径和整体性观念方面还是受到了西方哲学美学的有益影响。

王国维是最早尝试将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用以研究中国哲学、文学思想的学者。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王国维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转一时风气，改研究理路，奠定了学科传统。而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百年以至今天出现了很多问题，目前的文艺学学科面临很多困境，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搬用西方的理论不少，但我们自己建构的学说却很有限。总结百年现代文学理论进程，应该追问我们自己的主体性有多少，大量引进西方理论时，我们不但要问我们是谁，还要问我们已经变成了谁[9]。吴炫认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流于对西方理论的翻译介绍梳理述评和阐发，而没有实现民族和本土特点上的批判性审视与原创性的理论建构[10]。

王國维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有开创之功，作为学科的源头性人物奠定了学科传统，而此开创之功和学科传统都是在学习西方，在中西融汇的道路上形成的。今天我们面对文学理论学科的问题和发展，依然要中西融汇，要学习西方又不能没有中国意识和民族主体性，所以中西融汇对于个人治学和学科发展有重要意义。

王国维学说开启了中国近代文学理论学科及研究风气，一般肯定其是于中西融合之下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的开创之功。但罗钢却认为，确切地说，这还不是中西融合，而是德国近代美学之中国变体，其学说根本理论在于西德之理论，尽管所论为中国之材料，即中国理论之树干为西理，树叶为中国，也即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在根底上是西方的，百年来一直如是而不自知。运用文化霸权之理论，则是中国学者潜意识中已经屈从并实际认同于西方。而文学理论发展百年至今，问题丛生，困扰百出，也实反应了罗钢如此观点的理据何在。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新旧交融，旧中国面临现代之时境，志士仁人于方方面面为中国变革趋新塑成旧中国之现代转型，文学理论学科亦是如此。学习西方为必然之路，因此必然存在中西之论、中西新旧之争。一般强调中西融合，建设自己之学科。究根归底，中西之争乃为政治之争、权力主体性之争。而知识从无客观之知识，必然是政治之知识、权力霸权之知识。所以罗钢对于王国维中西关系之争认为根本上是政治之争、是民族主体性的二元对立，而二元对立思维并不正确，知识之权力本性也向来如此。

由此可见：一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和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和演进都是学习西方，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必然的路径;二是中西融汇的过程中，要搞清中西是否必然二元对立、二元对立思维是否正确的问题;三是要消除中西融合中的中西之争问题需要有超越中西、共通的客观真理和客观知识，只有如此才能消弥中西之争;四是强调中西对立实质是一种政治之争、权力之争，显示的是中国对于话语权的争夺。

三、王国维治学中中西融汇的具体体现及价值

王国维治学初期倾心西方哲学，尤其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康德和叔本华，在其中接受了审美无利害、天才论、悲剧、崇高等概念范畴。这一时期的成就一方面是他对西方哲学思想的翻译和介绍，比如《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另一方面是运用西方的理论来统摄中国的思想文学材料，进行新的解读和阐发，如《论性》《释理》《原命》《〈红楼梦〉评论》等。这些文章不同于旧经学。王国维治学中期的中西融合就不再是对西方理论的直接挪用，也不是面对中国对象时的理论先行，而是要结合中国的语境和材料对西方的理论进行反思性关照，如《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中借助康德优美与崇高两个美学范畴，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古雅的概念，认为崇高与优美之间应该有古雅作为中间范畴进行融通。可看出王国维不再完全使用西方的理论概念，而开始结合中国的实际，创设本土化的概念术语。进入文学时期，早期直接运用西方理论的特点更不明显，而是文学对象优先，不再理论先行。《人间词话》用的是旧诗话语体式，其中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造境、写境、景语、情语、隔与不隔、境界等概念也都带有中国学术味道。《人间词话》不再是直观印象的经验感发，而是系统性的理论建构，境界说是一种本质论的建构，罗钢经过考证认为境界说是与传统词学的割裂，“其思想来源是以叔本华的认识论美学为首的德国近代美学，而非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境界说乃是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11]“意境这个词是中国传统史学遗留下来的符号，但这个符号原本具有的意义空间的包容性、模糊性、不确定性，使得王国维得以在其中寄植了不只一个，而是一束西方美学观念。”[12]这一时期的中西融汇是潜在、隐蔽性的，处理的文学材料是中国的，创设的概念术语是中国化的。

王国维治学后期专事国学，不再运用西方理论，甚至是反西方，要成为中国学术的托命之人。《宋元戏曲考》“为静安先生之研究途径自文学转向考据考据之时期的过渡作品。自此之后，静安先生则完全走上考据之途，不复更为文学批评之写作矣。[13]”王国维这一时期的学术历程应该说是中西割裂的，但在反对西方观点的同时，也坚持了中国学术的根本，并吸收了西方有益的科学方法，如整体性观念、思辨性方法等。中西融汇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是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学术的传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走的就是学习西方的道路，直到今天，我们的现代化方方面面也都是在学习西方。理论上，中和西、新与旧不存在对立关系，西方不能代表新，但西方一定程度上却代表了前进方向。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其逻辑也是学习西方，同时要坚持自己的根，做中国自己的学问，王国维先生的治学历程可以作为很好的例证。

通过对王国维中西融汇治学的个案梳理可知，处理好中西融汇问题，要做到：一是否定性吸收，这是为了坚持中国本体和思想传统，坚持中国语境和民族主体性，只有这样才能进行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建构。二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应不中也不西，既不能回归传统而沉迷其中，也不能全为西化而无主体立场。当我们强调民族主体性、坚守民族传统之根时，应该以西学的视角审视传统，让旧国学对当下的学术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9][11][12]罗钢.传统的幻象：跨文化语境中的王国维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1-65，1-11，2，260.

[2][3]谢维扬，房鑫亮.王国维全集第14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2010：121，121.

[4][5][8]巩本栋.中国现代学术演进——从章太炎到程千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12，412，412.

[6][7]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3，16.

[10]汪正龙.西方形式美学问题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1-16.

[13]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