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篆刻和雕刻都是传统艺术，是工艺美术创作中的重要内容，对这两大艺术门类进行概括和了解，寻找两者间的关联和交集，对工艺美术、手工艺制作等而言都具有指导性的积极意义，作者对篆刻与雕刻的艺术特征进行简要概述，认为两者之间在材料、工具应用方面有关联，在创作思路上有交集，并指出手工制作方式在篆刻、雕刻创作中具有不可替代性。

【关键词】篆刻;雕刻;手工艺;制作;关联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35-0189-02

篆刻是我国特有的传统艺术门类，关于这门艺术及其沿革、创作流派等内容的文献资料很多，但即便用最简洁的文字表述也颇费周章。雕刻艺术在世界历史中的主要文明地区和各民族中都有发展及传承，世界工艺美术史上更有不少经典的雕刻艺术作品流传下来。篆刻和雕刻都是传统艺术，也是工艺美术创作中的重要内容，对这两大艺术门类进行概括和了解，寻找两者间的关联和交集，对于工艺美术、手工艺制作和艺术设计等应用方向而言都具有很多指导性的积极意义，笔者撰文试对篆刻与雕刻的艺术特征进行简要概述，以寻找两者之间在材料、工具的应用等方面的交集，并试图发掘其对于其他艺术创作的一般性指导意义。

一、对篆刻和篆刻艺术的简要概述

篆，其本意为“行书”，是动词、即行笔书写文字于各种媒介载体上，而非后世书法艺术中所说的行书书体。“篆”字在古时最初被写作“瑑”、从玉，古籍《说文解字》注释为“圭璧上起兆瑑也”，意思是在玉、石上雕琢凹凸的花纹即“瑑”;后来竹帛成为通行的书写媒介，于是“瑑”字的形符也由“玉”改为“竹”，成为后世通行的“篆”字，其意义也从“雕镂铭刻”转为“行笔书写”。篆书是一个庞大的文字体系，包含殷商甲骨文、西周金文、大篆、秦小篆等，还包括后起的摹印篆、缪篆、鸟虫篆、九叠篆等装饰艺术字，是先秦至汉初时期的通用书写文字和刻制印章时所使用的文字。汉代以后书写文字逐渐演变成了隶书、楷书、行书等实用性更强的书体，历代以来印章制作、运用的体制也发生了不少变化，但由于文人墨客和士大夫阶层的喜好及坚持，公私印章仍以多种篆书作印文。

篆刻，是书法（篆书为主）和镌刻结合起来制作印章的艺术、是汉字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利用雕刻方法在印面中表现疏密、离合等不同效果的文字艺术形态，“篆刻”的含义也由最初广义上之雕镂铭刻逐步转变为后世所理解的狭义治印之举。篆刻萌芽于商周、兴起于先秦、盛于汉、衰于晋、败于唐宋、复兴于明、中兴于清;历经十余个朝代，迄今已有三千七百多年历史。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篆刻艺术出现了两个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一是战国、秦汉、魏晋六朝时期，被统称为“古代篆刻艺术时期”，这一时期的篆刻用料主要为玉石、金属（以铜为主）、牙、角等，文人可参与设计印文但一般由工匠刻制，印章以实用为主要目的。第二个发展高峰期是明清两朝，这一时期因为新材料的普及应用，印章多由文人士大夫自行设计并刻制，故印章既具备实用价值，又成为艺术鉴赏的媒介，标志着篆刻艺术最终形成;这时的篆刻艺术特点主要表现为流派纷呈，各路文人士大夫们引经据典、广泛发掘古代篆书书法，从古代印章和历代各种文献、文物铭文中汲取养分并开创出新的艺术表现风格。明代文彭、何震等名家对篆刻流派的创立起了重大作用，而适合文人手工刻制的多种软质石材（花乳石、黄白冻石、青田石、寿山石、昌化石等）被开发利用并不断推广普及，则推动了这段时期篆刻艺术大家和流派纷纷产生，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篆刻艺术是书法、章法、刀法三者的完美结合，一方印中既有豪壯飘逸的书法笔意，又有优美悦目的绘画构图，更兼刀法生动的雕刻神韵。可称得上“方寸之间，气象万千”。

二、篆刻艺术与雕刻艺术的关联

雕刻艺术在世界各个主要文明和民族的历史中都有发展和传承，中文词汇“雕刻”很早以前就有个所对应的英文单词“carving”，也从侧面说明雕刻艺术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明都具有的艺术形式。雕刻艺术的作品可能体量巨大，如宗教雕像、各种大型人物群体雕像等，甚至有人将一座山的部分区域雕成著名的“乐山大佛”;雕刻作品的体积也可以小至方寸，如刻制印章印纽的龙凤瑞兽造型、刻制微型工艺品甚至雕镂米粒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雕刻”和在很多场合中常被提及的“雕塑”是两个有一定关联，但又有很大区别的艺术形式：相同之处是两者都属于立体造型表现艺术;不同之处在于雕刻是“做减法”，将原始材料中的多余部分去除，而显露出最终成品形态，其所采用的材料多为金、木、石、角等硬质材料;而雕塑主要是“做加法”，即将一定状态下的软质材料（如黏土、陶土、蜡、胶泥、化合物等）粘贴组合，配合多种工具、模具塑造成特定形状，少数情况下也用刀具等去除多余材料（做减法），雕塑通常还衔接铸造、烧制等后期工艺流程来完成成品制作。

雕刻，作动词解是指在金属、木材、石头等材料上刻出图形、纹饰或立体造型，使用不同工具对多种材料切割或刻制成预期形状的操作皆可称之为雕刻;作名词解则指代一种艺术门类，雕刻艺术与篆刻艺术之间自然有一定的关联，这种关联既体现在两者的工具材料近似、有一定交集，又表现于两者都推崇以手工的形式精工细作。服务于雕刻目的的工具有各种刀具、凿子、圆锥、扁斧、锉刀和锤子等，其中自然包含了篆刻刻刀，篆刻所用的工具主要是平口刀和斜口刀，刻制印章时的刀法有冲刀法和切刀法等;雕刻艺术门类中所涵盖的技艺和所使用的工具范围自然要大得多，仅刀具的种类就比篆刻刀具多很多，如木雕、石雕、玉雕、竹雕、牙雕等，不同材质雕刻的用刀种类、形式和技法工艺就有很大区别。很多材料的雕刻工作量大、极耗体力和精力;篆刻艺术的工作量相对较小，手工刻制所耗体力也不大，材料以各种出自不同地域的主体成分为碳酸钙的软质印石为主（如青田石、寿山石、巴林石等），刻刀可通用。篆刻和雕刻两者的材料和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可以通用。

三、篆刻艺术与雕刻艺术之间在创作思路上的交集

篆刻、雕刻其交集是“刻”，都使用刀具刻制，都“做减法”将原材料中多余的部分去除。篆刻之所以能成为独立艺术门类，是因为其根植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土壤，表现并传承了篆书体系和汉字文化;但确切说来，篆刻的基本用刀技法和刻制工艺同时也属于雕刻艺术范畴。篆刻艺术以印章为主要表现载体、刻制经精心设计和排列布局的各种篆书文字于印面，若于印面刻制图形图案则通常被称为肖形印。非文字化的肖形印刻制实际上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一种雕刻形式，是采用篆刻刻刀所进行的雕刻，是一种微型的平面图形雕刻;刻制文字印和肖形印的技法、刀工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且中国文字本源于图形化的象形文字，图文本质相通。从这个意义上说，篆刻可以归入广义上的雕刻，篆刻用刀技法、印章材料本身就从属于雕刻范畴。

篆刻是平面的艺术，雕刻大多是立体的艺术，两者所创作的作品不论视觉形象和展示效果如何，都应当确保文字图形、立体造型的立意风格在内涵与外在形象上相一致，上下前后相呼应并传播正能量，这是篆刻艺术与雕刻艺术之间的第一点关联。同时，篆刻艺术所展现的作品形态丰富多彩、风格多样，其印文可以采用多种篆书、甚至可以采用现代印刷字体和简化字，但不论采用何种书体，都必须遵循“述而不作”的原则，即印文中所采用的字形字体必须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定要有出处;或来源于古籍、碑文，或为古代工艺品铭文等，要能经得起推敲，艺术家不能自行创造新的篆字写法。民间曾有“万福图”和“万寿图”等装饰画传世，历代以来，“福、寿”有很多种不同的写法，是今天篆刻艺术家们的创作源泉和素材来源，但艺术家切不可自行创造新的包括“福、寿”在内的篆书写法。同理，雕刻艺术作品具有美化生活、传播正能量的意义，其造型也应当来源于现实中已有器物、形态或于各种文献中可参考的图样，并可将各种素材作适当穿插组合，但不可随意创造公众不熟悉、不曾见闻的形态。笔者认为“述而不作”是篆刻艺术与雕刻艺术之间的又一个关联。

四、篆刻和雕刻艺术都推崇手工制作的形式

篆刻艺术中通常不使用无法以手工方式刻制完成的金属、玉石、硬木等材料，因为必须借助强力设备方能刻制（凿、磨制）于硬质材料上的印文，常有矫饰和匠气之嫌;古代文人篆刻兴起之前，公私印章多由工匠制模具铸造、凿刻金属或以砂轮磨制玉石等方式来制作，文人虽设计印文但须交工匠完成、其创作表达意图未必能得到完整呈现，故后世开始有软质印石材料普及后，文人们皆推崇自行设计印文、自行手工刻印，篆刻艺术创作活动是多姿多彩的。雕刻艺术亦然，虽然雕刻材料常為硬质材料且在当今技术条件下可以实现机械化作业，但艺术家们依然推崇自古以来就费时费力的手工刻制形式，因为采用机械加工的雕刻品通常外形生硬、千篇一律，就像工厂流水线上的产品那般缺少个性，审美鉴赏价值有限，如当今各地仿古建筑石栏柱头上的图案造型高度近似、了无生趣，不及古建筑如北京卢沟桥石栏柱头上的狮子形态各不相同而生气勃勃。当然，也并非所有的篆刻或雕刻艺术作品都完全由手工方式制作，在少数情况下，篆刻和雕刻作品也可以借助电动工具切割、打磨局部区域，或刻制完后借助设备进行表面清洗、上色等工序作业，提高效率，但艺术家们对作品中的重要之处仍推崇手脑并用、精心创作完成。手工制作可赋予作品独一无二的特性，更具有自然情趣和人情味，这也是不可被替代的。

五、结论

寻找篆刻、雕刻两者之间的关联，对工艺美术、手工艺制作等方面而言都具有指导性的积极意义，在对篆刻与雕刻的艺术特征进行简要概述后，笔者认为两者的材料、工具应用方面有一定的交集，两者在创作思路上也有所关联，且各自推崇的手工制作方式还具有不可替代性。笔者撰文简要论述了篆刻、雕刻两大艺术之间的关联，因自身视角有限，论述不周之处还请广大同仁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张丽.浅析篆刻艺术之美及其审美价值[J].艺海，2015，（9）.

[2]王可.篆书“美术字”化及其与字体设计的关联[J].美术大观，2011，（2）.

[3]赵昌智，祝竹.中国篆刻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