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新

五代十国是一个纷乱的时代，各路英雄豪杰依次登场，一个又一个王朝兴亡更替，而钱氏的吴越国却在乱世中存在72年（907～978年），实在有他的过人之处。钱镠作为吴越国的建立者，实行“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并以“善事中国”“勿废臣礼”“不兴兵举”告诫后人，正是这一系列独特的内政外交政策，为国都杭州和浙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赢得了一个黄金时代。杭州人在一个比较和平、安宁的环境下，建设自己的家园，丰富着自己的区域文化，也使延续至今的西湖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吴越印记。

“保境安民”国策与吴越国大兴土木、三筑杭城

钱王祠的主殿供奉着钱氏五王的塑像（神主牌位），而殿门匾额上大书着“保境安民”四个大字。吴越国实行“保境安民”“善事中国”的基本国策，使吴越成为“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之地。

钱镠在位期间，一方面在外交上主动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寻求中央王朝的庇护，并以此作为牵制周边敌国、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凭借;另一方面修筑国都的军事防御工事，广揽各方贤才，注重国内经济和文化建设。为了适应人口的集聚和经济的发展，巩固防御，钱镠对杭州城垣做过多次拓展、营建。

据《吴越备史》所载，钱镠第一次扩建杭州城在大顺元年（890）闰九月，“筑新夹城环包家山，洎秦望山而回，凡五十余里，皆穿林架险而版筑”。这段城垣的扩建，不仅扩大了杭城的西南部，而且使原来防御薄弱的西南部得到加强。

钱镠第二次扩建杭州城，是距第一次扩建三年后的唐昭宗景福二年（893）七月，这一次的扩建工程规模很大。据《资治通鉴》专条记载：“钱镠发民夫二十万及十三都军士筑杭州罗城，周七十里”。这一次扩建，是对隋唐旧城东北部所作的一个范围更大的包围，使得整个城成了名副其实的罗城（城外之城）。城垣总长度由三十多里扩至七十余里，州城面积扩大了一倍以上。

后梁开平四年（910），钱镠沿钱塘江边第三次扩筑罗城，并在钱镠射潮附近的城垣新建一门，称竹车门，这就是南宋以后的候潮门之前身。这一次的扩建，扩大了杭州的东南城。至此，吴越国时期的杭州城业已形成。

此外，钱镠还在凤凰山东麓原唐代州治的基础上大兴土木，营建子城，作为国治。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到北宋初纳土归宋的钱氏吴越国，对杭州城垣的拓展与修筑，不仅增强了钱镠在军事上的防卫力量，也保证了杭州城市与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全与稳定，客观上促进了杭州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保境安民”国策与吴越国射潮筑塘，疏浚西湖

钱镠治理杭州最大的功绩在于整治钱塘江海塘和疏浚西湖，达到“控江保湖”的目的。吴越国在钱镠统治时期，钱塘江潮水之患时有发生。“自秦望山东南十八堡，数千万亩田地悉成江面，民不堪命”。钱王射潮筑塘，不只是保护了杭州城，也围垦了江涂的良田，而疏浚治理西湖，清除葑草，挖掘淤泥，疏通泉流，更是使杭州逐渐成为了繁华之地——“丝绸之府，鱼米之乡”。

后梁开平四年（910），钱镠增调数十万军民在沿江北岸，从六和塔到艮山门开展了气壮山河的水利大作战，采用立幌柱、打竹笼的科学方法降服汹涌的海潮，筑起了一道坚固的捍海石塘，彻底根治了杭州城的潮侵之患，也留下了“钱王射潮”的美丽传说。

钱镠修筑海塘，不仅是保护杭州城郭，还在于围垦江涂良田。水利大备，岁多丰稔。钱镠说：“吴越境内，绫绢绸绵，皆余教人广种桑麻，斗米十文，亦余教人开辟荒亩。凡此一丝一粒，皆民人汗积辛勤，才得岁岁丰盈。”

杭州历史上，西湖经历了多次疏浚。西湖经吴越疏浚治理后，不仅碧水莹洁，波光粼粼，而且湖床加深，可停泊战船。同时更进一步引湖水作为城内河流之水源，充分发挥西湖对杭州的有利作用。吴越西湖在隋唐经营的基础上，经过钱氏数十年的整治，湖中白堤绿柳成荫，芳茵遍地;环湖寺庙遍布，梵音不绝;孤山楼阁，一如蓬莱景色。

钱镠作为建都杭州的第一位君主，他扩建和发展杭州都城揭开了杭州长达千年的“西湖时代”的历史篇章。

“保境安民”国策与吴越国打造“东南佛国”

吴越国即成为中世纪城市化领跑者，自然会诞生前所未有的“城市文化”。吴越钱氏营造了“东南佛国”，“佛教文化”在吴越境内大为昌盛。杭州佛教，始于两晋，盛于吴越。吴越王崇尚佛教，不仅在凤凰山麓兴建了王宫，还兴建了大量寺院和佛塔，广凿石窟造像和雕刻佛经等，使国都杭州有“佛国”之称。吴越的“佛教文化”给绚烂的西湖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吴越国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除加强国家机器外，还利用佛教作为教化民众的手段，凭借积聚的财力大力提倡，使佛教盛极一时。吴越国时在杭州创建和扩建的寺院，有据可查的不下200余所。吴越国扩建了著名的灵隐寺，修建了净慈寺，其他如九溪的理安寺、赤山埠的六通寺等等，都是吴越国时建造的。吴越国寺塔之盛，为南方诸国之首。杭州在吴越时所建的寺塔，现在尚在的有六和塔等4座。吴越国的石窟艺术，在杭州主要有慈云岭等5处。

吴越诸王以杭州为中心，大力提倡佛教，使这一地区逐渐成为佛教的一大中心。吴越时期，杭州佛教禅学最兴。吴越时期的佛塔、寺院、石刻造像、祠庙、道观、城门遗址、行宫、书楼等类型的文物古迹，作为对西湖悠久历史文化的实物例证，突出显示了儒、道、释不同的文化元素，以及皇家巡游、城市变迁等历史事件对西湖文化景观的形成与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证明了西湖文化景观文化价值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充分展示了西湖文化景观内涵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一路走来，杭州历经数千年风雨。我们今天在讨论西湖文化的深厚歷史底蕴时，能时时感受到吴越文化的深刻影响。

作者系杭州历史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