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这是1926年10月4日，梁启超写给孩子们的信。前一日，梁啟超的弟子徐志摩和陆小曼举行婚礼，梁启超作为证婚人在婚礼上发表训词，对两人大大地教训一番。梁启超写信将此事告诉孩子们，并为徐志摩未来的婚姻生活担忧。这是《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梁启超谈家庭教育》（如右有售）一书中的片段。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他教子有方，9个子女（5男4女）皆有成就，且一门三院士，堪称现代家庭教育的传奇。1948年，中国首次评选院士，梁启超的两个儿子梁思成、梁思永同时当选，梁思礼则于1987年、1993年分别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的弟弟梁启勋、梁启雄和侄子梁廷灿，在其引导和指点下也成为了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那么，梁启超的育儿经是什么呢？从他写给儿女的书信中，可一探究竟。

对子女和家庭投入十二分热烈的感情 现存梁启超家书650余封，其中给儿女的信就有400多封，按他写信的频率——经常是前一封信刚刚发出就写下一封，并且与居住在各地的儿女分别写——来看，肯定远远不止这些。他在信中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有多忙，最少隔几个月总要来一封信，（即）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他对儿女常用昵称、戏称，称大女儿梁思顺为“大宝贝”，二女儿梁思庄为“小宝贝”，三女儿梁思懿为“司马懿”，小儿子梁思礼为“老白鼻”。

在子女专业的选择上，他既考虑学科的发展，又尊重子女的兴趣和选择。如梁思庄留学美国，因为国内生物学几乎是一片空白，梁启超本希望她学生物学。但梁思庄学了一段时间后，对生物学不感兴趣。他得知后，不仅没有责骂女儿，反而写信安慰她，让她按照兴趣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得到父亲的支持后，梁思庄换了专业，后来成了一代图书馆学家。

对子女的婚姻，梁启超也心细入微，如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姻，就是他有心促成的。林徽因是梁启超的好友林长民之女，是梁启超先留心观察看好后再介绍给儿子，然后由他们自己去交往。梁思顺和周希哲（马来西亚华侨，也是梁启超的学生）的结合也是通过这个方法促成的。这是梁启超“发明”的方法，他对此很是得意，“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

身教重于言传 梁启超注重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他在信中说：“我常常感觉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兄弟姐妹的模范。我也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到我的遗传和影响，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1916年，梁启超与蔡锷一起讨伐袁世凯时写了《从军日记》，目的是以自己的经历来激励子女。他对梁思顺说：“此《记》（即《从军日记》）无副本，宜保存之，将来以示诸弟，此汝曹最有力之精神教育也。”所谓“最有力之精神教育”，就是指人格的典范教育，即以自己这一时段的经历来教导子女如何面临困境、处理家国大事。梁启超除了借助自我的经历为孩子树立榜样和参照以外，还经常就孩子们的亲身经历随机点化，让他们借机自省。如1923年，梁思成、梁思永在北平遭遇车祸，两个孩子都受了伤，一家人颇受惊吓。梁启超连续写信告知梁思顺，用了大量篇幅描述车祸前后兄弟俩的相互救助，以及在惊惧之中与父母姐妹的情感牵挂，细致入微，只是在其中略加点化，说此次能够“逢凶化吉真是侥天之幸”。梁思成因车祸骨折，入院治疗两个月，梁启超要他借机温习读诵《论语》《孟子》。梁思成原定的出国留学计划因此事受到影响，梁启超又开导说：“人生之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葨。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炼德性之好机会。”

梁启超平时将儿女当成朋友一般，平等交流，但遇到紧急时刻也会施以当头棒喝，往往收到奇效。梁思忠结交了一个女孩，梁启超知道她父亲为人卑劣，了解到她也受到影响品行不好，就拿出父亲的威严，写了1000多字的信严肃告诫他。

（《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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