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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场长的自传

2020-12-28陈世旭

北京文学 2020年12期
关键词:场长

“黄场长”是深山沟里长大的农家子弟,此生却阴差阳错又顺风顺水,先后当上了全县模范教师、校长、农场场长、专区公署副专员、常务副市长。他做事认真但有人却认为他固执古板,他清正廉洁有人却视他为不谙世事的怪物,以致他闹出的笑话,时常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也让他的人生富于喜感与传奇。退休后他感叹“几十年光阴恍若一梦,梦到最后会是那说不出的苦涩”。——他的苦涩到底在哪儿呢?

陈志抓起电话,听着里面的声音,好久才回过神来。

喂,小陈吗?

声音沙哑,陌生,但是亲切:

我是江洲老黄啊,不记得了?记得二队夜校、记得《新打脚车四步头》吗?

陈志渐渐听出了尾音上的江洲味儿,眼前渐渐浮现出一张有点像老猴子的脸。肺病,长年干咳。人瘦成一把筋,背驼着,脸极力仰着,颧骨很突出。走路步子不大,但总是精神抖擞,不时很用力地咳了一下喉咙。

黄场长?对不对?

那张脸忽然清晰了。

对对对——不对,就喊老黄。

黄场长一阵猛咳,很兴奋。口气几乎有些讨好,跟三十年前完全是两个人:

难得你还能想到!

黄场长退休十多年,大多数时间躺在医院病床上。肺部先先后后动了几次大手术。每次稍有恢复,就专心写自传,十来年间断断续续写了个大概。

说白了,就是自己给自己写了个悼词。

黄场长在电话里“嘿嘿”地笑。他几乎从来没有说过玩笑话,说起来干巴巴的:

你现在是省里的名人了,想请你写个序,不晓得有时间没有?

黄场长很诚恳,但有分寸。既恭维了陈志,也不失自己的身份。

黄场长也会附庸风雅啊?

陈志的揶揄脱口而出。立刻就后悔了,但也收不回了。他本来的反应是回绝,这一失口让他不好回绝了。

好在黄场长并没有在意,继续说他的自传:

字数蛮多,分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经历;第二部分是著作——当然跟你不能比的,莫见笑啊。怕是要耽误你一点时间呢。

陈志含含糊糊地“嗯嗯”着。

黄场长很快寄来了自传第一部分的打印稿。

大小有过一点职务的退休老同志写自传,跟写字画画K歌跳舞一样,也成了一种时髦,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中国自古就讲三立,立人,立德,立言。退休了,有了时间,该是“立言”的时候。著书立说并非哪个的专利,文豪大师宁有种乎?经历是写作的财富。他们经历的丰富程度,一般人根本就无法想象。之前没有写作,不过是公务繁忙没有时间罢了。

上述云云,陈志自然是不以为然。

黄场长在陈志的印象里不算好也不算坏。他们有过过节,但说不上刻骨铭心。比较起来,黄场长的品行在官场上并不多见。他对别人几近苛刻,对自己也极为严格,老婆一直留在深山沟里种田,给他养着老人和儿女。他把最疼的小女儿黄梅子特地带在身边,因为一个知青给她画了一张人体,他就生生割断了他们的来往,害得她精神失常,只好送回山里老家。

这样一个死板的人,能写出什么锦绣文章,可想而知。

看黄场长自传的第一部分,花了陈志几天时间,起先只是随便翻翻,却越翻越入神,大感意外。

本来想,无非就是一本枯燥无味的人生流水账,写几句不着四六的大话,比如“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之类对付过去。读了几页,发现虽然文字粗糙直白,叙事不讲节奏,有什么说什么,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但也带来作者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一个结果:保留了许多率真、生动、天趣。不少的细节,百分百就是笑话,他也不回避,都原汁原味地保留着,成为整个自传的亮点。

黄场长祖上传下几口薄田,还有肺痨。他老子本分,并不指望儿子成龙,能活得多少有点体面就行。为了这点体面,一家人节衣缩食让黄场长上私塾。土改,田产已经卖得差不多了,划了个下中农,把仅剩的家财都留给黄场长,让他进县城上中学。

怕自己命不长,搞不好再见不到儿子,黄场长去县城头天夜里,他老子特地交代:

到了外面,记住我三句话,头一句,闹热的地方不要去;二一句,万贯在手不如薄技在身;三一句,有烧香的心才有吃饭的命。

总之就是让黄场长小心做人。

黄场长比同班同学大几岁,老成得多。因为家里的成分毕竟不是贫雇农,他自己格外努力,不但入了团,还当了班上的团支书。

正流行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黄场长特地去买了一本装帧讲究的笔记本,在首页抄下了那段著名的话: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他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已经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第二页,黄场长记下了临行前父亲交代他的三句话。

两段话的境界可能有点不一样,但可以互相补充,都可以作为终生的座右銘。

黄场长凡事都比别人严肃认真。有一次主持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的入团仪式,庄严地说:

今天是两位同学大喜的日子。欢迎他们加入我们这个神秘的组织!

老师在一旁小声纠正:

“神圣”!不是“神秘”。

看他板着脸,以为他紧张,补充说:

不用紧张……

黄场长其实真的很紧张,却努力装着若无其事:

老师我不紧张,台下坐的还不都是人,不都是长着两个鼻子、一个眼睛嘛!

黄场长大声说。

陈志真诚地说:

我承认。

在自传里,黄场长对这一段的成绩很自豪: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帮城里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站有站样,坐有坐相,一个个乖溜了,至少当面看不到七颠八倒、伤风败俗的行为。在棉花地,只要场部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歌曲一响,他們就齐声跟着高唱,唱得热火朝天,豪情满怀。事实充分证明,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机器要上油,思想要灌输,花生要剥壳,瓠子要刨皮,养不教父之过,玉不琢不成器。

随着工作调动,黄场长把刚上完小学、自己最心疼的小女儿黄梅子带到场里来做农工,就安排在场部边上的二队,便于父女有个照应。

但是结果却几乎让所有人心酸。

黄梅子长得像市里百货商店卖的洋娃娃,真想不出猴样的黄场长怎么能生出这么漂亮的女儿来。城里下放的“画家”条子头一眼见到她就小声对陈志说:这是西画少女的典型素材。最难得的是,她刚来二队的时候,大家都尽量不挨她的边,怕惹发了她的小姐脾气,搞不好得罪黄场长。过不久大家就看出,她是个老实女伢,出工从来不偷懒,虽然年纪小,也不是太能干,但绝对卖力,从来不拿自己是场长女儿说事。平时安安静静,一旦开口,声音也是细细的、甜甜的,听得让人心软。跟这帮下放人员处得不近也不远,见男的都喊“哥”,见女的都喊“姐”。不论看见他们做什么,都会轻轻地一笑,笑得干净透明,没有一点杂念。她对哪个都不防范,纯得像早晨的露水,只得人疼,得人怜惜,不敢动歪心思,更不敢打坏主意。

黄场长自然很为女儿骄傲。黄梅子是他的脸面,他的光彩。黄梅子也是这帮下放人员的榜样,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女伢才是好女伢。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黄梅子背地里会有那种样子。

黄场长有一天在女儿宿舍的枕头底下,发现了条子画的女儿,眼前一黑,跌在床上:

一捆收割的菜籽前面,仰面半躺着黄梅子,两只手抱着后脑壳,憨憨地笑着,下面——黄场长闭上眼睛,倒吸了口气——女儿长大后他再没有看过她一丝不挂的样子,两条交叉的大腿中间,那么深的黑色是存心要戳瞎他的眼睛。

条子是因为在城里的学校画了女同学的裸体成了“流氓”被开除,然后被送下乡的。前段时间黄场长抓宣传,他在队上屋场的所有墙壁上画满了“麦浪滚滚”“银花朵朵”“飞播杀虫”“机器除草”之类的宣传画,受到来农场视察的上级领导的表扬,县里打算调走他,黄场长没有同意:跟县里比,农场更缺人才。没有想到这个“流氓”把罪恶的手伸到他女儿身上了。

黄场长随即放条子去了县里。

黄梅子在条子走的第二天发现不见了“条子哥”,问队上人,队上人回答:问你老子。问老子,老子回答:你还有脸问?最后是陈志见她一下掉了魂,先前那么光鲜的一个女孩转眼黯然失色,实在不忍心,告诉她:条子调去县里画画了。

会回来洲上吗?

应该会吧。

我去县里看他。

黄梅子洁白的小牙齿把嘴唇咬出了血印。

你要敢去,我打拐你的脚!

黄场长发恶。

那我去码头等他。

黄场长以为女儿撒娇,咳了一下喉咙,没有在意。

第二天起,黄梅子每天在班船快到的时候就站在码头。船到了,下船的人走完了,没有见到条子,口里就不停地喃:条子哥呢,条子哥为什么没有来……

黄场长头几天又是喝骂又是拉扯,忽然意识到女儿连他也不认得了。

洲上人说:人倒霉,盐罐子生蛆;人行时,扯篷就是顺风。农场先前的一把手赵场长犯了作风错误,黄场长去掉副场长的“副”正式升为场长。不到一年,又调去了县里当办公室主任。

农场干部感慨:黄场长为工作牺牲了女儿,太可敬了。

老职工叹气:黄场长升官赔了那么好个女儿,不划算。

刚进县机关,一时搞不清东南西北。食堂早餐,玻璃隔窗里的台子摆满了大碗小碟,不像农场场部食堂就只有麦粑稀饭,没得挑。窗口里炊事员问要点儿什么,黄场长低着头看了半天,说:

我要……我要……一个包子和一个包子……

炊事员有点脾气:

不就是两个包子吗?

黄场长憋红脸:

不是……一个包子和一个包子……是……一个包子和一个面包!

炊事员拍了拍手:

面包没有,命有一条。

不久,单位组织春游,黄场长主动跑去给大家买了一大把冰棒,手冻得不行,大喊:刚出的冰棒,烧手!众人大笑:你在江洲里是卖煎饼油条的吧?

因为工作需要,县办公室最先配了一台卡式收录机,黄场长亲自保管。大家走累了,在草地坐下休息,他把一直小心提着的收录机放下,从背包里翻出一盒磁带,很内行地说,这支曲子好——“少女的衬裤”。

有个同事惊了,拿过磁带一看,是“少女的祈祷”。

黄场长急了,直着脖子大叫:

不可能!我又不是不傻。

中午到了饭点,几个人进了一家兰州拉面馆,黄场长说,你们去坐桌子,我来!转头对师傅交代:

请给拉几碗。

拉面的师傅说:

你们吃吗?吃我就拉。

黄场长说:

来都来了,怎么不吃!您拉吧。

几年后县机关的机构和人事大变,新成立了政治部,先前分管这摊事的领导走“五七道路”再也没有回来,黄场长顶了空缺。

知青大返城,江洲农场先后下来的城里人所剩无几。陈志一点门路也没有,只能跟少数各有原因的人留在农场。有个坚持扎根的女知青被省首长发现,下令组织省地县三级联合写作组去江洲农场采写。陈志有“鸡屎分子”之名,被抽到写作组帮着搜集资料。写作组的负责人是县宣传组的熊组长,觉得他写得还行,又骨瘦如柴,在农场再待下去怕是小命不保,写作组工作完成后,把他借调进县宣传组。当时的农场领导以他出身不好为理由,横竖不同意。他随县里来的人一走了之,以为从此断绝了跟江洲的关系。可到县里的第一天,就看见了黄场长。

主管县宣传组的是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是黄场长。

黄场长在县机关走廊上,跟陈志劈面错过。走了好几步,黄场长忽然想起什么,回头喊住陈志,问:

你是不是二队的鸡矢?

陈志讷讷答应:

是。

他其实早看见黄场长了,想低头躲过去。

之前,黄场长已经知道,宣传组要从江洲借调一个名叫“陈志”的来培训做农民通讯员,只没想到那是“鸡矢”——他在二队蹲点时,只知道“鸡矢”,不知道“鸡矢”是“陈志”。

在县领导中,黄场长讲原则最有名——大约是在江洲农场当场长的影响,县机关的人都不喊他“黄主任”而照旧喊他“黄场长”。他自己也乐意,因为那证明了他在基层的历练。

宣传组的正式干部李维甫对熊组长把陈志弄进县机关,并且一直赖着不走很有看法,背后去黄场长那里提过好多次意见。说领导机关应该有起码的纯洁性,怎么可以有陈志这种出身的人?

无奈熊组长职务虽然在黄场长之下,资格却老得多,黄场长不好擅自决定。

县领导班子年终开会,黄场长转达了李维甫关于纯洁机关的意见,提出陈志的去留问题。一把手涂书记说,不就是写文章吗?不是写得好好的吗?不必讨论吧?

陈志知道,这回借调,是他改变命运的最后机会。他干得特别卖力。

之前,县里一连好几年,年年派一个写作组去下边一个老典型总结,稿子油印出来,堆成上尺高,可以编一本厚书,就是上不了省报。差不多成了县里历任领导的一块心病。

那次陈志独自蹬了一辆破单车,早上从县机关出发,晚上到了那个公社。当夜就开座谈会,看材料,天亮就写出了初稿。吃过早饭,到公路上拦了一辆附近工厂进城的货车,赶上市里的火车,去省报送稿。

就要开全国农业的大会,省报正在组织宣传。半个月后,那篇稿子在省报头版发出,占了大半个版。

县机关一下炸了锅,各个办公室都在争看那天的报纸,重要的不是内容,是篇幅。县里的报道有史以来都是豆腐块,从来没有这么风光过。

从此,除了报道组的任务,县里各单位各部门的工作总结、会议报告、情况调查,包括开幕词、闭幕词,都去找陈志。陈志随叫随到,而且出手极快。人家少说要一个礼拜,他最多一天一夜就完成了。县里四级干部会,一个月前就成立材料组,从各单位抽笔杆子,集中住进招待所,讨论、起草、送审、修改,再讨论、再修改、再送审,熬夜熬得眼睛肿了血压高了,抽烟抽得牙齿松了指头黑了,临开会前,领导不批准也不行了,一块石头才好歹落地,有人出招待所直接就去了医院。陈志来了,材料组照样成立,不过,其他人差不多就是打一个月扑克,陈志也在一边观战,离开会还有几天了,他一个人熬两个通宵就把稿子写了,到了领导手上,一遍过。省报上只要有段时间见不到有关县里的报道,涂书记就会问:报道组那个陈志哪儿去了?

李维甫是正牌大学生,“李维甫”就是包涵了天才李白、地才杜甫、人才王维的意思,只可惜怀才不遇。他平时呕心沥血写出的报道或总结,交给领导过目,不管哪个部门或单位的头都先问,给你们那里的陈志看了吗?他说行就行,他说不行就照他说的改。认定了药不过獐鼠不灵。

堂堂一个正牌大学生,让一个初中生农工压一头。李甫维的窝火陈志是理解的,只是心里有点为他着急:不论写什么文章,不管合不合适,他都要拿唐诗宋词开头,报道春耕就写“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报道筑坝就写“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报道计划生育,就抓住一个“缝”字,写“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怎么也没法让领导满意。他自己又认识不到,只把一腔怨气发泄到陈志头上。

涂书记的表态让黄场长语塞。他暂时能做的就是对陈志格外严格,既然不属依靠对象,就不能放手放心。规定陈志写的所有稿子都必须交他审查。他一字一句扣文件,决不马虎。他一个老肺痨,在机关里多年熬下来,成了个骨头架子,脸面煞白,青筋暴跳,只没有一点血色,有人在背后说他“脸上无肉,做事刮毒”,他听了跟没听见一样。陈志送给他审查的稿子,不管字写得多么端正,他每次都说潦草,让陈志拿回去重抄;重抄了交上去,他说要抄在方格里;第三次交上去,他说标点符号也要占一格;第四次交上去,他说为什么不抄一行空一行,不讓我修改了?修改稿的字数每次都在原稿的三倍以上,增加的部分全部是从中央、省、地下发的文件中摘录的。

陈志每次交给报社的都是自己的原稿,但黄场长的修改稿他还是不能不老老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照抄。稿子在报上发出来,黄场长加上去的字一个也见不到。黄场长并不追究。他觉得他的责任就是审稿、改稿,让陈志照他的修改抄稿。审了、改了、抄了,他就尽到了责任。那些他改过的稿子陈志抄过后,他都一件不落地收回,仔仔细细地锁进文件柜。一旦有事,可以拿出来证明自己这一关是把得很严的。

报道稿毕竟是小文章。每次给全县干部大会准备领导的开场和总结的报告,差不多就是县里一帮稍有名气的笔杆子的一场苦难。

这类报告的起草,都是黄场长亲自抓。每次都从各个相关部门抽人组成写作小组,这些人都由他一个个审定。通过了,让他们分头去写。初稿出来,再把所有人找拢,亲自主持扣一遍。所谓“扣”,就是通过集体讨论的方式,把报告最后敲定下来。一人念,其他人听,某一句应该删去几个字,或增加几个字,某个标点应该是惊叹号或是删节号,边念边听边改。这是报告出炉前的最后一道工序。

“扣”报告往往是在夜晚。夜晚安静,注意力集中。这就让“扣”报告成为一桩苦差。最辛苦的是黄场长本人。他当小学老师教的是语文,念起文章来字正腔圆,抑扬顿挫,一面念,一面照大家的意见在原稿上改动,最后再让一个字写得端正的人抄出定稿。他深知重任在肩,从头到尾正襟危坐。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一个标点都不放过。不惜为伊消得人憔悴。

下面一帮人不是个个都有他这样的好精神。陈志特不经熬,不一会儿眼皮子就用手掰也掰不开,头一下一下鸡似的向下啄,忽然啄在茶碗上,把满满一杯茶撞翻。

黄场长刚好在这时说了一句话:这个地方要转一下。说的是“转”,听着是“短”。

什么?还短了?

一梦方醒的陈志大叫起来,多半是为了掩饰自己打翻茶碗的窘迫。

转。

黄场长白了陈志一眼,加重语气强调了一遍,听起来依然是:

短。

报告初稿终于“扣”完,不觉东方既白。

那些年,凡是黄场长把关的报告从来没有出过一丁点纰漏,而且念报告的领导回回都很满意。

黄场长胆小怕事,但是认准了的事也不容易改变。

陈志是县里有史以来在省报发稿最多的笔杆子,特别是黄场长确定的几个选题,陈志都写成大块文章发表在报刊上,扩大了县里的影响,也让他脸上有光。因而对陈志也渐渐有了好感,心里觉得的确是个人才。除了例行公事地反映意见,自己没有明确态度。

熊组长有一回专门跟黄场长谈到陈志的前途,黄场长不想深谈,一句官腔堵住:农工不是前途?但话是这样说,并没有真让陈志回江洲当农工。

陈志终于爬上人生最要紧的那个台阶,是涂书记一锤定音。

进县机关几年,陈志只偶尔在院子里远远看到过一把手。

一把手多数时候在乡下转,附近公社就蹬单车去,远的公社才坐机关唯一的那辆老旧吉普。他的样子像小人书上的李逵,大个子,浓眉,豹眼,高颧骨。院子里一群伢儿玩着,见他来了,四散奔逃,他就跟在后面“哇哇”追赶。早年剿匪受过伤,一条腿到现在还有点瘸。他面相恶,心比豆腐软。

最看不得冤冤斗斗,你害我,我害你。机关分成两派互相革命的时候,他急得在一边跳脚:

你们这班憨伢儿!你们这班憨伢儿!

又说不出更多的话,只是一张黑脸变得更黑。

两派都不斗他,都不反对他最早复职当一把手。

那年,根据上级文件,厂矿企业工人退休,子女可以顶替。没有人顶替的指标,可以拿出来招工。县机关很多人去找黄场长,希望他这次高抬贵手,让陈志过关。之前有过推荐上大学、代课教师转正的机会,都因为政审,黄场长不敢担责,错过了。

李维甫自然坚决反对。但这一次,黄场长的态度很暧昧:

要不你直接跟涂书记讲讲。

已经上了吉普要下乡的涂书记听李维甫小嘴嘚啵了好久,没搞明白他到底想说什么:

请你简单些,你说的那个陈志到底有什么问题?

他父亲有问题。

他本人呢?

那倒……没有……

开车。

涂书记对司机说。

对这个头发梳得溜光的白面书生,涂书记多少有点看法。之前有好几次,李维甫越过报道组、政治部,直接把稿子送他审阅,那些稿子标题大都是我们的“带头人”“火车头”“好班长”之类。他起先蛮客气,说,我文化浅,更不懂写文章。你还是给黄主任、熊组长他们看。我只提一点:除非批评,绝对不要写我。我一个农民的儿子,上级看得起,让我担了一个县的责任,做牛做马、累死累活是应该的。何况工作是大家做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做的。不要把功劳记到我一个人头上。一个人就是一身铁,能打几颗钉?

李维甫以为涂书记是谦虚,下次又把这样的稿子送去,他只有黑下脸:

我说你个后生家,做人要端正,莫讨好卖乖。跟你说多次了,怎么就是听不进!

拿到县劳动局国营工人编制表格的那天,陈志大哭了一场。

不久,省里来了一个专案组。调查两年前对江洲农场那个模范女知青的报道。

下令宣传那个模范女知青的省首长受到清查,组织写作组去农场采写是清查内容之一。

涂书记很是不解:

那确是个好女儿啊!也要清查?

省里的专案组另外指定黄场长负责清查。

涂书记被调到地区另外安排工作。跟黄场长办交接时,提到陈志,他说:

一个精灵伢儿,莫荒废了。机关不能留,就在下面找个合适的单位。

黄场长说:

是,是,我也是这样想的。

黄场长安排陈志去了县文化馆,一是可以发挥他的特长,二是县机关有事,随时可以叫来。

陈志离开县机关后再没有回来过。黄场长的仕途很順利,很快又调去了县上面的专员公署当副专员。此后一直到这回黄场长突然来电话,他们再没有打过交道。

陈志到县文化馆后成了家,看同事业余写作有稿费收入,为了补贴家用,也重新操起在江洲农场写诗的旧业,有一首诗居然被省刊重头推出,随即被调进省里当专业作家。

黄场长在专署当副专员——后来是设区市的副市长直到退休。这期间,跟陈志是两股道上的车,互不搭界。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在任的行政官员不会拿文人当回事,落拓散漫的文人对官场也没有兴趣。

关于黄场长去专署之后的行状,陈志都是这次在他的自传上看到的。

专署的工作跟县里比,一是责任大多了,二是范围大多了,对干部的要求自然也就高多了。

黄场长首先做到的,是事无巨细,兢兢业业。

下去调研,本来是听汇报,但往往从下车开始,黄场长便侃侃而谈,直到要打道回府了,才想起还没听过下面人开口。陪同上级领导视察,他照旧是每到一地都大包大揽,别人几乎没有插嘴的机会。搞得有的领导不得不开口制止,说我想直接听听基层同志的介绍,他才意犹未尽地作罢。事后有好心的同仁提醒,你这样会很容易让人以为你想遮盖什么,会坏了仕途的。他当时瞠目结舌,但过不多久,又一切如故,总觉得他不亲自出马,别人都会坏事。

其次,就是特别注意学习。

那时领导干部刚时兴出国考察,个个既有特权感,又多少有些提心吊胆。黄场长头一次参加,事先在家里做足了功课。一路上提醒同行的人,到了外国,要提高警惕,那是资本主义国家,千万小心他们设陷阱,拉人下水。话里话外,开口闭口还“叶是”“喽”,大家以为他精通了外语,很佩服,对他也就特别放心,却不知道他上公共厕所总是走错门。

事先带团的人已经悉心关照过——不懂该国语言的人,只需记住该国的“男”字是三个字母,“女”字是五个字母,进厕所前先数数门上的字母。但黄场长总是记不住,有时候恰恰记反了。

真是怕鬼就有鬼。越怕人小看就越露怯。

黄场长特别怕人小看。刚进县城上初中,总是抢着发言:物理课,女老师讲到氖管的使用,他呼隆一下站起来问:老师氖管里的奶要是流出来怎么办。美术课,老师教大家学习观察,给大家看一张自己礼拜天在城里拍的照片——两个小孩在喷泉旁打闹,问:他们在干什么?他抢答:鸳鸯戏水。数学老师五十多岁,有点资历,特别喜欢摆谱。一天在课上说:县教育局很重视我的,总是请我去研究问题,每次都是车接车送。他脱口问:三轮吗?结果,几位老师以他特别捣蛋为由,一块儿找到校长,说:要么他不上课,要么我们不上课。黄场长因此在这个学期结束前都被禁止上这几门课。

其实都是误会。黄场长就是认真得过头了。他在山里老家最羡慕的是一位在城里当科长的人,科长回村跟大家说起他在城里出门,总是说有三轮车接送。

接受这些教训,黄场长一下又变得特别谨慎。

班上一个调皮的同学一向喜欢恶搞。几何课,为了加强大家的印象,老师问:学习函数,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他回答:没有蛀牙。语文课,为了提高大家的兴趣,老师说:科学家做过实验,其实黄鼠狼是不吃鸡的。曾经把一只鸡和黄鼠狼关在一起,第二天你们猜怎么了?他回答:鸡怀孕了。

全班笑翻。只有黄场长凝神端坐。反复想了一夜,第二天小心翼翼地去纠正那个同学:

我从小在山里长大,晓得黄鼠狼是不会跟鸡交配的!

黄场长自传里的这些故事,让陈志找到了黄场长凡事一丝不苟的原因:除了政治责任,还有他天生的禀性。

充分考虑到他之前的工作经历,黄场长在专署的分工是文教口。

那时候,文艺园地重又百花盛开,形势一片大好,演艺明星一出来,剧照和名字就深入到千家万户。黄场长在十分振奋的同时,也不免有一些忧虑,觉得有些明星的思想和行為过于超前。有天看报纸,他忽然惊叫:

她没结婚就生了个伢子,叫“云云”。

黄场长说的那个“她”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一个来向他请示工作的干部赶紧凑过去,原来报纸上写的是:

她在那个年代,就曾说过很超前的言论,比如一辈子单身,但不结婚也可以生个伢子云云。

黄场长讲话有瘾。一旦开口,就像开了水闸,若是没有管水的把闸关上,就不知要流到什么时候。在江洲,黄场长就擅长作报告,特别是当上名副其实的场长后的那几年,经常召集全场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开会,又特别强调会议纪律,不准无故缺席,不准迟到早退。每次接到有他报告的会议通知,大家必定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若是上午,就一定要带好午饭;若是下午,就一定要带好夜饭和半夜回家的火把。要不然就要饿饭,栽跟头。

到了市里工作以后,黄场长照旧保留着当年的江洲风格,把别人写好的稿子搁在一边,自己畅所欲言,洋洋洒洒,没完没了。

大约是不知不觉受到当年天、地、人三才李维甫的影响,黄场长上台讲话必先背古诗,然后一定让听的人回答:你们会不会?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黄场长一边背诵一边讲解:

你们看看,这哪里是诗,跟聊家常一样;这哪里是大诗人,完全是老农民。我们文化界的同志,就是要有这样的文风……

多听了几次黄场长的报告,就会发现,古人的诗,他只会背那一首,多一首也没有。背后有人笑他,他知道了,说,好诗晓得一首就够了,关键是要懂。不懂晓得再多也没有用。先前我在县里,有一位正牌大学生,装了一肚子唐诗宋词,可是写起材料来,就是写不过一个初中生。

至于怎样叫“懂”,怎样叫“不懂”,黄场长接下来就展开长篇大论,每次都要谈到他在江洲接触到的“五句头”,谈到他教育城市下放青年陈志向当地劳动人民学习,写出了一首很不错的《新打脚车四步头》,谈到陈志因此现在成了省里有名的专业作家……听得一屋子人呵欠连天昏昏欲睡。

不过,黄场长作报告的水平有很大进步,更有条理了,大纲细目,甲乙丙丁,一二三四,后来还搞洋派的ABCD,底下闹成一片,像个菜场。他开始有些惊讶,想发火,忽然记起这是市里,干部个个一肚子墨水,有些看上去不三不四的年轻人,家里背景硬得很,根本就搞不清是哪家的公子千金。不比江洲,多是大字不认得一箩筐的洲巴佬,只好忍住。

市师专有个班请黄场长去讲思政。开口没说几句,下边就有人举手:

领导请讲普通话。

黄场长愣了一下,一句一句尽量清楚地说:

我讲的就是普通话呀!

那个举手的学生说:

行了行了,拜托饶了我们。您还是照原来那样说话吧。

下面一阵哄笑。

那天很热,天气预报报的就是三十八度五。学生们把本子撕了擦汗,擦完扔了一地。黄场长实在看不过去:

同学们,看看你们弄得满地都是卫生巾,像什么样子?散了会,男同学全部留下来收拾干净。

女同学拍手跺脚。

一个坐后排的女生在听随身听,对她边上人说:

头儿过来告诉我一声。

因为耳朵堵着,声音很大。几乎所有人都听到了,黄场长也不例外,朝那边看看,说:

我不过去。

也有忍不住的时候,只是尽量克制:

同学们说话可以,声音小一点!

一个姐夫在省政府门房值班的毛头小子曰:

领导,慢慢你就习惯啦!

他愣了一下,还是不甘心结束,说:

我最后再讲一点……

那位接口大声道:

强扭的瓜不甜!

全场寂静。

黄场长铁青了脸,却有气无力:

那就……散会吧。

黄场长在市教育界威信不怎么样,就沉下心,着力抓文艺。比起教育界的思想复杂,文艺界单纯多了。前任的老领导私底下给他传经:我在这行搞了多年,太了解他们了。放心,文人无行,戏子无脑。一个酸,一个贱,多数见到领导就矮三分。个别嘴硬的,搞不好正是最想往你身上贴的。好弄!

话讲得不一定合适,毕竟是肺腑之言。

当时,黄场长正在前任就要交出的办公室办交接。前任一边卷起从墙上卸下的几幅书画,一边说,都是当地几位有点名头的书画家送的,一平尺都在五位数呢。一说起文化部门就说清水衙门,其实未必,不知道底细罢了。你等着吧,不用开口,自有人踏破门槛。他们有求于你,自然就会巴结你,拦也拦不住。你也不用跟他们讲客气,就算他们是贿赂,那也叫“雅贿”,跟那些管人、钱、物的部门比,零头也够不上。

前任漫不经心,黄场长心惊肉跳。

正式上任后,黄场长每到一处讲话,首先就是跟下面约法三章:

一、绝对照章办事。

二、不吃请,不收礼。

三、有话在办公室或其他公开场合讲。

其实就是一句话,不要指望他讲情面,打擦边球,搞私下交易。

这样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大家见多了,没人当回事,反而觉得黄场长是在暗示什么。

有个想在即将换届的社团中坐头把交椅的画家,用特快专递寄了幅自己的大作来,内中附了一纸说明,说他在本市,是唯一在全国叫得响的画家,书画家“唐宋元明清”五阶段,他早到“清”也就是“画”“款”当即两清的阶段,现在赠送的这幅,如果标价,在六位数到七位数之间。敬请领导雅玩并笑纳。

是一幅染彩水墨。一只萝卜,一棵青菜,题款四句话:“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人间有味是清欢,君子之交淡如水。”

黄场长对国画一窍不通,隐约知道画家的意思就是讲一个“清”字,清淡、清廉、清高,可能是恭維,也可能是自命,或者两者都是。只是画上的颜色似乎太艳,红的鲜红,像城里女人的口红;绿的翠绿,像乡下女人的绣鞋。题款的那几句话也不知是怎么凑到一块儿的。总之有一点像他们山里过年的年画,只是少了山里的朴拙。

这样的画,一张值价几十上百万元,不知道物价局管过没有?

黄场长疑惑着,小小心心地把画重新叠好,放回信封,交给专署办公厅,请他们回一个公函:感谢画家的好意;画作原璧奉还;下不为例。最后祝画家身体健康,创作丰收。

事情做得很绝。有说好的,有说做古卵正经的。说后面这种话的日后给黄场长带来了许多麻烦。

文革十年,文教口留下的都是烂摊子。要钱没钱,要物没物:

市师专的房子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市博物馆的文物,泥巴烧的都剩了残片,金属造的早没了踪影;市图书馆本来就没有什么像样的藏书,书架上的那些,不是撕了就是烧了;最绝的是市里唯一的影剧院,台上的幕布剩了几块稀烂的布片,据说半夜能听见市剧团先前的头牌花旦千娇百媚的唱腔。之前她被剃了阴阳头,不准唱戏。她不认罪,死也要死在戏台上。半夜爬上台后的天桥,一头栽到台上。

头一次以副专员的身份下基层,午饭前到了行程的第一站。在县招待所安顿下来,县文化局的办公室主任来领他们用餐,站在黄场长门口跟专署司机小郎闲聊,等着在里面用卫生间的黄场长。快到餐馆,趁办公室主任先走一步张罗点菜,小郎跟黄场长嘀咕:刚刚他跟我打听——我们何时离开这个县,如果还要吃晚饭,那就有些麻烦。他们请这顿中饭的钱,是他们局里临时卖了一堆过期报刊才凑齐的。

黄场长当即站住:

糟糕,这是我的责任!下面的困难,我事先应该知道的。这样,你去喊住他,莫让他点菜了,也转告县里的其他同志不用来陪。下午上班时间,我去县文化局。回头我在招待所小卖部买两包方便面等你,你回来我们一块儿泡面。

小郎跑去一说,县里一帮人憨了。县委书记不在家,县长副县长、县文化局领导班子全体,呼呼啦啦一大群,跑来招待所赔罪,又是点头又是作揖。县长把那个“不懂事”的县文化局办公室主任骂了个狗血淋头:

黄专员上任头一个就来我们县,这不光是我们县文化系统也是全县人民的荣幸啊……

县长你说得不对。这位办公室主任做得对!我要谢谢他帮我避免了犯错误。我们是下来工作的,不是来吃请的,吃公款就更不对了。以前下基层工作,吃饭都是自己掏钱掏粮票。现在为什么变了?有文件依据吗?

一群人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该听,还是不该听。县长更是惶惶然,脸上的笑凝固在那里,比哭还难看。

黄场长端起刚刚放下的泡面,说:

你们都回家吃饭去吧,我们下午见。

下午的汇报会开得很僵。分管的副县长、县文化局长、几个下属单位的头头一字不差地念着事先准备的打印稿,念完了,一句不多讲,齐齐地看着黄场长,等待指示。

听汇报的时候,黄场长一直在认真记录,忽然发现会议室鸦雀无声,很奇怪:

就这些?没有别的了?

没有。

回答很整齐。

不会没有的。我在基层工作了一二十年,还能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具体困难,有什么具体要求,只管讲。我能解决的尽量解决,解决不了的,负责报告专署,将来有条件了,统筹解决。

看看一会议室的人一个个还是板着脸,一言不发,黄场长又说:

大家自由发言,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比如,我就知道,你们县文化馆恢复以后,还在借用民房,连个办公的房子也没有。总之大家轻松点、随便点,好不好?

响应他的是几声茶碗响。

对这位新上任的副专员,在座的谁也不摸底细。初来乍到,人家饭也不肯吃你一口,你还好意思提要求?吃了人家的嘴软,不吃就是防止嘴软。

看看大家实在无话,黄场长不好勉强:

今天就到这里吧,有什么话回头想到了,可以写成书面材料上报。

汇报会只开了半个下午,黄场长决定赶回市里,晚上还可以批几件公文。

回到招待所收拾好行李,小郎帮着提下楼,顺便报告:下午各位领导开会的时候,县文化局的几个人拿来了几盒当地产的茶叶,说他们领导交代,是用中午没有吃的餐费买的,一点小意思,这是惯例,人之常情,不成敬意,莫见笑……

你收了?

收了。

茶叶呢?

放在后备厢了。

黄场长加快步子下楼,走到车子边上,也不跟等在那里准备送行的县里人打声招呼,径直对小郎说:

打开后备厢,把茶叶拿出来。

领导……

小郎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

照我说的做。

黄场长不由分说。

一切停当。黄场长才转身去跟县里人一一握手: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同志之间,用不着这些多余的人情世故。这是我做人做事的一个原则。头次见面,不怪你们,下次你们就知道了。

县里一帮人还来不及反应,黄场长就摆摆手,上了车。

领导……

车子出了招待所院子,小郎欲言又止。

想说什么就说吧。

您把他们搞得很难看。县文化局那个办公室主任都快哭了。

为什么?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县里的头儿会说,是他把您得罪了。

这我倒没有想到。

黄场长沉吟。

我开车也有些年头了,跟过的领导不止您一个,但您这样的是第一个。

不会吧?

我就不相信,领导您革命那么多年,就没有一点人情世故?

你是指利用职务收礼?

就算是吧。

没有。

黄场长断然说:

我工作过的那些单位,没有这样的风气。

小郎不吭声。明显是不相信。

那个县的人的确是误解黄场长了。不到半年,他们申请的县文化馆办公用房基建资金就到款了。他们打那个申请报告,原本只是例行公事,以为只要是黄副专员管这事就完全没有指望。不知道黄场长在见到他们报告的第一时间就明确批了支持的意见,上会讨论的时候,又很动情地讲了他们卖过期报刊招待送礼的故事。

黄场长是根直肠子,吃什么拉什么,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从来不玩假的虚的。那个县的人自然是不了解的。

当年念私塾,黄场长课间见几个同学扑蝴蝶,赶紧跟帮。一帮人兴奋过头,没听见先生的喊叫。上课好几分钟后,他们才满头大汗跑进教室。先生很气:我就是喊条狗,它也会摇尾巴啊!大家都不作声,只有黄场长认真说:我们都没有尾巴……正在气头上的先生也忍不住露出漏风的黄板牙“扑哧”一笑。

黄场长处事,总是颇有喜剧色彩,有时候却让人笑不起来。

除了亲戚朋友,黄场长不吃请不收礼的习惯坚持了一辈子。每次出差,對方有食堂就自己交钱在食堂吃;没有,就在附近快餐店解决。考虑到小郎工资低,回回都是他买单。

自古当官的不打送礼的。有人打死也不相信,一个人会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都能把这样的油盐不进、抹面无情坚持到底,背后说动小郎,让他不声不响把礼品带回市里。回到家,等黄场长下车上楼后,再把后备厢的东西给他直接搬到楼上。

见到那些东西,黄场长老猴子样的脸很可怕地狰狞起来,把小郎吓一大跳。接着,他弯下腰,把小郎放在地上的不管什么包装搬到阳台上,三下五除二抛了下去。好在下面是院子的死角,没有人经过。

当了副专员,有了专车,许多小事,小郎就帮着办了。比方上医院,小郎就先帮他挂号,免得他排队。小郎问挂什么科,他要看内科,又想做针灸,就说:

内疚科吧。

小郎灵泛,干脆把各科都挂上,他想上哪儿上哪儿。

黄场长很喜欢小郎,差不多看得跟儿子一样。但是,这个儿子却接受不了这样的父亲。把那些土特产抛下楼,他是廉政了、干净了,小郎却觉得受了侮辱,回到单位就请求换个领导或是换个工作。搞得黄场长一两个星期没有司机,只好蹬自行车上下班。

从黄场长的自传看,他当副专员之后,并没有像县里人想象的那样飞黄腾达,仕途上好像早就有谁插了块牌子:就此止步。

一个人过于高调,不给别人留一点余地,看起来自己的空间很大,但最终有可能让自己的处境越来越狭窄。相反,一个人有适度的宽容,反而会有相应的松快。古人说的“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不是没有道理的。

可惜黄场长不讲这些道理。凡事都一板一眼地死抠文件,不越雷池半步。其他部门和单位,平日里常有饭局和派对招待上级领导和相关管物管钱手握实权的办事员,逢年过节还有红包打点。年终总结评比的时候,各种奖状奖旗塞满了橱窗,挂满了墙壁。到他这里,铁公鸡一毛不拔。正常的公务接待,不论同级还是上级,一律照规定标准执行,他从不上桌作陪——那个祖传的老肺病是最现成最充分的理由。大家看他始终一本正经,也就不指望他活泛。也有像那位“唯一在全国叫得响的”画家那样心眼狭窄的,碰了钉子,有了怨恨,想方设法让他不得安宁。从当副专员到后来的副市长,关于他的举报从未断过:应的是亲戚的饭局,举报他公款请客;碰到的是老同学,举报他搞女人;给下面批钱,举报他吃了回扣。却偏偏有报必准。隔些时就有人下来调查,谈话、查账、笔录,翻箱倒柜,搞得他苦不堪言。

黄场长在官场上被看作另类一绝。没接触过的人根本就无法相信;接触过一回的人,以后就尽可能敬而远之。问题是他一个人做绝了不要紧,他分管的单位也跟着倒霉。关照是自然得不到,许多时候正常的拨款都不能及时到位。下面的头头脑脑都有怨气:社会潮流如此,非要逆潮流而动,是跟谁过不去呢?只顾自己清白,不管单位死活,其实也是一种私心,结果都是让公家吃亏。更难听的直接就说:有人贪财,有人贪名,都是贪!

时间长了,黄场长自己也有了愧疚。在会上,对大家的意见他很诚恳地明确表示要好好反思。但反思的结果是:决不跟风!要相信人总是好的多。我们可以以情动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黄场长为此提出了很具体的建议:让各单位去省城各相关上级单位办事,尽最大的努力打亲情牌。打听清楚谁管事、谁经办,不论对方是厅级、处级、科级还是小办事员,都可以去他们家当临时保姆,做饭、拖地、接送小孩。人心都是肉长的,让他感动了,他自然就会帮你。

不光是要求下属,黄场长自己也身体力行。

省里管文教口拨款的财神爷路过,在市政府的接待宾馆跟大家见面。宾馆是这几年随着开发区新建的,标准很高。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桌子上不设烟灰缸,禁止吸烟。但财神爷是老烟枪,怎么也熬不住烟瘾,又要讲话,起不了身,暗自纠结了好久,终于还是从裤兜里掏出烟盒和打火机,好一阵吞云吐雾。很快就有一大截烟灰弯弯地在烟头上颤抖,随时要掉下来。桌上没有烟灰缸,地上却有羊毛毯,财神爷是文明人,不能做野蛮事,正不知如何是好,旁边的黄场长倾过身子,轻轻说:

烟灰缸在这里。

财神爷顾着说话,手往那里一伸。继续声若洪钟,继续吞云吐雾,继续看也不看,凭着感觉不断把烟灰敲进桌沿下黄场长端着的烟灰缸里。直到那支烟吸差不多了,把烟头在烟灰缸用力一揿,才听到黄场长一声猝不及防的惨叫。

那只烟灰缸原来是黄场长朝上窝起的手掌。

小黄你怎么这样!这不是让我不仁不义吗?

财神爷恼羞成怒。

没有事没有事。

黄场长一个劲赔笑。

会后,财神爷为自己的一时激动再三向黄场长道歉。

黄场长用手心的一个小伤疤加速了市里新建的文化中心的省财政拨款。

那个小伤疤,成为黄场长从政生涯的一个大骄傲,一枚小小的却含金量最大的奖章。

本市市长双规,位子一直空着。黄场长已经是常务副市长,主持市政府工作。都以为在明年市人大会上,他当选市长是板上钉钉的事。

但性格决定命运。黄场长栽在自己一辈子改不了的性格上。

那些年,干部中出了更改出生年龄的乱象。许多人为了不退休,或是不超过提拔的年龄杠杠,把出生年份往小里一改再改,惹得杂文家在报上发表文章奚落:往年怪事少,今年怪事多:妹妹比姐老,弟弟大于哥。

为了整肃乱象,从中央到地方都发了红头文件:重新进行干部履历登记,对干部出生时间的认定规定得极为严格、极为细致、极为明确——必须以出生证的记录为准;没有出生证以参加工作的原始履历为准;原始履历不清晰或已遗失,由所在单位和当地公安部门联合调查作出结论。总之不允许擅自随意填写。

黄场长直接分管的一个市局就出了一桩这样的麻烦:一位副局长把原始履历上填写的出生时间先后改了几次,每变动一次工作就减去一岁,只要有机会重新填写履历,就逆生长一回,越活越小。这一次,市级组织部门已经内定她升任局长,但按照她已经改写过多次的年龄推算,届时还是超过了提拔规定的年限。正好遇上重新进行履历登记,她又一次减了年龄,这一次还特别提高了幅度,不是一歲,而是两岁。她所在的单位不敢给她盖公章,写了个说明,请上级组织部门认定。组织部门请示市委书记。市委书记把黄场长请去商量。

黄场长主持的是政府工作,对干部任免除了参与讨论,并没有决定权。他自然清楚市委书记是想让他分担一点责任。

多年来,关于这位市剧团的“七仙女”跟省里某位大佬的相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七仙女”为了爱情,抛夫弃子,一直等着“董郎”离婚。但她想得太简单了,一个有头有脸有职有权的“董郎”,仅仅为一个“七仙女”哪会那么轻率。最多就是给下边打招呼,一再给她提升职务,作为补偿。

对市委书记来说,这差不多就是一个政治任务。处理得好不好,直接关系政治前途。他正当年,前途还远着呢。

黄场长对官场上下的这类八卦,从来不感兴趣。不打听、不议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现在,市委书记把这当作一个政治任务跟他商量,他不好不去,但去之前心里就拿定了主意:绝不蹚这摊浑水。

请您来,想跟您谈谈市政府明年换届的事。

市委书记和颜悦色。他的年纪比黄场长小一轮,对老同志很尊重。

黄场长隔着办公桌坐在市委书记对面,眼睛盯着桌子角上插着的两面小红旗:

这是上级组织的事,你我私下交谈不合适。还是说正题吧。

黄市长您还真痛快。也好,那就先把这件小麻烦解决掉。

市委书记指指桌上的一个档案卷宗:

我看,就按她本人填写的认定了吧?组织部门新造的干部表格已经采用了。

既然已经决定了,用不着跟我商量吧?

我的意思是请您在单位意见一栏签个字,毕竟是您直接分管的单位,单位的头不签,您签是一样的。

黄场长把眼睛一点一点抬起来,最后停留在对方明亮生动的脸上:

一个人一生——我指的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是何时来到这个世界的。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绝没有两个、甚至好多个。不错,事物都是相对的,但也有绝对性一面——这个答案就是绝对性的。就像这间房子在中国,中国在亚洲,亚洲在地球,地球在……

黄场长被勾起的讲话瘾一下汹涌起来。

桌上的电话忽然响了。

黄场长不便旁听,站起来,走了出去。

“两会”前,一位省委领导的秘书空降来市,在“两会”上高票当选新市长。那位“七仙女”很顺利地由副局长转了正。几年后黄场长退休,听说她是拟议中接替自己职务的人选之一。

黄场长最宽慰的是自己安全着陆。跟他一拨的地厅级好几个坐了牢,有一个处了极刑。

家里老人都走了,儿女都大了,成家立业了,黄场长把深山沟里的老太婆和精神失常的黄梅子接到自己身边。他一个人在城市过了这么多年,从没有什么花花草草的传闻。虽说他那副尊容很难让女人喜欢,但愿意上领导的床或是愿意让领导上床的女人,有几个是因为看上了领导的长相?

离开市政府大院那天,黄场长很是伤感。一个人独自在院子里转了好半天,泪流满面。

为了带动开发区的人气,市里几套班子在开发区兴建了几幢联排大楼,形成了一个巍峨的建筑群。环绕着建筑群,开挖了一条宽阔的环河,成为一个隔开新城的独立大院。院子大而无当,树林茂密,一个人在里面转,外面还真不容易发现。

这个建筑群,从项目申报,到动工基建,到最后装修,黄场长就差没有把老命搭进去。先是隔三岔五往上级跑,后是隔三岔五往工地跑。总算正式启用,屁股还没有坐热,就接到退休文件。

黄场长在自传里很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刻突如其来的心理失衡:

几十年光阴真的是恍若一梦,最不好受的是,梦到最后会是那说不出的苦涩。按惯例,他这个级别到点退休,会安排一个人大或政协的二线职务,他没有。让人觉得是他在位时的那些有影没影的举报起了作用。

办理完退休手续后,黄场长的精神和身体好像就在眨眼间垮了。如同小时候一帮细伢拿泥沙堆的屋子,一个不小心就碰倒了。多少年的老肺病一直硬撑着,忽然就撑不下去。

陈志看到这里很感慨。早年年轻气盛,觉得当官的一个个都神气活现。见多了才知道,其实谁都不容易。一篇谈论干部退休的文章,筆锋凌厉,对领导干部的恋栈现象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以前他会认为是好文章,用心也良苦,现在他觉得难于心平气和地接受。

写自传,成为黄场长的一根拐杖,支撑他走在黄昏萧瑟的风中。他也显然从中得到了一种松弛。他在自传第一部分的最后说:

一个深山沟里长大的农家子弟,何德何能?何怨之有?能有今日,应该谢天谢地才是!

这话是真诚的。

认真说起来,父亲早年的交代,三句他就有两句没有做到:头一句,“闹热的地方不要去”。官场不是闹热的地方?二一句,“万贯在手不如薄技在身”。他虽没有“万贯”又有什么“薄技”?只有三一句,还算说得过去。“有烧香的心才有吃饭的命”就是恭恭敬敬,规规矩矩,照本宣科,照葫芦画瓢,不投机取巧,更不偷奸耍滑。

读黄场长自传关于个人经历的第一部分,陈志对他有了更多了解,也有了不少好感。

一个人的人生历程走到了一个阶段的尽头,有留恋、有不适感是人之常情。只要不是过分变态,都是可以理解的。在别人需要援手的时候伸手搭一把,使之安然渡过人生的某一个沟坎,于人是一种温暖,于己是一种厚道,不是更好吗?

陈志一改最初的轻视,打算在序言里好好地写出这番感慨。

很可惜,这番感慨却被自传第二部分的“著作”,一下瓦解了:

黄场长所谓的“著作”,都是他任职期间手下包括陈志在内的笔杆子写的各种领导报告和讲话,以及他当时审阅批改的所有文字。

看着那些经黄场长改过、自己重新抄过、他又一件不落地收回、仔仔细细地锁进文件柜的稿子重见天日,陈志仿佛一下回到几十年前,哭笑不得。

换了别人,陈志会毫不客气地说出一堆损话。但这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真心实意地拿自己当回事,真要那么尖刻,有点说不过去。他把一堆损话强压在肚子里,冷静了两天,口气和缓地给黄场长去了个电话。大意是那些报告讲话等等是不是可以不收进自传?审阅批改过并不等于就成了自己的著作啊。

黄场长耐心听完,很坚决地说:

为了审阅批改那些公文,我不知熬了多少夜,费了多少心思。这么多年,世事千变万化,那些批改内容直接就是各个时期上级的方针政策、领导的指示精神。当年报纸或文件用出来的时候好多地方被删掉了,那我就更有必要不但好生保存,还要通过自传正式公布,证明自己从来就是不折不扣忠于职守,上对得起组织的培养,下对得起自己的责任。

陈志默默地听着。在他看来,这样的念头说好听些叫不可理喻,说不好听些就是愚昧。但他没有必要争论。

你要是实在觉得为难,那个序就不写了吧。

黄场长的感觉依旧敏锐,立刻就发现了陈志情绪的变化,先放下了电话。

黄场长的自传正式出版发行的仪式相当隆重。出版社请了高校教授、社科学者、文评专家举行研讨,研讨文章纷纷在各种报刊发表,一时好评如潮。又让黄场长在电视上跟读者对话。他自己的看法倒是相对清醒,颇有自知之明:

我写自传,有人讲是附庸风雅。我承认。但是附庸风雅,总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吃喝拉撒睡等死要好吧。

陈志之前脱口而出的揶揄,被记得很清楚:

再说,附庸风雅这种事,就是皇帝也不能免俗。清朝的乾隆,操持一个两三亿人的国家。皇帝当得好好的,却写诗上瘾,自己说是“每天必作数首”。《全唐诗》收录将近三千位诗人的诗才不到五千首,他一个人的《御制诗集》就将近五千首。他活了八十九岁,折合成天是三万两千多天,刨去吃奶念书的几年,能用来写诗的也就不到三万天,他却写了四万多首诗,平均下来,一天的确不止写一首,搞得有人猜测很多诗是臣子帮他作的。写得好不好不讲,光这数量就够吓人。

不管怎样,一个皇帝这样看重诗名,也是难得。

我这辈子,虽然说不上有多么大的酸甜苦辣,但也不是一杯寡淡白水。把这辈子吹过的春风、晒过的夏日、淋过的秋雨、迎过的冬雪,点点滴滴记录下来,算是给自己作一个总结,也给后人留一点经验和教训。

电视上的黄场长挺精神,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可能是因为陈志第一次见到的时候他就已经是那么又老又瘦,没有再瘦余地了的缘故。

黄场长把那个写着他终生座右铭的笔记本在镜头前打开。它真的伴随了他快一辈子。从中学生、中学教师、校长、公社干部、农场场长,一直到县级地市级领导干部,几十年过去,许多金贵东西丢失了,这个笔记本始终在。

苏联作家保尔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那段话说得多么好啊: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他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已经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现在,他又把这段名言作为了自传的篇首语。

黄场长说到这里,昏花的老眼里泛起点点泪光。

底下的读者们交头接耳,挺敬佩:这把年纪的人,不是谁都会活得这样硬气。

如果对话就此结束,会是一个完美的节目。但电视台主持人突然说:

黄老爷子,我要纠正您刚才的一个小错误:我没看过那个小说,但知道保尔是小说里面的名字,不是作者的名字,作者叫……

那个小说就是个自传体,说保尔是作者也算不上什么“小错误”。要不特意挑出来,谁也不会注意。回头稍作处理再播出就没事了。这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奶油小生显然是想搞笑。

莫扯了,这本小说我读了一辈子,会连这也不知道?

黄场长眉毛立起,斩钉截铁说:

保尔就是作者,作者就是保尔!

看电视直播的陈志忽然明白,黄场长写自传,跟那些浅薄无聊俗不可耐却又不甘寂寞、恨不得天下风光占尽的老官僚根本不是一回事。他要的不是虚荣,是一种人生的证明。他真是把自传当悼词写的。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犟人,决不容许对这种证明有任何质疑。

陈志眼前跳出一个深山沟里念私塾的伢子,课间见几个同学扑蝴蝶,赶紧跟帮。一帮人兴奋过头,没听见先生的喊叫。上课好几分钟后,他们才满头大汗跑进教室。先生很气:我就是喊条狗,它也会摇尾巴啊!大家都不作声,只有那伢子认真说:我们都没有尾巴……正在气头上的先生也忍不住露出漏风的黄板牙“扑哧”一笑。

作者简介

陈世旭,男,著名作家,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世纪80年代以《小镇上的将军》一举成名,30年来笔耕不辍,“日写五千文字”,被称为中国文坛的“常青树”,江西文坛的“领袖”。近年其作品对“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灵魂漂泊、精神成长进行了精当描述”,“表达了消费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性割裂与精神‘沙化的深切忧虑”。

责任编辑 王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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