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军 何国梅

摘 要：通过对武汉某高校9家学术期刊融合出版的实地调研发现，当下高校学术期刊融合出版的观念和意识有待提高，在技术上大多过于依赖第三方数据平台，即便面对融合出版大势，各学术期刊仍未意识到集约与共享的重要性而依旧各自为阵，更为突出的是，复合人才的匮乏已经成为掣肘其融合出版的重要因素。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以推动高校学术期刊的融合出版，应从理念、机制、人员、资金、技术等各方面进行改进。

关键词：高等学校 学术期刊 融合出版

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提高国家“软实力”的背景下，媒介融合出版持续升温。融合出版是在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出版产业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1]狭义的融合出版指将不同的媒体形态融合在一起，产生质变而形成一种新的媒体形态，如电子杂志等;广义的融合出版则除了指媒介形态融合之外，还包括媒体功能、传播手段、所有权和组织结构等的融合。[2]传统学术期刊编辑出版单位规模小、竞争力弱、为读者和公众服务的意识淡薄、信息同质化严重、出版周期长、传播渠道和方式单一，而新媒介出版具有交互性、即时性、多媒体呈现、共享性、信息海量、便捷性等优势，二者可以优势互补，实现双赢。数字化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受众阅读方式的巨大变化，数字化阅读必然推动傳统期刊与媒介技术的融合，传统学术期刊当然也不能置身事外。从传统学术期刊与新媒介在传播优势上互补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探讨到数字化阅读倒逼学术期刊转型升级，传统学术期刊的媒介融合出版近年来逐渐受到业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出版学术研究和期刊实践的热点和焦点。

在媒介融合发展初露端倪之下，高校学术期刊的融合出版是其自身发展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因而，本文以武汉某高校（后文简称“X高校”）的学术期刊群体为基本考察对象，以其融合出版现状的实地调研为基础，试图窥见我国高校在如今媒介融合大势下存在哪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设性对策。

一、高校学术期刊融合出版调研的基本情况

1.调研对象

X高校共有1家综合性文科学报和8家专业社科学术期刊和集刊，其中有8家都已进入CSSCI来源刊。9家期刊既有历史悠久的老牌期刊，也有新近创办的学术期刊，其专业领域覆盖文学、语言、教育、历史、政治学等，与该校优势学科关联极大，在各自领域里进行专业化、特色化的期刊“小众传播”，集结了大批国内外专家学者，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在聚合学术实力、提升学校学术影响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9家学术刊物均为学校直属机构或各单位自办机构，不存在与校外单位合作办刊，其工作人员均为校内员工，组织结构关系和人员相对简单，工作的自主性较强。其中月刊有1家，双月刊有2家，季刊2家，半年刊1家。就发行量来看，3000册及以上的1家，2000册至3000册的有5家，1000册至2000册的有2家，1000册以下的有1家。面对媒介融合出版的大趋势，该校的这些强大的学术力量努力实现传统突围，在实现与新媒体融合出版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2.调研时间、地点、对象和方法

本次调研的9家学术期刊，几乎涵盖了该校所有正式出版的学术刊物，能够代表该校学术期刊在融合出版上的基本情况。具体调研时间从本项目启动，即2017年6月始，至2018年12月。调研对象主要有这9家刊物的主编、副主编、责任编辑及办公室主任等近70人次，通过实地走访和电话、微信、邮箱等进行直接调研，以及分发调研问卷和编辑部人员基本情况表进行统计分析等相结合的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同时，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由课题组成员及部分研究生对相关数据进行核实、查对并初次校订，然后再反馈至调研对象及单位进行再度核实，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代表性。

3.调查结果

本次以武汉某高校9家单位为对象的学术期刊融合出版调研，对各期刊的融合举措，即网站建设、远程稿件处理系统、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数字平台服务商、HTML超文本阅刊、Email Alert发行、RSS订阅、单篇文章优先出版、二维码延伸阅读、独立APP开发、网络正式刊号、融合出版培训几个方面进行具体调研。调研内容基本涵盖了出版传播模式、出版介质、出版流程、受众群体、发展理念、编辑群体建设等各个方面，能够反映出该校学术期刊融合出版的概貌（见表1）。

表1  X校9家学术期刊融合出版调研结果统计

经过前期的调研和中期的数据核实与分析，我们发现，该校学术期刊能够对融合出版这一新的出版业态保持高度的敏感和有效的参与，努力利用国家融合出版的积极政策、融合出版的良好契机，结合刊物自身特色，开展针对性的融合出版实践。在期刊出版流程再造、期刊信息发布与学术信息交流、刊物电子发行等方面均有一定作为;对于克服当前融合出版模式不清、见效不足及资金和人员缺乏等问题，这些刊物也尽己所能。

二、高校学术期刊融合出版现状

通过对上述学术期刊融合出版现状的调研发现，9家期刊单位虽然都有意识地推进融合出版，做了一些尝试，取得了初步成果。通过走访和调研发现，该校学术期刊基本实现网络化和电子化，并与国内大型期刊数据库和知识服务平台合作，实现了期刊出版与数据库的初步融合。这种刊网融合出版，一方面以自身的网站建设为基础，另一方面又积极利用技术服务商的技术优势，实现内容与技术的高度结合与优势互补。虽然有部分期刊已经与中国知网、维普、超星等进行了合作，利用后者的平台进行数据公开发布，但这些刊物依然在自己的官网上实现部分或全部期刊文章的开放获取，并努力利用最新传播模式，如EA、RSS等拓宽信息发布渠道，力图更快捷更广泛地进行数字化传播。此外，有不少刊物还比较重视运用社交软件，如微信等，实现与读者的直接交互。这些都显示出，X校学术期刊在出版融合大趋势之下并未被动等待，而是进行了有益探索。然而，就目前而言，该校期刊融合出版大多并未显现出明显的效果，融合水平并不高，由此暴露出当下高校学术期刊融合出版的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

第一，融合出版的观念和意识有待提高，融合出版“压力有余”而“动力不足”。融合出版是高校学术期刊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存在观念和认识上的偏差。在传统办刊模式下，校办学术期刊归属于事业单位性质的高校，其人员编制、经费来源等都有一定保障，考核机制也相对松泛，这就导致学术期刊本身即便意识到了出版融合的紧迫性与必然性，感觉到了同行发展的压力，也最终因没有动力而行动迟缓。其结果是期刊发展仍然满足于纸媒的传统传播，而网站建设、微信平台维护、HTML超文本阅刊、优先出版等新媒体传播却只是裙角花边。此外，这种观念落后和意识不够，还体现在当受访者被问及目前该校期刊融合出版存在的问题上的“视野偏差”。具体来说，大多数期刊将当前融合出版不足归因为“学校管理层对于学术期刊融合出版的支持力度不够”（5家）、“学术期刊管理者对于融合出版缺乏理解，反应不及时”（4家）等外在客观因素，而对于期刊融合出版的自我定位并不清晰。

第二，过分依赖于第三方数据平台，导致自身融合出版建设弱化和表层化。在走访中发现，几乎所有刊物都实现了与第三方技术平台的合作，有的还不止与一家签署有合作协议，通过这些平台将期刊的文章推送出去。虽然也有不少刊物努力通过自己的网站将文章发布并提供免费下载和在线阅读服务，但由于第三方技术商强大的聚合功能和集成功能的影响，自己提供的这些服务并没引起读者的重视。期刊数据库的建库模式、标准，特别是作者著作权和期刊版权保护以及利益分配等与期刊密切相关规则的制定，均由数据库网站一手操作，期刊基本没有参与，这导致期刊在数字化过程中完全处于被动局面。[3]何况，就目前的期刊评价体制看，评价指数的来源数据库与当前的期刊数据平台几乎是一致的，如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等的统计源中，维普资讯、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均占有相当分量。这就必然导致学术期刊对于第三方技术上的过分依赖，X校自然也不例外。在调研中发现，除了数据发布上依赖于第三方，该校学术期刊的远程采编系统、HTML超文本阅刊、优先出版等都不同程度地与技术服务商有合作，比如北京玛格泰克公司开发的集成软件，中国知网的“腾云”采编系统，仅有1家的采编系统是自行开发的。客观地讲，学术期刊作为内容产业，由于自身资金、动力因素而与技术商实现合作共赢并无不可，但在走访中却发现，目前学术期刊与数据库合作上网时，往往并没有评估过自身的市场价值和版权歸属，基本上都是将期刊文章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转让给数据库商，后者则通过向客户收费而获取巨大的差额利益。这种不平等的合作关系，压制了学术期刊的融合发展。

第三，学术期刊当前融合出版水平不一且存在各自为阵的情况，影响了学术期刊融合出版效益的最大发挥。整体而言，学术期刊作为内容提供者，在“内容为王”的时代里能够独占优势，但由于技术的裹挟，科技反客为主，内容的地位似乎已被动摇。通过调研和走访发现，在传统产业与新兴媒体产业发展的拉锯中，该校学术期刊亦未能幸免。这表现在该校学术期刊在与技术商合作上的被动与弱势，更重要的是还体现于由于技术力量不足所带来的期刊融合出版中的力量分散和水平不一，而这往往又导致了各期刊之间缺乏沟通和互动，形成“融合出版”之下无法融合的“各自为阵”局面。不论是网站建设、远程采编系统建设、微博博客微信等社交媒体运用、数字平台服务商合作，还是HTML超文本阅刊、开放获取、EA派发、RSS阅读、优先出版、二维码资源延伸，还是APP开发，该校各大学术期刊之间并没有寻求合作，各刊物都是在自己刊物的基础上进行融合尝试，集中度和集群化、规模化水平较低。这一方面带来了各刊物自身出版融合的浅层化和低水平，缺乏支撑力，另一方面也是造成技术商能够赚取巨大中间差价、同一项目多重收费的原因之一。这种局面，既有管理层上面的缺乏统合和综合协调因素，也是各刊物办刊历史带来的遗留问题。

第四，人才缺乏导致各刊物出版融合举步维艰。调研的9家学术期刊的编辑部门，共有工作人员70人，其中全职人员23人，占比32.85%;兼职人员47人，占比67.14%，全职人员基本上占1/3，而兼职人员占到了2/3。9家期刊的70名工作人员中，拥有博士学位的60人，编审（教授）职称的有39人，副编审（副教授）22人。从年龄结构上看，55岁至65岁的有16人，45岁至54岁的有20人，35岁至44岁的有22人，25岁至35岁的有12人。由此可见，虽然9家学术期刊的编辑中高学历占比较大，但兼职人员较多，且44岁以下的青年骨干比重并不高。

该校学术期刊编辑大多是拥有专业技术和专业知识背景的专职或兼职编辑或教师担任，他们具有较高学历、学位和职称，对传统编辑业务较为熟悉且能够钻研编辑出版学研究，具有深厚学术素养和较强科研能力。然而，在调研中发现，走访和调研的70名编辑中，其专业背景和学科背景多为传统学科（见表2），几乎没有数字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加之其中还有不少是兼职，办刊之外还身负教学科研任务，这必然影响期刊在融合出版上的积极发展。在后期资料核实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有些刊物虽然利用了第三方平台的技术优势实现了融合发展，比如HTML超文本阅刊、微信公众号等，但事实上，这些传播形式最终却长期得不到跟进和改善，甚至连更新都不及时。而在走访中，各学术期刊负责人也表示非常无奈，编辑部内要么没有能够运营和操作这些新兴媒体的合适人员，要么则因为编辑部成员大多为兼职人员，无法顾及。因而，融合出版人才的缺乏是制约X校学术期刊融合出版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新媒体手段日新月异、期刊体制改革逐步推进之下，高校学术期刊的新媒体融合出版却遭遇外热内冷的困局，虽然积累了一些媒介融合出版的经验，但也存在零散化、表面化，形式单一，缺乏互动等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学术期刊管理体制落后，学术评价机制缺乏对融合出版的考量。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高校学术期刊大多是挂靠在相关部门或科研院所内，长期以来依靠学校专项资金拨付，市场观念薄弱，加之在我国刊号管理体制下，现有学术评价机制和职称评审机制使得学术发表的需求量远远超过了学术期刊的版面供应量，学术期刊纸质出版市场仍然坚挺，融合发展动力不足。

第二，管理层不重视，资金投入不足。我们在调研中发现，9家学术期刊均没有在年度预算中列支专项资金用于融合出版，而原来与技术商合作的传播形式大多只是在低水平上进行维持，后续的技术更新和人员配比并没有跟进，以致很多原来在融合出版上起步早的刊物由于后期投入的不足导致融合出版大多流于形式。与数字技术的隔膜使学术期刊的新媒体融合只停留在基本的网站维护或与知识数据库商签订委托数字化协议阶段，甚至视期刊网络数据库传播为媒介融合的唯一途径。

第三，复合型编辑人才缺乏。融合出版时代，传统编辑工作所需具备的语言文字能力退居幕后，媒介技术运用能力被不断强调。出版融合所涉及的数字版权技术、媒体加工技术、网站系统开发技术、网站搭建技术、检索技术、数据库技术等都需要配备专门的信息技术人才，而这些却不是传统知识结构编辑能够完成的，由此使学术期刊编辑在技术层面上难以应付融合出版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

三、高校学术期刊融合出版策略分析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在出版融合背景下，该校学术期刊无论是办刊模式、运行模式还是传播模式都无法适应新兴媒体的巨大挑战。数字化技术、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渗透，使学术期刊出版呈现出互动出版、语言出版、云出版等新趋势。然而，无论媒体环境如何变化，“内容为王”始终是期刊发展的第一要义。国际化、数字化、网络化是时代的要求，学术期刊需要面向学术界，进行二次转型，改变思维方式，实现共同创新、协同研究。[4]因此，该校学术期刊应首先在内容上进行融合，专注于内容生产、高品质学术内容打造，在此基础上，加强与数字出版技术商和网络运营商充分合作，建立深度完善的合作链，打破各自为营和受制于技术商的被动局面，通过组织机构集群化、运营模式平台化、业务版图多元化等方式实现该校学术期刊融合出版新局面。事实上，这种集群化的学术期刊融合出版模式在国外比较多见，国内也有一些科技期刊已经做了初步的尝试。如浙江大学也依托学报旗下八份刊物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单篇文章有限出版、二维码延伸阅读、HTML超文本、网络正式刊号等新媒体实现了融合出版。

正是在充分调研分析和借鉴同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为了解决当下该校学术期刊融合出版存在的诸多问题，应该注意从理念、机制、人员、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进行合作与资源共享。

第一，树立以读者为上的出版融合发展理念。技术手段的运用永远只服务于人的主体实现，出版融合也不例外。新媒体技术的运用并没有改变内容产业本身，但却对其服务理念提出了新的挑戰。当下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要求学术期刊强化读者意识，选题和内容要有“作者本位”转变为“读者本位”，信息传播要从以媒介为中心转向以受众为中心，通过技术的力量实现受众的方便获取、自由选择，尊重读者的阅读习惯与用户体验。由于学术期刊的读者一般存在清晰的学科专业边界，期刊出版和传播也遵循专业划分原则，这种专业划分与期刊办刊特色之间的匹配，使得期刊呈现窄渠道传播的特点。也正因此，才能实现读者服务的精准定位和细分，但长期以来以作者为中心的办刊思想如今已经无法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如何在技术力量的推动下转变理念，更需要通盘考虑。

第二，努力实现基于传媒特质及其互媒性优化的编辑生产。融合出版的实质即是实现从选题策划、组稿、内容加工、印刷发行等的多媒体交互合作，既要实现基于纸媒、网媒、掌媒等的介质特性，又要确保各种媒体的互补互动和优势借用，在多向度交叉和融合中协调发展。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尽管不少期刊已经努力在出版的各个环节上实现纸媒与网媒的互补，但事实上，这种互补更多是纸媒借用网媒的优势且基本上是在纸媒之后网媒才得以介入，真正的互媒传播并未实现。

第三，加强融合出版人才的培养。融合出版时代学术信息多、更新快，读者需求多元化，这与传统纸媒出刊周期长和更新不及时之间存在了很大的矛盾，这是当下传统学术期刊数字出版面临的最大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实现人才的更新与培养。只有编辑拥有与融合出版相适应的媒介素养，拥有数字信息获取与分析、整合与重构能力，并懂得如何运用现代多媒体传播手段，方能更好地挖掘期刊原有的学术资源，实现信息增值。融合出版对人才的要求是全面的，我们调研的9家学术期刊单位目前尚无一家配备了专门的数字出版人才，虽然有单位已经选派了专人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进行维护，但事实上这些维护更多的是将刊物发表的文章据实上传。如何以专业的水平和眼光对自身拥有的学术资源进行深度整合与传播以增强学术影响和服务专业读者，确实成为摆在该校学术期刊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

第四，进一步推进期刊融合出版的深度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浙江大学期刊群融合出版目前走在了高校学术期刊前列，其新媒介技术运用也大多取得了成效，这与该校以学报为代表的学术期刊于2008年初步完成转企改制工作，统一管理出版各环节有极大关系。[5]就目前华中某高校学术期刊发展而言，由于办刊主体、刊物特色和专业背景、资金配备、人员编制的不同，无法实现集群化管理和运用，但可以借助技术力量，通过在网站建设、远程采编系统开发、社交媒体运营、融合出版人才共享等方面实现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以优带良，以获取最大融合效益。当然，由于历史原因和体制影响，试图彻底打破期刊之间在资源、人才、资金管理上的壁垒，以大一统的模式集合办刊既不现实也无必要，但我们认为，在当下媒介技术发展的背景下，以技术为支点，通过在网站建设、远程采编系统开发、社交软件运用、数字平台服务商合作、独立APP开发等的深度合作，弥补单一期刊面临的技术障碍和人才短板等方面的不足，是当下该校学术期刊融合出版的一条有效路径，也对其他高校学术期刊建设与发展有所启发。

参考文献：

[1][5]倪燕燕，寿彩丽.媒体融合与科技期刊出版和运营方式的转变——以浙江大学学报为例[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6（12）：1248，1248-1252.

[2]吉海涛，郭雨梅，郭晓亮.学术期刊与新媒体的融合：机遇·挑战·对策[J].编辑学报，2015（10）：412.

[3]朱剑.我国学术期刊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兼论学术期刊改革的目标和路径[J].传媒，2011（10）：9.

[4]陈媛.跨界融合：学术期刊融合发展的进路思考[J].出版参考，2019（2）：60.

（作者单位：范军，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何国梅，湖北美术学院学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