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商品拜物教是马克思在论述商品经济社会中劳动产品所具有的拜物教性质时所使用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经由马克思主义追随者的继承与再阐释，以及与心理分析知识框架的结合，在消费行为研究领域催生了新的研究范式。但是，当前国内外许多研究者误用了商品拜物教概念工具和理论，在他们的论著中，忽视了消费者群体的主体性、社会历史与文化背景的差异性、物与商品的社会生命和社会意义，其道德性价值判断过于彰显，系统而扎实的实证经验资料明显缺乏。这一对物质欲望的“过敏症”无益于实证研究、有害于理论推进。当前社会学、人类学具体消费领域的一些专门经验研究成果，给这个主题的拓展带来全新的视野和景观。

关键词：商品拜物教;马克思;消费主义;消费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C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0）12-0069-10

作者简介：张敦福，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 200444）

长久以来，国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一个重要的现象：众多学者毫不隐讳、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the fetishism of commodities）为理论武器对消费的消极面大肆挞伐。有学者指出，商品拜物教最终使人们拜倒在商品的脚下，社會主义市场经济依然存在商品拜物教现象;重读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理论，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腐败问题的认识。①有学者认为，对美国大众消费模式的盲目追求和模仿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必然会产生很多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消极后果，也会导致人们的思想意识出现混乱。②有学者把消费社会的物欲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称“这样的消费社会具有极大的欺骗性”。③此类观点不一而足。

值得反思的是，在现实社会中，消费主义观念不仅在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盛行，在当下中国同样受到热烈拥抱。这就提醒我们，消费主义或商品拜物教可以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使用，但是，对物质消费多样性实践的价值评判和道德谴责却要谨慎对待。固然，马克思通过商品拜物教的分析，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统治与物化意识已经成为自然性的存在，无产阶级的解放就需要从意识上打破拜物教思维仰海峰：《拜物教批判：马克思与鲍德里亚》，《学术研究》2003年第5期。，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简单、机械、教条式地在花花绿绿的商品世界中拒绝“诱惑”？基于上述种种问题，本文尝试从绵密繁复的学术话语变迁中探寻、理清商品拜物教概念的来源及其演变，更清晰地描述这一概念被运用尤其是误用的情况。也即，展示这一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笔下的适用范围及其变异情况，将相关理论观点放在更宏观的学术视野乃至学术争论中去，并对当下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及其未来前景做一评估和展望，探索这一概念对中国消费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启迪意义。

从拜物到商品拜物教：概念起源及经典涵义

英语中的“拜物”（fetish）及其欧洲同义词词源来自拉丁语的factitious，其作为一个动词意思是“去做”，作为一个名词是指“手工制品”。15世纪晚期，该词汇被广泛应用，意为“富有魅力之物”。fetish也被译为迷信、迷恋。常用的同词根术语还包括fetishism（拜物教、迷信），fetishist（盲目崇拜者、拜物者、迷恋者），fetishization（迷恋、恋物、拜物之过程）。其同源的葡萄牙词语feitio后来被用作指称几内亚海岸居民对一些物品的尊崇。按照美国人类学家威廉·皮埃兹的说法，这个词主要指单纯无知的人们（尤其妇女） 实施的“魔法实践”或“巫术”。在十六七世纪，拜物一词主要被用来描述非洲西海岸多文化交叉地区的一种宗教崇拜，尤指对无生命的“物”或人工制品的崇拜。[美]皮埃兹：《物恋问题》，载孟悦、罗钢主编《物质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法国历史学家德·布霍斯在其1760年的著作《论物神崇拜》中，首次将“拜物教”一词用于比较宗教学，自此这一概念开始广为流行。德·布霍斯认为，原始人的心灵需要集中关注那些可见的东西，后来的人才能关注和理解抽象的事物;宗教最初起源于拜物教——对石头或其他物体的崇拜。这个观点在19世纪中期被更多学者所接受。社会学家孔德在《论实证精神》中开宗明义直言：无论个人还是社会群体的思辨都要经过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神学阶段又可以被细分为拜物教阶段、多神教阶段和一神教阶段。在拜物教阶段里，人类尚未建立起简单的科学知识，就贪婪地追寻万物的本源，最终只能通过一系列的信仰和宗教崇拜来面对这个世界。[法]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把这个术语引入人类学后，引起更加广泛的讨论，物、商品、巫术、宗教崇拜等关键词成为人类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按照泰勒的说法，“万物有灵观既构成了蒙昧人的哲学基础，同样构成了文明民族的哲学基础”[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页。，而这一学说的核心就是宗教起源于万物有灵观。

泰勒之后，在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中，这个术语多少含有西方文明对其他文化的轻视和低估之意，意味着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差距。尽管未曾言明，但威廉·皮埃兹在论述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观点时仍暗示，这一概念是文明与野蛮两种文化之间距离的延伸，只不过延伸的领域和方向不再是异文化或他文化，而更多的是自身所处的社会。William Pietz， “The Problem of Fetishism II： the Origin of the Fetish”， Res： Anthropology and Aesthetics， 13， 1987， pp.23-45.马克思最早于1842年《莱茵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拜物教”概念，值得指出的是，他在同年早些时候读到过德·布霍斯的相关著作。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再次使用这个概念，这次可能更多地跟黑格尔使用过同一概念相关。然而，作为更广泛的财产拜物教的一种特例，商品拜物教的观念直到《资本论》中才发展起来。Roy Ellen， “Fetishism”， Man， New Series， 23（2）， 1988， p.216.具体而言，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语部分，马克思把商品拜物教作为核心问题来讨论。D. Rasmussen，“The Symbolism of Marx： From Alienation to Fetishism”，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3， 1975， p.51.

对马克思来说，使商品成为商品的，无关乎商品的物质属性。商品存在只是为了交换;一个商品，不论其外貌如何，都与体现相同数量劳动力的任何其他商品完全相等。因此，商品完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商品与其生产者的具体生活没有什么关联。商品拜物教因此成为对无形的、非物质的、超感觉的东西的崇拜;它把非物质性刻印下来，使之成为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特征。[美]P.斯特利布拉斯：《马克思的外套》，萧莎译，载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为了说明这个观点，马克思用了一个比喻——“倒立跳舞的桌子”： 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它一旦作为商品，就“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它就“转化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7-88页。

马克思还在另处以更抽象的语言表述这个思想：“可见，商品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在人们面前把人们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的物的性质：在于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关系反映成并非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而是劳动产品与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事物的商品形式，以及使劳动产品成为商品的劳动产品间之价值关系，与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如果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富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与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物。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与商品生产分不开的。”[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9页。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商品世界的这个拜物教性质，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8-89页。到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秘密的抽象分析已经远离早期学者眼中具体的物品崇拜。马克思强调，原始社会的商品形式本质上是一种暂时的现象，那时直接的物物交换形式，更多的是使用价值开始转化为商品，而不是商品转化为货币，交换价值还没有成为独立的形态，人们的迷恋和崇拜尚未集中在商品和商品交换上。

马克思追随者的概念继承及再阐释

在阐释、继承商品拜物教这一概念时，有的马克思追随者发展出了新的观点，有的只是变换一种说法，试图使马克思的相关观点更容易为人理解和接受。

伯恩斯坦认为，若要假定一种决定价值的性质，那不是劳动，而是需要，即效用。对他来说，价值并非固着在商品内部的东西，而是一种“市场的估价关系”[德]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马元德等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324页。，而价值量只能用供需法则来衡量，从需求方面来分析。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纯粹思想上的结构”，因此尝试着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变成“从理论上可测量的量”[德]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第330页。——用数学表达实际的量的关系。

考茨基直接接受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因此自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与伯恩斯坦同被视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继承人，但后来两人理论观点相左。。考茨基认为，商品拜物教一节应是《资本论》全篇最为重要的一部分。马克思讨论商品拜物教的顺序是：商品的两个属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展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价值形式—商品拜物教的性质与秘密。而考茨基的《资本论解说》的相关编排则是：商品及商品拜物教—價值—交换价值—商品的交换。在把马克思的《资本论》通俗化传播的过程中，考茨基将价值与商品拜物教的顺序颠倒过来，他认为如果不先认识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就无法完全理解价值。[德]考茨基：《资本论解说》，戴季陶译，民智书局1927年版。除了逻辑顺序有所改变外，考茨基对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概念并没有做更多的延伸，没有将其应用于新的情境，也没有更多的经验资料。

按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无产阶级应当拥有远离和摆脱资产阶级压迫的力量和本质。但如其跟随者所看到的，同样是马克思本人的商品拜物教，使得无产阶级无法自然地拥有这个能力。这也就触及工人阶级为什么无法自发地产生阶级意识的重要问题。列宁由此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在罗伯特·坦纳看来，列宁问题的前提正是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概念隐含着的，只不过在马克思那里没有得到清晰表达罢了。Robert Tanner，“Marxs Theory of Commodity Fetishism as the Unstated Premise of What is to Be Done”， Rethinking Marxism， 13（1）， 2001.

卢卡奇一方面清楚地认识到，商品拜物教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特有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也清醒地意识到，马克思在使用这些概念时的灵活性，为后来的变化留下了空间和余地。[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4页。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引申出物化（reification）的概念（又译为物性化、物象化） “物化”的译法更为流行。“物性化”的译法见[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王伟光、张峰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物象化”的译法较少，见[日]初见基《卢卡奇物象化》，范景武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并将物化作为一个重要范畴来使用，在扩展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方面既留下了标志性的篇章，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他认为，物化的首要表现在于：“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47页。卢卡奇这个分析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的表述近似：“当各种使用价值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为商品时，它们就获得了一种新的客观性，即一种新的物性”[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54页。，结果人格和心理结构也被客观化。如此，根据坦纳的说法，拜物教的问题被视为一种压迫，它限制了人性中常见的自由安排的社会生活;仅仅消除异化，并不能解决商品拜物教的问题。Robert Tanner，“Marxs Theory of Commodity Fetishism as the Unstated Premise of What is to Be Done”， p.64.

2. 在价值与事实之间：对物质欲望的“过敏症”

在国内学术界，许多论著高举起批判的大旗，在价值判断取向上具有明显的一致性。比如，《痛苦中的安乐》一书以“论消费主义”为副标题，辑录了马尔库塞、弗洛姆对消费研究的众多片段，抽取其中一两句话或新加一两句话作为大小标题，如“痛苦中的安乐：在消费主义统治下的人的生活”，“从压抑性的富裕中解脱出来：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警惕：工业社会正把人变成贪婪的消费机器”。为了突显编者的价值倾向，该书“前言”开宗明义地指出：“高度的物质文明和极度的精神堕落，构成了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西方不少学者不但注意到了这一社会现象，而且还对此作了很多分析研究。在这些西方学者中，最有影响的要数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他们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消费主义的分析批判，特别是对现代西方社会在充裕的物质生活后面蕴藏着的人的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和不安这一‘病态的揭露，吸引了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陈学明等编：《痛苦中的安乐——马尔库塞、弗洛姆论消费主义》，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根据休谟定理（Humes Law），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概念和命题是构成理论的主要成分。命题可以分为两类：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前者只陈述客观事实，解决是否、真假的问题;后者讨论好坏、善恶的问题。用逻辑的方法去推断价值命题的时候，前提当中必然也包含着价值命题，不可能从纯粹的事实命题逻辑地推演到价值命题。因此，所有的价值判断最终都是主观的，是在逻辑上不可能被证明绝对“正确”或“错误”的。也如韦伯所说，“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德]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8页。。因而，强烈的价值判断，尤其到了迷信的程度，就会妨碍客观、中立的科学研究。诚然，早期关于消费早期论述大多充满了道德诉求，这一点并不奇怪。马克思和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也正因为此种原因，后者才有了霸权与反抗之类的话语。但是，新的研究需要超越美好丑恶之分Daniel Miller， “Consumption and Commoditi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24， 1995. p.144.，这样的理路似乎才更合宜、更具说服力。

比较而言，与西方理论界对商品、消费的浪漫化想象相反，马克思用以批判资本主义的概念在中国学术语境中还有被泛化使用的倾向，人们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很多消极的、负面的东西都可被冠以“拜物教”之名加以拒斥。比如有的研究中未提高兹的著作中有任何关于消费异化或异化消费的论述，只引用俞吾金、陈学明著作中的“消费异化”说法，就把高兹生态危机、消费主义、浪费的有关论述简称为“异化消费”。吴宁：《消费异化·生态危机·制度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由于国内学界倾向于对消费主义赋予强烈的道德贬义，中国消费社会研究的某些成果呈现出极为鲜明和单一的批判基调：对消费主义的“过敏症”。吴金海：《对消费主义的“过敏症”：中国消费社会研究中的一个瓶颈》，《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同样地，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学术话语充满了对物质欲望的“过敏症”和惶恐症。这类症状在面对下列理论命题时，更暴露出其危害和不能自圆其说的窘境：物欲、衣食住行的炫耀、寻求新奇刺激的满足是有其社会生物学基础的，是不可能消除的;人文教育最主要的是训练消费技巧，为享受各种刺激做准备Tibor Scitovsky， Human Desire and Economic Satisfaction， Wheatsheaf Books Ltd， 1986， p.125.;温饱问题解决后，物质不再是满足炫耀与刺激的有力手段，游戏才是人类的归宿。郑也夫：《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183页。这种论调也与近年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理念、方略和现实诉求南辕北辙。人文社会科学似乎需要反思，被诟病的拜物教，有多少被掌控、被欺骗的成分，有多少自己主动的寻求和追求，或自得其乐地沉醉、迷恋其中？人在拜物教过程中的主体性、能动性、灵活多样性哪里去了？

迈向经验资料支持的理论研究

在国外，拜物教的讨论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讨论的主题得到清楚地限定，存在研究兴趣减淡、发表成果减少、操作化程度增强等趋势。中国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引发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可能跟马克思所观察到的资本主义阶段有颇多相似之处，从而引发人们借助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反思、探讨和分析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这可能是一个颇具潜力和发展前景的研究取向。但国内相关文献中，重述、转述、评述为主的论文占主体，数量之巨，资料、观点之重复拖沓、多余累赘，甚至到了惊人的地步。绝大多数文献结合实际讨论问题的较少，即便有所结合，也很少立足于某个系统性、实证性很强的数据和资料来测量、评估、分析“物化”或“拜物教”的某些特征和方面，其思辨、逻辑的演绎远远多于实证论证。须知，逻辑的推演，尤其演绎推理并不能产生新的知识。只有结合多变而复杂的社会现实，才能丰富对拜物教等概论和理论的认识和了解，并对商品拜物教理论有所延伸和拓展。遗憾的是，目前过多的研究成果描述了一些倾向性，却缺乏富有说服力的经验材料以展现格局和景观的细节之处，一些研究成果谈到部分看似合理的原因，却难以揭示其中发生作用的机制。这种景观与国外学者同类研究资料、观点、论证方法的多样化，发表成果之少而精恰成鲜明对比。可能绝处逢生的是，当前社会学、人类学界消费研究的专门学者虽然未必以拜物教为题，但他们所做的相关经验研究可能给这个领域带来全新的视野。比如，基于1995年前后对上海住宅和居住空间、上海舞厅、北京麦当劳、深圳保龄球、南京食品市场等消费场景的实地调查，戴慧思、卢汉龙等学者发现，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带给中国人民第二次解放，它给个人带来了四种自由：免除饥荒和政治混乱的消极自由、消费选择的积极自由、私人言论空间表达的自由和私人生活权利的自由。[美]赵文祠：《第二次解放》，载戴慧思、卢汉龙译著《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68-369页。通过“欲望之镜”概念，基于1990年代对上海老三届等群体的访谈和观察，戴慧思指出，中国城市生活中人们的欲望被长期亏欠了，消费革命带来的变化是人们自主、自愿、自由地追求生活的舒适。Deborah Davis， “Urban Consumer Culture”， The China Quarterly， 183， 2005，p.708.以打工妹工厂扎实的田野工作为依据，潘毅则认为不应当为了谈论消费就打破“生产之镜”。她以葛兰西底层社会为概念工具论证道：“如果底层社会不能发声，他们能够也不得不生产和消费，好像这两者是他们命运中必有的东西，这两者是他们在全球资本时代存活下来的保证。……他们的消费似乎显示人人均可参与的‘革命到来了，但这种消费是屈从于生产的，这样的革命实乃一场‘民主秀而已。” Ngai Pun， “Subsumption or Consumption？ The Phantom of Consumer Revolution in Globalizing China”， Cultural Anthropology， 18 （4）， 2003，p.470.為了解开中产消费者是炫耀还是挥霍的谜团，基于2008年对北京30位中产阶层成员做的访谈，朱迪发现很多被访者表达了对精致的、品牌的、高质量的甚至“设计师”品牌的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偏好，而这种偏好的消费动机是追求乐趣和舒适。由于社会变迁，人们不得不为自己的消费选择和偏好进行辩护。被访者在解释他们的品味时，强调乐趣、舒适、放松、自我奖励、地位显示以及认同的维度。朱迪：《品味与物质欲望：当代中产阶层的消费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9-244页。在音乐消费领域，王宁通过访谈发现， 85 后大学毕业生在外国流行音乐消费偏好方面呈现出“文化消费趣味的横向分享型扩散机制”王宁：《音乐消费趣味的横向分享型扩散机制——基于85后大学（毕业）生的外国流行音乐消费的质性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他们实际上是以此建构自己的音乐品味和同辈群体认同。王宁的研究还揭示，新型音乐消费工具的可供性和音乐爱好者的能动性促成了美感穿插实践的发生，从而实现了费瑟斯通所说的“日常生活的美感化”。王宁：《美感穿插实践与日常生活的美感化——音乐消费工具、可供性与音乐消费革命》，《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这些研究成果不约而同地回避拜物教的概念和命题，似乎那是一个过时的、无意义的、过于道德修饰的华丽辞藻。假如不彻底告别对物质欲望的“过敏症”，假如不摈弃流行的拜物教批判的窠臼和禁锢，这些成果是难以想象的。现实社会生活和消费领域中还有许多社会事实，如古玩或限量版物品的收藏，穿戴意大利奢侈品，热衷巴黎旅游，年轻女性的破洞牛仔时尚，车友俱乐部，男性香水对城市新男性气质的型塑，医疗美容等等，这些现象均有恋物、主体、消费欲望与身份认同杂糅其中，绝不是拜物教标签所能“一言以蔽之”的。当“拜物教”成了一个筐，与消费有关的所有负面的东西都被往里装时，这绝不是研究工作的开始，而是对严肃认真研究的放弃。

由于制度背景、社會文化传统、当前重大问题以及学术生态环境的差异，同样面对消费欲望、消费主体性的问题，德鲁兹和加塔利的论述展现出欲望的生产性、主动性、创造性和解放性，拉康则揭示愉悦经济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引擎作用，优秀的中国社会学者只能着眼于消费主体性的有无以及谁的消费主体性的问题，于“多少”、“怎样”、“为什么”等问题既鲜见经验数据的测量和呈现，更缺乏深刻的理论洞见。借用贝拉的“心灵的习性”概念Robert N. Bellah， Richard Madsen， William M. Sullivan， Ann Swidler， and Steven M. Tipton， Habits of the Heart， 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看待自己的方式，这种分野具有更为重要而长远的意义。

作为结语，我们要申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与齐美尔的社会性存在某种转承关系。伦福儒发现，前资本主义时代有价值的东西，如像金子那样当代社会的宝物，确实存在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现象，这种现象也是可以辨别出来的，但却很难用劳动价值的概念来衡量和识别。Colin Renfrew， “Varna and the Emergence of Wealth in Prehistoric Europe”， p.158.百余年来的历史事实和经验资料与上述理论观点之间存在怎样的复杂关系？在那些后期工业化的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引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核心要素的国家，比如印度、中国、俄罗斯、越南等等，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存在拜物教的事实？齐美尔曾说，重要的是看到所有的交易或交换都存在算计的方面，尽管其相关的社会性（sociality）在形式和程度上存在差异。G. Simmel，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trans.by Tom Bottomore and David Frisb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8， pp.97-98.站在两极的、二元论的立足点很可能忽略了人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当交易和交换理性的、形式的一面被过度强调和突显时，社会性、消费者主体性及其在各地消费实践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同样不容被忽视。

（责任编辑：薛立勇）

Abstract： The meaning variations ， the use and misuse of Commodity Fetishism are critically reviewed in broader background of west and Chinas academic communities. This analytical conceptual tool developed by K. Marx， though sharp and formative for capitalist societies， is sometimes ambiguous and confusing. The misuse and abuse of them especially in China， with ethical， negative implications， lack of empirical support， underestimate the subjectivity of consumers， the social lives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of commodities， and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practices. This “hypersensitivity” to material desires does not benefit empirical research， it will impede theory advancement. Anyway， recent empirical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specific fields of consumption by sociologists and anthropologists bring in a whole new vision.

Keywords： Commodity Fetishism; KMarx; Consumerism; Sociology of Consum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