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 多云转晴 谷雨

下午走路，走到西山顶上时，发现前几日锁着的一道铁门开着，就径直走进去，走了很远。遇见一老者，问我，你从哪儿进来的？我答，从门里进来的，门开着，也没人，我就进来了。他说，“五一”以后才让进呢。说完，自己下山去了，并未劝阻，我继续前行。擦肩而过后，我问了一句：您是不是互助人？他说，是。想起来了，两三年前，就在这山顶，我与这老者曾有过简单的交谈。那天他在山上林子里浇水。下午3点，浇完水，坐在一片空地上，就着茶水吃午饭。

又走了一段路，到另一个更高的山顶，才往回走。这时，我注意了一下路边的杨树，上面都有好看的图案，有些是天然长成的，大多像眼睛。还有一些是人为刻上去的，很多地方的白杨树上都有。仔细辨认，你会发现，人为刻上去的这些文字图案，大致可归为两类，非爱即恨。经年累月，树与岁月一同协作，让最初的铭刻变得模糊，没有了当日的苦涩与不舍，使深刻的变得更加深刻，模糊的变得更加模糊，像是相邻的两棵树在互诉衷肠。可是，树有衷肠乎？

其实，这也不是今天的新发现，很早以前就发现了。最近一次是一个多月前的事，因为新冠疫情，整日关在家里不敢出去。我住在西山下，沿山脚有条小路，行人稀少。每天下午，我就到山下走走。一天，我看到一棵白杨树上有文字，细看，是一个人名，我猜是一个少女的名字，汉字写的人名，男女有明显分别。名字后面还有两个字：回来。一个成年人不会做这样的事，把一个女孩的名字刻在树身上呼唤回来的人，也当是一个小伙子。可能初恋失意，他所热恋或暗恋的女孩不辞而别，不知去向。他到处寻找，未果。

一天他走到我每天走的这条小路上，路上没人，路旁有一排白杨树。他就在一棵树上刻下了“×××回来”五个字。一开始，我以为只有一棵树上有这几个字，再看旁边，另一棵树上也有……接下来的一整排树上都有。想来，他是一棵树一棵树密密刻过去的。

今天，在西山顶的白杨树上，我也见到了这几个字。再留意旁边，那条路旁的树上都有——当然，除了这几个字还有别的，还有恨，是另一个人刻上去的。一个人刻的是已然逝去的爱，另一个人刻的则是因爱而生的恨，爱与恨便同时在一棵树上留下疤痕，像是树自己的伤疤。

其实，树无意见证爱和恨，更无意记录，它有自己的疤痕。如果你一定要在上面留下另外的疤痕，一棵树也只好把你的爱或恨都当成自己的伤口，用自己生长的岁月一点点抹去伤痛，让伤口愈合。

下山路上的每棵杨树也都刻着这几个字。这一路刻过来，至少有十里路——这一天我手机上显示的行走距离超过了10公里。一个人，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在这么多的树上刻上这五个字，我想不出来，刻字的人可能也没想过——他当时只想着一个人，他要有心思想这个问题，也许就不会刻下去了。

我喜欢胡思乱想。就想，这树上刻着名字的人应该曾生活在西宁，即使早已不在西宁了，她也应该还回来的。要是有一天，她无意间走到西山上，看到这些树上都刻着自己的名字，一遍遍呼唤她回来，不知会作何感想。现在她回来了，却已物是人非，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也许刻这字的人偶尔也会到这山上来，也会看到自己当年刻下的这几个字已经长成另一番景致，他又会作何感想呢？也许原本已经淡忘的一段往事，因这疤痕又会浮上心头，可堪回首，当然好，如不堪，又如何是好？刻上去容易，抹掉就难了，所有的刻痕莫不如是——无论这刻痕在心里还是树上。

人有意在这世界上留下的任何痕迹都是一个心境。心境会随着境遇变化。

虫子也会在树干上写写画画，留下好看的虫纹，却未必是心境。只是随意为之，即便是有意识的生命书写，所书写的也只是自己生命的历史。应该还有爱，有活着的意义——一只虫子对这个世界的意义。但不应有恨——即便有，似乎也不会铭心刻骨，满世界留下痕迹，像病毒。

对虫子来说，一棵树就是它的居所家园，自当留恋守护。对树来说，一只虫子也是它的合法居民，不能驱逐。如果它也像人类在树身上留下自己的痕迹，树也会听之任之。很久以后，树可能会被砍倒，蟲子还继续住在树上，写写画画，不肯离开。除非人把树烧了，要不虫子会一直在里面生活。因为树养活了虫子，虫子对树难以割舍，它留下怎样深刻的疤痕，无论精美还是丑陋，都是自己生命的痕迹，里面没有恨。

即使有些虫子自毁家园，比如杨树上的牵牛虫，如果繁殖过盛，会使成片的杨树枯死，杨树却以自己的死亡成全牵牛虫的繁盛。牵牛虫之于杨树，很像人类之于地球。

多年前，因牵牛虫之害，不得已，宁夏银川将满城的杨树悉数砍伐，几百万棵杨树毁于一旦，满城的牵牛虫也一同消失殆尽。我曾设想，要是没有人类的干预又将如何？可以想象，那几百万棵高大的杨树依然会在银川的大街小巷挺立，也许早已没有了枝叶，树皮也早已脱落，树冠也已不复存在，有的只是光秃秃的树身、树干，满树都是牵牛虫的虫卵和排泄物……如果那满城的树干上也曾留下过爱与恨的伤疤，也早已湮灭。此时，一个人要从那街巷里走过，定会毛骨悚然。这当然不是人类想要的结果。

恨，好像是人与人之间专有的情感，别的世界罕见。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在这世界上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除了活着，最终的理想是从自己心里消除仇恨，留下爱。仇恨越少，爱就越多，欢喜就越多。如是，人间美好，世界美好。一个只有爱的世界也许就是净土，就是乐园。

只要有恨，世界就不会安详。

4月22日 晴间多云

下午回家的路上，路过圆树——以前的路牌上写的是“园树”，以为是笔误。圆树不是一棵树，而是西宁的一个地名，以前是一个村庄，现在是城里的一个花园，几道高架桥在花园顶上纵横南北。

也许这里曾有一棵冠形圆圆的大树，以前的很多地名都是这样来的，大槐树、大柳树都是地名，据说青海的汉族大多来自这两个地方，大槐树在山西。还有一棵松、五棵松、一棵树都是地名，五棵松在北京。

因为看到花园里新翻开的泥土，想起今天是地球日。有一年的这一天夜里我听到过蛙鸣，第二天一早，女儿就喊：爸爸，昨晚我听到青蛙叫了。一看，前一天是4月22日，地球日。

便想在花园里看看虫子，可是我找遍了花园的每一片泥土，也没看到一只虫子。最后，在一株迎春树下，一朵掉在地上的花朵上看到一只蜜蜂。起先，它在花朵上，拍照时，它从花瓣上走下来，到树坑里。因为刚浇过水，树坑里是泥，它似乎陷在那里，行动艰难。

上到香格里拉路，在人行道上倒是遇见了几只垂头丧气、独自游走的蚂蚁。除此，再没见有别的虫子。进入小区，又留意花坛、花园里的泥土，均未见有虫子。小区的保洁员正在冲洗喷泉的水池，而往年此时，喷泉已经在喷水了。水池里没有水，青蛙无处安身，所以一直没听到蛙鸣。

这是春天，泥土里看不到虫子，也听不到蛙鸣。它使我想起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在这部伟大的作品中，这位先知一样的思想者，写的就是一个没有虫鸣和鸟叫的春天……

遂将这一发现发至朋友圈，有朋友留言，这几天在西宁什么地方看到过虫子，飞的、爬的都有，还说北川河里飞来了一群水鸟。看来西宁还是有虫子的……不过，可以肯定，很多地方已经没有虫子了。一大片花园的泥土中见不到一只虫子，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而一个看不到虫子的春天更不可思议。

4月27日 晴间多云

下午出去走路，回来时留意了一下，楼前的水池里已经放水了。当时就想，很快应该会听到蛙鸣了。晚饭过后，似乎听到有蛙鸣，细听，果然有阵阵蛙鸣此起彼伏。虽然，本该地球日听到的蛙鸣推迟了5天才听到，但毕竟还是听到了。

因为下午走得远，晚上原本没打算再出去，可是有蛙鸣，又到小区院子里转了转，也走了很长时间，只为听蛙鸣。这可是今年的第一声蛙鸣。

楼下有三个相连的喷泉水池，蛙鸣是我家窗户下的这个水池里传来的。下到楼下发现，上面那个水池也有蛙鳴。又到下面那个水池边，水池是干的，上面水池的水满了以后，才往下流，水头刚到下面水池。才知道，下午看到的画面是刚开始放水的情景。

这时，一家人出来遛狗，应该是两口子。刚出单元门，到水池边，一声蛙鸣陡然响起，小狗吓一跳，扑向蛙鸣的方向吠叫起来。主人小声呵斥，让它别叫。看来，很多时候，人比其他动物要迟钝得多。一只小狗能听到的声音，人即使听到了，也浑然不觉。尤其是对人声以外的任何声音和动静，几乎所有的动物都比人类要敏感。我以为，人原本肯定不是这样，这是后来出现的退化现象，由麻木一点点演变而成为一种硬壳，长在心上。

小区里有很多水池，夏天，几乎从每栋楼的窗户里都能听到流水声。我在小区里走了一大圈，其他水池里并没有蛙鸣，只有这楼下有，想来其他水池放水的时间要晚一些。便折回到楼下，绕着水池走。我是晚上8点多听到第一声蛙鸣的，随后传来的是一阵相对密集的叫声，以为会一直持续，彻夜都会有蛙鸣。

快到9点的时候，又不叫了，又以为今夜它们只是彩排式预演，只是亮亮嗓子，真正的演唱要从明天才正式开始，便回家。刚一到家，蛙声又起，虽然不是很密集、很响亮，但是能听出来，它已经不止在楼下的水池，也从很多地方响起……直至午夜，蛙鸣依然不绝于耳。不过，平日里的蛙鸣也都这样，稀稀拉拉的，遥相呼应。很密集、很响亮、很宏大的蛙鸣都是在大雨将至，或是大雨骤停的夜晚才会响起。

看来，雨季就要来了。虫子们酩酊欢宴的日子已经不远。

说不定就在此刻，离这不远的山坡上，一只茧蛹因突然听到一声蛙鸣，正发出不易觉察的震动，裂开了一道口子，等天亮的时候，一只蝴蝶的翅膀将要从那缝隙里伸出来了。尔后，拍打着一对小翅膀飞到你的窗前……

我感觉，就是在这样一个夜晚，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它穿越两千多年的岁月，出现在我们面前。我恍惚，那是庄周在两千多年前梦见的那只蝴蝶呢，还是两千多年之后的庄周？

吾与周，亦必有分矣，此之谓幻化。

5月7日 雨

早上一醒来就看到在下雨。好雨知时节。这是真理。

这是今春的第二场雨，第一场雨是前天晚上下的。只隔了一天，又下一场，旱情得以缓解，一方农作物有救，一方百姓的日子有指望。

窗前的树上聚集了几只鸟在叽叽喳喳，也像是在谈论这场雨。因为羽毛被雨水淋湿了，不便飞来飞去，就落在树头上，聚在一起说闲话。

从早上开始下的这场雨，到中午时稍稍停了一会儿，又接着下，到下午两点多还在继续，只是比早上下得小了，是绵绵细雨。细雨润物，这样的雨对大地更珍贵。雨下大了，大多来不及渗透，就流走了，只有这样的细雨，每一滴都会进入泥土，滋养万物。

看窗外，满园的树叶比昨天绿多了。这雨如果能持续到傍晚或者更晚一些，持续了一个春天的旱情便可解除。往后是雨季，隔三差五，总会有点雨的。雨季有雨，时序如常，万物生长，天下无恙。

今年自开春下了一两场雪，一个春天再没落过一滴雨。听到消息说，老家的庄稼地里至今还是白刮刮的，先种的麦子、青稞等出了苗之后，经不住连续一两个月的暴晒，青苗给晒蔫儿了。土豆等后种的作物，根本没能出苗，说是已经在土里给烤熟了。家里有人的已经开始拆种了，就是再种一遍。很多人家这个季节只剩老人和孩子，没人能干种地的活，就撂着，地算是白种了。

前天立夏，晚上一阵雷声响过之后，雨竟然落了下来。持续时间不长，不是透雨，但也可暂解大地之渴。早上醒来，惦记老家的土地，看了一眼前几日装上的摄像头，院里的石头地坪上，汪着一片水，再看门前，也有一片水影，还落着几片树叶，像是经过一阵暴风雨的样子。

看来，这场雨在青海很多地方都下过。整整一个春天没有下雨，人们已经有点焦躁不安。前日见到万成，说喜鹊在他楼下一棵树上盘了两个窝，一个是刚盘的。我问，喜鹊新宅的门朝哪个方向开？他说，朝天。听得此言，又多了一分担忧。按老人们的说法，喜鹊是鸟类中的先知，可预知未来。鹊巢之门的朝向也是有讲究的，都是启示。朝天意味着没有雨落下来，这一年天将大旱。

进入庚子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就让世界感受到了它的厉害，疫情已经在全世界蔓延，至今尚未见到它要收手的迹象。到今天早上的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81万，死亡人数超过26万。整个世界都投着不祥的阴影。如再遭大旱，很多人就吃不上饭，会挨饿。过去的几个庚子年，大半国人都挨过饿。

幸好，立夏有雨。这是喜雨，节气的奥秘都在这雨中。

又想起老家宅院的摄像头，一看，离线了，看不到画面，不过从朋友圈看到的视频画面信息，今天老家也有雨。几个人在田间小路上走，都打着伞，路上有雨水。

一年的庄稼又得救了。这会儿，满地的虫子们也像这窗外树上的鸟儿，正在谈论这场雨呢——也许正准备钻出泥土，到家门口的草丛中，领受一年中第一次雨露的洗礼。而后它们会举行欢宴，与大地分享生命的喜悦。

等雨停了，我也要出去看看，看一场雨过后，这院子里是否也会有一些虫子出没……

补记：下午4点，从窗户里看水池，雨好像已经停了。出去后发现，还没完全停，是更细的雨，用眼睛几乎看不见，池子的水面上也看不到雨丝飘落的迹象。我是从手背和脸颊的肌肤感觉到雨丝的。便走出去，穿过圆树花园，穿过南川河，去单位。一路上，我都留意过，但是没看到虫子，一只也没看到。

再差几分钟，是晚上10点，雨应该停了，因为楼下的青蛙开始叫了。雨正下的时候，或白天的阳光下，都很难听到蛙鸣。一旦耳边突然传来青蛙密集的叫声，要么是夜雨将至，要么是雨已经停了。如果在深夜，一直响亮的蛙声戛然而止，多半是前面下过的那场雨，停了一会儿，又接着下了……

6月22日 西宁 晴

我是前天晚上回到西宁的。

从5月11日出去，西宁—玛多—曲麻莱—可可西里—格尔木—可可西里—曲麻莱—治多—玛多—玉树—杂多—治多—玉树—治多—可可西里—格尔木—西宁。整整40天。去玛多时，花石峡一带还是冰天雪地，回来时，三江源已经一片葱郁。

一路上都穿着冬天的衣服，一进西宁，先把外衣脱了，还有点热。一热，便昏昏欲睡。毕竟漫漫长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几十天下来还是有点累。原本想写点什么，终究熬不过困乏，睡了。

第二天是周日，起得晚。一醒来，收到好几条微信，都与正在写的这本《与虫子书》有关。先是《青海湖》主编龙仁青先生，说《散文选刊》第七期选了《与虫子书》，杂志社问他要我的电话，他已经给了。随后，便收到《散文选刊》主编葛一敏先生短信，问我地址，说要寄样刊。同时收到朋友和公众号推送的刊物目录，《与虫子书》赫然置于卷首。回想起来，《散文选刊》最早选我稿子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一晃，30年了。人生苦短，譬如朝露。

因尚未收到样刊，也不知是选的哪一节文字。《青海湖》今年全新改版，梅卓主席也不再兼任主编，其职由龙仁青先生接任。新改版的《青海湖》开设了一个“非虚构”专栏，叫“走笔”，龙兄问我是否有合适的稿子可连载，最好能持续一年，每期能发到一万字左右。便从去年已经写了五六万字的《与虫子书》的开头截了两万字给他过目，他看后猛夸我，让我备足稿源，中间不要断了。惭愧之余，也深受鼓舞，今年三四月份断断续续又写了几万字，就剩结尾了。

《青海湖》从今年第一期开始连载《与虫子书》，除第四期发了“玉树地震十周年”专版，其余每期都有。《散文选刊》当是选了其中的一节，说明不了什么，但亦可视为一种肯定。

我也转发了公众号推送的目录，还写了一句话：“我一直在想，假如让一只虫子由着自己的性子写一本书，它会怎么写……”是啊，它会怎么写？虫子的世界当没有谎言、背叛和尔虞我诈，当然也不会有形而上或形而下的意识形态，自然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

著名书籍设计师朱赢椿先生曾著《虫子书》，是2017年“世界最美的书”银奖作品。全书不见人类所造文字之一笔一画，书页上全是虫子们自己的作品。作为作者和设计者，朱赢椿只是一个发现者、整理者。他凝视虫子们走过时留下的痕迹，越看越觉得神奇，仿佛置身于狂草书法或山水笔墨间。受虫子启示而得灵感，“开半亩田，种五年菜，邀百种虫，集千形文，成一本书”——这是印在书封环衬上的一句话。如果去掉环衬，这部奇妙的图书从头至尾，没有一个人类创造的文字。

说来惭愧——此前我尚未读过朱先生的《虫子书》。直到写这节文字时，我才从网上买了一本《虫子书》来看。从所有书页画面看，那些意义非凡的“虫字”或“虫画”，最初大多应该是“写”或“画”在各种菜叶和植物叶片上的。我想象，朱先生花费很多时间蹲在菜园里观察那些虫子的动静，欣赏它们啃噬各种叶片时留下的线条、图形和写意，像另一个世界剪纸字画的投影或拓片，变幻莫测，神秘诡异。其中一少部分虫子的作品原本应该是留在泥土里的，比如蚯蚓的作品，也许他是通过拍摄拓印等复杂的程序，将它从泥土移植到纸张上的。

朱赢椿细心收集虫字虫画，匠心独运，就成了《虫子书》。

这无疑是一次大胆的书写实验。它是人类行为意识与生物自然创作相结合的精神产物，单靠人或虫子都无法完成这样的书写。

至于虫子们是否愿意写这样一本书，却是一件不得而知的事情。尽管人亦如虫类，也有自然属性——偶尔想到自己的渺小和生命的脆弱时，甚至也以蝼蚁爬虫自比，但是，虫子依然是虫子，人类却已经不能再说是虫子了。

尽管往上推十数亿年或更久远的时间，人与虫类都是一个祖先的后裔，比如三叶虫什么的，但是，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绝不会承认自己与一只虫子有亲缘关系的。当然，过了十数亿年之久，记性再好的虫子也不会记得人类还是它们的远亲。与人类不一样的是，虫子肯定不会以别的生物自比，即使有一些想法——很可能没有，如果有，也绝不同于人类脑海中产生的胡思乱想。

一年多前，我在幾截老榆木上第一次发现大量密集的虫纹时，曾把手机随拍的几幅图发至微信，也有不少留言。其中，当代杰出的藏族艺术家、书籍设计师吾要先生的留言是：“如果视角独特，找到可切入点，可以（做一本）像朱赢椿的《虫子书》那样探索的书。”括号里“做一本”三个字是我冒昧加上去的。

谢吾要兄美意。兄弟我是做不了《虫子书》的，要是谁都能做《虫子书》，朱赢椿就成不了朱赢椿——当然，我也成不了我。但吾要先生的话的确让我受到鼓舞，也颇受启示，也许我可以做一本《与虫子书》。虽只一字之差——似有模仿之嫌，然其基本格局、套路和风格截然不同。

我想，朱赢椿先生一定没见过虫子留在这些北方老木头上的虫纹的，要不，他的《虫子书》也许还可以做出另一番更大的气象和境界来。那样，它不仅具有文本价值，也更具自然艺术或艺术自然的价值，超越具象乃至抽象，为之赋予更多隐喻和象征的启示意义，使之更接近诗意哲学或自然伦理的奥义。

《与虫子书》还有一个 “矫情”的副标题——《一只虫子与一个作家的合著》，这也是我的一厢情愿，一只虫子也未必愿意与一个人合著一本书的。虫子不识人语，人更不识虫语，怎么合著？除非天书——《虫子书》就是一部天书。

你要是在旷野或山坡上——哪怕是菜园子里，仔细留意过一只蚂蚁或别的什么虫子走来走去的情形，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它们总是会出其不意，总是会别出心裁，弄出些你根本意想不到的花样来。看着它一门心思往前直行，以为它还要直直往前，却突然一个急拐弯不知所终，或者直接掉头原路返回也是说不定的。这样的事，人是做不出来的，人的目的性太强。

目的性太强，业障则重，易露出马脚，陷入无明。

虫子之书也不一定非要写在我一遍遍细细观赏的那些老榆木和老果木上，它要是乐意，随便写在什么地方了。也许它最喜欢书写的地方并非树干和木头，而是泥土和大地，一路走走停停，爬进爬出当都是随性的书写。

至于它留在树干和木头表层的那些精美图案，在一只虫子也许只是偶尔为之，算不得精心创作。人不知道虫子的心思，更不懂得虫语，才大惊小怪地以为那才是它呕心沥血的传世之作。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虫子真的喜欢在树干和木头上书写，除了大地，它要找到一种比树干和木头更好的书写材料真不容易，而且，虫子有理由对植物情有独钟。从地球生物圈已经发现的种群数量判断，虫子和包括树木在内的植物大家族才是上帝或造物主真正的宠儿。

所以，戴维·比尔林在他《植物知道地球的奥秘》一书的开卷就写道：“一位牧师问伟大的进化生物学家霍尔丹如何评价上帝。霍尔丹风趣地答道：‘我真的不能确定，不过，如果上帝存在，那他一定对甲虫情有独钟。”

戴维·比尔林接着写道：“霍尔丹的话道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大约40万种甲虫占已知动物物种数量的25%左右。据估计，世界上现存的有花植物的物种数量约为30万～40万，如果霍尔丹当时知道这一数字，他给出的或许是另一种答案了。”

这样的文字读来有趣——我一直以为，有意义的文字一定是有趣的文字。戴维·比尔林的意思是，知道这一数字之后，霍尔丹也许会说，上帝对植物——或者对甲虫和植物情有独钟。

过了一会儿，我又回去瞅了一眼微信，评论区已经收获了不少留言。其中诗人刘新才兄的留言是一首诗，他给所有人留言要么只有一个字：好;要么就会非常隆重，专门写一首诗。

他在《与虫子书——致古岳》中这样写道：

其实，谁也没走进唐朝。

李白从蜀道回来

赶上了一场酒，酒里半个月亮

照着宫墙，半个在树上。

还有画圣吴道子，他画山水，草木，鸟兽，也画佛。也许别的缘故，吴道子没画下一只虫子。

张旭的头发在泼墨，白昼变黑了，乌云翻腾，电闪雷鸣。一千年过去，三千年过去，你的眼睛睁开，看见了树。

树，一些树，比传说古老。它们纵横于大地和天空，遮蔽了李白，吴道子和张旭。

它们和他们共同进入了神圣的腐朽。

而虫子，开始创造宇宙。在上帝之前，虫子是一切。

虫子进入树的那一刻，才有了道，才有了梵，才有了奥义，才有了史诗。

虫子打通了地狱和天堂、光明和黑暗的界限。虫子的宇宙，由密码组成，密码再由密码组成。新的密码不断产生，像某种能量。

虫子是灵魂中的灵魂。哪怕将树燃烧，切割，连根拔起。没有虫子引领，人类会失去本性。

可是，李白的月亮还挂在树上，吴道子画八十七神仙图了，张旭大醉，狂草乃成。

难道你看见了迷途？

难道你听见了咒语？

7月7日 西宁 晴

一回到城里就瞎忙，像个没头的苍蝇。

是夜有梦，一早醒来都还记得。这才想起，我好像好些日子没做梦了，或许也做过的，只是没有印象，一睁开眼睛就忘了。可是昨夜的梦记得真切。

梦中，我好像去了另一个时空，还是搭乘航班去的，像是上错了飞机，下机就到那儿了。梦里也没人告诉我，可我还是知道那好像是另一个时空中加拿大的一座山上，靠近格陵兰岛。

山上植被不错，有高大的乔木，稀疏，但好看，像雪松。那地方，我从未去过，梦里也没去过。山坡上有坟地，看样子，却像中国北方乡村的坟地。

有很多人住在那山上，看肤色就知道是亚裔，却操着另一种语言，不是汉语，也不是其他的亚洲语言，更不像西方语言。我从没听过那种语言，但在梦里，他们说什么，我都能听明白。其中的一个人有藏族名字，叫索南多杰。现实中我从未听说过这样一个人，但在梦里，我却清楚地意识到他是一个杀人犯，被冤枉的，逃了，多年音信全无，原来他躲在这儿。

在梦里，我还知道他是什么地方人，那是一个小地方，在青藏高原腹地的一片草原上。我好像还认识他身边所有的亲人。于是问：索南多杰在这儿？一个上了岁数的人反问道：索南多杰？那意思好像是说，何止！很多人都在那儿，很多。好像但凡无处可去、走投无路的人，最后都去了那个地方。

那座山有点诡异，好像不在地面以上，而在地底下，像阴曹地府。面前有一条沟槽，像一条废弃的水渠，从左面山顶一直通往右面山谷。沟槽内有类似轨道的装置，细长，却看不见，一架用钢筋焊接而成的雪橇样的交通工具在里面。我没乘坐过这种东西，却清楚地意识到，一旦跨上去，它将会从那沟槽里子弹一样飞射出去。它好像是靠坡度和沟槽内的泥泞滑行的，像滑冰那样。

我当时还想，它靠什么来制动呢？于是，俯下身，想看看，是否有一个类似刹车一样的装置在下面。可它的结构非常简单，说白了，就是焊接起来的几根铁杆儿，要有刹车，不用俯下身去看，站着也能看见。眼前那架滑行器好像已经坏了，暂时动不了，所以，我才没有立刻搭乘这趟滑行器——实际上，应该叫“泥橇”更确切。

知道我从一个地方来，他们好像要带我去一个我并不清楚是哪儿的地方。我隐隐感觉，那地方很危险。我似乎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去或者不去。记得我还是选择去了，不记得的一点是，我究竟上没上那滑行器，或者上了哪儿一趟。这个细节很模糊。

后来，我的确到了另一个地方。从那里我爬到了一座高山的峰顶。那山顶好像是湿漉漉的泥巴堆成的，我轻轻一掰就掰下一大块来，接着又掰下来好几块，在一旁堆着。便在山顶掰出一个垭口来，我就像一只猴子一样蹲在那垭口里，望着山那面的风景。

感觉翻过山去似乎更安全一些，便翻过山去。及至下到山脚，好像又到了另一个国度，那里居住和生活着的是另一种人，说另一种语言。我当时还想，从此是否应该留在那里再也不回来了，这样我就用不着费口舌说话了。后来我想，要是不回来，我女儿怎么办？她还小，谁来照顾她？就决定回来了。可我回不来。我找不到回来的路，也没有渠道和办法。

绝望时，我想到了一只虫子。

我好像一直在找寻一只虫子，它好像是我的伴侣，后来走丢了，不知去向。我在梦中寻思，既然很多不知去向的人都在那里，那只虫子是否也会在那儿？可我没有找到那只虫子。

我想，你也许可以幫我找到那只虫子。也才意识到，你能帮我回来。

一想到你，我就醒了。

古岳 又名野鹰，本名胡永科，藏族，高级记者，中国作协会员，全国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青海省高端创新人才“千人计划”杰出人才。已出版作品《谁为人类忏悔》《写给三江源的情书》《黑色圆舞曲》《玉树生死书》《生灵密码》《坐在菩提树下听雨》《巴颜喀拉的众生》等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