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宇

塞内加，中国读者不太熟悉，但是在西方文化中，他可是超级文化巨星。塞内加是罗马帝国时代的人，是政治家、悲剧作家、雄辩家、罗马帝国著名暴君尼禄的老师，后来在69岁高龄被他的皇帝学生逼迫自尽。

塞内加是斯多葛学派中流砥柱一般的人物。如果你要找一些怎么让自己内心平静的格言警句，去翻塞内加的文章，准没错。

塞内加和西塞罗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比——他俩都是古罗马人，都是政治家、作家、哲学家、雄辩家，可他们的文章有很大区别。

西塞罗的演讲集，读起来让人激情澎湃，你看得出西塞罗的热情、聪明、对演讲现场情绪的神奇调动能力、攻击敌人的刁钻狠辣。但是就有一个缺点，隔了2000年，我们其实不太看得懂他在说什么。

对啊，他当年的那批著名演讲，光是攻击军事统帅安东尼一个人的就有14篇。隔了2000年，我们哪还分得清楚当时的政局有什么具体的恩怨？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在争论的人，总觉得自己的道理比天大，自己和对方的分歧简直就是一道天堑。但是只要稍微隔开一点看，大家往往疑惑，你们在争什么？不都差不多吗？

但是再看塞内加，讨论的是“生命如何短暂”“心灵怎么安宁”之类的永恒话题。塞内加的文笔，自带格言警句的光芒。比如，“人生如同故事。重要的并不在于有多长，而是有多好。”“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要往哪儿走，那么任何风都不是顺风。”

这种句子，放在哪个时代读，魅力都是一样的。他的文章里，看不到多少当时的人和事，更别说和当时的人的争论了。這就是他和西塞罗的区别，他是和千秋万代对话，不是在和当时的人对话。结果呢？结果是：和当时的人对话，能赢，能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但是很难流传。而和千秋万代对话的人，当时可能毫无力量，但是能留传下来成为经典。

真正的传世经典都是这样的。比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两个人在当年的真实处境非常艰难。亚当·斯密写《国富论》，其实是对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思潮的反驳。达尔文写《物种起源》的处境更可怕。进化论的观点一发表，他等于就站在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对立面。

但是你看他们的文章：非常平和，和塞内加一样，他们只是一句一句地说着自己的道理，他们不和当时的人对话，他们是在和千秋万代对话。

可以举一个中国人熟悉的例子：鲁迅。我岁数越大就越懂得鲁迅的价值。但是，鲁迅有一类文章可能是不会流传下去的。哪一类？和当时的人吵架的文章。

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很少没有挨过鲁迅骂的。如果是文人论战也好理解，但就连完全不同行的梅兰芳，鲁迅也是冷嘲热讽了一辈子。

拿梅兰芳来说，鲁迅烦的是什么？是男扮女装的这种艺术形式，不符合他的文艺主张。要说道理，可以分析出一大堆。但是，只隔了不到一百年，我们这代人就理解不了这两位文化大师之间的恩怨了。这样的文章，写得再有道理，也很难流传下去。相反，他的《阿Q正传》这样没有特定对话对象的作品，很可能光耀千古。

我们中国人说“三不朽”，立德、立功和立言。我的感悟是：这辈子立什么，取决于你和谁对话。和自己的心灵对话，有机会立德;和这个时代的人对话，有机会立功;只有和千秋万世对话，才有机会立言。

和谁对话，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