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江》2016年第1期刊登了张勇利的散文《月亮田》。文章讲述了一次“文化入侵”为一个偏安一隅的小镇带来浪漫与传奇的故事。抗战时期，为了收集、整理古建与保存民族文化基因，一批文化精英在战火中颠沛流离，最终因月亮田乡绅们不计回报的盛情邀请，落脚于这一穷乡僻壤的蜀南小镇。而在这一批具有责任与担当意识的知识分子里，就有一代传奇林徽因。林徽因鞠躬尽瘁的精神、名动天下的才情与升华成诗的爱情，成为村民们代代相传的佳话。这片土地也因这段经历染上了几分浪漫神秘的色彩。

四年后，张勇利再次带着一个“文化入侵”的故事出现在读者面前。在《园艺师》中，一位“外乡人”向村主任侯松林租用了葛坑一块废弃已久的荒地，在荒地上辛勤开垦耕作，为女主人建构一座神秘花园。男女主人公青梅竹马的爱情故事、无需言语的交谈方式、相敬如宾的日常生活，都如“天梯爱情故事”一般被村民们赋予神性的光彩而争相传颂。冷落已久的葛坑也因这一传奇浪漫的爱情而再次车马塞途，人声鼎沸。两篇故事从写实的层面讲，似乎处于同一叙事类型。但这一次，张勇利显然不仅仅安于讲好一个故事，而是试图通过故事进行一些形而上层面的哲学探讨。读者也无法从傳统的现实立场与现实角度进入文本，而需从存在的可能性与预言性的角度对文本进行整体把握。小说的荒诞感也由此产生。

从小说第一句开始，作者就试图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氛围，“台风过后，葛坑一片狼藉。外乡人开着一辆体型庞大的旅行车来到这里，他提出一个奇怪的请求，想要租用村里一块荒芜已久的土地”。在其后的文本叙述里，作者继续渲染铺陈了这种神秘：厚道的村主任劝告村里有更平坦肥沃的土地，却被“外乡人”告知这是他们走遍无数村庄最后相中的地方;当村民们都以为“外乡人”殚精竭虑地创作花园是为了利润可观的花木生意，他却告诉村民是为了女主人;当早起下地的人都看到园艺师的妻子抱着一束花奔向城里，死亡检查报告却鉴定出死亡时间至少半年以上……还有那看起来像一艘船的流动的“家”，经常和猫待在僻静阴凉地方的女主人，以及园艺师精心栽种却无法被识花软件确认其渊源的花种“深渊”。而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日常生活细节又是以一种无所畏惧、一种遇到任何情况哪怕是天塌下来也不改变的冷静态度，并且在任何时刻也不怀疑自己所讲的故事的语调叙述出来的，小说的神秘细节由此现实化，现实也由此神秘化，从文本细节中弥漫出一股荒诞感。

小说最具荒诞感的细节恐怕要算结尾处园艺师妻子的无故死亡与园艺师的莫名消失了。我们看到文本如此叙述到二者的消逝——“她穿着一件蓝色的像披风一样的罩衣，样子有点像从古代仕女画里走下来似的。那只肥胖的猫就躲在衣服的褶皱里”“地上散落着完好无损的绳套，像是夏蝉留下的遗蜕”。两处叙述都充满不同于日常的神性色彩，似乎是作者的有意处理。而在这有意的处理中，又蕴含着作者怎样的思考呢？

这要从两位外乡人来到葛坑前的遭遇说起。园艺师和他的妻子是青梅竹马。园艺师从小贪玩好动成绩平平，长大后跟着舅舅做花木学徒，因花木生意的蒸蒸日上而生活丰盛，但在觥筹交错之间也感到人生的苦涩与空寂;园艺师的妻子天资聪慧，长大后如愿留在城里做老师，但却因放学后热心帮助一位调皮捣蛋的孩子写作业而被其家长打了一耳光，并斥责其“装圣人”。两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相遇。紧接着园艺师的妻子就决定辞职，两人试图寻求新的安放身心之处。从一定意义上讲，园艺师及其妻子都是在现代都市世俗生活里精神或肉体受到创伤的人物。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新的归属地——花园之于他们便具有了与世俗化的外部世界相抗衡的别样意义。

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作者借村主任侯松林之口，如此叙述园艺师意义上的“花园的起源”：“园艺师回答说，难道你没有注意到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我们并非置身于花园之中，而是花园本身？如果你觉得不可思议，或许可以换一种说法，我们眼前正在建造的这个园子，不过是自己身体的某种延伸。”也就是说，对于园艺师而言，一方面，花园正是对其之前所遭遇的现实境遇的反抗和超越。这种“反抗”和“超越”，使他们暂时缓解了现实生活中的精神压力，得以获得心灵的归宿与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花园又是其美好、理想的心灵渴望与精神追求的现实延伸，是其自身诗意存在的一种现实表达。花园正是他们生命的全部、心灵的全部，甚至生存方式本身。花园于是成为联结梦想与现实、乡土与城市、神性体验与世俗生活、灵与肉的重要中介。

村主任侯松林正是在充满诗性和神性的“花园”的感召中，激发出内心潜藏已久的浪漫与理想，打开了生命中原始的自然状态。这从他与“外乡人”接触时情感态度和自我身心状态的转变中可以看出。最初侯松林是一种世俗的眼光看待“外乡人”，面对他们时的身心状态是紧张的。针对“外乡人”“奇怪的请求”，侯松林“突然警惕起来”，并联想起邱所长提醒他的有关犯罪分子利用闲置土地造假制毒的警告，接着“还是还有点不放心”，假借着散步的名义去探听工程的状况。而当土地真正开垦出来后，他便捧着一堆鲜艳肥沃的土壤热泪盈眶，并在参观“外乡人”的生活后，感叹世界上原来还有另一种“风雨兼程的赶路，一丝不苟的生活”的生存状态的可能。对于侯松林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诗意的生活。所以他开始竭尽全力帮助这对陌生的“外乡人”，因为他清楚地明白，“这不是帮人，而是自助”。也正是在帮助“外乡人”建构花园的过程中，在与外乡夫妇的日常交往中，他复原了自己生命中最初的美好与感动，想到了青岛军营外小食店卖即墨水煎包的姑娘;开始从退伍军人作风严谨、做事有条不紊的日常规范中脱离出来，放浪形骸地说着“私奔算个屁，是与不是又有什么关系”“牡丹花下做死鬼夜风流”;人最本真的自然天性也呼之欲出，常常和园艺师在花丛中呼呼大睡，响亮而均匀的鼾声常使人想起“早年间山林里横行无忌的野猪”;甚至在向众人复述完园艺师的梦境后，觉得自己也是一根尖锐的花枝，恰好穿过了别人的身体，变得美好诗意起来。

侯松林受到了“花园”的感召，但他的世俗身份与人生经历却使他难以真正如园艺师一样，将花园视为一种生存方式本身。所以当他得知军营外卖即墨水煎包的姑娘正患重病之时，他还是向园艺师提出了购买一坛鲜花的世俗性请求。这自然不能获得园艺师的同意。当然侯松林也无法理解园艺师“你可以带她来这里，住下来也行，想住多久住多久”的建议，更无法明了园艺师为何用灌木和藤蔓将小院围起来，每天像个“神经质的病人”一样严厉斥责每一位试图攀折花枝的游客的做法。园艺师对花园形而上层面的纯粹精神世界的追求终究难以得到世人的理解。于是矛盾就此产生，神性的花园也就此在世俗世界里走向衰败。

如果说侯松林是美好与世俗参半，那么村民即是作者极力刻画的世俗生活的代表。他们是致使理想花园衰败的另一重要因素。小说中叙述葛坑人的篇幅并不多，但每一次涉及，都关联着无穷无尽的“深渊”。当葛坑人得知外乡人要开垦山地，他们便迫不及待地要去看看这位神秘新邻居，每天下地干活也要特意绕道多走几步去花田看看;面对挖掘机碾碎小村庄的宁静而觉得即使战胜自然的不是自己也“与有荣焉”;当园艺师允许参观时，“像参加游神赛会似的会聚到花园里”，觉得园艺师设计的专门计算鲜花盛开的倒计牌是煞有介事，而若鲜花未能按时开放便能“又有好戏看了”。而在矛盾后，面对园艺师妻子的离去（神性花园无法再在世俗村庄存活的隱喻），村民们竟恶意胡诌其与村主任私奔的流言，并顺理猜测前晚的矛盾是二人为了私奔而预谋已久的阴谋;而对于园艺师在矛盾之后得知自己建构的理想花园终究无法在世俗生活中生存并自行剪碎花枝的行为，也被村民任意诠释为“也有人猜测，他大概因为自己的遭遇，迁怒于所有的‘绿色”。而更为荒谬的则是当侯松林归来，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一面劝他“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一面又说服外乡人“木已成舟”“退一步海阔天空”时，大家都在心照不宣地默默等待两个男人之间比那晚斗殴惨烈一百倍的战争。张勇利笔下的葛坑人不仅有鲁迅笔下阿Q式精神胜利法的思维方式，也有现代市民寻找“谈资”式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无孔不入，他们所蕴含的世俗生活的弥漫对理想主义的侵蚀，最终导致伊甸园式的花园的衰败与毁灭。

小说最后以一场台风的到来，让消失已久的女主人公以死亡坐实，并让园艺师和沦为一座孤岛的花园统统消失。这与小说开篇一场台风过后，外乡人向村主任租用荒地形成呼应。小说由此成为一个自我完整的封闭结构，好像外乡人和花园从来没有在葛坑里出现过。只有那没心没肺占领了整个山头的“深渊”，暗示着一切从未结束。作者以象征的笔法预示了伊甸园式的乌托邦在现实世界的必然结局，预示了在梦想与现实、乡土与城市、神性体验与世俗生活、灵与肉二元辩证的世界里，后者终究会成为更大力量的荒谬现实。

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一文中写道：“诗人本身处于诸神与民族之间。诗人是被抛出之外者——处于那个‘之间，即诸神和人类之间。但唯有并首先在这个‘之间中才能决定，人是谁和人在何处定居其此在。‘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① 处于“中间领域”的诗人/作家，以超乎世人的敏锐和深刻的爱，将其诗意的词语奉献给他所生活的时代，通过生命存在的形而上的感知探索着人类的终极幸福。但一味追求精神的超越和超越性的存在，却难以在终极关怀失落的世俗层面立足。所以我们看到小说的最后是花园的衰败、梦的消散、神性世界的破碎与整个精神世界的坍塌。花园的命运是理想主义者在世俗的命运，是诗人在世俗生活蔓延的时代的命运。这其中蕴含了作者对自我创作立场与最终命运的认知与思考。

小说用一种荒诞性的象征手法描绘了当下荒诞性的存在处境。从象征方式构成的诗学角度来说，象征可以分为从人性意义上的普遍性象征、某个文化共同体共同分享的文化象征以及只属于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的私立象征三类。在园艺师中，作者给了大量的私立象征类型，例如花园、深渊、园艺师、猫。作者似乎是想借助这些私立象征进行一些形而上层面的存在思考，表达作者自身对世界、对人类生存境遇的独特思考。但似乎又因急于拉近叙述链条，导致每一个给出的私立象征的点都没有充分展开，造成些许象征与象征之间，以及每个象征的具象与抽象之间的脱节，导致初读小说时难以获得总体性的意义图景和统一的世界图式。当然，这也可能正是现代分裂世界的另一种隐喻表达。

【责任编辑】 陈昌平

作者简介：

唐媛媛，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