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冉

摘 要：电视剧《破冰行动》取材于2013年广东“雷霆扫毒”专项行动，该剧凭借其影像的真实还原力度与“以人为本”的创作理念，赢得了收视与口碑双丰收。本文将从主角英雄式成长、多面人性群像塑造角度剖析《破冰行动》的艺术创作内核，同时触及剧中所承载的大国意识与宗族社会景观，从多重视角解析该现实主义力作。

关键词：《破冰行动》;现实主义;人性;宗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12-0081-03

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破冰行动》取材于真实的广东“雷霆扫毒”事件，以缉毒警察李飞父子的缉毒行动为脉络，展示了不畏牺牲、信念坚定的人民警察与以林耀东为首的塔寨制毒集团进行殊死搏斗，最终捣毁毒窝取得胜利的故事。该剧一经开播便引起热议，收视率与口碑节节攀升，成为2019年度口碑剧集。本文将从多个维度探析《破冰行动》成功的要素。

一、现实主义题材的真实性与共鸣感

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始终是电视剧艺术创作的重头，2017年开播的《人民的名义》更掀起了一股现实主义电视剧收视热潮，而此后，国内电视剧市场在数量递增的情况下，现实主义的精品佳作却持续匮乏。唯此，2019年5月《破冰行动》的横空出世就显得格外亮眼。该剧故事源自2013年轰动一时的广东省“12·29雷霆扫毒行动”，在电视剧改编之前就有大量的纪实报道吸引着读者，把这件真实的缉毒大案进行艺术化创作拍成电视剧，可谓先声夺人，让各界对这部作品抱有很大的期待。

电视剧《破冰行动》的创作也充分考虑到了故事原型本身的影响力，故事的发生地塔寨村、贩毒集团核心人物塔寨村村长林耀东与真实案件中的博社村、蔡东家一一对应。剧中对“塔寨村”封闭村落结构、村内犯罪分子的制毒贩毒方式都参照真实事件予以呈现。在影像创作方面，采用无人机航拍、多机位、多角度运动摄影等力图还原真实细节，某些核心场面拍摄时甚至动用了直升机、巡逻艇等真实的警用设备和真实的警务人员。因此真实感和临场感是这部缉毒电视剧的最大特点，使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电视剧在充分展现缉毒警察与毒贩势力进行英勇斗争的同时，也尖锐地揭露了犯罪分子背后的官场保护伞，将紧张激烈的缉毒与反腐这两种题材进行融合，通过正义与邪恶的层层较量，紧紧抓住观众情绪，给观众奉献出了一出高质量的缉毒大戏。

二、人性深度探索：张力性角色为“破冰”添彩

《破冰行动》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关键在其充满张力性与立体感的人物性格塑造，使故事从表层的毒品犯罪暴力深入对人性图谱的细致刻画。

（一）核心人物李飞的成长：“代父”认同，完成英雄蜕变

《破冰行动》以主角李飞的成长为主线，展现了一名初生牛犊的新人警员从行动莽撞到逐渐成长为冷静、理智但不失热忱的缉毒英雄的变化过程。成功地实现了类型化的“英雄”角色塑造。

首先，一开始对李飞主体性的确立起到真正推动作用的是其养父，广东省公安厅禁毒局副局长李维民。他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担任着引导与规训李飞的角色，是帮助李飞成长的第一动力。

法国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家雅克·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曾提出，个人要成为社会的主体，由理念我到镜像我再到社会我，要经过两次认同。第一次被称为前俄狄浦斯阶段，发生在想象界，婴儿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形象，与镜子外虚拟的母亲的理想他人形象产生认同，形成与母亲的双人格局。婴儿这时有了“我”的意识，但还未成为独立的主体。李飞的母亲在他还是襁褓中的婴儿时就被毒贩谋害，在他以缉毒警员的身份出现时，他已然基本建立了对自我的身份认知。第二次认同发生在象征界，“父亲”这一代表语言和社会秩序形象的介入，使得婴儿开始转向对“父亲”的认同。拉康认为父亲作为第三者介入子与母两人的布局中，中断了孩子与母亲想象性的统一关系，赋予孩子“秩序”与“法”，使孩子在“象征秩序”中获得一个命名和明确的位置。儿童向父亲认同不是向个人认同，而是向一个他者认同，其意义是父权符号级功能。这个“他者”即符号态的父亲，我们可以称之为“代父”[1]。对剧中的李飞来说，母亲已逝，其形象只能从养父的回忆中获悉。李飞所能获得唯一的他者认同即是代表法律精神与正义伸张的养父李维民。在此，男性作为父親的形象，扮演引导与救赎的使命显现出理所当然的合理性。我们可以看出，李飞强烈从事缉毒警察的冲动其实是对李维民潜意识的认同，在李飞询问李维民为什么做了那么多年缉毒工作时，李维民回答到“缉毒，上瘾！这些年我最引以为傲的，我一直认为，只有最机智、最坚定、最勇敢、最执着的警察，才可以担负起这个责任”。李飞坚定了信念，“我觉得我就会是您说的那种，有瘾的警察！”这种使命与信念感的传递，不仅促成李飞这一主体性的坚定，更让观众从潜意识里代入这种认同感，对缉毒行动的情节产生好奇心。

剧中，在李维民的缜密布局下，李飞由一开始的鲁莽冲动到后来的冷静机敏，勇闯塔寨村获取证据，顺利完成缉毒任务。在李飞遇到困境或犯错时，李维民总是能在关键时刻保持足够的冷静与理性，掌控大局、安排行动。或是以“养父”，或是以“上级”的形象定位使李飞卸下心理防备，坦诚错误、吸取教训。最终取得成功，完成英雄式的蜕变。

其次，女性角色的在场也是李飞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李飞一开始违反规定擅自闯入塔寨村调查而遭到惩罚时，缉毒局警员马雯上线，作为李维民口中保证李飞安全的“关键人物”，受命对李飞进行24小时贴身保护。随后，马雯不仅扮演着监督和规训李飞的角色，在缉毒行动中对李飞进行辅助和配合，还在生活感情中为李飞提供心理依靠。剧中隐晦地表现出了马雯与李飞之间的互相爱慕之情，双方互诉内心痛苦，疗愈各自失去挚友的创伤。使李飞卸下内心枷锁，重新坚定地投入缉毒行动中。法国理论家克里斯蒂娃在拉康二次认同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次认同的理论。即子一辈（无论男女）在经过想象界的一次认同与象征界的二次认同之后，有意识地选择母性（或女性）价值作为认同的方向，这种母性（女性）价值根源于前俄底浦斯阶段的子母共生关系，它不取代象征秩序而是隐匿于象征语言的内部，组成语言的异质，分裂层面、颠覆并超越象征秩序[2]。在“破冰行动”收网前获取证据的关键交锋时刻，马雯在与毒贩交火中身中数弹，这个女性角色的使命在剧中也随之落幕。之后李飞再次仪式般地返回事发地，完成“破冰行动”任务。此刻的李飞才算实现了真正的“长大”。

（二）浅濑深渊一念之间：笔触探及多面人性《破冰行动》成功的另一方面还在于其塑造了诸多性格迥异但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在缉毒行动的硬核大戏中，再现正义与邪恶之间摇摆的真实人性挣扎。深化電视剧创作深度，引发观众深思。

例如，身负缉毒英雄盛名的东山市公安局副局长马云波，实则为毒贩的保护伞。在其看似已经步入恶的阵营时，剧中又向观众呈现了马云波的另一面。他的妻子用身体为其挡住毒贩报复的子弹，而陷入身体痛苦折磨。马云波为了缓解妻子的疼痛而与毒贩林耀东合作，以换取毒品。马云波虽然与毒枭往来合作，但内心仍存在挣扎与向善的渴求，而妻子的自杀彻底唤回了他的本性，使他最终选择走向了正义与善的一端，并用自己的力量让毒贩落网。人性的选择与挣扎永远是最牵动观众的戏码，是剧作对现实进行思考升华的呈现。

此外，林水伯和伍仔之间的相互救赎也同样牵动人心。前者本来是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为了帮助染毒的儿子戒毒，而选择吸毒。在儿子去世后，自己也染上了毒瘾，不仅失去了教师的身份，生活拮据，还丢失尊严，人生落入万丈深渊。和林水伯儿子年龄相仿的小混混伍仔，在被人刺伤后被林水伯无意救起。或许是把对儿子的愧疚和期望寄托在了伍仔身上，林水伯心存的责任感和善念促使他将伍仔从错误的道路上拉回。最终伍仔在林水伯的感念下，将毒瘾戒掉，转向充满光明未来的读书道路，林水伯也因此获得对未来生活的期望。

《破冰行动》并非两极化树立人物的黑白对立，而是用细腻的表现手法展现真实的人性抉择，传递人性真善美。创作者在将毒品对人生活巨大的摧毁性向观众展现得淋漓尽致的同时，还保留了对人性深处善意与求生本能的探索，鼓励那些误入歧途的人及时迷途知返，重沐阳光。

三、破冰源动力：传递大国核心价值观

《破冰行动》作为一部成功的主旋律刑侦剧，刻画了一批立体丰满、充满正义感与担当的警察群像。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树立起了新时代的大国形象。

一方面，通过构建英雄话语来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在电视剧艺术中的编码。剧中以李飞、李维民、蔡永强为代表的缉毒警察，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不畏凶险、维护正义的英勇魄力，成功地唤起观众主观意志上的感染力。这些代表国家意志的英雄，是大国形象的最佳代言人。

另一方面，对缉毒警察与毒枭进行顽强对抗并取得成功的描写中，也体现了我国捍卫人民利益、与毒贩黑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通过对警察、毒贩、“保护伞”等不同立场的观念对立描绘，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有助于社会秩序趋向稳定有序。

除此之外，《破冰行动》还用细腻的情感表达，将警察们为国奉献的英雄主义精神与个人情感，如爱情、亲情、友情等巧妙融合，更能激起观众的强烈共情，潜移默化中更好地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

四、迷局背后：宗族文化与信仰探讨

《破冰行动》中另一大亮点是对岭南宗族文化的描绘。导演傅东育去广东考察外景时，发现那里的村庄修建最好的是祠堂。“大部分中国人面对佛祖祈求的是升官发财，但是在祠堂里只求一件事：认祖归宗。当宗亲文化产生以后，他的信仰就产生了”[3]。

费孝通曾提到，乡土社会的家在结构上是一个氏族，称为家族。家族有生育的功能，亦可担负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家族是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因为政治、经济、宗教等事务是长期绵续性的，所以家族不因个人的成长或死亡而分裂或结束。这种绵续性事业社群凝合的基础不是两性情感，而是家族事业的需求。家族中的纪律是必须维持的，而纪律排斥了私情的宽容[4]。剧中塔寨村仍然保持着传统乡土社会运转的机制，这种单一姓氏的村落，保留着林氏祠堂，大房二房三房等分支。大房林耀东为林氏最高话语权的掌握者，与亲弟弟二房林耀华整合力量，三房林耀辉则居于村内政治生态的下风[5]。正是基于这种血缘认同机制，塔寨村才形成了封闭式高度统一化毒品制造的利益共同体。甚至当宗族中有人对制毒利益产生威胁时，无视亲属关系，默认按照所谓族规进行惩罚。“宗族纪律”凌驾于亲缘关系之上。

林耀东和塔寨村的村民信奉的无疑是“一种异化了的宗族文化”。各房头借由村规对村民进行恐吓与训诫，对影响毒品生意的人员非法拘禁，滥用私刑。这种集体异化的“信仰”把人的心智蒙蔽，以至于沉迷在毒品所带来的利益中不能自拔，无视法律法规，最终自食恶果。

与之相对的是以李飞为代表的缉毒警察，他们穿行在凶残的“战场”中，永远闪耀着最令人敬仰的生命之光。

五、结 语

《破冰行动》以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剧情，把信念、英雄主义等符号赋予充满人性张力的人物，呈以荡气回肠的表达，以影像力量致敬缉毒英雄的“马赛克人生”。虽然在结局细节的处理上存在一些问题，但仍旧瑕不掩瑜，称得上2019年电视剧市场的创作精品。该剧取得成功也提醒电视剧创作者们要汲取现实主义中的不朽动力，厚积薄发，为观众呈现更多的“破冰”盛宴。

参考文献：

[1]王宇.性别/政治：《青春之歌》的叙事伦理[J].江苏社会科学，2003（4）：117-121.

[2]方成.精神分析与后现代批评话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12-214.

[3]杨文山.《破冰行动》何以“破冰”[J].法人，2019（6）：106-107.

[4]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4.

[5]陶冶.迷局、宗族与国家形象——电视剧《破冰行动》的三个面相[J].中国电视，2019（8）：32-35.

[责任编辑：艾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