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本澎，周日梅，夏中华,2*

（1.桂林医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2.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

心房颤动（Atrial fibrillation AF）是全球最常见的心律失常[1]，其并发症具有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死亡率等特点。随着年龄增加，发病率大幅增加[2]，给社会、医疗带来巨大压力，引来大量学者对其进行研究。目前心房颤动的发病机制虽有部分共识，具体仍需深入研究。在心房颤动的产生、维持和转复后复发中，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起重要作用[3-8]。既往研究中，白细胞分类比值、计数与心血管疾病的炎症反应有关。白细胞分类比值反应了体内免疫状态、炎症反应、氧化应激等，近期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 NLR）是一种新的全身炎症标志物与不良心血管疾病的预后指标[9]，中性粒细胞代表激活的非特异性炎症，淋巴细胞减少是不良的生理应激和一般健康的标志。NLR反映了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水平之间的平衡，并整合了这两条重要的相反的免疫途径，这已经成为衡量全身炎症、应激反应和免疫状态的指标。目前分子机制尚不明确。该指标早期用于研究与多种肿瘤预后的关系，有大量研究证实NLR升高与肿瘤患者预后较差有关，近期NLR与心房颤动关系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众所周知炎症在房颤的发生、维持、转复后复发中起到重要作用。有研究表明IL-17A水平的升高与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介导的心房颤动病理有关[10]，Paquissi, F.C等人[11]，对炎症生物标志物如IL-6，IL-17，CRP和NLR在心房颤动的发病机制进行了研究，指出NLR是一种更简单，广泛可用且价格低廉的生物标志物，可预测发病率，治疗成功率，复发率和血栓栓塞并发症。研究证实，心房扩大、心房重构及电重构是房颤患者心房变化的基础。心房的结构重构与细胞外基质发生纤维化和炎症反应相关[12]，心房重构可以使用心房容积指数（LAVi）表示，计算公式为：左心房容积（LAV）/ 体表面积（BSA）。有学者对LAVi与NLR相关性进行研究，发现NLR与LAVi呈明显正相关，证实NLR 与房颤患者心房结构重构有关[13]。有研究表明NLR与心房颤动射频消融后复发有关，Canpolat U等人[14]，对251名心房颤动行肺静脉冷冻消融的患者进行了复发的研究，用接受者操作特征曲线探讨消融前NLR与房颤复发的关系。曲线下面积为0.84(95%CI0.68～0.91，P＜0.001)。当NLR取3.15水平，消融前NLR水平预测心房颤动复发的敏感性为84%，特异性为75%。消融前NLR＞3.15的患者在冷冻消融后发生心房颤动复发的风险增加2.5倍。消融前NLR升高与低温消融后房颤复发增加有关。Sung Il Im等[15]，纳入了499名行射频消融术的心房颤动患者，发现，消融前NLR值增加到≥5.6时可能是心房颤动消融后识别早期复发高危患者的一个新指标，是心房颤动射频消融后早期复发和晚期复发的独立预测因子。但目前也有一部分结果存在分歧：有研究发现，持续性心房颤动患者NLR数值高于阵发性心房颤动患者[16]，而有些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17]。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影响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的原因较多，与未排除的干扰因素有关。至于不同心房颤动类型与NLR的相关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NLR与炎症的具体机制目前尚未完全明确，但NLR在炎症方面相关性已有大量研究证实。

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值（Lymphocyte-Monocyte Ratio LM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atele-Llymphocyte Ratio PLR）：该指标的分子机制目前尚不明确，一项多中心、前瞻性研究，依据心电图诊断心房颤动，患者住院死亡定为心房颤动时间，发现升高的中性粒细胞与单核细胞计数与心房颤动风险正相关，淋巴细胞计数和心房颤动之间存在负相关[18]，那么LMR则与心房颤动风险呈负相关。也有人得出相似的结论,LMR、PLR为心房颤动的保护性指标，LMR水平越高，则发生心房颤动的风险越小[19]。有些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 心房颤动组的LMR、PLR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20]，可能与样本量不足有关。另外，发现阵发性心房颤动患者组LMR数值明显高于持续性心房颤动患者组。ZHANG等人[21]，提出系统性炎症评分，通过整合：白蛋白（ALB），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NL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率（PLR）以及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率（LMR）等指标加权，评估心房颤动患者全身炎症状态强度的指标。LMR、PLR目前与心房颤动的研究较少，部分研究结论相反，就目前证据显示，该指标目前存在争议。

单核细胞/高密度胆固醇脂蛋白比值（Monocyte-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Ratio MHR）：单核细胞从骨髓进入血液，在血管停留2-3天后进入组织，继续发育为巨噬细胞，激活的单核巨噬细胞在组织内分泌大量炎症因子[22]，如肿瘤环死因子、集落刺激因子、白介素、干扰素等，参与其他细胞调控，还可以抗原提呈、直接参与动脉粥样硬化形成。单核-巨噬细胞是炎症部位分泌促炎和促氧化剂细胞因子的最重要细胞类型。目前已有研究指出房颤患者的CD14+CD16+单核细胞可能与心房颤动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23]，且为心房颤动的独立预测因子。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已被证明可以保护内皮细胞免受低密度脂蛋白(LDL)的不利影响，并阻止LDL分子的氧化，同时具有胆固醇的反向运输以及抗氧化、抗炎、抗凋亡、抗血栓和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24]。单核细胞部分作用与高密度胆固醇脂蛋白作用相反，其比值敏感性更高，是最近出现的炎症和氧化应激指标。MHR最初被用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慢性肾脏病的相关研究中。有研究发现，MHR与血清hsCRP水平呈正相关，且该指标廉价易得，可重复性极佳，可作为全身炎症的证据标志[25,26]。炎症、氧化应激和心房纤维化在心脏结构重塑中起主要作用[27]。虽然炎症标志物与房颤风险相关，但炎症介质最近被认为与房颤的发病机制有关。具体地说，白细胞活化会使个体发生电和结构心房重塑。白细胞的细胞器能够定点产生各种活性氧和氮化物，介导离子通道和连接蛋白功能障碍，并诱导成纤维细胞激活和分化，从而促进基质蛋白的逆向生成和转换[28]。有研究发现高密度脂蛋白有预防和逆转单核细胞激活的能力，可能对治疗各种炎症性疾病具有重要意义[29]。有研究表明MHR与心房颤动的射频消融有明显相关性，且预测价值较高，Canpolat, U等人[30]，进行了术前MHR预测冷冻消融后心房颤动复发的一项前瞻性研究，纳入402例心房颤动患者，经多元回归分析，术前M/H(HR：1.20，95%CI：1.15-1.25，P＜0.001)，当MHR取11.48，术前M/H比值预测随访期间心房颤动复发，敏感性为85%，特异性为74%。受试者操作特性曲线探讨了术前M/H与房颤复发关系，曲线下面积为0.853(95%CI：0.802～0.905；P＜0.001)。使用截止水平11.48，术前M/H值预测随访期间心房颤动复发，敏感性为85%，特异性为74%。预消融M/H比值为11.48的患者在冷冻消融后发生房颤复发的风险增加了11.2倍(HR：11.2，95%CI：6.31-19.8；P＜0.001)。MHR相 关 基 础研究较丰富，作用依据较足，但与心房颤动相关的研究目前数量较少，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

总结：白细胞分类比值具有价格低廉、重复性好的优点，其中NLR与心房颤动的研究较多，在炎症方面的证据充足，其分子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索。PLR、LMR目前与心房颤动的研究相对较少，机制不清，意义存在争议。MHR与心房颤动的研究数量较少，但作用机制相对明确，可能会成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