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倩玉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 开封475001)

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1911—1993)是英国“二战”后著名的小说家，他凭借自己的处女作《蝇王》(Lord of the Flies)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虽然出版过程历经曲折，但在1954年出版后，在英、美批评界广受好评，一度成为大学校园里的畅销书。正是由于他独特的“二战”经历以及长时间的教书生涯，使得他的文章充满了趣味性和可读性，《蝇王》因此也成为英国当代文学的典范。有关《蝇王》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研究成果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大量思想深刻、观点创新的专著和论文已经涌现。就笔者目力所及，国内关于《蝇王》的研究大概始于20世纪80年代，迄今为止在知网上的论文已达六百多篇，数本英国文学史和英国小说艺术史也都有涉及此文本的分析，同时沈雁的《威廉·戈尔丁小说研究》专著从多角度进行深入挖掘。

近四十年以来国内《蝇王》的研究发展历程大致有以下三个特征：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人性恶”主题上，也涉及了与不同民族文学以及作家作品之间的比较；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之初，研究视角逐渐多元化，女性主义、叙事结构以及神话原型批评等西方批评理论研究开始蔚成风气，但研究范围依然囿于主题研究以及艺术特色，其中主题研究学者们开始侧重于人性救赎的渴望。21世纪的近二十年，《蝇王》的解读得到进一步拓宽，主要侧重于生态批评、空间理论、比较研究以及影视改编等研究角度，与此同时仍有大量学者局限于人性恶主题。论文主要通过回顾近四十年国内有代表性的权威学术论文，梳理《蝇王》的研究现状，有助于科学合理地理解国内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以期发掘新的研究视角。

一、《蝇王》的主题研究

谈及戈尔丁的《蝇王》，自陈焜在《读书》杂志1981年第5期发表的《人性恶的忧虑：谈谈威廉·戈尔丁的〈蝇之王〉》开始，国内关于人性恶主题的研究如雨后春笋，成果不胜枚举。

关于“人性恶”主题的研究中，行远的见解可以说很有深意，他认为《蝇王》的独特性之一就在于他的主题。以第三次世界大战为背景，小孩子为主人公，通过与希腊神话对比，他指出罪恶源自人的内心，杰克和罗杰之所以拥有恶念就是来自人性的缺陷，其文章进一步指出了民主、秩序、整体、科学在现代世界的破产[1]。有研究者从文本的人物语言和性格设计来看《蝇王》的主题，张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撰文写道，《蝇王》中的人物语言(儿童语言的非礼节性、非准确性、非逻辑性、粗俗性)和性格设计(杰克凶残、拉尔夫善良)是有意为之，而且具有明确的指代性，可以更好地为小说的主题——人性恶服务，同时他肯定了人性本恶，并认为人类文明难敌人的本性[2]。张和龙认为传统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当时特殊的文学语境决定了《蝇王》的主题接受[3]，译介者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指出中国研究者深受国外的《蝇王》人性恶研究影响，另外他着重强调《蝇王》本身蕴含的复杂性和开放性是不能简单地得出一种阐释，呼吁学者突破善恶的人性观探索。

到了20世纪末，关于《蝇王》主题的研究才更加多元化，一些学者提出“人性恶”主题中也隐含了人类救赎主题，这无疑为学术界增添了新的活力。管建明在《〈蝇王〉人性恶主题中隐含的救赎主题》中首先认同人性恶主题的合理性，然后他以具有耶稣基督形象的西蒙入手，以此说明文本中隐含的救赎主题，揭示了人类只有在认清自身的邪恶后，才有可能获得精神救赎，预示了人类未来的光明与希望[4]，这种论断的创新无疑使其他学者望其项背，他的学术引领直接对未来学者的研究重点产生影响，其重要性不言自明。阮炜以大智若愚的西蒙为切入点，着重分析《蝇王》的理性和赎救主题，他认为理智而又冷静的西蒙遭到谋杀意味着人类在恶势力逼迫下理性的消退直至灭亡，强调指出如何反抗邪恶才是戈尔丁主要传达的思想[5]。朱雁芳认为戈尔丁使用反传统的悲观叙事，反映的是一种悲观的乐观主义情怀，她指出了人性本恶的主题，其目的并不在于认识人类本质，而是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善良和道德[6]，这同样也是社会良治的救赎之路。王晓梅以原型批评理论为切入视角，认为《蝇王》借鉴了希腊神话和《圣经》的主旨——堕落、探求与拯救，指出其根本目的在于探求人性和全人类的救赎之道[7]。

这些研究，一方面拓宽了国内学者关于《蝇王》的解读和阐释，使其认识更加深刻，从多方面凸显出了人性恶主题以及救赎主题。另一方面，研究不应被单一思想所禁锢，应该结合多种理论批评以及多视角解读，使其研究百花齐放、百花争鸣。

二、《蝇王》的文学理论视角研究

近四十年来，国内学者对《蝇王》的研究视角日趋多元化，足以看出对这部作品的重视，大都集中从神话原型批评、叙事结构研究、女性主义批评和生态批评这几个角度来研究。

随着批评多元化的兴起，有一些研究者从神话原型角度来阐释文本。胡蕾在《狄奥尼索斯的报复——〈蝇王〉之神话原型分析与重释》中分析道，以古希腊狄奥尼索斯神话为主要切入视角，认为杰克、罗杰和西蒙分别是狄奥尼索斯、阿高厄和阿克忒斯的变形，拉尔夫和小猪崽是彭透斯的双重置换[8]。以此表达了杰克身上充满了狄奥尼索斯那种不受约束的天性和狂野，抵抗杰克的统治就等于抵抗人的原始生命力，强行扭曲人的天性则必然会造成难以想象的灾祸，这无疑使《蝇王》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方菊华独辟蹊径，以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为出发点，主要从圣经视角来阐释《蝇王》中的原型意象。她指出：“《蝇王》中的场景、人物、动植物和主题均可在《圣经》中找到原型，迷人的荒岛对应失乐园、西蒙则是上帝耶稣一样存在的人物、猎猪的刺激与善恶树有一种内在的暗合、孩子们心中惧怕的野兽(蛇和海中怪兽)在《圣经》中则是融为一体的以及原罪观(孩子们的堕落)也贯穿了小说的始末”[9]，她还着重强调了《蝇王》的结构借鉴了《圣经》的U型叙事结构。

1998年以来，叙事结构一直是《蝇王》研究者们的另一个聚焦点。最突出的文章是陶家俊的《论〈蝇王〉的叙述结构和主题意义》，他在文中主要以格雷马斯、罗兰·巴尔特和克劳德·布雷蒙的小说叙述学理论为切入视角，分别以比奇、拉尔夫、杰克和西蒙为中心的叙述程式从内转向外，强调指出人类世界的辉煌是暂时的，苦难现实是长久的。刘华以叙述话语入手，认为“自由间接引语的运用拉近了读者与《蝇王》人物的距离，并进一步成为读者道德判断的依据，使从灰暗的故事中看到一丝光明”[10]。同时刘华的另一篇佳作运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与有限人物视角相结合的手法分析作者的反悲观主义思想，质疑了长久以来“彻头彻尾悲痛”的主题，强调只有自省和有自知之明才能控制自身的恶意[11]。王卫新借助于未来—原始—现代的时间变奏以及明暗对比的艺术手法来阐述《蝇王》的主题——人性恶的无时间性，并肯定了戈尔丁对历史进化论的怀疑[12]。此外，也有不少学位论文致力于从叙事学角度来研究，李文秀的硕士论文便是其中的代表，她分别从内聚焦、外聚焦和聚焦的转换入手，以及戏仿和非线性叙事的运用，认为其是一部后现代主义杰作。无论是叙述结构的剖析、叙述话语的解析、叙述视角的阐释还是叙述时间的研究，都顺应《蝇王》的文化内蕴。

一些研究者另辟蹊径，着力于女性主义批评，针对《蝇王》中的女性缺席进行阐释。于海青的长文《“情有独钟”处——从〈蝇王〉中的杀猪“幕间剧”说开去》便是其中佳作，她以猎猪这个单一场景为主要切入视角，运用女性主义以及德里达的在场与缺席理论深入剖析杰克等人的猎杀动机，她指出戈尔丁因为女性力量的强大引发了内心“焦虑”，把猎杀母猪当作发泄方法舒缓焦虑从而满足男性的欲望，充满了性暗示，并肯定了女性作者的地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者认为《蝇王》是一部具有女性写作特征的现代文本。王卫新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他认为作家的性别并不等同于文本性别，文本中的女性缺席反而体现了女性在场的重要性，并质疑了长期以来学术界的共识——《蝇王》是男性经典文本以及戈尔丁是维系菲勒斯文化的代言人，他着重强调了在女性的诱惑和挑战下，菲勒斯文化由兴起到衰落的必然性[13]。无独有偶，于开颜和朱丽娟主要从欧洲荒岛小说的历史渊源以及文本的主题和结局入手，同样认为女性缺席是此处无声胜有声，反而更能体现其举足轻重的地位[14]。赵婉清的解读更加全面，她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女性缺席是英国荒岛文学的极端化表现，同时是脱衣求真叙事艺术的一必不可少部分[15]。通过多视角的解读，进一步印证“人性恶”主题，揭示了人性本恶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悲惨结局。女性缺席是女性主义的主要切入点，带来了新颖的观点，给传统文本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是值得挖掘的研究趋势。

随着国内生态批评研究的日渐升温，大量从生态批评角度阐释《蝇王》的作品开始涌现，生态批评研究成为国内学者们的另一个聚焦点。王育烽以新兴的生态文学批评理论为出发点，通过细读全文得出，迷人的荒岛由于孩子们的残酷争斗而变得满目疮痍，反讽地指出人类如果不加以扼制自己对自然无所畏惧的压迫和掠夺，会给人类带来更严重的危害，呼吁人类和自然友好和平相处，深刻体现了戈尔丁向往大自然的生态哲学思想[16]。邵鸾飞在其文章《失火的伊甸园——生态视角下的〈蝇王〉》中指出《蝇王》具有前瞻性，认为文中鸟语花香、环境宜人的珊瑚岛之所以燃起熊熊烈火，是由于人类不科学合理地利用科技，呼吁人类应该担负起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责任。李霞的看法深中肯綮，她认为《蝇王》象征了一个寓言世界，戈尔丁实质上说的回归“自然”其实是回到“邪恶”，并提出对自然的护持和怀念以及对人类童真缅想是一种合理的“乌托邦”要求[17]。段绍俊从后殖民生态批评的角度入手，认为两大派别(杰克和拉尔夫)的领导权争斗主要集中在实物(象征权力的海螺和代表科技的眼镜)和空间(地域划分)上，和现实世界有一种内在呼应；同时殖民者(杰克、罗杰)对被殖民者(小猪崽和小家伙们)的欺压在一定范围中影射了“他者”化现象[18]。

总体来看《蝇王》的文学理论研究，一方面是新理论、新视角的解读使人击节赞叹，获得新的成果，颇有文学价值；另一方面，基于传统理论的深入挖掘也不遑多让，仍然有大量内蕴丰厚的研究成果涌现。

三、《蝇王》的比较研究

比较文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主要是将两个或多个没有直接关系的不同国家或民族的文学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影响研究是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学或思潮给另一个民族文学或思潮所带来的影响。关于国内对《蝇王》的比较研究大都采用这两种方法，与《蝇王》比较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主题、题材、文体学和结构上，与此同时偏向于与国内外作家王小波、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罗伯特·迈克尔·巴兰坦(Robert Michael Ballantyne)、芥川龙之介、杰克·伦敦(Jack London)等人的作品作比较，他们的作品与《蝇王》都有或大或小的内在关联。通过比较相似处和不同之处，有助于以独特的角度来拓宽戈尔丁《蝇王》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国内学者们不约而同地指出，《蝇王》继承了荒岛文学的传统，因此与西方其他著名的荒岛文学作比较成为热门。和《鲁滨逊漂流记》(The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的比较方面，田俊武的《荒岛小说-双璧、观念手法浑不同——笛福与戈尔丁代表作之主题及作家思想艺术手法反相对位研究》是比较经典之作，他在文中指出两部小说虽同属于荒岛文学，但他们的主题、思想观念和表现手法却大相径庭，从现象到本质，他指出了作者背后社会思潮和作家世界观的异化，以此更好地把握西方文明的嬗变以及文学形式演化的渊源。此外，王波以荒岛文学的发展源流为切入点，主要探讨《蝇王》在延续《鲁滨逊漂流记》所开创的荒岛文学基本模式中，主题、写作手法以及女性意识等方面的突破[19]。不少研究者都认为《蝇王》与《珊瑚岛》(The Coral Island)有互文性关联，陈光明将《鲁滨逊漂流记》《珊瑚岛》和《蝇王》作比较，他指出《鲁滨逊漂流记》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作者笛福颂扬了个人创造力以及对上帝的信赖[20]；《珊瑚岛》中的孩子虽经历了一些冒险活动，但他们的人性品德是完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儿童提供教育和娱乐；《蝇王》作为一个警告，使人类社会进步会导致人类道德完善这一谎言自行破灭。无独有偶，肖霞的观点更为深入，她以猎猪场景为切入点，用文体学方法，指出了巴兰坦和戈尔丁要传达出的人性观不同，一个是积极乐观，另一个是充满了绝望与邪恶[21]。陈吴慧在其硕士论文《英国荒岛文学的生态批评：〈珊瑚岛〉和〈蝇王〉的比较研究》中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入手，通过比较得出英国荒岛文学的启示，希望人类能与自然和谐相处，使地球生态得以健康持续发展。此外，陈李萍将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和《蝇王》作比较，立足于后殖民批评，分析两部作品的主/奴范式的表层结构[22]，从而挖掘深藏其中的深层结构。同时，也有学者将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红字》(The Scarlet Letter)和《蝇王》作主题上的比较，吴桂金自成一格，在其作品中指出两部作品都传达出了人性恶的主题，同时又都有基督教原罪的原型，并进一步表达了对人性中善的一面的向往。他还归纳了人性的善恶与地域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而是天生的[23]。王长荣也从主题入手，比较分析了杰罗姆·大卫·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的《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和《蝇王》，他认为塞林格和戈尔丁同时都赋予了小说标题象征意义以及注重使象征和小说环境相互渲染[24]，在他看来两部作品的主题不同(霍林顿童心未泯，杰克凶残堕落)主要是由于“二战”后英美两国的社会现状差异所导致的。值得注意的是，黎玉泉将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The Call of the Wild)和《蝇王》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两部小说都表现了相似的主题——人性恶和适者生存，并且指出应当正视内心的恶念；由于时代背景的原因，两部小说在思想观念和艺术手法上都各有侧重。伦敦通过布克这一形象，主要表现了强者为尊、优胜劣汰的思想，基调是粗狂、引人入胜；而戈尔丁通过善的毁灭表达了一种悲观的情绪，基调是阴暗、神秘[25]。

近年来，与中日作家作品的比较方兴正艾。张颖在《王小波与威廉·戈尔丁反乌托邦小说比较研究》中指出，王小波的《白银时代》和威廉·戈尔丁的《蝇王》同属于反乌托邦小说。他们的经历如出一辙，在经受强大的精神折磨后，他们都选择用笔和这个残酷的世界作斗争，在他们的小说世界中，一致表达出了对极权的反抗以及对人类生存现状的思索，从而流露出对人性善、自由和理性的渴望。谢红月撰文写道，把《蝇王》和余华的《现实一种》进行平行研究，可以使两部作品的优点更直接地显现出来。她着重分析《蝇王》和《现实一种》中的孩童形象，来传达人性本恶的主题，同时指出两部作品都表达了对人类未来、自然以及宇宙的思考和关注，强调了人类的原始本能欲望需要得到克制和规训[26]。晓华以“现代寓言”为切入视角，通过刘恒的《逍遥颂》和《蝇王》之间比较得出，刘恒深受戈尔丁的影响，但由于语言的特殊性使得可读性不如《蝇王》[27]。也有学者将冯苓植的中篇小说《虬龙爪》和《蝇王》比较，刘有元认为，可以从中看出中西文化的异同，即《虬龙爪》主要体现的是儒家文化精神，而《蝇王》中的原罪思想深受西方基督教的影响[28]。朱倩在其文章《〈蝇王〉与〈罗生门〉主题比较》中指出，戈尔丁和芥川龙之介都是以象征手法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个主题——人性恶，但不同的是，同样处于黑暗中，戈尔丁在文中仍然流露出了对文明对善的渴望与追求，而芥川龙之介表达出的是完全悲观的情绪。她还分析了两位作者揭露“人性恶”的目的主要是在于警醒世人认识恶、正视恶。比较两种不同文化语境的作品，站在更高的层面对其解读，可谓扩大了研究者的视野，是《蝇王》研究的重要收获。此外，还有将《蝇王》文本与电影的比较研究，苏亚娟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入手，撰文写道，“虽然电影和小说自我的代表人物不同，但对人性恶的主题都淋漓尽致地进行了揭露”[29]。

从两种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探讨《蝇王》和其他作品的异同，其独特角度有一定的方法论价值。但如果可以在表面的相似下挖掘出内在丰富且复杂的精神内蕴，从而找到其文化演变和历史根源，不失为一个值得研究的新方向。

结 语

通过主题研究、文学理论视角研究以及比较研究三个方面进行综合性概述，所评述的论文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均有所创新，总体来看，国内学者关于《蝇王》的研究是值得肯定的，其研究视角之广、研究理论之深以及研究方法之多都是戈尔丁其他文本所不能企及的。但其中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注意，我国学者的研究视角大都还囿于“人性恶”的观念中没有跳出来，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相关专著也少之又少，和国外研究仍有差距。为了顺应国内对《蝇王》研究的重视，使其和国际接轨，笔者认为对之前的文献进行综述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可以使其发展历程一目了然，而且有助于研究视角的全方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