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波 历晶晶

以色列建国初期，制定并实施了“外围战略”(Periphery Strategy)，旨在中东地区实行远交近攻，着力与地区内可结盟的力量建立联系和发展关系。该战略取得了一定成效，打破了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孤立处境，不但消除了以色列面临的安全困境，加强了以色列与域内外国家的联系与合作，而且提高了以色列的地缘政治地位。作为“外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色列库尔德政策有其内在逻辑和多重动因。除了犹太人与库尔德人之间深厚的历史渊源，域内外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和安全威胁，以及多种利益诉求都是促使以色列对库尔德人采取“外围战略”的重要原因。本文拟以以色列“外围战略”的实施为背景，着重考察以色列库尔德人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发展趋势。

一、以色列“外围战略”及其库尔德政策的形成

随着国际关系和地区形势的不断变化，以色列“外围战略”的理念与实践也不断发展，在维护国家安全和改善地缘政治环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库尔德人被认为是以色列在地区内可结盟的力量，发展与库尔德人的关系遂成为“外围战略”的重要实践。

(一) 以色列“外围战略”的产生与发展

早在20世纪30年代，本·古里安就曾提出，任何遭受阿拉伯国家或者伊斯兰国家迫害的少数民族都可以成为犹太人的合作伙伴。(1)Mohammed M. Ahmed and Michael M. Gunter, eds., The Kurdish Spring: Geopolitical Changes and The Kurds, California: Mazda Publishers, 2013, pp. 82-83.1948年5月建国后，为打破阿拉伯国家的包围圈，打造绝对安全的地缘政治空间，以色列不遗余力地寻求地区内外可结盟的力量。20世纪50年代初，以色列制定了“外围战略”，并在很长时期内将其作为外交和安全政策制定的战略依据。以色列政府试图通过与阿拉伯国家接壤的非阿拉伯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与生活在阿拉伯国家内的非阿拉伯民族建立密切联系、同受阿拉伯民族主义威胁的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从而加强与地区内国家的安全和经济联系，打破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围困，抵消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作为一项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外围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孤立处境和安全困境，也实现了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同时加快了犹太人从伊朗、摩洛哥以及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移民到以色列的步伐，并且强化了以色列与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国家的情报合作与互惠关系。

20世纪70年代末，埃及与以色列签订《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平条约》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此同时，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以色列—伊朗—土耳其“三角联盟”(2)“三角联盟”(Trident)是以色列在1956年至1958年间依据“外围战略”同土耳其政府和伊朗政府高层往来的产物。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结束了“三角联盟”关系。不复存在，“外围战略”由此式微。冷战结束后，政治谈判逐渐成为解决阿以冲突问题的主流。1991年马德里会议和1993年《奥斯陆协定》的签订标志着阿以关系进一步缓和。之后，约旦成为第二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开始减少与以色列的军事对抗，逐步开启政治对话。尤其是当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发生波动时，“外围战略”的重要价值显著下降。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以色列政府对中东和平进程充满信心，认为阿以会彻底和解，以色列外长西蒙·佩雷斯甚至一度考虑加入阿盟；(3)Yossi Alpher, Periphery-Israel’s Search for Middle East Allies,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5, p. 4.另一方面，以色列力图拉拢的可结盟对象发生变化。被以色列视为重要盟友的伊朗与以色列交恶，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也出现波动。苏联解体后出现的阿塞拜疆等伊斯兰国家在处理与以色列关系方面日渐温和，逐渐形成了“温和轴心”(Moderate Axis)。“外围战略”中的“外围”不再是以色列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外围”，而是随着与以色列有安全和利益冲突的“中心”而变化的“外围”，“外围战略”也逐步向“温和轴心”靠近。(4)Yaniv Voller, “From Periphery to the Moderates: Israeli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30, No. 3, 2015, pp. 506-508.然而，“外围战略”的要义早已融入了以色列的战略布局，具体表现为以色列通过情报共享、联合军事训练以及推进经济合作等举措，积极支持制衡伊朗—真主党—叙利亚联盟的国家，从而改善自身的安全环境。

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政治伊斯兰主义力量在以色列周边多个中东国家崛起，伊朗借助阿拉伯国家的乱局加紧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以色列再度陷入伊斯兰势力的包围和孤立之中。与此同时，巴以和平进程陷入僵局，以色列与埃及和约旦之间处于冷和平状态，与土耳其关系的恶化导致两国的安全和情报合作中断。这使得以色列开始转向发展同希腊、塞浦路斯、阿塞拜疆以及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关系，尝试构建沿地中海岸的新月形外围联盟。在中东伊斯兰国家内部，库尔德人则成为以色列构建外围联盟的主要对象，由此，“外围战略”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和使命。

(二) 以色列库尔德政策的形成

犹太人和库尔德人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犹太人曾在世界各地流亡一千多年，遭受过多种迫害，而库尔德人一直处于中东地区其他民族甚至是外来势力的统治和压迫之下，未能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犹太人的成功建国更是库尔德人试图效法的榜样。大流散期间，有一部分犹太人生活在库尔德斯坦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库尔德犹太人”(Kurdish Jews)的特殊群体，这一群体在以色列与库尔德人的关系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以色列建国后，遭到了周边阿拉伯国家的重重围困，经过数次战争后愈发孤立。即便是与以色列签有和约的埃及，也不肯在官方地图上明确标注以色列的存在。在政治伊斯兰潮流的影响下，以色列与伊朗关系恶化，曾经关系密切的土耳其也与以色列逐步交恶。只有生活在与以色列并不接壤的库尔德斯坦地区的库尔德人，与犹太人利益冲突较少，且亦与本地区其他民族存在矛盾，两者有着广泛而相似的利益诉求。

出于国家安全和现实利益的多重考虑，以色列对库尔德人的政策充分体现了其地区战略的内在逻辑：始终坚持服务于国家利益是以色列对库尔德人政策的根本原则，在此基础上评估库尔德斯坦地区的战略价值，进而采取灵活可行的策略支持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及伊朗四国库尔德人争取民族权利甚至谋求民族自决或独立建国的活动；以色列与库尔德人虽然互相报以战略合作的期望，但以色列政府对于这种合作大多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悄然进行。近年来，中东各国库尔德人的民族地位虽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库尔德人依旧分属于各自所在的国家，以色列无法与库尔德人建立对等的外交关系。另外，鉴于库尔德问题的跨界性和敏感性，以色列在制定和实施对库尔德人的政策时，极为重视库尔德人所在国家乃至阿拉伯世界的感受和反应，会仔细考量库尔德人与其所在国家的战略价值对比。

二、 以色列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公开支持政策

以色列与伊拉克之间虽不接壤，但受到民族和宗教等因素的影响，历史上伊拉克一直将犹太人视为仇敌。由于伊拉克与以色列的长期敌对，以色列将发展与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关系作为其“外围战略”的重要实践，公开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谋求自治甚至独立建国。

(一) 以色列与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早期接触

早在20世纪30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者就与伊拉克库尔德人建立了联系，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首任负责人鲁文·希洛(Reuven Shiloah)就曾在库尔德斯坦地区秘密进行联络工作。(5)Dan Raviv, Every Spy a Prince: The Complete History of Israel’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0, p. 21.40年代至50年代，库尔德人领袖加兰·阿里·巴德尔·汗(Kamuran Ali Badr Khan)曾为以色列提供情报，建议联合地区内处境艰难的少数民族，瓦解阿拉伯国家的进攻。(6)Scott Abramson, “A Historical Inquiry into Early Kurdish-Israeli Contacts: The Antecedents of an Alliance,” Journal of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Vol. 9, No. 4, 2018, p. 383.1950年5月至1951年8月间，摩萨德通过实施新移民计划，帮助居住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的10万多名犹太人，借道伊朗和塞浦路斯，迁移至以色列。(7)Jamal Khosravi, Jalal Kalhori and Loghman Hamehmorad, “The Presence of Israel in Iraqi Kurdistan and Its Security Challenges for Iran’s National Security,”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Law, Vol. 9, No. 7, 2016, p. 172.

20世纪60年代初，以色列国内舆论普遍认为，伊拉克库尔德人与“大流散”时期的犹太人遭受迫害的命运相似，以色列应该对伊拉克库尔德人施以援手，并呼吁政府加强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支持。同时，以色列国内左翼政治势力还宣扬民族自决论，公开支持伊拉克的库尔德民族运动。此后，为了在阿以冲突中牵制伊拉克和弱化阿拉伯国家的围攻之势，以色列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支持日益明确。1961年秋，伊拉克库尔德人反政府运动爆发，以色列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KDP，下文简称“库尔德民主党”)在欧洲取得了联系，并承诺给予后者相应支援。但由于担心刺激阿拉伯国家，库尔德人没有接受以色列的帮助。(8)Ofra Bengio, The Kurds of Iraq: Building a State Within a State,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2, pp. 73, 80.

(二) 以色列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大力支持

1963年，以色列与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关系出现突破。以色列开始向巴尔扎尼领导的伊拉克库尔德武装提供资金以及衣物、药品、战地医疗物资等人道主义援助，同时还向其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包括输送中小型武器装备和派遣军事顾问。(9)Michael M. Gunter,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Kurds (2nd ed), Lanham: The Scarecrow Press, 2011, p. 147.1965年，以色列为库尔德“自由斗士”(Peshmerga)的军官进行了代号为“地毯”(Marvad)的军事训练，派遣医护人员并建立战地医院。(10)Ian Black and Benny Morris, Israel’s Secret Wars: A History of Israel’s Intelligence Services,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1991, p. 184.以色列情报机构负责人戴维·金齐(David Kimche)还秘密访问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下文简称“伊库区”)。此后，以色列又与美国合作，向伊拉克库尔德人提供军事训练以及农业和科技援助。(11)James Kirchick, “Another Israel,” Tablet, October 18, 2010, https://www.tabletmag.com/jewish-news-and-politics/47651/another-israel，登录时间：2019年8月2日。在以色列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伊拉克库尔德武装实力不断增强，多次打败政府军。1966年至1967年间，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领导人巴尔扎尼两次秘密访问以色列，与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进行会谈。(12)Benjamin Beit-Hallahmi, The Israeli Connection, London: I. B. Tauris & Co Ltd., 1988, p. 19.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加大了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资金和武器援助，有效阻止了伊拉克在西线部署更多兵力对抗以色列。(13)Douglas Litt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Kurds: A Cold War Story,”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12, No. 4, Fall 2010, p. 71.1968年，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和伊朗情报机构萨瓦克(Savak)合作，帮助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建立了情报机构帕拉斯丁(Parastin)。(14)Sergey Minasian, “The Israeli-Kurdish Relations,” 21-st Century, No. 1, 2007, p. 22.1969年以后，以色列不仅向伊拉克库尔德武装提供反坦克与防空设备，还派遣了大量军事训练人员和参谋顾问。这些常驻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的军事、医疗以及通讯人员每六个月轮换一次，此后持续多年。(15)Eliezer Tsafrir, “Rediscovering the Kurds,” Israel Journal of Foreign Affairs, Vol. 9, No. 3, 2015, p. 454.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伊拉克库尔德武装使用以色列提供的喀秋莎火箭弹袭击了基尔库克油田，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伊拉克政府军，并迫使一定数量的叙利亚军队从叙以边境转移戍防叙伊边境，这些都在战争中减轻了以色列东部战线的压力。(16)Sergey Minasian, “The Israeli-Kurdish Relations,” pp. 22-23.不过，伊拉克库尔德武装担心被视为叛国者，并未与伊拉克政府军直接交战，这使以色列深感失望。(17)Ofra Bengio, “Israel and the Kurds: Love by Proxy,” The American Interest, March 18, 2016, https://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6/03/18/israel-and-the-kurds-love-by-proxy/，登录时间：2019年8月18日。

(三) 以色列与伊拉克库尔德人关系的起伏变化

1975年，伊拉克与伊朗签署《阿尔及尔协议》(Algiers Agreement)，就边界纠纷达成和解。以色列迫于伊朗和美国的压力，停止了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援助。(18)Yossi Alpher, Periphery-Isreal’s Search for Middle East Allies, pp. 58-59.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政府将美以两国视为首要对手，以色列随即恢复了同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联系。1980年9月29日，以色列总理贝京公开承认曾向库尔德民主党提供资金、武器以及军事顾问，但否认向库尔德地区派遣过地面作战部队。(19)Nader Entessar, Kurdish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0, p. 162.

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前，在萨达姆政权镇压库尔德人期间，以色列开始恢复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多种援助。1991年，美军发动“沙漠风暴”军事行动，打击萨达姆政权。以色列政府通过土耳其向伊库区提供了大量援助。以色列库尔德犹太人社团也募集了医疗用品、衣物和毯子，分发给伊土边境的库尔德难民，还施压以色列政府游说美国援助伊拉克库尔德人。(20)Andrea Barron, “US and Israeli Jews Express Support for Kurdish Refugees,”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May/June 1991, p. 64, https://www.wrmea.org/1991-may-june/us-jewish-leader-says-world-jewry-opposes-armed-arab-presence-in-west-bank-and-gaza-but-not-palestinian-state.html，登录时间：2019年8月22日。

(四) 以色列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的良性互动

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为了减少战争对以色列战略利益的损害，以色列决定加强与伊拉克库尔德人稳定而持久的关系。(21)Seymour M. Hersh, “Plan B: As June 30th Approaches, Israel Looks to the Kurds,” The New Yorker, June 28, 2004,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4/06/28/plan-b-2，登录时间：2019年9月6日。萨达姆政权瓦解后，以色列总理沙龙向伊拉克库尔德领导人发去贺信，并表示以色列愿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KRG)保持良好关系。(22)Jacques Neriah, “Kurdistan: The Next Flash Point Between Turkey, Iraq and the Syrian Revolt,” Jerusalem Centre for Public Affairs, Vol. 15, No. 8, 2012, p. 113.

以色列非常看重伊库区的战略价值，保持同伊库区政府的密切合作，不仅能够掣肘伊拉克的阿拉伯势力，而且可以获取叙利亚和伊朗的相关情报，尤其是关于伊朗核计划的情报。(23)Ivan Eland, “The Way Out of Iraq: Decentralizing the Iraqi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orld Peace, Vol. 21, No. 1, March 2005, p. 42.以色列特工人员加强了对库尔德民兵的军事训练，旨在保证库尔德武装对基尔库克油田的控制，还以训练反恐部队(Mistaravim)的方式训练库尔德突击队，帮助其应对什叶派民兵的威胁以及向叙利亚和伊朗渗透。(24)Seymour M. Hersh, “Plan B: As June 30th Approaches, Israel Looks to the Kurds.”

随着伊库区政府政治地位的日趋上升，以色列与伊库区领导层的互动也愈加频繁。伊库区政府领导人甚至表示，希望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2004年，以色列领导人与伊拉克库尔德领导人会面，沙龙向巴尔扎尼及塔拉巴尼明确表示，以色列与伊库区应保持良好关系。(25)Sargis Mamikonian, “Israel and the Kurds (1949-1990),” Iran and the Caucasus, Vol. 9, No. 2, 2005, p. 26.2006年，以色列国防情报局和摩萨德人员在伊库区与库尔德武装合作，组建情报小组，搜集伊朗核情报，(26)Michael M. Gunter,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Kurds (2nd ed), Lanham, Maryland: The Scarecrow Press, 2011, p. 148.并为库尔德民兵提供军事训练。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包括以色列媒体在内的多家知名媒体对以色列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在军事、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通讯等方面的合作多有报道，但以色列政府始终对此予以否认，并声称向库尔德地区供应物资是私营企业的投资行为，并没有得到以色列政府的许可。(27)Magdi Abdelhadi, “Israelis ‘Train Kurdish Forces’,” BBC News, September 20, 2006, http://news.bbc.co.uk/2/hi/middle_east/5364982.stm，登录时间：2019年9月13日。此外，以色列政府除了公开表示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外，对于双方来往细节始终避而不谈。

(五) 以色列公开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建国

2010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引发中东多国政局动荡，也激发了伊拉克库尔德人要求独立的愿望。(28)Ömer Tapnar, “The Arab Spring and the Kurdish Awakening,” September 2, 2012,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the-arab-spring-and-the-kurdish-awakening/，登录时间：2019年8月10日。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肆虐以及叙利亚内战久拖不决，促使伊拉克库尔德人更加坚定地谋求独立建国。以色列对此表示明确支持，伊库区政府则不顾伊拉克中央政府的反对，开始经由土耳其向以色列出口石油。

2014年6月，伊拉克库尔德人计划举行独立公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一时间表示支持，强调“库尔德人谋求建国的努力是合理的”，以色列“支持库尔德人争取独立的愿望”。(29)Sangar Ali, “Kurds Should Have Their State: Israel PM Tells US Members of Congress,” Kurdistan24.net, August 14, 2017, https://www.kurdistan24.net/en/news/692fb101-43fa-49eb-9cf7-122a9304bbdd，登录时间：2019年9月3日。以色列总统佩雷斯也在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时建议美国支持库尔德人建立国家。(30)Ofra Bengio, “Israel and the Kurds: Love by Proxy”.2015年3月，以色列常驻联合国大使在联大会议上再次表示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建国。(31)肖文超：《以色列对库尔德人的政策及其面临的挑战》，载《世界民族》2018年第1期，第26页。2016年1月，以色列司法部长阿耶莱特·沙科特(Ayelet Shaked)公开表示希望库尔德人独立，他指出：“我们必须公开呼吁库尔德独立，独立后的库尔德国家会对以色列友好……库尔德人在政治上是温和派，值得信任”(32)Tamar Pileggi, “Justice Minister Calls for an Independent Kurdistan,” The Times of Israel, January 20, 2016,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shaked-calls-for-an-independent-kurdistan/，登录时间：2019年9月16日。。2017年8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对伊库区独立公投持“积极态度”，并称库尔德人“勇敢、亲西方且具有相同的价值观”(33)Sangar Ali, “Kurds Should Have Their State: Israel PM Tells US Members of Congress.”。同年9月，以色列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Yair Golan)在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发言时，积极为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独立进行游说：“考虑到东边的伊朗和整个地区的不稳定性，在这片泥潭中建立一个可靠、稳定且具有凝聚力的库尔德实体不是个坏主意”(34)《反对声中的支持，以色列为何支持库尔德人建国》，新华网，2017年9月22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9/22/c_129709967.htm，登录时间：2019年9月19日。。尽管2017年9月25日伊库区政府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但以色列政府明确表示支持公投结果。(35)2017年9月，伊库区政府在其管辖省份和地区举行了独立公投，民众投票率达72%，其中92.73%的民众支持库区独立。但伊拉克中央政府拒绝接受公投结果，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朗等国政府对此公投也表示强烈反对，国际社会也普遍反对伊库区政府的这种做法。参见朱丽涵：《独立建国还是冲突内战——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将走向何方》，载《当代世界》2017年第11期，第28页；“92.73% ‘Yes’ for Independence: Preliminary Official Results,” Rudaw.net, September 27, 2017, https://www.rudaw.net/english/kurdistan/270920174，登录时间：2019年9月5日。

以色列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公开支持，有力推动了伊拉克库尔德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和库尔德政治势力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伊拉克打击以色列的力量，进而减轻了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全面包围的压力，促使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向有益于以色列的方向转变。

需要说明的是，以色列和伊拉克库尔德人虽然都不避讳谈及双方之间的密切关系，但都避免高调张扬双方的交往细节。对于伊拉克库尔德人来说，库尔德民主党虽然与以色列长期保持良好关系，但也不得不顾忌与伊朗关系密切的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PUK)以及变革运动(Bzutinewey Gorran)。(36)Ofra Bengio, “Israel and the Kurds: Love by Proxy.”阿拉伯国家和其他伊斯兰国家亦是伊拉克库尔德人重要的政治经济伙伴，与以色列的密切关系如若引起其不悦甚至仇视绝非明智之举。尤其是在谋求独立的关键时刻，寻求地区内的广泛支持才是重中之重。土耳其媒体曾报道说，伊库区政府与以色列曾达成秘密协议，在独立公投成功之后，让大批库尔德犹太人迁回伊库区。(37)“Turkish Media Claims Israel is Sending Jewish Kurds Back to Kurdistan,” The Times of Israel, September 14, 2017,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turkish-media-warns-israel-planning-to-send-jewish-kurds-back-to-kurdistan/，登录时间：2019年9月15日。以色列外交部对此拒绝做出评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坚决予以否认并强调指出：“犹太人对库尔德人民长期以来只有自然而深切的同情，以色列不会参与库尔德(独立公投)事务”(38)Nadia Riva, “Israel Not Involved in Kurdistan Referendum: Netanyahu,” Kurdistan24.net, October 1, 2017, https://www.kurdistan24.net/en/news/1b0038b0-ab5b-4c87-aab8-449fdb9f8309，登录时间：2019年9月20日。。以色列如此表态也是考虑到伊拉克库尔德人内部派系纷争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反应。

三、 以色列对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朗库尔德人的政策举措

相比伊拉克库尔德人，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朗库尔德人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力量发展较晚，实力较弱。在“外围战略”的实践中，不同于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重点公开支持，以色列对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朗的库尔德人采取的政策举措更为谨慎、隐秘。

(一) 以色列对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态度变化

以色列和土耳其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15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就曾收留过大批在西班牙遭受迫害的犹太难民。一战后，土耳其凯末尔政权又接纳了很多遭到欧洲反犹主义势力排挤的德国犹太人学者。以色列建国后，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率先承认并与之建交，继而同以色列开展了政治、军事和安全等方面的战略合作。虽然两国关系不时出现波动，但长期以来基本保持着较为友好的互动。以色列根据其与土耳其政府关系的变化，对土耳其库尔德人的主要力量——库尔德工人党(PKK，下文简称“库工党”)——采取谨慎态度并进行秘密接触。

1956至1979年间，以色列同土耳其和伊朗组成了“三角联盟”。但鉴于库尔德问题的敏感性，以色列从未同土耳其共享过有关库尔德人的军事情报。(39)Yossi Alpher, Periphery-Isreal‘s Search For Middle East Allies, p. 51.1980年以色列宣布耶路撒冷为其永久首都时，土耳其关闭了驻耶路撒冷的总领事馆，导致双方外交关系的级别降低，土以关系趋冷。与此同时，土耳其政府将库工党确定为恐怖组织。因担心进一步恶化同土政府的关系，以色列减少了与库工党的联系。1979年库工党领袖奥贾兰(Ocalan)接受叙利亚政府的政治庇护后，该党开始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结盟。库工党的核心领导人物与大批武装人员都转移到了位于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营地，和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一起接受武装训练，甚至直接参与对抗以色列的军事行动。(40)Ismet G. Imset, The PKK: A Report on Separatist Violence in Turkey, Istanbul: Turkish Daily News Publications, 1992, pp. 172-173.虽然以色列对此无法容忍，但以色列和土耳其双方始终没有产生直接对抗和正面冲突。

自1990年起，库工党加强了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的联系，(41)肖文超：《以色列对库尔德人的政策及其面临的挑战》，第26页。且与土耳其政府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42)Fevzi Bilgin and Ali Sarhan, Understanding Turkey’s Kurdish Question,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3, pp. 93-94.1991年海湾战争后，伊拉克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北部建立了自治区，这使土耳其感受到国内库尔德分离主义带来的巨大压力。(43)Bo Wang, “A Research on the Causes of Turkey-Israel Discord,”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in Asia), Vol. 6, No. 1, 2012, p. 37.在此期间，土耳其重新加强了与以色列的关系，(44)敏敬：《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北京：中央编译献出版社2015版，第244页。两国外交关系再次升格为大使级。1993年巴以签署和平协议后，土以关系迅速升温，各项互动与合作达到了高峰，土耳其成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并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准联盟关系。在土以两国关系不断强化、升温之时，以色列对土耳其库尔德人的同情和支持不断弱化，(45)Michael M. Gunter,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Kurds (2nd ed), p. 148.1997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甚至公开表态支持土耳其政府打击库工党，并警告叙利亚政府停止支持“库尔德恐怖主义”。(46)Amikam Nachmani, “The Remarkable Turkish-Israeli Tie,” Middle East Quarterly, Vol. 6, 1998, pp. 19-29.同时，以色列还向土耳其政府提供关于库工党活动的情报，并协助土耳其训练专门打击库工党的军队和情报人员。1999年2月，土耳其政府成功抓获库工党领袖厄贾兰。库工党怀疑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给土耳其政府提供了情报，从而激起了对以色列的仇恨，并导致了流血事件。(47)Ofra Bengio, “Surprising Ties Between Israel and the Kurds,” Middle East Quarterly, Vol. 21, Issue 3, 2014, p. 4.

2002年埃尔多安领导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之后，土以关系出现波动，以色列对库工党的政策也随之调整。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土耳其对以色列封锁巴勒斯坦尤其是加沙地带表示不满，双方关系出现裂痕，以色列遂通过伊拉克库尔德人间接取得同土耳其库工党的联系。(48)汪波：《土耳其与以色列当前关系危机的原因分析》，载《国际观察》2011年第4期，第48页。2008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标志着土以两国的安全合作关系彻底破裂。(49)Bo Wang, “A Research on the Causes of Turkey-Israel Discord,” p. 39.2010年5月， “马尔马拉号”事件(50)2010年5月31日，以色列海军突袭试图驶入加沙沿海地带的土耳其“马尔马拉号”人道主义救援船，造成8名土耳其籍人员死亡，该事件被媒体称为“马尔马拉号”事件。又引发两国外交危机。在此背景下，以色列与库工党开始谨慎尝试建立合作关系的可能性。2010年，库工党领导人穆拉特·卡拉伊兰(Murat Karayilan)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土耳其打击库工党和库尔德平民的先进武器大都来自以色列，强调土耳其是以色列和库尔德人共同的敌人，呼吁以色列停止同土耳其的军事合作，期望以色列与库尔德人站在一起。(51)“PKK Leader Urges Israel to Cut Turkey Military Ties,” Haaretz, September 21, 2010, http://www.haaretz.com/news/diplomacy-defense/PKK-leader-urges-israel-to-cut-tuekey-military-ties-1.315053，登录时间：2019年9月27日。

2010年10月，维基解密曝光的文件显示，美国和以色列一直都在支持库工党，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还与库工党进行了情报合作。(52)Othman Ali, “Possible Consequences of PKK-Israeli Union,” September 18, 2011,http://www.politicsforum.org/forum/viewtopic.php?p=13806804，登录时间：2019年9月16日。2012年1月，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媒体都报道了库工党使用以色列无人侦察机侦察土耳其军事目标的消息。土耳其媒体称，种种迹象显示以色列正在和库工党合作对付土耳其政府。(53)唐志超：《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0-291页。这些都使得土耳其政府担心库工党获得以色列提供的军事装备。此外，土耳其政府对以色列与叙利亚以及伊朗库尔德人的秘密合作也极为敏感。(54)汪波：《土耳其与以色列当前关系危机的原因分析》，第52页。2013年，《华盛顿邮报》就曾披露土耳其向伊朗情报部门揭露了一个位于伊朗境内的以色列间谍网络，其中有10人被确认为库尔德人，而且曾在土耳其与以色列摩萨德人员会面。(55)Ofra Bengio, “Israel and the Kurds: Love by Proxy.”

2013年土耳其和以色列开始商讨“马尔马拉号”事件的善后问题，为恢复两国关系举行多轮会谈，2016年两国宣布实现关系正常化。2017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后，土耳其公开抨击以色列是“恶魔”和“恐怖主义国家”，指责“以军在加沙的行径比当年的纳粹有过之而无不及”。2018年5月，土耳其宣布驱逐以色列大使和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并召回驻以色列大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各种公开场合和社交网站上互相指责对方军队杀害库尔德平民和巴勒斯坦平民。(56)Wladimir Van Wilgenburg, “Israeli PM Says Turkey ‘Massacres’ Kurds Amid Turkish Threats to Syrian Kurds,” Kurdistan24.net, December 22, 2018, https://www.kurdistan24.net/en/news/82f6c5a5-e461-4bff-9a24-2b7a4ea66b03，登录时间：2019年9月28日。然而，这些事件并未促使以色列全面加强与库工党的联系。

土以关系虽然严重倒退，但并未完全破裂。对于以色列来说，土耳其的战略价值比土耳其库尔德人更为重要。从现实来看，以色列与土耳其都直接面对来自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的压力。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反以斗争，对以色列构成战略威胁；伊拉克也暗中支持土耳其库尔德人，让土耳其深感不悦。叙利亚曾多次与以色列发生战争，且积极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反以行动；土耳其担心叙利亚库尔德人势力不断壮大，强烈反对叙利亚政府承认库尔德人建立的联邦自治区。伊朗不但号召伊斯兰世界团结起来消灭犹太复国主义，还大力支持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反以行动；伊朗还公开批评土耳其的世俗化制度，伺机向土耳其输出伊斯兰革命。另外，以色列和土耳其也互有需求。土耳其可以从以色列进口大批先进武器装备，以色列则可以通过土耳其打通与中亚各国的关系，优化地缘政治环境，拓展水资源和油气等能源供给。因此，以色列在与土耳其库尔德人发展关系时，势必要考虑土耳其政府的因素，采取谨慎态度并进行秘密接触。

(二) 以色列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谨慎支持

以色列和叙利亚两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除了长期以来的民族冲突和宗教对立之外，以色列和叙利亚围绕戈兰高地的领土争端更是两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多年来，叙利亚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联系让以色列深感不安，以色列一直通过多种方式竭力防范和弱化叙利亚政权。但在2011年以来的叙利亚内战期间，以色列担心叙利亚会陷入长期动荡或落入极端势力手中，进而对其产生更大的威胁，遂在叙内战爆发后的一段时期内基本保持中立。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尤其是在对抗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势力和武装力量得到了迅猛发展。2012年，叙利亚政府军撤离库尔德地区，打击其他地区的反对派武装，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以下简称“民主联盟党”)及其领导的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YPG/YPJ)组成了库尔德民兵。2014年1月，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占领阿夫林、科巴尼和贾兹拉地区，建立了具有自治性质的政府，并在美国支持下成为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中坚力量。(57)“Syria Conflict: Kurds Declare Federal System,” BBC, March 17, 2016, https://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35830375, 登录时间：2019年9月26日。

以色列意识到叙利亚库尔德人在抗击“伊斯兰国”组织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对抗叙利亚政府的战略价值，以及抵制伊朗势力扩张的堡垒作用，遂开始与叙民主联盟党建立联系，并向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武器装备，同时获取秘密情报。然而，叙民主联盟党与以色列支持的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之间一直处于敌对状态，而且还同叙利亚政府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同时，美国也因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不愿再向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土耳其政府则将叙民主联盟党和库工党一同列为恐怖组织。因此，以色列在权衡各方利弊的基础上，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支持极为谨慎。(58)Ofra Bengio, “Israel and the Kurds: Love by Proxy.”

2016年3月，当叙民主联盟党宣布将在叙利亚北部建立具有自治性质的库尔德联邦区后，以色列开始与之加强联系。对以色列来说，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的不断加强，会使得叙利亚政府减少在戈兰高地问题上对以色列施加的压力。叙利亚库尔德人一旦取得合法的自治地位，将有助于以色列对抗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及其盟友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战略价值不言而喻。

2019年10月9日，土耳其发动“和平之泉”军事行动，越境打击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武装。叙利亚库尔德人希望以色列提供援助，呼吁其在外交领域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有所行动。(59)“Kurdish Politician Urges Israeli Diplomatic Intervention to Stop Turkish Assault,” The Times of Israel, October 17, 2019,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kurdish-politician-urges-israeli-diplomatic-intervention-to-stop-turkish-assault/，登录时间：2019年10月17日。实际上，自美军撤出叙利亚库尔德地区以来，以色列一直通过多种渠道向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提供援助。(60)“Israel Official: Jerusalem Providing Aid to Kurds Since US Pullout in Syria,” The Times of Israel, November 7, 2019,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official-israel-providing-aid-to-kurds-since-us-pullout-in-syria/, 登录时间：2019年11月7日。以色列方面此次更是做出积极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烈谴责土耳其的军事行动，警告土耳其及其地区代理人不要对库尔德人进行种族清洗，并表示以色列时刻准备向叙利亚库尔德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抵抗土耳其的袭击。(61)“Netanyahu Condemns Turkish Invasion of Syrian Kurdistan, Offers Aid,” The Times of Israel, October 10, 2019,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netanyahu-pans-turkish-invasion-of-syrian-kurdistan-offers-aid/，登录时间：2019年10月11日。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尼·达农(Danny Danon)在安理会关于中东问题的会议上发言谴责土耳其入侵叙利亚，指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直通过暴力和支持恐怖组织破坏地区稳定”，助长反犹主义以及对库尔德人进行种族清洗。(62)“Israel’s UN Envoy: Erdogan has Turned Turkey into a ‘Regional Hub for Terror’,” The Times of Israel, October 29, 2019,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israels-un-envoy-erdogan-has-turned-turkey-into-a-regional-hub-for-terror/，登录时间：2019年10月29日。

(三) 以色列与伊朗库尔德人的隐秘联系

以色列与伊朗的关系经历了从合作到敌对的巨大变化。历史上，犹太民族和波斯民族的传统友好关系可以追溯至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国国王居鲁士大帝释放“巴比伦之囚”。二战期间，伊朗巴列维王朝政府曾允许在伊朗设立犹太人办事处并为犹太人提供服务。以色列建国后，伊朗在1950年3月成为继土耳其之后第二个正式承认以色列的伊斯兰国家。建交之初，以色列曾帮助伊朗组建情报机构萨瓦克，还通过“鲜花工程”帮助伊朗发展核武器，(63)吕满文：《伊朗与以色列由“热”变“冷”的关系探析》，载《史学月刊》2012年第10期，第133页。伊朗则向以色列提供石油，帮助其打破阿拉伯国家的能源封锁。伊朗还与以色列合作帮助伊拉克库尔德人对抗伊拉克政府，这种合作支持直到1975年两伊达成阿尔及尔协议和解后才停止。(64)Michael B. Bishku, “Israel and the Kurds: A Pragmatic Relationship in Middle Eastern Politics,” Journal of South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1, No. 2, 2018, p. 53.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视以色列为伊斯兰世界的毒瘤，两国遂断绝外交往来，双方关系对立。2011年中东剧变后，伊朗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甚至企图与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连成一片，通过构建“什叶派新月带”势力来威慑以色列。以色列则对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设施实行军事打击，严防伊朗在叙以边境地区建立“前沿阵地”和军事基地。

长期以来，库尔德人在伊朗国内同样受到压制。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政府更是拒绝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地位，严格限制其民族权利，利用宗教手段和内部矛盾分化和打击库尔德人，还试图通过同化政策消除其民族特性。在长期压制下，伊朗库尔德人没有形成统一有力的政治组织和军事力量，伊朗库尔德民族运动始终处于低潮。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后，伊朗库尔德人暗中支持伊拉克政府，伊拉克库尔德人则支持伊朗政府，而以色列也逐步恢复与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关系。在此情况下，以色列未与伊朗库尔德人建立联系。

直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以色列担心美国重建伊拉克失败以及伊朗在伊拉克的势力扩大，开始派遣军事人员和情报人员在伊拉克北部地区训练流亡的伊朗库尔德人，将他们组成突击队，并支持受训人员潜回伊朗库尔德地区从事秘密活动。在库尔德突击队的帮助下，以色列军事人员甚至得以进入伊朗境内安放传感器等敏感电子元件监测伊朗核设施。(65)Seymour M. Hersh, “Plan B: As June 30th Approaches, Israel Looks to the Kurds.”

除了阿塞拜疆南部与伊朗交界处的网络监控基地外，2005年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还在两伊接壤的库尔德地区建造网络监控基地，用以监控伊朗。以色列军事特工以商人和私营公司雇员的身份在伊拉克北部工作，收集有关伊朗的情报，组织流亡的伊朗库尔德人加入以色列在伊朗的间谍组织。2006年3月，在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帮助下，伊朗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库区的埃尔比勒成立了“伊朗东库尔德斯坦统一战线”(United Front of the Eastern Kurdistan)组织，随即渗透进伊朗库尔德地区。(66)Sergey Minasian, “The Israeli-Kurdish Relations,” 21-st Century, No. 1, 2007, pp. 27-28.2012年1月，法国《费加罗报》曾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在伊拉克库区建立秘密基地，招募和训练与伊朗政府持不同政见者。(67)Ofra Bengio, “Israel and the Kurds: Love by Proxy.”2015年9月，英国《中东观察》也曾报道，以色列摩萨德利用库尔德斯坦地区，实施针对伊朗核设施的秘密行动。(68)Saleh Al-Naami, “Strategic Dimens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srael and Iraqi Kurdistan,” Middle East Monitor, September 1, 2015,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articles/middle-east/20748-strategic-dimensions-of-the-relationship-between-israel-and-iraqi-kurdistan，登录时间：2019年9月17日。

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种种风险和制约因素，以色列对伊朗库尔德人一直采取极为谨慎而隐秘的举措，力图避免与伊朗政府发生正面冲突。尤其是2015年7月伊核协议的签署，使得以色列与伊朗库尔德人的联系更为隐秘。以色列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首先，以色列需要顾及国际舆论和西方国家的态度。奥巴马政府为了开启与伊朗的会谈，也表示支持伊朗政府压制伊朗库尔德组织。(69)Ofra Bengio, “Israel and the Kurds: Love by Proxy.”2013年奥巴马政府希望与伊朗签订核协议，向以色列施压，使得以色列不断减少与伊朗库尔德组织的联系，导致以色列仅与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在伊朗的分支库尔德斯坦自由生活党(PJAK)保持隐秘联系。(70)Sedat Laciner, “Why Is Israel Watching the PKK?,” Al Monitor, January 10, 2013, 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fa/security/2013/01/israel-monitoring-pkk.html，登录时间：2019年9月14日。其次，伊朗库尔德政治力量的四分五裂和缓慢发展也为以色列与伊朗库尔德人建立联系增加了难度。由于伊朗政府的严厉压制，伊朗主要的库尔德政党(71)伊朗的库尔德政党主要有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PDKI)、伊朗库尔德斯坦科马拉党(Komala)、库尔德斯坦自由党(PAK)、库尔德斯坦自由生活党(PJAK)等。都流亡到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他们与伊朗的库尔德民众缺乏直接联系，在伊朗国内政治影响力极为有限，民众基础十分薄弱。而伊拉克库区政府也不愿与伊朗政府为敌，对这些流亡在伊拉克库区的伊朗库尔德组织的活动进行了一定的约束。

四、 以色列库尔德政策的特点及及其战略目标

以色列实施“外围战略”以来，重视发展同库尔德人的关系，逐步形成了以利益化、差异化、隐秘化和动态化为主要特征的库尔德政策。

(一) 以色列库尔德政策的特点

第一，以色列对库尔德人的政策是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制定并实施的。由于以色列面临的地区形势和国际关系复杂多变，“外围战略”一直处于变化发展中，甚至一度式微，但始终以国家利益为战略目标。作为“外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色列库尔德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也始终服务于国家利益。

第二，以色列对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朗的库尔德人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一战后，库尔德斯坦地区被划分至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朗等国，库尔德人也分散至各国成为少数民族。由于以色列与各国的关系不同，各国库尔德力量的发展不一，以色列重点关注且公开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而对其他三国库尔德人则以一事一议的谨慎态度进行适当支持或隐秘接触。

第三，以色列对库尔德人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表现为公开表态支持，但具体的行动秘密隐蔽。由于库尔德问题的跨国性和敏感性，以色列对库尔德人的民族独立运动一般都公开表明其支持态度，但很少提及其给予的人道主义援助，避而不谈甚至坚决否认其提供的军事支援。

第四，随着国际环境、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以色列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对外关系发展都有所变化，基于国家利益的战略目标也随之不断调整。由于涉及库尔德问题的各方之间关系复杂多变，以色列遂不制定一以贯之的库尔德政策，而是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权衡利弊，适时调整对各国库尔德人的政策，呈现出动态化的特征。

(二) 以色列库尔德政策的战略目标

除了出于对库尔德人历史命运和现实处境的同情外，以色列主要在“外围战略”的指导下努力实现特定的战略目标。

第一，从地缘战略层面来看，跨越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朗等国的库尔德地区实为战略要地，支持库尔德人有助于以色列打破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势。以色列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可以推动伊拉克国内什叶派、逊尼派以及库尔德人三股势力相互制衡，遏制和弱化伊拉克的整体实力，阻止其成为亲伊朗的什叶派政治军事大国，减少对以色列的军事威胁。以色列帮助伊拉克库尔德武装“自由斗士”加强军事力量，可以将伊拉克政府武装牵制在伊拉克北部地区，从而减轻以色列东部的军事压力。以色列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建国不仅有助于弱化和瓦解伊拉克，而且推动了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朗的库尔德人对抗所在国政府，从而分化和制衡这三个国家的力量。通过与伊拉克库尔德人和伊朗库尔德人的合作与联系，以色列能够在伊拉克境内甚至进入伊朗境内收集情报，为监控伊朗核设施提供了重要途径。

第二，从能源和经济方面来看，以色列与伊拉克库尔德人发展关系也为以色列解决自身能源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以来，阿拉伯产油国对以色列实行能源禁运，石油资源丰富的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便成为以色列理想的石油供应源。从2015年开始，以色列就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建立了能源合作。这不但使以色列能够就近解决能源需求，而且还推动双方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并将合作从能源扩展至基础设施和信息工程等领域。

第三，在保障国家安全利益方面，以色列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支持，有利于打击仇视以色列的伊斯兰极端势力。2014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兴起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对以色列构成了严重的安全威胁。2014年9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召开紧急安全会议，讨论如何应对该组织不断逼近以色列边境的现实威胁。为此，以色列积极支持库尔德人抗击“伊斯兰国”组织，向伊拉克库尔德武装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提供物质援助、武器装备以及军事训练，并通过他们获取有关“伊斯兰国”组织的情报。事实表明，在抗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斗争中，伊拉克库尔德武装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伊斯兰国”组织对以色列的恐怖威胁。

第四，从国家间关系来看，以色列对库尔德人的政策举措充分考虑了与库尔德人所在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于与伊拉克的长期敌对关系以及伊拉克库尔德政治势力的发展壮大，以色列重点且公开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谋求民族独立。考虑到与土耳其的关系变化以及库尔德工人党的态度，以色列对土耳其库尔德人采取谨慎态度并进行秘密接触。对于和叙利亚政府有着不稳定合作关系的叙利亚库尔德人，以色列主要协助其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以减少伊斯兰极端势力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并在一定程度上制衡土耳其。而对于伊朗库尔德人，以色列则采取极为谨慎且隐秘的举措接触流亡境外的库尔德政治势力，通过他们获取有关伊朗的重要情报。

五、 结论

以色列建国后深陷阿拉伯国家的重重围困和孤立封锁之中，为了寻求地区内外可结盟的力量并打破安全困境和孤立处境，以色列开始制定并着力实施“外围战略”。除了基于深厚的历史渊源、对库尔德人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处境产生同情之外，库尔德人世代居住的库尔德斯坦地区对以色列也极具战略价值。由此，库尔德人成为以色列在地区内发展盟友的理想目标之一。以色列各届政府都非常重视与库尔德人发展关系，将其作为“外围战略”的重要实践对象，支持库尔德人争取民族权利和谋求民族独立，希望库尔德人建立一个穿越阿拉伯世界的亲以色列政治实体。以色列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国家的库尔德人的态度和政策各有特点，总体表现为重点支持、持续拉拢、多重标准、区别对待，并呈现出政治互动增多、经济合作多元、外交表态明确以及军事援助谨慎等特点。未来以色列的库尔德政策还会继续延续“外围战略”的思维，秉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权衡各方关系利弊，根据自身利益诉求进行灵活调整，但对库尔德人的支持和援助将会以人道主义为主，致力于扩大其与库尔德地区的经贸合作，特别是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文化交往以及医疗等领域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