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游戏”是纳博科夫文艺观之中的重要概念，也是其代表作《洛丽塔》文本结构的一大特点。《洛丽塔》所描写的伦理关系一方面展现了对道德规范的逾越，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对传统伦理秩序的尊崇，在伦理关系的处理上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游戏态度。本文认为，小说的这种游戏性描写既不是对传统伦理秩序进行批判性的调侃和嘲讽，也不是要设想某种新的道德准则，而是体现了作者对人性复杂性的冷静反思，以及对人性完整性的执着追求。

关键词：纳博科夫;《洛丽塔》;游戏;人性

作者简介：李舒眉（1999.11-），女，汉族，贵州贵阳人，重庆市西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3--05

1962年纳博科夫在接受BBC一档访谈节目的采访时说道：“我喜欢国际象棋，但象棋中的骗局，就像在艺术中，只是游戏的一部分。”[1]（P011-012）纳博科夫视自然界为骗局，在作品中喜好制造“文学骗局”，而这些欺骗现象在他看来只是组成游戏的一部分。可以说，游戏观念对纳博科夫的艺术观念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许多学者将其代表作《洛丽塔》视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从文体角度阐释《洛丽塔》中的游戏精神，主要集中在该书的不确定性、元小说性质、戏仿、和反讽等性质[2]，但实际上该作品的游戏性除了在文体层面体现得淋漓尽致之外，也明显体现在作品对伦理关系的处理上。作品中的那些人物形象及其关系似乎都有一种“玩”的意思。一切文学皆是人学，纳博科夫对人物及其关系的如此处理反映出的正是他对于人性以及基于人性的伦理关系问题的深刻思考。他虽然也关心文学是什么、艺术是什么等问题，但他更想告诉我们人是什么。

一、《洛丽塔》中伦理关系的双面性

伦理关系同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一样，也是社会关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并且伦理关系渗透并存在于诸如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等具体社会关系之中，并使之拥有价值属性，成为可以进行道德评价的关系。伦理关系对于具体个人而言，是在先的社会性规定[3]（P257）。换句话说，伦理关系是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的一种具有一定强制性的秩序规范或情感与行为准则。没有这种规则和秩序，社会就会处于混乱之中，违反这种关系规则，行为就会被评为“不道德”。对于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个人而言，亲人、恋人、朋友之间的关系无疑是决定我们生存秩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洛丽塔》发表以来被很多人认为是描写“不道德”行为的小说，首先就在于它所描写些的亲人、恋人和朋友等普通人的重要社会关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位移”，超出了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正常的关系界限，在行为和情感上越过了道德的准则。

首先，《洛丽塔》中描写的亲子关系是“非正常”的。洛丽塔与母亲夏洛特争夺同一个男人的喜爱，使亲子关系异化成为类似于“情敌”的那种竞争关系。小洛在妈妈单独约亨伯特外出时挤上车子捣乱，在妈妈对亨伯特卖弄风情时朝妈妈的脑袋扔网球。夏洛特视女儿为一个小恶魔，总是和她作对。女儿让她在亨伯特面前频繁出丑，搅扰她与亨伯特的“二人世界”，她送女儿去夏令营怀有调走女儿的想法：“洛丽塔也已决定星期四走，不必像先前计划的那样等到七月。”[4]（P59）

其次，《洛丽塔》也典型地描写了夫妻关系的“非正常”状态。瓦莱里娅是亨伯特的第一任妻子，她有了另一个男人，向亨伯特提出离婚，她的情夫还羞辱了一番亨伯特。而亨伯特最初认为瓦莱里娅拥有模仿小女孩的才能，才与瓦莱里娅结婚，婚后他发现瓦莱里娅只是一个平凡的成年女子，转为对瓦莱里娅极尽贬低，还向她施加肉体暴力和冷暴力。瓦莱里娅婚内出轨固然有错，但亨伯特的态度和行为是造成她不幸福的根源。亨伯特第二次结婚是抱着接近小洛的目的。他一边接受着夏洛特的照顾，一边又像贬低瓦莱里娅那样侮辱夏洛特，在日记里称呼她“大母狗”“老猫”“又老又蠢”。他多次幻想着除掉妻子，这样就能方便他占有继女。例如，他看到夏洛特游泳想到要淹死她：“我需要做的只是重新跳出去，做一次深呼吸，然后抓住她的脚踝，迅速带着我俘虏的尸身潜下去。”[4]（P84）

第三，《洛丽塔》中描写的朋友关系也超出了我们一般认为的界限。小洛在比尔兹利上学时结识了朋友莫娜，成为了她“最亲密的好友”。但是，小洛所做出的一系列行为和对莫娜表现出的情感态度，却常常令我们对这种“亲密关系”感到疑惑和意外。小洛在迫切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就会告诉亨伯特莫娜的桃色事件中各種令人咂舌的细节，将“最冰冷、最下流、最老练的年轻女性特征统统加之于她最亲密的好友”[4]（P191），为此她能得到亨伯特优厚的报酬，这让亨伯特在与莫娜独处时感到小洛在“拉皮条”。同时，莫娜清楚小洛与奎尔蒂的关系，“帮助”他们一起欺骗、捉弄亨伯特。莫娜在寄给小洛的信中嵌入了奎尔蒂的名字“Quilty”，显然是在用文字游戏揶揄小洛和亨伯特。

最后，在小说重点关注的恋人关系的描写上面，我们却很难体会到恋人之间通常应有的甜蜜关系。亨伯特对小洛疯狂迷恋几乎充斥了整部小说，称她为“生命之光”“欲念之火”“我的洛丽塔”“热辣辣的小宝贝”“我的小卡门”。他也愿意花费大量钱财和精力，想方设法地讨得小洛的欢心。然而在这些“甜蜜”的语言下面，常常是强烈的占有欲，甚至是令人恐惧的人身控制。亨伯特惧怕小洛曝光他们的关系，使用暴力手段控制小洛，并且威胁恐吓她：“每当我要制止她发作的风暴，便把车开上高速公路，暗示她我要一直把她带入那个黑沉沉、阴暗的农庄”[4]（P149），不仅如此，他们的关系中还存在非常明显的性暴力：“四肢粗重、气味恶臭的中年人那天一早晨就和她有过三次交欢”[4]（P139）。甚至为了独占小洛，他采用了一种严格的监视约束方式，禁止小洛的社交：“只要我的政权在握，就永远，永远不会允许她和春情勃发的年轻人去看电影，或在小汽车里卿卿我我，或到同学家参加男女混杂的舞会，或在我听力所及之外没完没了地进行男女电话交谈。”[4]（P187）。亨伯特把自己心爱的情人就像囚徒一样对待，显然越过了恋人关系的边界。

在小说中，小洛与奎尔蒂之间的感情初看起来似乎是真正的爱情，然而我们从字里行间却感到小洛的爱情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小洛很清楚她和亨伯特做情人是一种“乱伦”，但是她仍然“挑逗”亨伯特，对她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无知的游戏，是在编造的浪漫行动中对某些偶像进行模仿的一点点少女的傻气”[4]（P110-118）。同样，小洛迷恋奎尔蒂，除却“偶像光环”，是因为奎尔蒂可以带她逃离亨伯特的魔爪，还能帮助她实现长久以来的明星梦。

如果《洛丽塔》对伦理关系的描写仅仅是这些超出常规伦理秩序的方面，那么说它是一部宣扬“非道德”的小说或许就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问题在于，作者所描述的这些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是非常“正常的”。首先，小洛其实很爱妈妈。她在从夏令营寄回家的信中祝福他们，表示对妈妈与亨伯特结婚感到高兴;她听亨伯特骗她说妈妈生病了（其实妈妈已经死了），和亨伯特发生关系后，在深感不适的情况下想给医院打电话求助妈妈;在与亨伯特争吵时，她猜到是亨伯特“杀”了妈妈;读到一本讲母女关系的书，她联想到自己的境遇，去问亨伯特妈妈葬在哪里。夏洛特对小洛事实上也十分关心与爱护，她身上体现了我们所理解的一位正常母亲的典型母爱。她不喜欢小洛，仍然负起了养育的责任，承受着丧夫丧子的痛苦独自将女儿带大，而没有选择抛弃女儿。她将女儿送进夏令营，也主要是因为夏令营在当时是一种流行的教育方式，她身边的家长们也同样选择将孩子送进夏令营。“在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命题指导下，当时许多机构利用学校假期大量开办各种活动营地。像夏洛特·黑兹夫人一样的学生家长相信，夏季宿营是健康的。”[5]她发现亨伯特对女儿心怀不轨后，想要去夏令营接上女儿一同逃走，以免女儿受到伤害。“夏洛特想带洛逃至帕金顿，或回到彼斯基，以免兀鹰般黑心的家伙劫走她的宝贝绵羊。”[4]（P96）

同样，不幸婚姻之中也有着夫妻关系的真诚。夏洛特作为妻子非常爱慕和关心丈夫。她在外人面前总是称丈夫为“亨伯特先生”，早上会为丈夫做丰盛的早餐。游泳是他们的共同爱好，她送丈夫防水的手表做礼物。她婚后还把家翻新了一遍，换上新窗帘、新沙发布和新床垫。她在思想上把丈夫美化了：“我（指亨伯特——引者注）严肃的愤怒在她看来却是爱情的沉默。我将菲薄的收入她的更有限的收入中，竟使她感动得像是发了大财。”[4]（P74）这些行为都表明，夏洛特在她的第二段婚姻中重新感受到了生活的热情，她真心实意地想要维系好这段婚姻。

从一些细节来看，小洛的友谊仍有天真无邪的一面。小洛还在念书时，朋友们会来家里找她玩。小洛的脚背被水果刀打到，露出痛苦的表情，随后单脚跳着走了，小伙伴阿维丝则“立刻追着她进了厨房，去安慰她”[4]（P294）。小洛离开学校后接到莫娜的来信，莫娜表达了对小洛的思念：“生活确实随风飘去了。一切都结束了，学校，演剧……我还有更坏的消息告诉你。多丽-洛！当你回到比尔兹利的时候，我可能还回不来。”[4]（P224-225）小洛和朋友们之间有着正常的交往和关心，也没有达到完全相互敌视的地步。

对于奎尔蒂，小洛的爱情也是真诚的。奎尔蒂是才华横溢的成功剧作家，小洛从儿时开始就视其为偶像。他出现在小洛的生活中，深深地吸引了小洛，使她不自觉地体现出一种恋人才有的痴情。奎尔蒂跟踪“父女”二人的时候，小洛涂改亨伯特记下的车牌号，与亨伯特同居的日子里，她一定明白这样的行为会招致亨伯特的暴力，事实上她的确遭到了亨伯特的殴打。亨伯特发现车牌号被涂改，“一言不发，用手背猛劈一掌，这一掌噼啪打在她热辣辣坚硬的小颊骨上”[4]（P229）。但她宁愿自己忍受，也一定要保护奎尔蒂。亨伯特下车想要查出跟踪者的真面目，她悄悄地把车往反方向开走，阻止他看清奎尔蒂。

二、纳博科夫思想之中的游戏性与人性

从以上情节和描写我们可以看到，纳博科夫所描写的人际之间的伦理关系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游戏性”状态：所有关系似乎是“越界”的，同时又似乎是正常的。如果我们从这种关系出发去理解作者的态度，我们同样可以见到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作者似乎是在严肃“批判”这些“失范”的伦理关系的“不道德”，但对这些人物的描写似乎又包含着作者的同情甚至是赞同。小说对亨伯特初恋遭遇造成的精神创伤的描写，似乎是对其后“变态”行为的一种精神分析和辩护，好像只是一个偶然的病理个案，但却又像是在揭示和批判真实普遍的人性的复杂状况，等等。目前的一些研究注意到纳博科夫在文体形式方面存在的这种戏仿游戏（参见赵君《互文网络与文学空间的无限拓展——以<洛丽塔>为例》，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6月），也有的研究者也从“后现代”的角度阐释了《洛丽塔》具有的“多元化”和“不确定”的艺术特点（参见徐静《后现代主义视角下<洛丽塔>艺术特色解析》，《新余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但实际上从人物的伦理关系的描写方面看，小说同样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特征。这种“不确定性”、“模糊性”或者說“多元化”特征，我们可以用“游戏性”一词来进行概括。那么，作者对伦理关系的这种游戏性描写究竟体现了怎样用意呢？

伦理关系包含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性质和处理这些关系的行为规范和情感态度等方面。可以说，伦理关系涉及到的是一个社会特有的规范性秩序，具体的个人总是生活在这种关系之中并按照一套确定的、理性的价值准则行事。纳博科夫对伦理关系的这种游戏性描写使得伦理规则和秩序问题凸显在读者面前，首先反映的正是作者对伦理秩序和规则的特殊看法。

一方面，《洛丽塔》中的伦理关系明显打破了常理，甚至挑战到社会公德的底线，这样的越界现象源于纳博科夫对个体自由的高度重视。在纳博科夫看来，客体的真实面貌不可知，人只能在信息和知识逐渐深化的过程中尽可能极限地接近事物的全貌与本质。“你离真实越来越近，因为真实是不同阶段、认识水平和‘底层的无限延续，因而不断深入、永无止境。”[1]（P011）他认为现实是一种非常主观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认识出发，对现实做出一番解释。但是，人不会始终以个体的方式存在。一旦进入群体性的社会生活，理性就出面要求把多样的个人利益归为统一。要让人类社会得以运行，就不得不假定这种理性规则的存在。这意味着人不可能仅凭个人的意愿为自然立法，每个人的个体自由也就丧失了一部分。纳博科夫曾在美国《威尔斯利杂志》上说过：“民主最大的矛盾就是，在强调整体规则和共同权利的平等时，个人可以从中获取他特殊的、非共同的利益。”[6]纳博科夫也深感人一面受制于想象性的理性规则，一面却又执着于个体自由的矛盾。即使可能染上偷偷摸摸的色彩，人为了维护个人的利益，不会完全顺从公共秩序，而是想方设法地在规则之中突破规则，追求个人利益的实现。

回到最初带给纳博科夫创作《洛丽塔》灵感的那个小故事：“巴黎动物园的一只大猩猩，经过科学家数月的训练，最终用碳笔画出了动物的第一张图画，这张素描印在了报纸上，画的是这个可怜生物所居住的笼子的栅栏。”[1]（P015）每个人都是这只大猩猩，都是纳博科夫口中的“可怜生物”，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人始终会被囚禁在由理性规则所组成的牢笼之中。然而在《洛丽塔》的世界里，那些人物都打破了伦理道德规范。中年男子对未成年少女的性欲望和性行为，是一条非常明显的伦理禁忌，但是《洛丽塔》涉及的乱伦不仅在于爱情，还包括了亲情、友情，几乎一切的人类伦理关系。《洛丽塔》曾一度被公认为色情作品，评论家约翰·戈登甚至说这是他读过的最肮脏、最淫亵的书;一些人认为《洛丽塔》是个寓言故事，说它写的是“古老的欧洲诱奸了年轻的美国”，或是“年轻的美国诱奸了古老的欧洲”。这些解读其实都反映了我们把纳博科夫笔下的那个世界当作是真实存在的。人性之中本来就含有突破禁忌的强烈欲望和强大力量，只是我们自己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洛丽塔》的世界颠覆了我们这个世界之中的伦理规范，带给我们危机感，所以面对那个世界，我们反而感到羞耻和恐慌。纳博科夫通过《洛丽塔》，实际上对所有读者都提出了非常严肃的问题：人为什么一定要服从于那些假定的理性概念？人为什么不能够按照个人规划的一套准则进行自我主宰？这就是《洛丽塔》从出版到现在仍然会被人们在心里当作是“禁书”的深层原因。

纳博科夫曾在《堂吉诃德讲稿》中说：“实际上，让人觉得非常奇怪，这些教士以及受教会束缚的作家怎么会让理性——人为的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想象力和直觉的能力却都遭到禁锢。”[7]（P65）他不止是对文学创作，也是对人的生存状态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创作《洛丽塔》就是在表达他对理性束缚个体自由感到的不满。《洛丽塔》于1958年在美国一经出版就大获成功，高居畅销书排行榜首位高达半年之久;一些学者还认为《洛丽塔》对20世纪60年代流行于美国文坛的“黑色幽默”具有启迪意义：“如果说黑色幽默是关于被社会所禁止的事情的喜剧，是对道德界限进行试探、把禁忌打碎的喜剧的话，那么《洛莉塔》就是黑色幽默的一个缩影。如果没有《洛莉塔》……也就很难想象得出品钦、海勒、冯纳格特和菲力浦·罗斯的作品是什么样子。”[8]（P220）《洛丽塔》从被视为“黄书”到被主流文化所认可的命运，以及它对于美国文化产生的影响，都说明人们对它的态度从忌讳转为接受，证实了人们破禁意识的复苏。

另一方面，打破规则的束缚固然是《洛丽塔》的显著特点，但是通过细致梳理小说涉及的各种伦理关系，不难发现，《洛丽塔》中的伦理关系仍有非常“正常”的一面。纳博科夫在小说的后记中谈到，人们把《洛丽塔》当成色情作品，抱著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他精心打造过的一些细节会被草草翻过，或者不受关注，甚至从来不会被翻到。然而这些细节，在他看来却是“小说的神经，神秘的节点，小说情节得以连缀”[9]。关于那些“神秘的节点”，纳博科夫就提到了夏洛特说她送给亨伯特游泳的手表是“防水的”。纳博科夫以“爱”作为书写这部小说的基点，他的这种态度就隐藏在那些被忽略的细节中：洛丽塔与夏洛特彼此牵挂，她们的行动印证了亲情的难以分割;夏洛特作为妻子真情实感地爱亨伯特，愿意为他无私地付出;小伙伴们对洛丽塔的关爱，体现了孩子之间友情的纯真;洛丽塔爱奎尔蒂，配合着奎尔蒂的意愿一起捉弄亨伯特，还不计后果地保护奎尔蒂。“在虚构的带有普遍性的特点与生活的带有普遍性特点之间，却有着某种联系。以生理或心理的痛苦为例，或像善良、仁慈、正义这样一些情感为例，研究这些情感由虚构作品的大师转化为艺术的手法，一定是一件有益的工作。”[6]（P5）尽管纳博科夫否认文学反映“现实”生活，但是他在《堂吉诃德讲稿》中的这段话表明：“现实”世界与虚构的艺术世界之间并非完全决然对立，沟通二者的桥梁就是人类共享的一切情感。《洛丽塔》中的亲子之爱、夫妻之爱、朋友之爱与恋人之爱都有着真挚的一面，它们能够被我们感知和认同，也符合我们对于伦理关系的美好想象。

纳博科夫肯定人性之爱。即使是乱伦之爱，他也并没有横加指责。“并不是我认为亨伯特和洛丽塔之间的关系不道德，是亨伯特自己这么认为。他在意，我无所谓”[1]（096）。但他认为亨伯特是个自负、冷酷的坏蛋，不同意人们视亨伯特为感人的、固执的艺术家[1]（097），他对亨伯特的否定态度似乎又与他对爱的肯定态度起了冲突。我们可以从他提到的另一个“神秘节点”中正确理解他的用意：小说里的一位理发师在为亨伯特剪头发时一直絮絮叨叨地谈论他的儿子，亨伯特对此心不在焉，直到理发师指着儿子的相片，他才惊讶地发现原来理发师的儿子已经去世三十年了。子女、儿童的死亡，在纳博科夫看来是人类所能承受的痛苦的极限。这个细节揭示了亨伯特的问题在于，他只关心他个人而总是漠视别人的处境，等到他理解别人时却早就为时已晚。他在日记里竭力渲染夏洛特和洛丽塔的关系不好，自己才有了可乘之机，后来他发现她们之间仍然存在着真诚的爱，感叹道从前“过于相信夏洛特和她女儿以前的那种不正常的冷冰冰的关系”[4]（P460）;他不爱瓦莱里娅和夏洛特，觉得她们不管做什么都很愚蠢，夏洛特对他的关爱却狠狠地反衬出他的冷漠;他想表现洛丽塔道德败坏，甚至用“拉皮条”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她和朋友的关系，而忽视了孩子之间友谊的纯洁性;他将年少时失落的情欲强加给一个毫无防备的小女孩，占有她后又用无耻的手段控制她。他最后才承认这一切对于这个小女孩而言是不公平的，然而她的童年早已被毁灭了。

纳博科夫使用“冷酷”“自负”“坏蛋”这样带有厌恶情感和道德判断的词语评价亨伯特，不是因为亨伯特对幼女怀有迷恋，而是因为亨伯特为了维护他的个人自由就随意地去侵犯他人的自由。爱欲没有道德之分，然而行为有道德和不道德之分。一旦涉及行为，就会有某种标准来指导行动。尽管纳博科夫不认为人必然要遵守假定的理性规则，但是他也肯定规则对于人的约束作用：“常识是被公共化了的意念……罪犯通常是缺乏想象力的人，因为想象即使在常识最低限度上的发展也能阻止他们作恶，只要向他们灵魂的眼睛展示一幅描绘手铐的木刻;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就能引导他们从虚构作品中找到排泄口，并让书中人物做得比他们自己在真实生活中能拙劣做到的更彻底。”[10]（P421-425）如果说纳博科夫写《洛丽塔》是为了告诫人们要遵守规则，那么《洛丽塔》就变成了他蔑视的道德说教小说，显然违背了他的原意。但纳博科夫愿意相信，由超越规则而导致的最恶劣的结果只能在虚构的世界里存在，也就是说，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里，在能够指导我们更好地生存的方式还没有出现之前，纳博科夫认为理性规则仍然不可以被完全打破。正如研究纳博科夫的权威专家博伊德指出的那样：“在这个世界，在这个生活里，没有任何人可以享受责任豁免权。如果那些聪颖的想象天才（指纳博科夫笔下的艺术家主人公——引者注）都不能做到滴水不漏，我们又能如何呢？”[11]（P10） 纳博科夫见出打破规则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他最终还是把打破规则的人拉回了规则的框架之中。洛丽塔放弃了青春期的叛逆和“早熟”的爱恋，与一个年纪相仿的男孩结婚，过上平淡却稳定的家庭生活;亨伯特终于直面他对洛丽塔造成的伤害，带着父亲的身份去找奎尔蒂复仇，最后因杀人罪被捕入狱。《洛丽塔》两位主人公最后的选择，实际上都回归了伦理的秩序。

三、总结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出于人性自身的自由和完整，人的欲望和感性既是普遍必然的，也是值得同情和理解的，但是出于人生存的社会性需求，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才具有了进行伦理规范的必然性。纳博科夫对伦理关系的游戏性描写，不是要根据某种既定的规则去批判某种行为，也不是用一种既定的准则去进行道德审判，他要向我们展示的也许正是这种自由和规则、感性和理性相互嵌套的模糊状态。从这个角度看，人类的伦理秩序也就是一种人类为其社会性生存所划定的一种游戏规则，它具有假定性和游动性而不是绝对性。纳博科夫因此既不是要维护一种现有的道德规范，也不是要打破这种规范而提出一种新的明确的准则，他的这种态度这也使得我们当初对文本的阅读始终难以捕捉到一个确定的道德立场和情感态度。这也许就是《洛丽塔》问世以来，人们对它的看法始终难以获得道德情感统一性的原因。

在西方哲学史中，“游戏”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术语和概念。近代哲学家们从人性的角度探讨游戏。康德注意到艺术与游戏的联系，他在说明艺术与手工艺的区别时指出：“艺术还有别于手工艺，艺术是自由的，手工艺也可以叫做掙报酬的艺术。人们把艺术看作仿佛是一种游戏，这是本身就愉快的一种事情。” 康德认为艺术的精髓就在于自由，正是在自由这一点上，艺术与游戏是相通的。艺术与游戏都标志着“活动的自由和生命力的畅通”。自由游戏促成了健康的感觉，带给人满足感。[12]（P374-375）

康德将艺术的自由特征与游戏的自由特质相结合，进而揭示了人的自由本质。相较于康德，席勒所讨论的“游戏”更深入“人”的层面。席勒认为，在高度抽象的条件下，人的身上区分出两个东西：固定不变的人格和经常变化的状态，由此人的身上产生出两个相反的要求。一个是要有形式性，要使千变万化的现象变为可理解的或是合理的，就必须把物质世界归为统一的形式;一个是要有实在性，要把统一的形式带入物质世界中，把形式的东西转化为实在。这是人的理性本性与感性本性的两项基本法则。因此，人的天性中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冲动：理性冲动（形式冲动）要求人将变化的现象赋予形式、归为统一，感性冲动要求人把通过理性形式感知的内容变为实在。但是依席勒的看法，这两种冲动原本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是因为搞乱了各自的边界才表现出冲突状态。理性冲动要求统一，但它不要求状态和人格一起保持不变，它不要求感觉的同一;感性冲动要求变化，但它不要求人格同状态一起变化，它不改变理性的原则。如果它们越过各自的边界而产生冲突与强制，就会带来人性的分裂。此时，就需要在它们之间确定一个界限，保持它们各司其职，这个界限就是“游戏”：“在形式冲动和感性冲动之间应该有一个集合体，这就是游戏冲动，因为只有实在与形式的统一，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受动与自由的统一，才会使人性的概念完满地实现”[13]（P45）。人性的分裂不可避免地使理性冲动与感性冲动产生对抗，游戏冲动作为调和这两种冲动的一个中间地带，既保留它们的冲突性，又恢复它们原本的互补性。游戏同时融合了理性与感性，也就消除了来自理性方面和感性方面的强制，给予人自由的满足感，使人处于理想的生存状态之中。

诚然，《洛丽塔》对伦理关系的游戏性描写，并不是体现作者的一种解决方案，而是依旧揭示了在一个秩序社会中感性与理性的分裂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的游戏性描写本身也具有一种引导我们走向错觉的游戏性。我们可以说《洛丽塔》中的人性是“游戏”的吗？纳博科夫把话语权交给了亨伯特，巧妙地把自己的意见藏在背后。读者透过亨伯特这个“气喘吁吁的疯子”的叙事，很容易看到“任性的孩子，自私的母亲”[4]（P4），那些“感性”到极端的人性，难以发现纳博科夫对于理性的坚持与部分认同，包括他对爱的肯定态度与他的道德批判态度。席勒认为游戏可以恢复完美的人性，但这样的理想主义与纳博科夫呈现的严酷现实仍然相去甚远。纳博科夫宣称自己的小说没有社会意图或普遍意义上的道德，他关心的问题不在为人们提供某种生存的方式，而是重在揭示人的生存状态。一方面，人受制于伦理、道德等假定的理性规则，渴望打破规则获得个体自由。尽管人的这种意愿具有潜在的破坏性，但不可否认，它是人性的一部分。《洛丽塔》伦理关系的反常表现就是还原了这一部分，并让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另一方面，人如果完全打破规则，将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在优于理性规则的替代品出现之前，人仍然要接受规则的约束。《洛丽塔》的结局以及纳博科夫的思想暗示的或许正是这种根植于人性深处的分裂性悲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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