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循环，是通过参与全球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循环，实现国内经济增长。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旧的国际秩序正在松动，过去的世界格局也在转型，而新秩序和新格局目前尚未形成。面对此番“大变局”，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改革开放40年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一个经济体的发展不但要考虑内部环境，更要放眼国际环境。只有谋取全球化的红利，与全球商品、劳务以及要素市场进行交换交易，才能实现更高水平发展。

改革开放之前（1949-1978年），我国对外经济交往，主要是在與苏联之间展开，并没有加入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去。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抓住了历史机遇，搭上了经济全球化这班车。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重要决定。改革国内体制的各种弊端，积极参加国际分工，以融人世界经济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在过去的40多年里，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发展道路。

自此，我国逐步融入到国际大循环中去，这一决策的载体就是经济特区的设立。

中国的经济特区出现于全球化的时代。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建立经济特区。在几大沿海地区建立的经济特区，通过提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各种政策支持，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把外国与本国的各种经济行为主体与生产要素高度紧密地聚集起来。由此，经济特区的建立，拉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幕。

1983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加快建设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决定对海南岛也实行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1988年4月，在第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建立海南省和海南经济特区两项决定，海南岛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随着经济特区的成立，国内的劳动力和企业在经济特区与跨国公司的资本、技术以及营销渠道不断结合，中国开始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不仅变成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生产的重要节点，而且最终成长为“世界工厂”。

创办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迈出的第一步，那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就算是第二步。

1984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全部开放中国沿海港口城市，从北到南，包括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共14个大中港口城市。

1987年，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向中央提出《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该构想很快引发中央决策者的重视，并促成了“沿海发展战略的提出”。

198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组织实施中国地区发展战略的决定。同年3月中旬，第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讨论了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有关问题。利用我国充裕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与国际资本和技术嫁接，发展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

1990年4月，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提议下，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了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要把浦东建设成为“世纪现代化上海的象征”，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贸易、经济中心。

沿海开放城市，是国内经济连通世界经济的“桥头堡”，是对外开展经济贸易活动和对内进行经济协作两个辐射扇面的交点，它直接影响全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

对外开放的第三步就是建立沿海经济开放区。

1985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区，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并指出这是我国实施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布局。

1988年初，中央又决定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全部对外开放，同已经开放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等连成一片，形成环渤海开放区。中央还提出在这些经济开放区形成贸工

农一体化的生产结构。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经济更快融人世界经济秩序，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国际大循环构想下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对外开放的第四步是开放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

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步由沿海向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延伸。1992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长江沿岸的芜湖、九江、岳阳、武汉和重庆5个城市。沿江开放对于带动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于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起了巨大地推动作用。

不久，党中央、国务院又批准了合肥、南昌、长沙、成都、郑州、太原、西安、兰州、银川、西宁、乌鲁木齐、贵阳、昆明、南宁、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共17个省会为内陆开放城市。

同时，我国还逐步开放内陆边境的沿边城市，从东北、西北到西南地区，有黑河、绥芬河、珲春、满洲里、二连浩特、伊宁、博乐、塔城、普兰、樟木、瑞丽、畹町、河口、凭祥、东兴等。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的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迈出的第四步。

到1993年，经过多年的对外开放的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政策，我国的对外开放由南到北、由东到西，层层推进，基本上形成了“经济特区

沿海开放城市

沿海经济开放区

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

沿边开放城市”这样一个宽领域、多层次、有重点、点线面结合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正是通过深度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经济得以扩大出口，带动了经济增长，并且实现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这种对外开放的过程，为中国国内的改革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我国加入国际大循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随后，我国加快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产业升级，逐步成长为“世界工厂”，并在2011年跃居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

大辂椎轮，一家家国有企业也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发展壮大。华润集团、保利集团、中信集团……作为国内最早一批的对外开放企业，如今已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一颗颗闪耀明星，中国对外交往的一张张名片。

华润集团是一家在香港注册和运营的多元化控股企业集团。从1952年起，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华润一直是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在港澳及东南亚的总代理，成为新中国与世界贸易沟通的第一道桥梁。在长达30年作为总代理的日子里，华润坚实地履行了历史所赋予的职责，保证香港市场供应，协助内地制订对港及海外出口计划和扩大出口，衔接货源并建立銷售网络。同时，华润广泛与世界各国加强贸易联系，进口内地所需商品，赚取外汇，为计划经济年代的中国外贸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的前身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成立初期曾被邓小平同志赞誉为中国在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成立以来，中信集团充分发挥经济改革试点和对外开放窗口的重要作用，在诸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地探索与创新，成功开辟出一条通过吸收和运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创新发展之路。

如今，中信集团已发展成为一家国有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业务涉及金融、资源能源、制造、工程承包、房地产和其他领域。今年，中信集团在《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中位居第126位。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敞越大，开放的经济体制逐步健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从北京APEC到杭州G20峰会，从达沃斯论坛到厦门金砖会议，更多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正在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并且逐渐为国际社会所认同，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表述为合作共赢。

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家关系学院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此后，习近平又在不同场合数十次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并赋予丰富的内涵，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联合国决议。

此后，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建立亚投行等，我国的全球合作理念与实践不断丰富。

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大倡议。

2013年10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

以2013年金秋为起点，“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承载时代使命的世纪工程，掀开了世界发展进程的新一页。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不仅能够发展中国，而且可以惠及世界，加强沿线国家人文交流。用经济纽带将沿线国家紧密联系起来，不仅能够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而且能够带动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促进邻里国家问经济的共同繁荣，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企业海外承包工程项目突破3000个。2015年，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相关的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同比增长18.2%。2015年，我国承接“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服务外包合同金额178.3亿美元，执行金额121.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42.6%和23.45%。

2016年6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881列，其中回程502列，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170亿美元。

2019年3月23日，中意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市场主体，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承担着重要责任和使命。

2013年至今，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国有企业频繁地“走出去”，深入到“一带一路”建设中，不断拓展新的海外业务、提升国际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开发、国际产能合作等领域，国有企业承担了一大批具有示范性和带动性的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

国有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相关领域具有丰富的建设运营经验，在推动相关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大有可为。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拥有完整的电力建设产业链，致力于服务全球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积极参与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为促进相关国家互联互通做出了积极贡献。

此外，国家电网公司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力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通过大电网的延伸和清洁能源的互联互通，解决电力普及和能源供应保障等突出问题，得到了周边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广泛支持。

2015年4月20日，国家电网公司与巴基斯坦水电部签署协议，合作建设默蒂亚里拉合尔和默蒂亚里/卡西姆港费萨拉巴德输变电项目。这条巴基斯坦首条高压直流输电项目，将对巴基斯坦国内的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专家表示，合作协议的成功签署是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举措，将有力推进中巴经济走廊能源合作。

为凝聚共识，搭建交流合作平台，2016年国家电网公司发起成立了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这是中国在能源领域发起成立的首个国际组织，彰显了我国在促进全球能源低碳转型方面的责任感。

在石化领域，众多国有企业也在全力展开国际能源合作。目前，中国石化已与沿线30多个国家在油气勘探开发、炼油化工、油品销售、工程施工服务、贸易、仓储物流等领域展开全产业链广泛合作，沿线朋友圈不断扩大。

沙特作为能源大国和“一带一路”关键性支点国家。中国石化与沙特的合作，不断从油气资源合作向高附加值、研发方向转型。由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沙特国王萨勒曼共同出席投产启动仪式的延布炼厂，是“一带一路”倡议和“沙特2030年愿景”有机结合的项目。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累计超千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约5000亿美元。据报道，2019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62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6944份，新签合同额1548.9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9.3%，同比增长23.1%;完成营业额978.8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6.7%，同比增长9.7%。在此过程中，既为项目所在国及第三国创造了近80万个就业岗位，又带动我国设备材料出口超140亿美元，实现了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

亚洲作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补齐亚洲发展短板将会大力促进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繁荣发展。

2015年12月25日，由中国倡议成立、57国共同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正式成立，全球迎来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

亚投行不仅为亚洲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也为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的“一带一路”提供了资金支持。

“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合作和交流、重构地区经贸格局、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伟大战略和顶层设计。亚投行可以发挥其金融支撑作用，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当今世界大变局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旧的国际秩序正在松动，过去的世界格局也在转型，而新秩序和新格局目前尚未形成。面对此番“大变局”，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轻易选择逃避，也没有哪个大国可以单独面对。

首先，随着新兴工业国家的不断崛起，针对现代化道路出现了多样化选择，世界经济的重心逐渐向非西方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发展势头迅猛。此外，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来临，将会使世界生产布局产生重大调整，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有机会占领制高点。

同时，随着新兴技术不断应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逐渐改变人们的生活，在人们享受便捷的同时，由于新秩序、制度及规范等尚未健全，人类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与挑战。

最后，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当今世界比任何时候都要“多边主义”，一些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方式常常是以邻为壑，通过转嫁危机来躲避危机，或是强迫别国吸纳危机，这也导致地缘政治问题日趋紧张。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使得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疫情的防控措施阻隔着人流、物流，经济社会生活普遍放缓，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资金链出现断裂，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受到袭扰。

用“蝴蝶”效应、“黑天鹅”事件、“灰犀牛”发威，都不足以描述疫情对世界的巨大冲击。其影响循着清晰可见的传导路径，从人类健康向经济、社会、政治、安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各层面延展。尽管疫情还在全球肆虐，持续时间和危害程度尚不确定，但已经并将继续给国际形势带来新变化，给大变局中的世界留下深深印记。

世界经济尚未彻底驱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阴云，疫情又导致各国经济短期停滞或半停滞。全球和区域产业链发生断裂，供给端和需求端双双萎缩，跨国贸易和投资大幅坠落，市场恐慌心理和避险情绪弥漫，国际金融市场跌宕起伏难抑，油气等大宗商品价格大起大落。各国扩张性对冲举措收效甚微，美联储打出“无底线”救市重拳，但世界经济增幅跌落几成定局，失业率飙升等社会问题会接踵而来，是否会陷入萧条或衰退，亦或是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仍需视疫情发展继续观察。

同时，受到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各国和企业更关注产业链和供应链长远安全，反思如何减少对外依存度和国别集中度，通过内向性政策和产地多元化降低风险。欧洲、北美供应链呈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趋势，东亚供应链可能变短，自给自足和“脱钩”也会成为选项。国际分工、全球贸易和产业链、供应链节点布局将出现新一轮调整。

这次的疫情对中国外交同样是重大的考验和挑战。由于各种原因，同期中美关系紧张程度明显上升，并且也对中国产业链的稳定带来了新的、更大程度的冲击。

4月之后，美国商务部宣布了新的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条例（EAR），并且升级了对华为的制裁，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在美国境外设计和制造半导体。美国工业安全局进一步扩大针对中国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

5月，美国政府发布《对华战略报告》，宣布将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为指导，采取对华竞争的方针。

6月，随着中国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推进，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华出口管制。同时，国际环境也在更大范围发生着变化。

受疫情及外部国际环境变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国的外贸出口也面临重大考验。中国作為“世界工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进出口国，受到的冲击更是巨大。海关总署统计显示，今年1-2月中国外贸出口总值为2.04万亿元，同比下降15.9%。去年的贸易摩擦悬而未决，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雪上加霜。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眼下已然脚力不济了。

同时，这次疫情也让国际分工的运行机制出现了大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宏观层面的全球经济规则不再统一;第二个方面是微观层面的价值链或产业链出现“脱钩”的迹象。前者以中美贸易争端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停摆、G7相互问的新贸易规则谈判等为代表，后者以“华为事件”等所谓的“去中国化”为代表。正是在这个情况下，疫情全球扩散后主要国家相互问的边境控制、交往中断等等，使得二战以来微观层面不断趋于深化发展的国际分工机制出现了严重问题。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更大的危险：G7之间的宏观协调不会中断（美联储已经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央行签署了货币互换协定），待疫情发展到平稳阶段后将会继续下去，甚至会因为疫情而得到很大程度的强化，同时产业链的“去中国化”却有可能被加速。不幸的是，到今天为止，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发生不但没有造成主要国家之间的紧密合作，反而出现了新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因疫情引发的大国之间的相互指责、攻击即民间称所说的“甩锅”的行为等，这些不仅不利于全球化分裂的弥合，反而是在全球化的裂痕上继续撒盐。

面对疫情的暴发、中美关系紧张升级、进一步对外需求、国际供应链带来双重冲击，中国更需要不断扩大开放、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国内市场潜力，多管齐下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