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俊

摘 要：以中国农耕文化传承体系为基轴，以成都平原农耕文化为主题，结合学院特色档案资源，甄选精品，揭示其重要意义和独特价值，展现成都平原农耕文化的发展变迁和重要历史地位。

关键词：成都平原 农耕文化  档案

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即是一部农耕文化史。研究中国历史和探索未来发展，都须以农耕文化为起点和根基。

在漫长的地质年代，四川由海盆隆起形成内陆湖，大约在200-300万年前，三峡贯通，湖水外泄，形成盆地。长江、沱江等河流带来的泥沙淤积在龙门山地槽，形成沼泽。随着泥沙的不断淤积，沼泽以每千年1.5米的速度上升而渐为平原，这就是今天的成都平原。

从川西高原沿岷江峡谷迁移来的古蜀先民，在这里创造了四川最早的农耕文明。《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杜宇又称鱼凫王，也被尊称为“望帝”，大约生活在距今3000-2500年的西周时期。近年的考古证实，这一时期是成都平原从渔猎到农耕的开始，是四川农耕文明的起源。之后，鳖灵建立成都城。秦灭蜀后，公元前256-前251年，蜀郡太守李冰修建都江堰，彻底解除水患，沼泽化为“土地肥美，江水沃野”的“天府之国”，代替关中平原在秦国的地位，并为秦王朝统一中国提供了物质基础。

自汉朝始，成都平原不断发展强盛，成为全国的“文化高地”。汉有文学家司马相如、思想家和文学家杨雄）、晋有历史学家陈寿、唐有天文学家袁天罡、诗人陈子昂和李白、两宋有文学家眉山三苏和数学家秦九韶、明代有政治家杨廷和、文学杨慎父子。川西平原的中心城市成都，在唐代以“扬一益二”之名载入史册，逐渐成为闻名天下的“天府之国”，全国重要的文化中心。明末连年战乱，农耕衰落，耕地面积由万历年间的1348万亩锐降至顺治年间的118万亩，人口降至50万。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清末开始，川人再次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了戊戌六君子杨锐和刘光第、爱国民主人士和教育家张澜、革命家和教育家吴玉章、革命家和军事家朱德、抗日名将王铭章、革命家和军事家聂荣臻、革命家和外交家陈毅、革命家和军事家刘伯承、革命家和政治家邓小平、革命家杨尚昆、文学家和历史学家郭沫若、画家张大千和石鲁、文学家李劼人和巴金等。成都平原，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肥沃的土壤和勤劳的川人，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保证社会的稳定，使成都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坚强后盾。这正是成都平原农耕文化，在四川乃至全国的农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笔者所在的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建校60余载，一直坚持以农学为办学特色，致力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弘扬农耕文化。学院自2012年筹建成都平原农耕文化馆以来，围绕成都平原农耕文化进行主题文化建设，全面收集主题档案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主题文化资源建设，形成独具特色的档案资源库。在收集整理的档案资源中，有一部分珍品展现了成都平原农耕文化的发展历程，体现其独特性和重要性，值得珍藏和研究。

一、《中华农耕文化》

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中华农耕文化》，以2012年3月农业部主办的“中华农耕文化展”为基础编辑而成，图文并茂地展示了中华农耕文化的地域多样性、民族多样性和乡土民间性。成都平原农耕文化作为中华农耕文化的一部分，其独特性和代表性在于：成都平原处于中国南北、东西交汇点，汇集了中国大部份农业生产业态。南方的水稻、荔枝、甘蔗、烟草，北方的小麦、玉米，东南沿海的蚕桑丝绸、渔业;即使是西部的牧业，也在不远处的川西高原广泛存在。另外，由于历史上6次大规模的移民入川，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四川农民工流往沿海，使得在人文方面，成都平原和全国各地深度融合，其历史发展经历非常独特。

在本书收录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农作物粟、稻遗存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石器时代，江汉平原、长江三角洲、关中平原、山东半岛农业生产已经相当发达，甚至是兰州、大理、昆明这样的地方都已经开始农业生产。但此时的四川地区却是一片空白。这正是因为，此时的成都平原仍为沼泽之荒，无物可著。也正是这片蛮荒之地，到了清代，仅用了200年的时间，川人就开垦出近千万亩良田，养活400多万人口，华丽转身成为沃土良田，其农业发展速度令人惊叹。成都平原的鳖灵疏通金堂峡、都江堰等造水利工程也成为造福后代的历史功绩。

二、《水工（创刊号）》

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评价都江堰水利工程：灌县灌溉系统使约64公里宽，80公里长的面积能够供养大约500万的农业人口，使他们免于旱涝之灾。只有古代的尼罗河水利工程能与之媲美[1]。历任四川政府对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管理、维护以及扩建，都甚为重视，专设“四川省都江堰流域堰务管理处”，统一管理整个都江堰灌区的水务，这种体制延续至今。

1944年1月1日，由四川省水利局工程学术研究会（四川灌县禹王宫）编辑发行的《水工（创刊号）》（第一卷第一期），开篇即是都江堰专号，收录了包括中国近现代水利奠基人李仪祉先生遗著“都江堰视察报告”在内的十余篇关于都江堰水利的文章。

三、《成都平原之土地利用》和《成都平原地下水开发利用》：水利灌溉

1934年3月，由翁文灏、丁文江、竺可桢等人发起，在南京成立中国地理学会。同年，创办学术刊物《地理学报》。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地理学报》第十四卷第一期上刊登了由杨利普、黄秉成、施雅风和毛汉礼撰稿的《成都平原之土地利用》。文中提到：成都平原以灌溉之利见称于世，灌溉方式有堰渠、山溪、地下水灌溉等七种。其中，机械提水灌溉仅有沙河堡和包家梁子两处。虽然成都平原采用多种方式灌溉，但春耕时近千万亩耕地集中用水，部份地势较高处，以及位于渠尾的耕地，缺水农田达百分之七十。

随着工农业的发展，用水量随之增加，单靠岷江上游来水是不够的，开发地下水，实现井渠结合解决工农业用水势在必行。1978年，由四川省水利电力研究所组织水利、水文地质专业人员，选择了成都平原下湿田集中的原温江地区崇庆县金鸡公社为试点，共同进行开发地下水的成井任务。经过历时三年的调研试验，于1984年3月形成了这份《成都平原地下水开发利用：崇庆县金鸡乡井灌试验报告》。这份报告肯定了机井灌溉可行，同时，也严谨地指出，对土壤微量元素及地下水位的影响尚待进一步研究。这两份关于成都平原不同时期水利灌溉的报告，尤其是对“机灌”的研究，是反映成都平原农业生产的重要历史档案。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到90年代末期，耕地占用开发建设的情况越发普遍，机井逐渐废弃。作为试点的金鸡公社，全乡耕地几乎都被辟作工业区，机井不再发挥作用。

四、《中国蜀黍论》

“蜀黍”，高粱的别名，如今仍是山东、河南、山西等地对高粱的称呼。《农桑辑要》是现存第一部记载高粱的古籍。李时珍曰：“种始自蜀，故谓之蜀黍。”关于蜀黍的原产地一直是中国学者考证的问题。直到今天，还有中国学者仍极力主张蜀黍原产中国，并孜孜不倦地在浩繁古籍中寻找高粱的“本土记载”。这本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出版的《中国蜀黍论》，是用现代科学体系对中国本土农作物进行研究的代表著作。作者蔡迩宾“出身敝院之秀才”，“敝院”即河北省立农学院，今保定的河北农业大学。为此书作序的是中国园艺“一代宗师”谌克终，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曾任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河北省立农学院教授兼园艺系主任。1937年，日军占领河北，谌克终迁至陕西，任教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1947年，国民政府接收日本人所建“台北大学”，谌克终任台北大学农学院园艺系主任、教授。

作者蔡迩宾在第二章“蜀黍之来源与分布”里提到，关于蜀黍的来源有各种说法，“孰得孰失，无从稽考，特一并录入，供将来学者研究和证实”，内容描述客观、务实，充分体现其科学精神。

五、国际交流：从《农桑辑要》到《农具》

说到农耕文化的国际交流，上个世纪一头一尾的两本书可作代表。

《農桑辑要》是四库全书收集的元代农书。收获的中华书局的这本藏书最具特点的不仅是内容，还在于其扉页加盖的两个印章：“大阪学芸大学附属图书馆”，时间为“昭和31年”，即1956年。这两枚印章说明，上海二三十年代出版的这本书，飘洋过海到了日本（最有可能是抗战期间），然后，在日本战后复兴的关键时期（日本是在这一年加入联合国，随后经济开始高速发展）被日本的大学收藏，随后，又回到中国，被中国的高校收藏，颇具戏剧性。

同样体现农耕文化国际交流的还有，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出版的《农具》。作者顾复（1894-1979，江苏无锡人），早年留学日本，获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农学学士学位，回国后任职于南京农业学校、南京东南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广东中山大学、中国农科江苏分院等单位，早在20年代就培育出良种小麦“锡麦一号”，在北方大面积种植。解放后又育出粳稻“412”等良种，推广于长江中下游，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江苏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本《农具》以较小的篇幅系统地介绍了适合中国的西方先进农具，突出地体现了中国在农耕领域吸收西方先进科技的特点，颇具时代性。

六、《三农纪》

《三农纪》是我国清代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出版的一部农业科学巨著。作者张宗法，号师古，是成都平原什邡县徐家场人。

据《<三农纪>校释》评价：《三农纪》全书24卷，约30万字，没有那种固定式的、自以为是的瞎指挥习气和作风，它只是客观的描述各种栽植植物的形态、习性和栽植、繁育方法，引述一些古代资料来说明该动植物的重要性和利用它的方法，指出它所需要的三宜，使人们自觉地去遵循施行。此书共论述栽培植物185种，畜养动物18种，内容之丰富，为以往其他农书所罕见。作为二百多年前的农学著作，其所述叙的栽植技艺、畜养措施、动植物品种有许多还在应用着，或者还在进行生产……以种树为例，我们现在植树的成活率远不如《三农纪》所述。由此看来，《三农纪》这本古农书不仅具有其历史价值，而且至今还具有实用价值。

此外，张宗法在编写手法上也有创新：在每卷之首设“小引”，用以提纲挈领总介卷目内容;对所栽植畜养的动植物列“本性和效方”，弥补了其它古农书只谈主要作物的缺欠，从医学角度描述了各种动植物产品的性味和功用，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用来作为家庭食疗养身和预防疾病;在介绍每项农业生产技术之后，辟有“典故”一栏，附以有关这项作物的古今传说，情节生动有趣，故事性强，引人入胜。

据《什邡县志》和当地民间传说，张宗法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医术高明，救了很多人。他在行医的同时致力著述，广集农书230余种，收集农民耕作经验，历经艰辛编写出《三农纪》。此书面世后，即被民间自发推广应用，先后有十种民间刻本流传，成为当时地地道道的“畅销书”。在张宗法去世后数十年，在徐家场私塾教书的罗江县诗人计恬写下一首《过张师古墓》，颂其功德：“先生作有《三农纪》，千古农家不可无。安得田园学耕稼，闲闲聊作下农夫。”张宗法《三农纪》的成书和流传并非偶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结合同时期的相关历史资料分析：距师古镇东北方向约100华里，是清代知名文人李调元的家乡，在张宗法完成《三农纪》这一年，李调元26岁，他们是同时期的人。据李调元《童山文集·卖田说》：“予家曾祖以来，置田不下千亩，而蜀俗好分，生子五人。而田各二百亩矣;子又生孙五人，而田各五十亩矣;孙又生孙五人，而田各十亩矣”。

据史料记载：到嘉庆十七年，成都府人口达到383万，人均耕地面积骤降至1.86亩，已是人多地少。从雍正七年（1729年）至嘉庆十七年（1812年）这83年间，成都府人口从70万增长到383万，人口密度增加接近5倍，而从嘉庆十七年（1812年）到宣统二年（1910年）这98年间，四川人口由2071万增加到4414万，增幅为114%，但成都府只增加了29万人，增幅7%。[6]这一明显低于人口自然增长的数据说明：这一时期成都平原领域人口饱和，开始出现“移民”，而且主要是移往省内生产条件更为艰苦的丘陵以至山区地带。

清初，四川全省仅余50万人，知识分子比例很低，原有的农耕知识已经散失，而“移民”仅根据以往的农业生产经验，在“广种薄收”的模式下只能勉强应付，要达到“精耕细作”就难以企及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张宗法编写的《三农纪》就像一场“及时雨”，迎合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需求，成为农户耕作的“农事顾问”和“百科大全”，对成都平原农业发展，甚至是对四川省农业生产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三农纪》被后人同《齐民要术》、《王桢农书》和《农政全书》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农书”。

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农耕文化灿烂辉煌，煊兮赫兮，不可遏兮。我们收集整理的珍贵古籍只是其冰山一角，我们将以传承和发展“成都平原农耕文化”为目标不断探索前进。

参考文献：

[1]（英）李约瑟 原著，[英]罗南 改编，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译.中华科学文明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2]（清）张宗法撰，邹介正等 校释.三农纪校释[M].北京：农业出版社，1898

[3]曲 辰.《三农纪》及其作者张宗法[J].今日种业，1981

[4]李勇先，高志刚主编.巴蜀珍稀文学文献汇刊[M].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15

[5]方志戎.川西林盘聚落文化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

[6]王 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M].北京：中华书局，2001

（作者单位：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