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汉朝以前出土琥珀制品甚少，到汉代伴随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出土量才明显增多。龟钮琥珀印始现于汉代，这种新兴产物的出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基于之前印章技术与琥珀使用的铺垫，并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下得以一定程度的应用，如用于私印、明器、佩饰等，但其发展仍有一定的局限性。从文献研究搜集的角度出发，探索龟钮琥珀印章受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影响，分析其受等级制度、龟钮变更、材料来源等原因影响的局限性。

关键词：汉代;龟钮琥珀印章;海上丝绸之路;合浦

龟钮琥珀印首现于汉代。汉以前龟形象、琥珀、印章三者已开始使用，但并无三者融合一体的实物出土。龟形象的使用可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至汉代依然盛行;印章更是早在安阳殷墟遗址便已出土铜制鼻钮的“亚禽”“瞿”“于亘”三方古玺，发展至汉代已较为成熟;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琥珀制品是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1号祭祀坑出土的一枚心形琥珀饰物。汉以前琥珀制品虽一直有出土但分布较散、形制以珠饰为主较为单一，出土较少。可以说汉以前龟形象与印章的发展为其在汉代较多的出现打好了基础。汉代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下，龟形象与琥珀材料结合的印章技术得以一定程度的应用，尤以合浦港出土更为集中。目前已知出土最早的兩枚代表性的龟钮琥珀印章，一枚为广州恒福路疗养院西汉墓的“毛君明印”，一枚为广西合浦望牛岭1号墓出土的“庸恩（ ？）印”，两枚龟钮琥珀印的出土年代均约为西汉晚期。其后又在合浦望牛岭西汉木椁墓、母猪岭M6、堂排汉墓M1、M4，九只岭汉墓M5都发现了琥珀，多处还发现了琥珀印章，且多为龟钮私印。

一、汉以前“龟钮琥珀印”的发展积淀

汉代龟钮琥珀印骤然出现，据推测与琥珀在汉代的地位有关。琥珀，并非原始就称为“琥珀”，而因其神秘感与稀有性被赋予了很多贴切的名称。在《山海经》中称之为“育沛”;《汉书》则写作“顿牟”，也称“虎魄”，《隋书》则称“兽魂”;古人认为是虎的精魄化成。正因为人们相信琥珀与虎有关，而虎又是万兽之王，所以也就认为佩戴琥珀是十分珍贵的;还相信琥珀具有虎的威严，能镇邪驱魔，使佩戴者壮胆祛惊，避恶消灾，佛教徒更视之为佛祖赏赐的吉样物[1]。这些古籍、古语的记载也包含着古人对琥珀这种神秘物质的追寻与喜爱。古代琥珀的优质原料绝大多数来自波罗的海一带和缅甸，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为原材料的供给提供了便利。而琥珀的集中出土地——合浦便是当时的重要港口之一，所出土的琥珀是舶来品的典型代表。合浦汉墓琥珀出土时多呈半透明的暗红色，质地致密，内少丝状碎裂纹，出土后氧化颜色变黑，与缅甸出产的琥珀最为接近[2]。因此可断定广西合浦汉墓出土的琥珀基本上来自缅甸，由此也可看出琥珀在汉代的内涵精神价值与实际价值均处于很高的水平。龟钮，即形状类似于龟的印钮。古人在印钮中偏上位置钻一小孔，方便用绳子穿起来佩于腰间或系于臂上随身携带。伴随印章的发展，逐渐开始在印章顶部雕刻上简单的形象，作为某种象征或装饰，于是就产生了形象印钮。龟钮便是在印钮产生后逐渐被细化、运用、演变而来的。到汉代在龟钮、琥珀、印章三者技术都较为成熟的情况下，汉代官印体制便将其结合一体，带龟钮的琥珀印章正式产生，从而成为汉代权力的象征物之一。

二、应用龟钮琥珀印的原因

汉代龟钮琥珀印较多的应用，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开通的标志。汉代琥珀制品出土量大、分布地广、形制丰富，然而龟钮琥珀印分布却独以沿海地区为主，虽内陆也有出土，但仍以沿海地区较为集中且以广西合浦为最多。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使海上贸易繁荣起来，解决了优质原材料的供给问题，直接促进了龟钮琥珀印的诞生。其一，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曾派商船从广东徐闻和合浦出发，到南亚和印度半岛等国拓展对外贸易。这是有史可证的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也是合浦乃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最早记载[3]。这也恰巧印证了龟钮琥珀印多出土于合浦的地理因素。其二，合浦作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汉武帝元鼎六年置合浦郡，管辖徐闻、合浦、高凉、临允、朱庐五县。合浦作为边地，也是当时罪臣的被贬之所，这些高官虽被贬至合浦，但仍可以依靠本有的权力继续发展，继而带动了以龟钮琥珀印章表示地位的风气。其三，有文献记录了海上丝绸之路货物贸易往来的种类，也证明琥珀原材料为舶来之名。西汉桓宽在其《盐铁论》中记载：“蜀郡的货物运到南海交换珠玑、犀、象等珍品，中国的丝绸也由徐闻、合浦、日南等处出口……”[4]其中“珠玑”便包含了琥珀，合浦出土了大量琥珀珠饰以及其他奇石珠饰便是最有力的证明。龟钮琥珀印章之上大多也具有穿孔，甚至有出土的印胚是直接与其他琥珀珠作为串饰而存在的，可见龟钮琥珀印章是当时主人的随身佩戴物之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为琥珀原材料的获取提供了便利，从而促进了琥珀类制品的繁荣发展。

汉代龟形象盛行，不仅官印使用龟钮，民间也对龟十分爱戴。民间虽用印少，但是对龟形象的喜爱并未减弱。龟曾在古代称为“玄武”，是中国四大吉祥神兽“四灵”之一。《抱朴子》载：“城阳郄俭少时行猎，坠空冢中，饥饿，见冢中先有大龟，数数回转，所向无常，张口吞气，或或仰。俭亦素闻龟能导引，乃试随龟所为，遂不复饥。”[5]龟兼有“富贵长寿”之意，因此在汉代，无论是朝廷亦或民间，人们多愿意选用龟形，以求长寿吉祥。因此，龟钮作为地位的象征，玺印中也多被使用。这也是汉代龟钮琥珀印章数量相对较多的原因之一。

贵族的爱戴更是把龟钮琥珀印的使用推到高峰，它不仅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死后也用于随葬，以示生前荣耀的延续，厚葬之风的盛行间接促进了龟钮琥珀印的使用。西汉中后期伴随手工业的发达私印得以广泛应用，是两汉印章史上的繁盛期，新莽时期仍延续了这一景象。

三、龟钮琥珀印不再盛行的原因

龟钮琥珀印的运用自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以来，成为一时热潮，但至东汉因政治局面的改变已呈消退趋势，之后各朝代龟钮琥珀印章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虽然琥珀制品依然延续，各朝均有出土，辽代还达到高峰，但龟钮琥珀印章已几乎不复存在，成品仅存于少数文人雅士、名人书家手中，作为鉴赏收藏，走向了世俗，已不具备政治功能，也鲜有该类明器出土。龟钮琥珀印虽得以应用但不再盛行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汉代等级制度严格，对官印材质有严格规定。两汉官印授予等级，《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诸侯王印，金玺绶;相国、丞相、太尉，太傅，太师，太保，前后左右将军，皆金印。彻侯金印紫绶，避武帝讳，曰通侯，或曰列侯;御史大夫，银印青绶。自太常至执金吾，皆中二千石。自太子太傅至右扶风，皆秩二千石。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光禄大夫无。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大夫、博士、御史、谒者、郎无。其仆射、御史治书尚符玺者，有印绶。比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黄绶。除材质的规定外，印钮等级也有规定。《汉旧仪补遗》中记载：“诸侯王印，黄金橐驼钮，文曰玺，赤地绶。列侯，黄金印，龟钮，文曰印。丞相、大将军，黄金印龟钮，文曰章。御史大夫章。匈奴单于，黄金印，橐驼钮，文曰章。御史、二千石，银印，龟钮，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铜印鼻钮，文曰印。二百石以上皆为通官印。”[7]可见官印用材基本以金、银、铜为主，且仅存在高官阶层，小官与平民百姓不能直接使用。然而私印的用钮及用材情况并不如此严格，故龜钮琥珀印多做私印。可见龟钮的地位虽高，但因其材质与用钮的严格等级限制，琥珀龟钮印章不能官用，如琥珀、玛瑙这类材质印章持有者生前大多仅做为装饰或彰显财富、身份的体现。

第二，流通范围仅限于皇家贵族居多，琥珀本身的珍贵程度非平民所能接受。其流行地域以南方海上丝绸之路涵盖地为主，多出于列候显贵之墓;仅有少数平民墓，如广东徐闻汉墓有出土，不过地域仍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涵盖的范围之内。汉代以来，琥珀一直被视为奢侈品，其使用多限于皇室或贵族，是地位、财富和奢华生活的象征。琥珀在中国矿藏相对稀缺，基本依靠进口，资源的稀缺导致使用受到限制。物以稀为贵，自然也会影响工匠的制作熟练程度，因缺乏大量制作的实践经验，从而降低了成品的设计感与美感。也因琥珀的硬度及加工难度，多制作成闲章、私印、吉语章、印胚等装饰性或随葬官印的替代品。又由于其自身的易氧化性，加以汉代厚葬之风的盛行，故作明器殉葬的数量远比社会使用的更多。

第三，龟钮在各朝代地位的变化。东汉后期，社会衰颓的走势已经初露端倪，印钮的制作工艺开始变得简化粗糙。从印章所发生的变化看，政体的改变与传统思想的相互渗透，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思想，也改变了人们对印章的审美观念。魏晋时期，龟钮印章的变化是在形制上的加大，具有更加便于盖印的实用性。隋唐时期，各门艺术随经济政治的正向发展走向独立趋势，惟独印章艺术呈现逐渐滞后的趋势，表现为印章数量与质量的双重下滑，并且由于印面和印体的增大已不便于随身携带，只能存放在官邸。为使用方便，改印钮为柄，故龟钮也淡出官印之列。《隋书·文帝纪》记载，在隋开皇年间向五品以上京官发放鱼符，倡导节俭。至唐代，鱼符制度后来改为龟符。龟钮虽不复存在，但从龟符依旧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对龟形象的爱戴。北宋制定了一系列印章制度，仅仅对印面大小作了详细的规定，并没有对印钮作过多的限制。龟钮作为私印的一种，仍被少数书法名士名家使用。元代由草原民族统治，因习俗差别，印章制度残缺，龟钮被取代。明代私印艺术成为印章主流，但龟钮印地位仍是不复从前。清中期以前是崇尚汉印推陈出新，清中期以后金石学的兴起引领印章艺术向更高层次发展，此时龟钮的价值已发生从实用到收藏的转换。

四、结语

龟钮琥珀印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下崭露头角，得以应用。尤以合浦出土最多。这些龟钮琥珀印一作私印，以示财富;二作明器，彰显生前地位;三作饰物，系绳随身携带。但因汉代森严的等级制度，严格限制用印材质与钮制，导致龟钮琥珀印无法入官印之列。加之其流行范围仅限于贵族，平民仅限于喜爱龟形象，能拥有龟钮琥珀印的平民极少，出土的龟钮琥珀印章也多在贵族墓葬，已知仅广东徐闻汉墓为平民墓。又因琥珀高昂的价格与加工难度，使其分布区域也仅限于海上丝绸之路附近，其余地域出土仍以珠饰为主，琥珀印章出土较少，龟钮琥珀印更是寥寥无几。汉以后虽琥珀制品有所增多，辽代更是达到高点，但龟钮琥珀印一物却已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仅有少数名人书家作为收藏，从官府贵族走向世俗化。虽龟钮琥珀印章的意义和地位不复汉时，但龟形象与印章文化被保留了下来，琥珀也依旧珍贵，至今仍是人们所追捧与热议的关注点。

参考文献：

[1]张庆麟.神秘的琥珀[J].上海工艺美术，1994（3）.

[2]熊昭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合浦港的考古发现[J].民主与科学，2018（1）： 25-28.

[3]北海市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课题组.合浦是最早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研究与开发[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4（10）：112-126.

[4]廖国一，曾作健.南流江变迁与合浦港的兴衰.广西地方志，2005（3）：39-44.

[5]梁田.玄武艺术符号研究[D].株洲：湖南工业大学，2014.

[6]班固.汉书：卷19[M].北京：中华书局，1962：724-743.

[7]卫宏.汉旧仪附补遗：上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26.

作者简介：杨海兰，广西艺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漓江画派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