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面对西方某些政客掀起的关于抗疫的制度之争，须作必要的应对，以对内增强制度自信，对外为应对后疫情时代世界大变局争取话语权。而这一应对，须从党的领导和集中力量办大事两大事实层面提升到价值观和理论层面，即彰显中国制度的道义性和科学性优势，这有助于跳出西方设定的“举国体制”和“民主制度”之争的话语陷阱，并在为人类文明进步作贡献中注入中国制度的优势。中国制度的道义性优势是以人民为中心，对内以群众生命安全而非资本为本，对外加强国际合作，体现了真正的民主和人权;其科学性优势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为尊重科学、公开透明和自觉纠偏。当然，要充分发挥中国制度的优势，还须总结疫情应对失当中所暴露的国家治理短板的教训。

[关键词] 道义性;科学性;抗疫;制度之争

[作者简介] 陈锡喜，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复旦大学讲座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自习近平总书记于2020年1月25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打响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后，3个月后的4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宣告：“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1]相比较，在赢得2个多月时间的境外，诸多发达国家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态势却日趋严峻。与此同时，一些西方政客对我国发动造谣污蔑的舆论攻势，这不仅是其防控不力的“甩锅”，更包藏了为布局后疫情时代新的国际秩序而削弱中国的话语权的祸心。由此，通过国际比较，总结中国抗疫取得重大成果的制度性原因，彰显其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在道义性和科学性上的优势，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同时，也反思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存在的短板，强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决心，既是必要的，又是适时的。

一、 问题缘起： 彰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所体现的中国制度道义性和科学性优势的必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于5月8日在与党外人士座谈时指出：“疫情防控斗争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能够战胜任何艰难险阻，能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2]这一制度优势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和全面领导。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一体行动，各地区各部门立即响应，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后，党的集中统一和全面领导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确保了党中央一旦作出正确决策，便能雷厉风行，而不会受到各种局部利益或地方利益的掣肘。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及时应对，多次研究并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集中统一领导。早在2020年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时，就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势头。当以钟南山为组长的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在武汉宣布“肯定能人传人”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立即召开会议部署防控工作。1月25日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体战打响后，中央又召开了多次政治局常委会，根据疫情的变化，专题研究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还先后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外事工作委员会等会议，从不同角度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还亲临北京、武汉等抗疫第一线考察防控工作。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协调调度，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军队积极支援地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各地成立领导小组，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党政军群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紧急行动、全力奋战。取得的成果证明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3]。

其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动员全社会力量、调动各方面资源，迅速形成了抗击疫情强大合力，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2]党的领导的优势不仅体现在政治的号召力上、治理的组织力上，而且体现在对各种社会和经济资源的控制力、调配力上，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依靠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资源，同时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的作用，从而能持续强化属地防控、社区防控、群防群控，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同时又能稳定市场、确保供应，保持了社会总体稳定。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彰显的党的领导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两大制度性优势，为国际上有影响的政治家和学者所肯定。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中国抗疫早期就赞誉：“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4]5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在3月上旬就评论道：“中国的制度、政府在处理这样的重大挑戰方面优于其他国家的政府，原因也有二：首先，中国政府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机构，能够进行战略思考并动员社会;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希望政府在这类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并遵循这一领导。”[5]

但是，西方某些国家领导人和诸多政客对我们所持的批评，一开始恰恰是针对我们的制度，认为我们抗疫的“举国体制”是“反民主”的，从而把争论“政治化”。当中国稳住阵脚而某些西方国家陷入混乱时，中国公众和媒体开始了反击，重点也是强调制度的作用，认为中国“举国体制”优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围绕制度之争，还有两种声音：一种是“不谈论”，即避谈制度优劣，如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形势下就不应该论制度优劣、搞模式之争，认为任何制度之争都是无济于事的;另一种是“文化论”，即用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来审视抗疫的不同结果，如以东亚某些制度差异很大的国家的成功抗疫为例，用东方文化强调对个人自由的适度限制来对其成功抗疫进行解释。

于是，要不要展开制度之争，以及如何彰显我们的制度优势这两大问题，就摆在我们的面前。

一方面，围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而展开制度之争，是必要的。

其一，对内有助于增强制度自信。尽管当前“各国当务之急应是团结抗疫”，在外交层面不要以制度之争的意识形态来“画线”，但不等于我们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必须规避制度之争;尽管文化因素对一个国家的抗疫具有重要作用，但某种文化之所以能发挥作用，还在于其对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适应。因此，我们无需回避制度之争，而更需要把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作为生动、鲜活的教材，讲好我们的制度优势，以增强制度自信。

其二，对外有助于为应对后疫情时代世界大变局争取意识形态话语权。对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客所掀起的“病毒阴谋论”“中国责任论”，甚至要“起诉”中国和向中国“索赔”的“喧嚣”，国内的一般舆论认为，这是他们在为应对防控疫情不力的指责而进行的“甩锅”，有的则认为是服务于选战的需要。如有评论强调，特朗普对外“甩锅”中国，对内强行重启经济，是其政府、共和党在2020年大选年妄图摆脱责任的两大重点。[6]这的确是其为现实策略服务的直接理由。但是，从长远看，抗疫舆论战所煽动起的美国对华战略的全面对抗，迫使我们不得不警惕：它更蕴含了后疫情时代美国等西方国家重构世界体系布局的战略图谋。正如美国众议员麦卡锡为成立“中国工作组”而昭示的，其目的就是要加强应对“现存的和新兴的、跨领域的中国威胁”，“不仅要追究中方在疫情方面的责任，还必须采取大胆行动，在世界舞台上更好地与中国竞争。……这不仅是美国当今的头号问题，也是未来的头号舞台”。[6]

另一方面，展开制度之争，须跳出西方话语陷阱，彰显中国制度在疫情防控中所体现的道义性和科学性。

其一，跳出“集权”和“民主”之争的话语陷阱。西方一些政客“黑”中国的抗疫举措是“集权”甚至“专制”制度所为，其攻击点主要是两个：所谓信息传播“不自由”而导致疫情大规模扩散;所谓“封城”使人身“不自由”而导致丧失了人权。而这两大“不自由”的症结，在于“集权”制度的“不民主”。于是，他们就通过所掌握的媒体话语权，把“自由”和“集权”、“民主”和“专制”作为制度的对立面而挖了一个“话语陷阱”，从而轻松地把“专制制度”的帽子扣在了中国头上。而我们的反批评如果仅仅拘泥于“举国体制”和“民主制度”的优劣，实际上就已陷入了西方的话语陷阱，只不过把“集权体制”或“专制体制”换成了“举国体制”，而把“民主制度”推向了对立面。这实际上就落入了西方政治学所设定的或西方媒体所制造的“话语陷阱”中。为此，我们需要把何为制度优势的争论，从“党的领导”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事实层面提升到价值观和理论层面，即道义性和科学性的层面。

其二，要在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中彰显中国制度优势。各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既受到各国历史文化和现实条件的制约，不存在一条“普世”的道路，同时其成功又须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趨势。中国共产党的全面而集中的领导，是中国历史和现实选择的结果，也是由现实的制度和文化背景决定的。这两条优势，在世界其他国家很难加以复制。这就需要把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表现出来的优势，以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价值和大趋势为背景来加以提升。同时，我们还注意到，美国的反华派对中国的舆论攻势热衷于从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出发，以使民众更厌恶中国，并由此影响西方政治家对华的态度。由此，在抗疫的制度之争中，掌握推进全球化进程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权，就需要站在历史的正确的一边，阐述中国制度对于人类文明发展在道义性和科学性上的共同价值。

二、 以人民为中心：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彰显了蕴含在中国制度中的道义性优势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国之所以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并非因为中国制度的“专制”，而是体现了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良好的互动关系，即社会、公众同党和政府的关系，并非如同西方国家的权力制衡关系，而是授权和执政、被领导和领导、被动员和负责，再加上协商、合作和监督的关系。这一社会组织模式是历史形成的新型的民主形式，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而非所谓的“集权制”或“威权制”。而决定中国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根本差别的，是价值观的差异，即以何为本。

所谓社会主义，其本意是“以社会为本位”。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以及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揭示，论证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与人类的普遍利益的一致性，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在成为执政党后，应该逐步表达自己所代表利益在现实上的普遍性。因此，社会主义民主作为制度，应该而且可能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保障更广泛的人权。这一人权的基础，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生存权和发展权，同时，还包含了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权利。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在价值观上，是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优先考虑经济成本。对内，新冠肺炎疫情刚肆虐时，习近平总书记就下令确保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以此确定了“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原则，并迅速推行患者（包括确诊和疑似）实行免费医疗救治。因此，一方面，我们能在紧急状态下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措施，竭尽全力保障每一位公民的生命安全;另一方面，为了尽快切断病毒传染渠道，也要求所有公民在自己的活动方式中适当“让渡”一部分自由，而这也获得了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其中不仅体现了中华文明“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价值观，更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完全信任。

对外，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同国际社会合作，向一些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包括提供急需的医疗物资、防控经验、诊治方案，甚至派出防疫专家和医疗队。国家主席习近平数十次同各国领导人和相关国际组织负责人通电话，既感谢这些国家和组织在中国抗疫关键时期对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同时又表达对他们提供各种帮助的愿望。在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中国承诺：在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在华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建立30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将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的新冠病毒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落实“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等等。[7]这些都体现了中国以民为本、生命至上的大国担当。

其二，公开透明。西方有些政客指责中国在危机发生初期试图掩盖信息，这违背了基本事实。新冠肺炎疫情是未知病毒对人类发起的突然袭击，对其了解和掌握需要一个过程。中国本着公开透明的态度，在2019年12月31日就向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通报了武汉出现的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信息。2020年1月3日起，中国开始定期向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有关国家和地区通报疫情信息。1月11日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基因序列信息。1月21日开始，中国国家卫健委每日在官方网站等平台发布前一天的疫情情况。1月27日开始，中国每日组织召开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各级政府累计召开各类新闻发布会超3000场。总之，中国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疫情，第一时间同世界各国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第一时间在医学杂志公布科研进展，等等。西方许多科学家都指出，中国没有必要、事实上也没有隐瞒数据，因为通过比对不同数据来源，可以证实中国的数据是可靠的;中国抗疫的成功，不可能建立在错误或虚报的数据之上。正如美国《科学》杂志载文指出，武汉等疫情严重地区，几周前医院还人满为患，如今床位空着，事实证明中国抗疫取得了重大成果，实现了许多公共卫生专家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14]

其三，自觉纠偏。即使一个好的政党和社会制度，也不可能永远正确而不犯错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能依靠自己的内在力量及时发现错误并纠正失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湖北省和武汉市主要领导应对失当，为此，党中央果断决策，调整省市主要领导，使湖北和武汉抗疫阻击战的各方面情况明显好转。在抗疫过程中，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凡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不力的，不服从统一指挥和调度、本位主义严重的，不敢担当、作风漂浮、推诿扯皮的，除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情节严重的还要对党政主要领导继续问责，对失职渎职的，依法依纪惩处。针对武汉市某些区在集中收治和转运新冠肺炎患者过程中存在的工作滞后、衔接无序、组织混乱等问题，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先后约谈了武汉市副市长和数位区长，多位负责人因不认真履职尽责而被撤职。

而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拥有世界上顶尖的医疗水平、最优秀的卫生人才储备，有从中国疫情防控开始算起近3个月的准备时间，却成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这一反差，是由其制度所决定的为维护某种利益而不尊重科学的结果。

美国早就接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大量预警，但其领导人却传递错误虚假信息而又不负责任，一再淡化美国疫情的严重性，反而宣称“病毒会奇迹般地消失”，毫无科学根据地反对戴口罩，宣传喝消毒液抗疫，甚至声称自己每天都在吃抗疟疾的药物“羟氯喹”以预防新冠病毒，等等。而其之所以鼓吹这些与国家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疾控中心的科学家以及白宫医生的科学意见相悖的反科学甚至反常识的言论，是为了分散公众对其领导抗疫不力的注意力。为急于恢复经济，联邦政府根本不顾疾控中心专家制定的“重新开放指南”以及放宽限制“会使疫情在瞬间暴发”的警告，敦促各州重启经济，从而使疫情再次扩大。恰如《华盛顿邮报》的评论：“特朗普政府的言行证明，他们不可能在向真理开战的同时战胜疫情。”[6]

尽管资本主义是通过依靠近现代科学而得以发展的，但由于其社会基础是“以资本为本位”的，因此一旦当突发性公共事件与资本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其遵循的根本原则还是“丛林原则”，这就必然会在应对措施的利弊考量和次序选择上，有意无意地忽视科学性。因而，指责中国和重启经济这两件大事，尽管全无科学依据，却被美国政府抓住不放，因为这是其竞选连任的两大支柱。这也使得美国政府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时偏离科学性的制度性偏差暴露无遗。

四、 完善国家制度： 总结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失当所暴露的国家治理短板的教训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一方面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特别是在疫情暴发初期应对时的诸多短板和不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3]“这次疫情是對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而总结的重大教训之一，便是要“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4]10。例如，当1月15日武汉市卫健委在官网发布疫情知识问答时已提到“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而1月18日百步亭社区仍举办了4万多户家庭参加的万家宴活动。当钟南山院士1月20日宣布存在“人传人感染”的结论后，湖北省直至1月24日武汉封城的第二天，才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迟于广东、湖南、浙江等省。在抗疫初期，某些地区出现了应对不力或混乱现象，等等。

这些现象反映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不健全，信息上报和发布机制的不完善，公共环境治理方面的死角，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的不完备，公民知情权保障和个人信息保护的欠缺等问题。例如，我们处理急难险重任务的能力比较欠缺，还没有能够确立起关系生物安全的举国和全民动员的危机应对体制;我们对重大公共突发事件的上报和发布，还存在着权力边界模糊以及对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认定的边界不够清晰的情况;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等还不够完善;城市公共环境治理方面还存在死角;野生动物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还有空缺，甚至还没有“生物安全法”;重点卫生防疫物资储备不足;等等。

而通过总结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出现的教训和抗疫成果的经验，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仍须着眼于更充分地体现中国制度的道义性和科学性优势，以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进入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15]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方面，更主要的是要解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要求，“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16]。这就需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处理好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领导党和执政党三者的身份关系问题。

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领导社会革命中，推进自我革命，正如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所强调的：“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17]作为领导党，要领导人民制定和完善各项法律制度以及路线方针政策。作为执政党，要将自己的活动置于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

中国共产党要发挥革命党、领导党和执政党这三项功能，在执政中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统一，正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和抗疫进程中暴露出来的短板，特别需要反对和杜绝部分领导存在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特别注意维护公民的知情权，并将其制度化。这是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同时，要注意权力运用的边界，避免将特殊时期的执政方式普遍化，避免将“领导一切”的优势异化为“不受监督”的劣势。作为革命党和领导党，中国共产党承担带领人民群众推进社会进步的无限责任，但作为执政党，它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实现群众利益和社会进步，因而须意识到权力和责任的有限性。例如，为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需要，人民群众的个人信息被大规模收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自由。因此，在根据需要征集公民个人信息的同时，还必须促进建立个人信息征集程序制度和保护制度，其中包括赋予公民删除权，防止“一次收集、无限使用”的局面出现，并对涉及个人隐私等敏感信息實行特别保护，等等。这都是彰显制度优势的道义性和科学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总之，应以吸取抗疫中的经验和教训为契机，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道义性和科学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得以充分展现。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 研究部署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 研究确定支持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政策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N].人民日报，2020-04-30（1）.

[2]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听取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20-05-09（1）.

[3] 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2-24（2）.

[4]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J].求是，2020（4）.

[5] 英国专家：对中国的批判，将不得不偃旗息鼓[N].环球时报，2020-03-13（7）.

[6] 失业率飙升！美在病态中强行重启，自私政客们仍在热炒“中国威胁”[N].环球时报，2020-05-09（1）.

[7] 习近平.团结合作战胜疫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N].人民日报，2020-05-19（2）.

[8] 英国社会学家表示 中国抗击疫情堪称全球典范 用自身行动诠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性[EB/OL].（2020-03-07）[2020-03-20].http：//news.cri.cn/20200307/d60b2c28-8d78-40bf-d034-bf6c159f639f.html？spm=C73544 894212.P59511941341.0.0.

[9] 美国得克萨斯州副州长：国家经济比老年人生命更重要[EB/OL].（2020-03-24）[2020-03-29].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2 053611999886389&wfr=spider&for=pc.

[10] 奥尼尔：回到正常工作中去！中国做法正确[EB/OL].（2020-03-13）[2020-03-29].http：//hqtime.huanqiu.com/share/article/9CaKrnK pThw？spm=C73544894212.P59792594134.0.0.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0.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3.

[14] 中国成为帮世界抗疫专家[N].环球时报，2020-03-07（6）.

[1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

[16]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J].求是，2018（1）：9.

[17] 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坚持人民至上 不断造福人民 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N].人民日报，2020-05-23（1）.

（编辑：邓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