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婷婷 代小丹

摘 要：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并在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并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

关键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人民军队

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意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是出于与国民党合作的考虑，没有充分发展无产阶级独立的革命武装，更没有主动地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以至于在国民党的疯狂屠杀下，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国民党的屠杀政策，让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枪杆子的重要性，从此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策略发生了巨大转变，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推动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同意将党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向南昌集中，周恩来临危受命，前往南昌成立前敌委员会并担任书记一职，前敌委员会决定将起义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举行。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贺龙革命信念坚定，国民党叛变了革命之后，他拒绝了当时民国政府将领、江西省主席朱培德高官厚禄的拉拢，认为“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立革命的旗帜，反对反动政府，打倒蒋介石。”在与周恩来接触谈话后，欣然受命，担任了起义军总指挥。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了南昌起义，开始了运用枪杆子的第一次革命实践，起义的队伍是由中共独立领导的，这支队伍也是后来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并且在起义之前，在军、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立政治指导员，可见，南昌起义的队伍，从一开始就完全处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为了保证“枪杆子”在党的手里，中共中央明确规定“党的作用高于一切”的原则，指出“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回答了军队“听谁指挥”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用自己领导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把军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独立开展武装斗争，中国革命史上一支具有相同阶级基础和共同政治目标的新型革命军队就这么诞生了。[1]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是使用的仍然是国民党的旗号。中共中央随后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开展武装斗争，会议确定了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并定于在9月9日发动秋收起义。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首先在江西省修水县爆发，秋收起义不再使用“左派国民党”旗号，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镰刀斧头旗，起义军的名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2]部队完全受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支部队除了专业的军队人员，还有有数量众多的工农参加。

秋收起义失败之后，毛泽东带着起义队伍转向农村，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3]在转移的途中，队伍面临随时散伙的境地，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回忆，“部队从文家市转兵以来，一路战斗频繁，伤员增加;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怕苦怕累的都有，有一些人掉队，少数士兵自行离队;疟疾流行，病员加多，有的伤病员因缺医缺药死在路旁。一些长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有的长官怕艰苦离队自寻出路。部队约有一千人，军纪松弛。” [4]艰苦的条件，使得人心涣散，军纪极差，部队的政治训练水平极低，很多指战员都开始动摇。1927年9月29日，部队到达了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当时的队伍已经由原来的五千人减员为不足一千人，为巩固这支新生的革命队伍，以适应武装革命的需要，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会上对现有的队伍进行了整顿和改变，也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一、整顿组织，允许不愿留下的官兵离队，自愿留下革命的缩编为一个团。二、建立各级党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使得党的领导达到了全体官兵。毛泽东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统一领导各级党委。三、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均需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确保党支部和党委对军队的领导。三湾改编，确定了党管军队而不是军队首领个人领导军队，进一步扩大了党代表的范围，在军队各级确立了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加强了党组织对军队尤其是基层的了解和领导，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确定的关键一环，对人民军队的巩固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5]

经过三湾改编，党组织在军队中的地位得以确立。但是军队的性质、党和军队的关系以及军队的任务等重大问题还没有明确解决。1927年底毛泽东提出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实施工农武装割据。然而刚成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队伍的主要组成是湖南的农军和留洋的学生，还有一小部分武昌国民警卫团，整支隊伍的战斗力不够强，思想觉悟也不够高;再加上国民党军队不时的“围剿”，根据地战争频繁，生活困难，红军和党组织内部滋生出了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这种思想如不加纠正，红军会重新走回旧式军队“兵为将有”的老路，对此，毛泽东进行了抨击，他告诫说，民主应该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党内批判应该加强，“党内批判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在这样的背景下，古田会议召开。

1929年底召开的古田会议，认真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建党建军的实践经验，重新恢复政治部，对部队官兵进行了整顿，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古田会议加强了党在军队中的作用，明确了党领导军队的建设方向问题，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这一决定堪称中外建军史上的创举，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决议还重申和强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原则，警告“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机关隶属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一样”。决议制定了详细的、严格的纪律条例，要求全体官兵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和战斗，同时，重视党支部的建设，“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决议还重申了此前毛泽东提出的“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明确规定了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指出“在高级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建设以前，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凡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项，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之指挥。凡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之指挥。但指挥的形式，只能直达对方机关里头的从属机关（总务科或副官处等）。”古田会议决议还特别强调加强对红军的党内教育问题，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经过古田会议的整顿，红军变得更加强大了，光是古田会议后那一年，红军占领江西吉安县不下9次，毛泽东曾有诗句“十万工农下吉安”赞美红军的旺盛士气。[6]

古田会议明确了在军队中实施的党委制、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三大制度，为人民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奠定了人民军队建军的基础。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这次会议强调思想教育的重要性，铸就了人民军队忠诚于党的思想根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实践证明，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的现实的选择;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再一次证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石和根本保障;在当今复杂的国际战略环境和战略格局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维护和发展我国改革开放成果的强力保证，也是巩固和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强支柱。

参考文献

[1] 姜思毅.在北伐战争时期萌芽土地革命战争奠基——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第1卷[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2] 昊黎平.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关于自己的革命经历和红军长征等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4] [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作者姓名：冉婷婷，代小丹，工作单位：海军军医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职称：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