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静 杨小明

摘 要：关于李约瑟难题，知网所收录的1999年往后的论文就不下490余篇，仅1980年至2002年间，相关出版著作就达30余种。[1]参与和讨论的学者更是涵盖了历史、文化、科技、经济、教育界等各个领域。本文将对“李约瑟难题”作出历年来的研究的回望和思考。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问题;中国科学;近代科学

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心问题是; 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同时，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一、李约瑟难题的回望

其实最早提出“李约瑟难题”的其实并非是李约瑟先生。1584年9月13日在华传教士利玛窦从肇庆发出的一封用西班牙文书写的信中说：“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以不同于我们西洋人的方法正确地计算日食、月食。”[2]但是当他久居中国之后，就看出了中国人在自然科学方面与当时的欧洲之间的差距，1600年左右他在南京得意地表示，自己已经“用对中国人来说新奇的欧洲科学知识震惊了整个中国哲学界”。[3]1728年，后来任法兰西科学院秘书的梅德朗在给来华耶稣会士把多名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出了“落后”问题[4]。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更多有识之士开始关注祖国在科技方面的落后原因。1915年任鸿隽先生在《科学》杂志创刊号上论述中国无科学院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没有使用“归纳法”。1920年梁启超先生则在《清朝学术概论》中论述我国科技落后原因是受长久以来礼记中“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影响，又缺乏学校、教会、报馆建制，不方便科学技术的发明交流[5]。

“李约瑟问题”内容中的疑问，从李约瑟刚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就已经提出了[6]。“50年代初，李博士开始发表一系列中国科技史著作。1961年，李约瑟以“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一文参加牛津大学召开的科学史研讨会，主题是“科学变革的结构”，并在会议上与英美主流的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和汉学家进行了交流和辩难，使这一问题走入了国际视野。但是直到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迪.博尔开始，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中心问题真正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而在中国真正将李约瑟难题推上“风口浪尖”的，是1982年在成都召开的“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研讨会，业中人戏称“落后会”。此后，越来越多的当代中国学者对“李约瑟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二、“李约瑟问题”的背景

李约瑟先生本硕博都毕业于剑桥大学，后受聘为剑桥大学教授，被科学界成为“化学胚胎学之父”，年轻时便已被评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自然科学部的第一位部长，后又成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外籍院士。李约瑟先生出生于基督教家庭，而俄国十月革命和西方经济大萧条等事件对青年李约瑟的世界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早在1929年，李约瑟就出版了《唯物主义与宗教》，后续又发表了《赞美马克思主义》、《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平等论者与社会革命》等文集。

1936年，鲁桂珍女士，李约瑟后来的亲密助手和晚年伴侣来到剑桥攻读博士学位，也许对李约瑟追求的科学面前个人种平等和对中华文明的终身认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7]。

曾长期担任李约瑟先生的助手的加拿大人卜鲁用“非正统马克思主义”（heterodox Marxism）来形容李约瑟先生的的某些观点。[8]李约瑟先生的一生，其实更类似于基督教信徒，社会主义者和道家的混合体。

1944年，时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的李约瑟先生前往贵州湄潭浙江大学分校，做了名为《中国之科学与文化的》演讲。而同一时间，抗战大后方贵州云集了很多知识精英。这段时期，先后卷入“李约瑟难题“的有心理学家陈立、历史学家张荫麟、数学家钱宝琮、气象学家竺可桢等。

1982年等的成都“落后会”之后，约50篇论文提交给参会者讨论[9]。1990年，在李约瑟诞辰之际，上海《自然杂志》退出了“李约瑟难题征答”专栏。广州大学也成立了“李约瑟难题”研究基金。

三、“李约瑟问题”的本质和影响

“李约瑟之问”自李博士发表其中国科技史著作初期就已提出。特别是1962年剑桥召开的“科学变革的结构”主题研讨会后，“李约瑟之问“无疑在西方主流科学史、科学哲学界扔下了一颗炸弹。首先，该问题的前半问，涉及到近代科学革命问题，这是西方科技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其次该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与30-50年代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主流认知相关，收到马克思唯物史观和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他们认为人类文明必然进步兵器应该具有共同的实现和发展路径，反之，就要找出“抑制”其发展所在。当然，李约瑟问题也冲击了“西方中心主义”，李约瑟的相关研究也使西方对非西方国家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进行再度衡量。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已经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视角重新审视李约瑟工作的意义，印度、韩国、伊朗、埃及的科学史家都在讨论他们本国的“李约瑟问题”，美国人则编辑出了《非西方文明中的科学技术与医学百科全书》，主编致谢李约瑟工作给予的启发。

李约瑟先生发表的中国科技史巨著，英文名为《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直译通常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但是在大陆的译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据说再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有位法国学者质疑过这样的书名翻译，是否有味作者的初衷，而中国方面的权威回答是这个是经过李约瑟先生的允许的[10]。大概是我们迫切想让世界和国人都看到中国古代曾有过辉煌的科技成就，而对于中国科学家而言，李约瑟先生这样的西方学者的认可是十分重要的。

与西方大多从编史学、人类文明多样性角度研究不同，我国着眼“李约瑟难题”时更类似于在求问“中国近代科学为何落后”，这使得人们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结”影响和现实的紧迫感。现实意义有其积极作用，比如很多前辈学者投身中国科技史，就是为了改变科技史之前的西方中心论和由外国人来写中国科技史、视中国古代輝煌的科技成就和智慧视若无物的情况;各行业学者对“落后”的原因的分析和讨论，也一定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当今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积极影响。

一方面，还原中国科技史漫漫长轴卷的使命感、责任感也许是支撑我们前进脚步的最大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屠呦呦等科学家从古籍中找到的很多科学技术史料也为现代科学技术的问题攻克提供了重要的解决思路和方向。

近代科学也许没有诞生在中国，但这并不妨碍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也许随着中国的科学的发展，“李约瑟之问”将会像当年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一样，彻底成为历史问题。

参考文献

[1] 王钱国忠，李约瑟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上海】李约瑟文献中心编《李约瑟研究》第一辑第212页，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0;

[2] 【日】平川祐弘著，刘岸伟等译，《利玛窦传》，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3] 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译，《利玛窦中札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4] 韩琦，“关于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论述”，《自然科学史研究》，11卷（1992）4期，289-298页;

[5]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111-118页;

[6] 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297页，北京商务印刷馆，1982.

[7] 李约瑟（序），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8] Gregory Blue，Joseph needham，Heterodox Marxism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Proceeding of the xxth internationgnal congress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1997，Liege，forthcoming。

[9] 《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科学传统与文化》，线：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

[10] 卢嘉锡，“中译本序”，《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

作者简介：鲍静（1990-），女，江苏泰州人，东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技术史硕士，研究方向：科学政策、科技教育

杨小明（1966-），男，甘肃武都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华大學人文学院，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史、纺织科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