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认为，华夏传播研究领域提出的“释义系统”研究方法强调了在中国古代传播观念史研究中文本的重要性，并暗示了一种重要的，理解“文本”与“观念”之关系的进路。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在如何从“文本”走向“观念”上应当充分释放想象力，并介绍了西方“语境主义观念史”的“言语行动”面向在这一问题上的贡献。

关键词：中国古代传播观念史;华夏传播;文本;传播;观念史

一、对华夏传播“释义系统”研究方法的思考

近年来，如何进行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问题已经引发了传播学学者们的不少讨论。而在如何利用传统历史资源来进行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路径上，“华夏传播研究”以利用历史与传统资源为特色，形成了其独特的研究风格。其中，一些学者将目光投向了对中国古代传播观念的研究。本文希望在该领域既有方法的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探索。

在“华夏传播研究”领域中进行的中国古代传播观念研究是以“华夏传播研究”本身的一套宗旨和学术追求为内核展开的。“华夏传播研究”，总的来说，是以历史和传统思想为起点的本土化传播研究类型，其旨在从历史和传统思想中发展出中华传播学理论，实现中国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主张将历史观念转化为“释义系统”，从而“用过去的事物来理解现在的事物”。

从这一思路出发，邵、姚两位学者撰写了《传播理论的胚胎——华夏传播十大观念》一文，总结出了“阴 - 阳”、“言 - 行”等十对传播观念，作为解读中国人“赖以行动的‘释义系统”。所谓“释义系统”大致有两个含义，一方面，它涉及利用“一种‘隐喻的方式，即用现在的事物理解现在的事物”，这种“理解”侧重于诠释;另一方面，二位学者强调“释义系统”在“指导人们行为与行动”方面的作用。总的来说，它是由过去的观念编织而成的“意义之网”。

以二位学者对在论及“阴 - 阳”这对观念时对《易经》这一历史文本的使用为例，他们认为《易经》可以用来诠释“人类传播是相互联系的”这一观念，同时也强调《易经》的智慧在人际交往方面的启示和引导作用。他们对《易经》本文的使用与他们对“释义系统”的阐述是可以互相参证的。

“释义系统”的提出为我们如何进入中国古代传播观念史的研究指出了十分有用的方向，这主要体现在，它体现了“文本”作为核心研究材料的重要性，并强调了文本的“隐喻”和“意义”这两种影响人们文化实践的重要方式，这对于我们研究传播观念是如何影响历史上人们的传播实践这一问题来说，是十分具有启示意义的。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研究中国古代传播观念史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可避免地碰上“我们应当如何遭遇文本”的问题。这一问题主要是由我们研究历史时，文本材料在所有可用的材料中占主要比重的客观事实导致的。但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却隐藏着我们如何对文本进行定位和解构的问题。是以如何遭遇文本的问题，反映的是我们在进行中国古代传播观念史研究时的种种预设，影响的是我们如何、在多大的、什么领域的学术地图中去对中国古代传播观念问题展开想象。而这种想象力，对于如今的中国传播观念史研究来说，应当是非常需要的。

二、“语境主义”：从“文本”到“观念”

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古代传播观念史研究而言，将“如何处理文本”作为问题的一个关键是意识到“文本”和“观念”之间的距离，即“观念”并不就等于“文本”。从“释义系统”出发，从对文本内部的意义解释出发去“析出”中国古代的传播观念当然是可行的而且是有必要的。但是对于“文本”和“观念”之间的关系，毕竟还有更多样的可能，因为，相较于“文本”而言，“观念”事实上更具有一种“人的行动”的倾向和属性，如果采取这个视角进行研究，那么，“文本”对“观念”的影响可能要变得相对间接很多，与其说前者对后者是直接的映射关系，不如说，“文本”更像是具备某种“观念”的人在采取行动时所采用的一种媒介。

将“文本”视为一种媒介，就是将它视为仅仅是历史行动者部分思想行动的承载者、呈现者，认为它无法代替这些思想和行动本身。在这种分析框架里，占据更显要位置的就不是“文本”本身，而是所谓的“文本行动”。事实上，这一观点在西方的观念史研究中已经得到了一定的闡述。

在“剑桥学派”提出的“语境主义观念史”研究中，其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就主张：“文本即行动（texts are acts），因此，与其他一切自发行动一样，理解过程要求我们复原文本作者行动所体现的意图。但这并非陈旧的解释学试图使我们相信的那种神秘兮兮的移情过程。因为行动就是文本：我们能够解读它所体现的主体间性意涵。（intersubjective meanings）……任何复杂文本，其中都包含了大量的以言行事行动。”

具体来说，这一方法的目标就是“将文本视为对特定话语的贡献，进而发现它们是如何延续、挑战或者颠覆那些话语本身的传统语汇的。总体上说，这里的目标在于将我们所研究的文本还原到其当初赖以形成的具体的文化语境当中。”

而“为了理解一个文本，我们至少必须理解考察对象的意图，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意欲的沟通行动（intended act of communication）。这样，我们在研究这些文本时需要面对的问题在于：这些文本的作者身处特定的时代，面对特定的读者群，他们通过自己的言论实际是要传达什么。因此，在我看来，最好从一开始就对通常在特定时刻的特定言论的传达对象予以说明。接下来第二步应当是考察特定言论与更为广泛的语境（linguistic context）之间的关系，以揭示特定作者的意图。”

这即是说，我们应当将重心从文本本身转移到历史行动者对文本的“使用”上来，按照斯金纳的说法，即“我们不应该研究文本的意义（the meanings of the words），而是应该研究对它们的使用（use）”。概括而言，“剑桥学派”的思想史研究方法重点考察历史上的人们如何通过文本来实现他们的行动，因此，该学派的研究方法不强调对文本意义的主观解读，而主张考察文本形成时的文化语境，这包括作者所处的历史时代、他通过他的言论实际想要传达什么、他希望通过对文本的使用达到什么意图，他向谁写作等。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应，研究者将获得对于特定文本在思想史上的特定地位的理解和把握，而不仅仅是对文本内容的主观判断。这固然有助于提升我们研究结果的“客观性”，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语境”展现出的是一条纵向的深沉的文化脉络，它能勾画出所研究的观念背后的活生生的历史文化图景。对于中国古代传播观念史研究来说，能够“以小见大”，发现中国古代传播观念背后的连续的、纵深的文化脉络，将是一件有利于我们形成对于中国古代传播观念整体认识，进而对“华夏传播学”的发展也是意义深远的事情。

参考文献

[1] 邵培仁，姚锦云.为历史辩护：华夏传播研究的知识逻辑[J].社会科学战线，2016（03）：140-151.

[2] 邵培仁，姚锦云.传播理论的胚胎：华夏传播十大观念[J].浙江学刊，2016（01）：203-215.

[3] Quentin Skinner， Version of politics， vol. Ⅰ，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2002，pp.57-89.

[4] 同上

[5] Quentin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The History of Ideas . 1969.

[6] 同上。

作者简介，潘彦伶（1993-）性别：女，籍贯：湖北宜昌，学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传播观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