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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精细化问题研究任

2020-12-23田婧格

西部论丛 2020年16期
关键词:社区治理精细化党建

摘 要:当前,我国城镇经济和生活的发展均处于一个转型时期,社区作为组成城镇治理的基本单元,更为重视社区治理的治理模式和治理途径。在传统社区粗放化治理的根基上建立社区治理精细化,将常规的社区治理引向深入的治理模式和治理思想的新型治理模式。如何推进“粗放型”的传统治理转向更为精细化的社区治理成为当前社区治理的重要任务。新时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精细化以政党组织为枢纽,建设多元主体参与、资源有效整合与服务创新细致的社区。

关键词:党建;社区治理;精细化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城镇化发展的不断推进致使社区的传统结构和功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现代社会生活的发展、社会价值的传播与人口流动性共同塑造了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生活共同体,即社区。而各种相似的独立社区共同组成了社会治理系统,承载了社会服务、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的基础功能。社区以城镇的地域为边界,通过社区中的各类机构实现社区服务,从而推行各种制度保证社区中的居民可以维系其日常的生活。在新时代,国家发展开启了新的章程,社区治理也成为了国家发展征程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加强基层社区的治理,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领域,提出了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提高四化水平和加强四个建设,也指出了“加强社区智力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1]当前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社区数量日益增多,社区党建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党支部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也明显增强。

但是,我國当前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处于特殊的转型时期,单位制日益弱化和虚化,社区之间的流动性和居民的自主性增强,导致党的基层组织出现了边缘化的问题。我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中国社会矛盾发生了转化,人民生存空间也随着发展不断扩展,社区民众层次变得更为多元化和独特化,社区当中居民需求从基本生存需求转变为更加追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需求的高层次需求。单位制式微的局势也使人民由“单位人”转向“社会人”,人民的需要也从吃饱穿暖的简单需求转向多样性、高层次的复合型需求。社区的工作逐渐增长,呈现出多样多变和繁重复杂的特点,内容涉及民政、公安、司法、社保、教育、文化、计生等方面,社区工作肩上的重任日益沉重。社区党组织是我国党组织体系的神经末梢,也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执行上级党组织要求的战斗堡垒,社区的工作质量直接影响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和体验感,从而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社区治理模式无法解决社区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城镇治理和社区治理的成效。社区治理精细化的提出,不同于传统的“粗放式”治理,就理论层次而言,精细化治理是对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成功经验的综述性表达。就实践层次而言,是对传统治理模式的反思实践探索。社区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基础,更是组成执政党的基本单元,社区党建也是党建设体系中最具生命力的部分。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在实践中形成的良性互动,将为重建基层党组织和社会变化结构之间的契合性提供新的可能。[2]党组织“战斗堡垒”的建设,发挥党建的政治思想引导、组织协调与服务指导的作用,从各个方面实现党建在社区治理工作当中的全方位覆盖。

当前,全国各地都在结合本地的具体情况,积极探索不同特色的社区治理模式,其中,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模式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如何以基层党建为主导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局面是当前新时代社区治理精细化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选取北京、上海、深圳三个经济发达的城市,依据三个城市在探索社区治理模式,特别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模式的实践经验,形成了地方特色和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社区治理模式。本文从三个城市出发,对比各城市代表性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模式之间的异同特点比较,分析探讨社区治理精细化的现实困境,将党建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与社区治理精细化主体多元化、手段智能化和标准规范化服务相结合,从而优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精细化的路径选择。

二、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精细化现状分析和现实困境

(一)我国部分地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精细化异同特征分析

通过收集的数据,对京、沪、深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精细化先进经验,对其基本情况进行分析和对比,表1即三个城市中的典型社区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精细化的治理模式。(见表1)

通过表1中不同城市的治理模式进行分析,以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精细化治理模式都是由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格局组成的,而每个城市在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格局上有相似之处,也有各自的特点。

1.党建引领为核心主体的同质性与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特点

北京市通过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强化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优势。以“党建引领和五方共建作为社区治理的治理主体,推动党建工作和社区委员会建设工作的协调并进,通过党组织带动和促进居委会、物业公司、业委会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社区工作和社区治理。上海市随着社区自治的推进,原有的以“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为三驾马车搭建了协商共治的平台已发展成为“1+5+x”的主体公治。即社区党组织整合居委会、业委会、物业、驻区单位党代表、社区民警以及若干群众团队的共治体系。深圳市为加强社区党委领导核心的作用,选配优优秀的社区党委领导班子。同时以党组织作为社区的治理主体,架构和建设完整坚强的社区党组织体系,着力解决党建“碎片化”问题。在各社区逐渐建设小区党支部,在商圈和工业园区建立党组织,健全深圳市的基层党组织体系。

北京市和上海市都由原有的单个主体自治转向了多元主体公治,由党建作为“马车头”引领多方“马车”齐头并进,但上海市在五方共建的基础上增加了群众团队的治理主体。深圳市则仍然由党组织作为社区主要的治理主体,从健全基层组织体系出发增强社区治理的主体地位。

2.党建引领不同社区治理机制的多元异质

北京市创新基层治理机制和保障机制,有效激发基层行政效能。通过双向同时发力,以线上和线下联动推行镇街的实体化综合执法平台建设,线上稳步推动“多网融合”工作,线下建立镇街实体化综合执法中心。综合设置街道各类机构,稳步推进大部制改革。提出街道“6+3”部门机构调整方案,涉及综合保障、党群工作、社区建设等6个行政机构和党建活动、治理平台和服务窗口3类事业单位,科学核定街道人员编制。强化街道自主经费保障,提高基层资金使用效能,区级财政支出稳步提升,各镇街根据具体情况推进社区经费打包下放,将城乡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社区居委会公益事业费、社区居委会办公经费等统一打包下拨社区。

上海市以社区治理工具为平台建设社区治理保障机制。不断完善城区城管执法管理机制,常态化与制度化并重,制定相关政策工具,突出常态化管理,深化日常监督,提升制度化水平,强化政策指导,进行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共享政务数据,实现“一口受理”方式。打破信息孤岛,进而实现政府数据的共享是构建一体化服务的前提条件,让“一站式”贯穿整个办理事项。以党建为引领,构建“智慧社区”平台,通过“四屏一网”实现社区党建、社区安全、社区管理、社区服务一体化。在此意义上,为了提升整个管理能级,可以通过筑牢整个社区安全防线,以及增强社区服务的效能,探索建立以“智慧社区公共服务平台”为切入点的人工智能技术。在资源保障层面,提升人力资源水平。

深圳市赋权增能优化基层治理机制。深化“一格多元”工作机制,将街道划分为大网格和整治格,让各社区的书记担任大格长,以及社区两委班子成员、下沉部门骨干担任小格长,于每个格内都配置7-8名格员。厘清部门与社区职责边界明确下沉人员与社区职责,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下沉人员与社区工作人员“搭帮干活、捆绑作业”。做好经费及后勤保障。完善制度建设增强基层治理体系的实效性,在以制度保障为基础的情况下,严防基层治理体系空转。

北京、上海和深圳都以工作机制和保障机制作为社区的机制运行。北京市和上海市在工作机制上都借助互联网作为社区治理的工具,搭建平台从而实现智慧治理,深圳市则以传统的方式结合网格治理运行工作机制。在保障机制方面,上海市和深圳市都采取制度和资金的双重保障,上海市还增加了人才的保障机制,但北京市只采取了资金保障机制。

3.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格局的同质性与异质性

北京市以聚合资源服务基层为基础,探索“党领共治”的社区治理为新路径,通过积极搭建“平台”,以优质服务资源和便捷的活动组织为工具,通过这两个方面发力,促进社区开展社区活动更加方便、快捷、高效。以社区固定活动场所为硬平台,以回社协运营管理为软平台,在两个平台的支撑下推行“两社三向一体化”项目,也就是回社协与居委会合作。同时,也可以通过文化、健康、体育三个方面为社区提供活动的外部资源对接和活动运营支持。上海市以党建为引领搭建城市网格化治理中心,实现网格化治理格局,并且明确了区中心、街镇中心和居民区工作站的各自职责,搭建了更加完整、规范、标准化的体系架构,以及探索了政务服务集中办理,民生服务下沉社区的管理机制,最终形成了“一个组织体系、一张统一网格、一个信息平台、一支综合力量、一个运行机制”的城市综合管理格局。深圳市以“党建+”模式构建治理格局,发挥党员的带头引领作用,组建街道社工联盟,成立党组织和理事会,通过这些部门的共同努力,使社工在社区内工作更有积极性,极大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社区党委建言献策,更好地服务整个社区。

在治理格局的构建上,北京、上海和深圳都以党建为引领,积极搭建平台共建社区治理格局。北京市探索“党领共治”,上海市则以城市网格中心为基础实现网格化治理格局,深圳市探索了“党建+”的模式构建治理格局。三个城市的治理格局虽然都是以“党建”作为引领,但是治理格局却各不相同。

(二)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精细化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通过分析和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京、沪、深在社区治理精细化上都是党建为引领,以社区治理主体力量发挥社区治理机制的作用从而构筑社区治理的格局。三个城市之间有相同之处也各有特点,但是在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格局上的应用还未达到新时代的社区治理要求。针对这种状况,新时代社区治理定位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北京市的治理主体缺乏多元主体的参与,不能满足居民高层次的需求,虽然发挥治理工具的优势,但没有培养专业化人才队伍。上海市治理主体拥有多元主体,但因为居委会权责过大导致其他主体过于依赖居委会。深圳市在治理主體上未曾构建多元参与,治理工具的运用没有结合现代化治理工具。三个城市都没有以居民的需求为导向,忽视了当下居民的需求。总结三个城市社区治理的缺失之处可以的得到新时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精细化的现实困境。这样的困境表现在粗放式管理基础极不牢固导致的单一性、非人性化和精细化治理推行过程中资源未能有效整合导致的匮乏。

第一,主体单一性制约社区治理“共建”精细化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制存在和运行的条件随着改革政策的冲洗已经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就是单位制的解体,国家难以继续通过单位完成对社会的管理和整合。大众也从“单位人”转变成为“社会人”,从原有的基本生活活动在单位转变为在社区,社区接过国家的“接力棒”成为整合社会的新单元。政府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政府拥有对公共资源的调配、控制和分配权,将社会治理纳入政府管理范围内。而社区的分布具有碎片化和差异化的特点、公共问题的日益复杂性和政府政策的时效性,都致使政府无法有效和细致的解决这类的公共问题。虽然一些地方政府试点了民政部提出的社区治理新方式,即三社联动的创新模式。基本的结构是由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主导,通过社会工作者、社区和社会组织为载体,推动多方的共同参与。但在基层工作中,社会工作者良莠不齐,不能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获取资源的社会组织因地域的原因本身与社会工作者就有着私人联系,从而导致了社会组织依附于政府人员,丧失其主体地位,最终政府依然是社区治理的唯一主体。单一的主体无法带来有效的激励机制进行社区治理,同时也无法有效有力的解决社区服务中所存在的一些公共问题,这些问题导致社区治理精细化无法摆脱粗放式治理的基底。

第二,社区党组织人才结构不合理,引领社区精细化治理的能力不够。随着单位制的式微,社区首先,社区党组织人才结构不合理。社区治理精细化衍生了若干“利民”的服务项目,包括残疾群体服务、老年人服务、妇女帮扶和社区教育等多个项目。大多数社区党组织主要依靠兼职的工作人员、社区积极分子和志愿者开展工作,依然还是工作量与人员数量不匹配,使得社区工作人员不堪重负。其次,社区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大多由刚毕业的大学生、兼职人员社区积极分子以及志愿者承担,其专业水平和职业水平偏低,归属感不强再加上工作待遇的低廉使得其流动性很强,导致其认可度较低,社区的治理工作难以有效的运转。最后,长期的“粗放式”治理模式使得很多党员干部视基层党建工作和社区治理工作为“鸡肋”[3]。一些社区的基层党组织思想涣散,党建理念跟不上社区治理要求,仍然习惯于在办公室里搞党建,习惯于用行政的命令和社会动员的方式去开展工作,将党建活动融入社区治理的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不足。对社区治理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共存共生共长的关系认知不清,对整个社区统筹治理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够,不理解甚至不支持不参与社区的治理工作,认为社区治理工作应该由街道办承担。

第三,党建引领社区精细化治理差异性不足。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于需求结构变化,结构的变化导致了需求的变化,过去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新的需求。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使人口结构特点呈多样化,不同年龄、经济水平、学历背景、户籍以及价值观不同的人居住在一个社区。社区中的人们都追求自己的独有生活状态。例如一些拆迁小区和城中村,居住民大多都是拆迁户和村民,他们彼此之间熟悉且联系亲密,他们就需要活动室等方便聚会的场所;而商业圈附近的小区多数都是因为工作需要临近购房,工作压力使得他们下班时间更希望有自己的独立生活空间,虽然不愿参与社区建设和治理,但又希望能够拥有规范标准的社区服务。而我国社区服务都是由政府统一管理,社区服务的职能都是由街道和居委会进行执行,不同生活背景的居民拥有不同的需要和偏好无法传达亦无法实现。管理部门应对相应的社区如何制定相应的标准;社区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如何制定相应的政策;如何平衡社区的治理多党参与者等等都没有发挥出作用。无所不包无所不揽的社区服务使得相应的政府部门力不从心,这样的保姆式服务已经无法适应当前民众的需求。

第四,社区居民精细化“共治”参与动力不足。当前的社区治理无法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其中年轻群体的参与度相对来更低,这样就导致了居民与社区治理之间不能进行更好地良性互動。当前社区治理中参与居民只是社区居住人口的小部分,而且参与治理居民不具有代表性和广泛性,大多数都是社区党组织动员的退休党员、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并不能代表广大居民的意愿。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广度和深度也不够,因为社区治理的主体仍将社区事务的管理当成是居委会和街道办的行政事务,居民对社区的经济建设、思想建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并不是很理解,接触的也不深,对社区的文娱活动处于一种较为漠视的状态。这样的参与度导致社区基层民主政治无法发展、社区的治理理念无法培育,还导致社区居民邻里关系由“远亲不如近邻”转变为“最熟悉的陌生人”。

三、新时代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精细化的“新治慧”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提出“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的工体要求。社区治理是“绣花”里最重要的一针,直接关系着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社区治理工作多种多样,繁杂且联系不紧密,犹如分散的丝线相互交叉却各行其是,而党建就犹如一根定海神针将这千丝万缕的社会工作串联起来。党组织有力的培育和引导,推动社区治理各方力量能够无缝对接,形成互通与共、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运行体系,打破行政隶属壁垒和“九龙治水”的局面,引导相关的主体强化共建共治共享的意识,通过以上的做法,不断扩宽社区的服务共享空间,并且凝聚强大的力量将社区治理工作拧成一股绳。将党建与社区治理相结合,通过党建对城市社区治理的带动,将党建的坚强力量精细治理社区的同时使人民成为基层党组织的坚实依托。

(一)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理念从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南昌市光明社区时指出,“社区工作很重要,一是要抓好党的建设,使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的领头人,把各方面工作带动起来。二是要抓好服务,人民群众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牵挂,要以问题为导向,力争实现各种服务全覆盖,不断满足百姓提出的新需求。”[4]社区治理工作繁杂多样,社区的治理对象和范围也日益扩大,需要将社区治理工作与社区治理的对象架构成为具有互动性的整体。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一核多元”与“一核多能”的治理作为核心,发挥多元的服务功能。

第一,党的领导力聚合社区治理多元主体。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是社区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社会结构的转型和人民生活标准的提高要求多方主体参与到社区的治理当中,多元主体的协商合作共同参与到社区的日常工作和公共事务当中。但是各个主体之间缺少一定的凝聚力和协作性。如何使分散的主体聚合到一起就需要中国共产党的轴心力量,要让多方主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所有人拧成一股绳就需要党组织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首先,应建立多元治理主体,形成“一核多元”的治理体系。应搭建以社区为区域的党建平台,从而凝聚党建的整体有效力和领导力。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高度流动的人口结构以及日益复杂的社会工作,党组织无法独立的胜任社区治理的工作。以党建为核心汇聚多方力量参与到社区工作和党建中,扩大党组织的整体工作力量,有学者亦指出新时代的社区治理呈现出“复合型治理”的基本形态,复合型治理要求现代城市社区治理要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5]社区党组织应汇聚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以及群团组织等各类社会主体,打通社会主体参与到社会治理的渠道。同时通过举办社区活动,例如“微公益”“微心愿”等社区活动,建立动力机制动员吸引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社区党组织要依据社区的实地状况能够吸引社会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方式,使社会力量在社区聚合,形成党建引领、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城市社区治理格局。其次,应搭建以社区为区域的党建平台,发挥“一核多能”的作用。以社区为区域的党建平台,能够有效的汇聚社会多方力量参与到党建和社区工作当中,有效的整合社区内的党建资源从而扩大社区党组织的整体工作力量。例如:上海市在进行整个组织构架,以及建立社区党委的过程中,运用了区域化党建理念,引导社区辖区内企事业单位、“两新”组织等各类基层党组织融入到一起共同治理社区事务,将传统党组织唱独角戏转变为整个基层党组织的大合唱。同时还要健全社区党委的运行机制,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常态,强化社党组织与辖区内其它党组织的对接互动,防止出现“建而不联,联而不合”的问题,实现1+1>2的聚合效应。[6]

第二,健全党组织体系,改进人才结构。党的基层组织是发挥党战斗堡垒的重要与安全,也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和决策部署落实的基础。如何加强党组织建设,促进社区治理精细化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首先,建立健全党组织的管理制度,认真做好每一项工作的政务公开,强化日常监督,打造业务精准、水平较高和责任感强的干部队伍。其次,畅通青年人才入党绿色通道,增强社区党组织队伍的生机活力,引进或者选派优秀的有经验的人才到社区中参与社区工作,壮大社区党组织的干部队伍。建立健全人才机制,按照相应的制度重点选拔有经验,德才兼备的工作者。最后,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多形式的开展学习活动,善于使用“学习”强国等软件促进社区工作者学习。组织学习和宣传中央、省、市、县各级重要会议精神,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党章党规。让社区党员全面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从思想上的被迫参与社区工作转向主动深入居民、贴近居民,把社区居民放在心上,及时了解社区居民的诉求,解决社区民众的困难,积极参与社区的活动,充分发挥年轻人才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的作用。

(二)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精细化满足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导向

社区治理精细化需要由党建自上而下的动员,做好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接受者之间的有利衔接。党建由传统的“保姆式”服务转向“管家”式的服务更为契合精细化人性化的服务理念。而新公民秩序必须将居民的需求放在首位,让居民充分参与到城市治理与发展的全过程。[7]同时科学的社区治理手段和良好的社区治理水平是实现党建引领、社区组织参与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基础。

第一,党建引领契合社区治理精细化的人性化服务理念。公共服务精细化的具体目标就是政府要从过去“大包大揽式”服务转变成“精准精细式”服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党的根本宗旨为出发点,实行社群双向联系、社企双向服务,加强与社区居民的情感沟通,从而执行社区治理精细化的服务理念。治理精细化要立足于“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這不仅符合治理的终极价值是“服务”而不是“管控”的现代治理原理,而且符合执政党的根本宗旨,符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高度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为本质的特征。在经济新常态下,利益关系和社会活动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要求我们党“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党和干部为人民服务得越好,人民群众就越拥护。其次,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基础上,加强社群双向联系,密切联系群众,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设立社情民意工作点,根据居民的反馈制定服务清单,解决与居民息息相关的生活实践,从而做到党群双向联系。同时推进社企双向服务,社区的党委应该积极扩宽社区和企业的联系渠道,发挥企业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提高社区的生产水平和管理水平。最后,从思想层次推动社区与居民的高度融合,以融合强根基、促发展。以融合增和谐、添活力。定期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居民会议”的活动促进感情的融合,共筑理想信念。实现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的有效融入与良性互动,以党建工作推动和引领城市社区治理。

第二,推动居民积极参与、有序参与社区事务。加强居民主人翁的意识,普及民主自治的常识,让居民指导民主自治的方法和实现的途径,在法治的框架内,推进社区居民的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再教育和自我监督。同时健全群众自治机制。在党的领导下,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服务中充满生命力,也保障社区民众行使更多契合自身的权利。党组织贯彻该做的事情保质保量、群众能管的事情绝不包办、社会组织可做的事情绝不越权的理念。通过统筹协调社区全面工作、规范引导社区具体事务、支持群众自立自主等方式,使社区民主自治充满活力,有效的扩大社区居民群体的工作参与从而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党组织要统筹分清社区治理的职权,主动承担好宏观的调节作用,明确党组织、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的关系,的界定各主体的职责范围,从而推动形成居民自治体系。支持和保证居民治理的依法实行,成立适合本区域的社区民主协商会、社区党群议事会和业主大会等行之有效的会议。探索居民参与治理的动力机制,激发民众的活力。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 林尚立:《社区党建:中国政治发展的新生长点》[J],《上海党史与党建》2001年3月.

[3] 曹海军:《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J],《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1期.

[4] 《习近平:人民群众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牵挂》,新华网,2016年2月3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03/c_128700094_3.htm,2017年12月9日.

[5] 李浩:《新时代社区复合型治理的基本形态、运转机制与理想目标》[J],《求实》2019年第1期.

[6] 杨妍王江伟:《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现实困境实践创新与可行路径》[J],《理论视野》2019年4月.

[7] 唐皇凤:《我国城市治理精细化的困境与迷思》,[J]《探索与争鸣》2017年9月.

作者简介:任田婧格(1994—),女,汉,河南南阳,硕士研究生,政府体制与公共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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