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道教是神仙方术与道家理论结合的产物，因为黄巾起义的影响，道教组织的影响力引起统治者的警觉。统治者对道教遂采取了恩威并重的措施，使道教的影响由民间向贵族阶层转移。而随着玄学思潮的兴起，魏晋南北朝道教在玄学的影响下也得到了迅猛发展。

关键词：玄学;道教;影响

魏晋玄学由漢末的清谈、清议发展而来，是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之后又一哲学思潮。魏晋玄学在在客观上却宣扬了老庄思想，而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援道入儒”，利用“自然”来挽救“名教”。这股思潮不仅影响了魏晋士人，对道教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魏晋士人与道教的关系

魏晋玄学虽称“玄学”，但“玄”却不是它的重要概念，所谓“三玄”只是对《老子》、《庄子》、《周易》三部经典的统称。老子虽然提出“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但未对“玄”作专门论述。其后的道家学者均未对“玄”予以定义，直至西汉末杨雄作《太玄》，才对“玄”作专门论述，并提出“太玄“一词。“太玄”一词被《太平经》所继承。

《太平经》的问世，使道教具备了理论基础。而“太平道”则是道教最早产生的一个有组织的团体。

后张角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而举旗造反，史称“黄巾起义”。黄巾起义最终被统治者镇压下去，但却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也为道教自身的发展制造了障碍。

曹操是靠镇压黄巾起义而成势的，他亲眼目睹了道教势力的强大。这使曹操不得不采取措施。

曹操把这些人召集起来，表面上是为了谋求养生之术，实际上是为了把他们控制起来。但出于统治的需要，曹操对道教可谓恩威并重，在打败张鲁后，将汉中数万户民众迁至长安及三辅。这其中就有许多五斗米教的徒民，张鲁也被拜将封侯。这是对张鲁与人为善的赏识，也是对五斗米教众的安抚。这在客观上实现了五斗米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也使道教与魏晋士族阶层结下了不解之缘。

曹操虽然刻意地对道教的发展予以限制，但他也表现出对慕仙成道的向往：

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世言伯阳，殊不知老;赤松王乔，亦云得道。得之未闻，庶以寿考。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秋胡行》）

飘摇八极，与神人俱。思得神药，万岁为期。《秋胡行·愿登泰华山》

希望长生不老是人之常情，帝王将相尤以为甚，曹操也不例外。“超生死，得解脱”本来是虚幻的事，无论用什么方法实际上都不能达到。但作为宗教必须提出一套“成仙”、“成佛”的办法，否则就得不到世人的认可。魏晋南北朝时，圣人的学致问题是当时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许多玄学家都有所涉及。[1]据《世说新语·言语》载：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

何晏是当时清谈的领袖，服食之风也就在文人士大夫中间流行开来。史料有关正始名士与道教关系的材料很少，但从正始名士接受道教的五石散来看，说明道教已经渗入到统治阶级上层。

竹林七贤以放达著称，与道士的交往要比正始名士密切。阮籍与道士孙登就有过交往：

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遂归著《大人先生传》。（《晋书·阮籍传》）

阮籍所流露出的对自然的倾心，对神仙的向往宛若一名道教徒。这一方面也许是阮籍真情的流露，另一方面也显露了其对现实的失望。

嵇康则对服食养生更为痴迷：

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乃著《养生论》。（《晋书·嵇康传》）

《养生论》告诉我们神仙是存在的：

夫神仙虽不目见，然记籍所载，前史所传，校而论之，其有必矣。

嵇康认为神仙虽然存在，却是享受自然之气而得，不是通过后天的努力所能达到的。然而，如果能养生得法，活到几百岁甚至上千岁都是可能的。

无论从人品上还是思想上，后世对嵇康的评价都很高。冯友兰就认为，嵇康虽受《庄子》的启发，但他既不是注《庄子》，也不是抄《庄子》，嵇康与庄子的见解可以互相启发和印证。[2]但嵇康却未能真正理解庄子：

鲁有单豹者，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有张毅者，高门县薄，无不趋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痛攻其内，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后者也。（《庄子·达生》）

从《养生论》我们可以看出，嵇康对养生有独到的见解。但他忘记了庄子的忠告，即“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痛攻其内”。故孙登对他说：“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后其为司马氏所杀也就不足为奇了。

张湛是魏晋玄学的终结者，也是与道教相联系的关键人物。张湛的《养生要集》已佚，部分内容被《医心方》、《养性延命录》、《急备千金要方》、《太平御览》及《列子注》转引。从《医心方·养生》转引《养生要集》的内容看，张湛引述了《神仙图》、《中经》、《少有经》、《服气经》、《元阳经》、《宁先生导引经》等道教经籍，还引用了道士及道教传说人物的言论。

据此，有学者认为张湛应为道门中人，不然不可能对道教经典如此熟悉。[3]这种观点虽然有点牵强，但可以看出张湛对道教经典很熟悉，而且同道士的交往也深厚，必然相互影响。

因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魏晋玄学发展的历史，也是魏晋统治阶级及士阶层与道教的关系史，这也在客观上为魏晋南北朝的道教发展提供了机遇。

二、魏晋南北朝道教的发展

在早期道教中，“道”与“术”是不分的，故陈国符认为：“道者，道术也。因道术不同，而有太平道、卽干君道、五斗米道、帛家道李氏道等。”[4]我们说过，神仙方术是方士的立身之本，后来成为道士的谋生手段。因而在道教形成很长时间以来是重“术”轻“道”的，或者说是有“术”无“道”的。传统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魏晋，虽然在现实中渐失人心，但在理论系统上却日臻完善。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先依附道家经典，通过“格义”的方法逐渐融入中国文化之中。佛教在汉代先被视为道术的一种，之后便是另一番景象：“及至魏晋，玄学清谈渐盛，中华学术之面目为之一变，而佛教则更依附玄理，大为士大夫所激赏。因是学术大柄，为此外来之教所篡夺。”[5]不仅如此，佛教学者更是发起对道教的攻击：

神仙之书，听之则洋洋盈耳，求其效犹握风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取，无为之所不贵。（《牟子理惑论》）

这不能不引起道教学者的警觉，葛洪因而作《神仙传》，以此告诉人们修道是可以成仙的。

一个思想理论体系的建立，要有它的根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本体。葛洪首先想到了“玄”：

玄者，自然之Z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抱朴子内篇·畅玄》）

据此，有学者提出，葛洪以“玄”为世界本源，是吸取了玄学思想。[6]

因兆类而为有，托潜寂而为无。（《抱朴子内篇·畅玄》）

用“有”、“无”来界定“玄”，应是受玄学的影响。如果认为这还不够充分的话，我们在来看：

夫有因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焉。有者，无之宫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於堤，堤坏则水不留矣。方之於烛，烛糜则火不居矣。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根竭枝繁，则青青去木矣。气疲欲胜，则精灵离身矣。夫逝者无反期，既朽无生理，达道之士，良所悲矣！（《抱朴子内篇·畅玄》）

葛洪认为，“形”与“神”的关系就如同“有”与“无”的关系一样，是不可分离的。如果“形”不存在了，那么“神”也就失去了寄托，葛洪以此强调“形”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看出，葛洪的思想是通过对“有”、“无”关系的论述展开的，这明显是受到魏晋玄学“有无之辨”的启发。

作為一个道教学者，“道”在道教徒心目中的地位应是最高的，你们怎样处理“玄”与“道”之间的矛盾呢？葛洪把二者结合了起来：

故玄之所在，其乐不穷。玄之所去，器弊神逝。夫五声八音，清商流征，损聪者也。鲜华艳采，彧丽炳烂，伤明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乱性者也。冶容媚姿，铅华素质，伐命者也。其唯玄道，可与为永。（《抱朴子内篇·畅玄》）

就这样，葛洪巧妙地通过“玄道”既解决了“玄”与“道”的矛盾，又利用“玄道”构建了自己的神仙理论体系。

通过“玄”与“道”的结合，葛洪把神仙之道与本体之道结合起来，修道与成仙也就结合了起来。

《周易参同契》被称为丹经之祖，而葛洪在此基础上亦有重大突破。《周易参同契》是围绕《周易》展开的，而《周易》在魏晋时是“三玄”之一，而此时的易学也由汉代的“象数”之风向“义理”考究转化。

作为金丹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葛洪既有执着的钻研精神，又有着虔诚的神仙信仰。他坚信只要人们的行为符合“玄一之道”，在修身养性的前提下，通过服食金丹定能成仙。就如他所说：

《龟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抱朴子内篇·黄白》）

在葛洪完成以金丹道为中心的神仙理论体系以后，天师道（五斗米道）也开始了由符箓向义理的转化，其成果便是上清、灵宝、三皇经法的形成。至东晋末年，由于琅邪人孙恩起兵作乱、乱杀无辜，使天师道渐失民心，而此时佛道斗争愈加激烈。在这种内忧外患之中，北魏道士寇谦之担当起改革道教的重任。

寇谦之的理论也受到当时“玄学”思潮的影响，故魏晋以来所讨论的“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对寇谦之来说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主题。因为道教的“出世”当主“自然”，而寇敲之却要建立一政教合一之政权，又要依附“名教”。于是他就依照郭象所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论来解决山林与市朝的关系[7]：

夫上士学道在市朝，下士远处山林。山林者，谓垢秽尚多，未能即谊为静，故远避人世，以自调伏耳。若即世而调伏者，则无待于山林者也。（《太上老君戒经》）

郭象认为“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具干山林之中”，而身为道士的寇谦之虽出任魏太武帝之国师，也能修身养性、长生不死，而宗教的信念也就可以在现实中得以实现。

寇谦之对当时道教的改革涉及面很广，最突出的有三点：一、除去男女合气之术;二、倡“六道轮回”以警示;三、将服饵修炼之术与符水禁咒之术合而为一。改革后的五斗米道被称作“新天师道”，又称“北天师道”，这是相对于南朝刘宋道士陆修静改革的“南天师道”而言的。

同寇谦之一样，陆修静也受到统治者的厚待。陆修静最大的贡献是建立起以“三洞宗元”为信仰的经教体系，即洞真、洞玄、洞神三部。洞真部以《上清经》为中心，洞玄部以《灵宝经》为中心，洞神部以《三皇文》为中心，这使道教经书走向系统化的道路，为后世编修《道藏》奠定了基础。此外，陆修静还编著道教仪范，促进了道教的正规化、制度化，也在客观上实现了道教的官方化。

陶弘景是继陆修静之后，南朝又一位卓越的道教学者。陶弘景曾师从陆修静的弟子孙游岳学道教符图经法，算是陆修静的再传弟子。陶弘景对以往流行的葛洪金丹道教、杨义的上清经箓道教以及陆修静的南天师道进行了批判与吸收，开创了茅山宗。陶弘景学识渊博、著作丰硕，涉及医术、炼丹、天文、地理、兵书、经学、艺术等多个领域，称得上是魏晋南北朝道教学者中的集大成者。《真诰》、《登真隐诀》、《真灵位业图》是陶弘景的重要著作，也为上清派形成独特的教义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道教的发展，由葛洪确立神仙理论体系开始，到陶弘景调和三教作了总结，使道教从早期的原始状态发展成教义完备的成熟宗教。在与儒释两家的矛盾和斗争中，道教学者深受玄学思潮的启发，通过融合儒道，使道教从最初受统治阶层的多方压制，到后来成为官方认可的正统教派。

参考文献：

[1]汤一介.略论早期道教关于生死、神形问题的理论[J].哲学研究，1981（1），50-59.

[2]冯友兰.三松堂全集（九）[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392.

[3]强昱.从魏晋玄学到初唐重玄学[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40.

[4]陈国符.道藏源流考[M].北京：中华书局，1963：257.

[5]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67.

[6]李养正.道教概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9：65.

[7]汤用彤，汤一介.寇谦之的著作与思想——道教史杂论之一[J].历史研究，1961（5），64-77.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项目：《魏晋玄学在道家哲学发展中的地位研究》（编号：2019zc127）

作者简介：梁辉成（1972-）男，安徽濉溪人，副教授，博士，从事道家与道教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