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已接近七年时间，这期间中国在印度洋岛国区域的地位日益重要，但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中国在该区域的国际话语权建构和提升仍受到诸多限制。有鉴于此，本研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视域下，探讨在该区域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必要性，并探析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策略，旨在为中国在印度洋岛国区域建构和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策略指导。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国际话语权;印度洋岛国区域;提升策略

一、“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国际话语权现况概述

（一）话语权

话语权的概念起源于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与社会权力关系理论。福柯（1970）在其演讲《话语的秩序》中，提出“话语即权力，人们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的著名命题，并进一步指出，话语不仅是思维符号和交际工具，还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福柯认为“权利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换言之，话语权的权力可以通过合理应用语言与文字来体现，“话语权”指的是“权力”，而不是“权利”。张志洲（2010）提出，“话语权”是政治权利的突出表现方式，国际政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话语权政治。

（二）中国国际话语权现况

国际话语权是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上对国际事务的界定权、解释权、裁判权和对国际体系运行规则的制定权、修订权，是其维护自身权益的言说权力（梁玉春，2013）。由此可见，国际话语权对主权国家的国际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000年以来，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意识形态偏见，对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进行削弱，甚至在主流言论中妖魔化中国的形象，总体呈现出“西强中弱”的局面。2013年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进一步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尼泊尔众议院议长马哈拉接受采访时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代表着全球贸易的认同和实践，中国与世界各国保持进出口往来，这有利于共同发展。”然而，不少西方主流媒体恶意引导舆论质疑甚至诋毁中国，将其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关联起来，贬低中国倡导的“惠世价值”和“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目的正是为了在国际舞台中丑化中国形象，削弱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破坏“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然而，如习近平所说的：“一带一路建设秉承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

二、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和提升的必要性

（一）“西强中弱”导致话语权缺失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一直面临着西方媒体的质疑、诋毁和造谣，甚至称其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这些言论的目的表面上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为国际势力平衡而伸张正义之举，实则是美国企图主导亚太地区发展，一家独大的“诡计”。在印度洋岛国区域，这样的舆论盛行无疑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延续有负面的影响。基于此，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提升中国在印度洋岛国区域的国际话语权具有不言而喻的必要性。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如何在战略实施过程中用正面、灵活且容易被接受的方式讲好中国的“丝路”故事，发展中国理念，传播中国声音，对推动中国人民与印度洋岛国区域人民的交流和国与国之间的发展与合作至关重要，也是一项与战略实施本身同样艰巨的任务。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和提升能够帮助中国参与到国际规则制定议程中，当前的国际局势可以说是由规则主导。国际地位的高低不再是只看经济发展水平，更多取决于主权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国际地位和国际事务参与程度与其经济实力并不相匹配，究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国际话语主导权被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所占据。因此，积极探究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话语权建构和提高对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大有裨益。

（二）国际正面形象建立需要国际话语权支撑

梁玉春（2013）指出，在当今国际社会，国家间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意识形态差异可能导致对它国的误解甚至有意诋毁它国的国际形象，意在通过贬低它国抬高自身地位。随着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国际社会的权力不再由政治或军事主导，而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权力重要性显著上升。中国在此背景下，屡遭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势话语权打压，开始意识到构建国际话语权的必要性。张志洲（2010）认为，国际话语权的背后必然是国际行为体间的利益关系，国际话语权之争归根结底就是国家利益的博弈。因此，可以理解为，国际话语权构建对主权国家打造本国形象、影响和控制国际舆论起着重要作用（王庚年，2009）。中国在印度洋岛国地区建构其话语权，有利于纠正存在已久的“中国威胁论”和“经济殖民论”等西方发达国家恶意引导的舆论论调。

三、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在印度洋岛国区域面临的挑战

（一）印度洋岛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

中國到东南亚、南亚、印度洋这一路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三个重点战略方向之一，而中国沿海港口经南海到印度洋进而延伸到欧洲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路线。印度洋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互地带，其核心岛国对印度洋地区发展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中国与印度洋岛国的关系影响着在这些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印度洋岛国多个国家和地区积极参与印度洋区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重视区域外交与大国外交，在国际舞台上具有重要的“小岛大国”作用。近年来，印、日、美等印度洋域内外大国密切关注这类国家局势，并将该区域视为可以在印太地区与中国抗衡的支点（Mohan，2012）。这些地区和国家一直是中国外交活动的重要对象，是中国海上通道安全保障的关键区域，更是中国海洋战略和全球战略的核心区域和突破口。随着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印度洋岛国区域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二）“一帶一路”倡议在印度洋岛国面临的挑战

“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在印度洋岛国区域，“一带一路”建设从这五个方面看均取得不错的成效。然而，“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度洋岛国的推进仍面临许多因素制约和挑战。国际上，许多大国的战略部署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度洋岛国的推动起着明显阻碍作用。印度洋岛国贸易航道密集，海洋资源充足，长期以来都是美国在全球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区域。在“印太战略”的引导下，美国联合日、印、澳等盟国对抗中国。与此同时，日本也在增强其在印度洋的影响力。日本作为“印太”概念以及美日印澳同盟的宣传者，还提出了日本与印度联合的“印日自由走廊”，将印度洋岛国作为战略部署的重点区域（刘立涛、张振克，2018）。美日等大国在印度洋岛国的强势主导对中国在该区域建构国际话语权起着遏制作用，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在该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此外，印度洋岛国周边大国间的战略博弈复杂和激烈（张晓丹，2018），岛国自身政治不稳定性亦是制约“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重要原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在当地的话语权建构。印度洋岛国的经济基础相对较好，但由于政权频繁更迭，政局动荡导致的政治生态不稳定使中国政府和企业在当地进行政策沟通和贸易交流等活动时频频受阻。如2009年斯里兰卡内战后，中国称为其不附加条件海外援助的主要援助国。在拉贾帕克萨总值执政期间，两国在2013年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并在2014年开始自贸区谈判，双方关系不断加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顺利。然而在2015年，西里塞纳当政后，奉行“疏中政策”，拉拢印度及西方国家，重审甚至叫停前政府通过的投资项目，包括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投资项目（孟亮，2019）。再如马尔代夫在2018年9月进行总统更替后，重新提出“印度优先”政策，同样使中国在该区域的话语权进一步削弱。

再者，中国国内对印度洋岛国内国际话语权的关注较少，在印度洋岛国的影响力也较低。“一带一路”政策只体现了印度洋岛国在经济上与中国合作的方向，然而在政治、军事方面仍选择依靠印度和西方大国，中国在这个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时忽视了除经济外其他因素对中国在该区域地位的影响，这无疑会弱化中国进入印度洋岛国区域的影响力。

四、中国国际话语权在印度洋岛国区域的建构和提升策略

中国国际话语权一直滞后于国家经济实力，目前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区域大国、西方发达国家以及自身的国际传播能力等方面。当前中国国际话语权意识有所提高，许多行业均发出要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呼声。然而，如何有效建构和提升国际话语权，尤其是针对关键战略国家和区域的话语权提升策略研究较少。针对我国在印度洋岛国区域的话语权建构和提升策略包括以下方面：

（一）制定国际话语权发展战略

近年来，中国在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如推广孔子学院建设、构建中文媒体联盟、发行《环球时报》英文版等外文媒体。这些举措都致力于拓宽中国话语发言平台和传播渠道。这些努力有一定成效，但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弱势地位。究其根源，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处于弱势这一局面，主要是冷战终结的国际政治局面变动的结果。冷战后的时期，西方大国除了在国家经济实力上处于优势地位，价值观、意识形态、创新理念等方面也处于强势地位，在这一时期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话语可以说是引领国际潮流，自由、民主、人权等更是成为国际社会热衷探讨的主流话题。这一时期国际社会许多议题均围绕这些主流话题展开，因此西方的话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在这一背景下，要提升中国在印度洋岛国区域的国际话语权，首先应该制定一个针对国际政治格局和话语结构的总体性、全方位国际话语权发展战略，目的是为了避免西方话语缺乏制衡，从而形成“话语霸权”，从全国发展战略的高度推动给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立和提高。

（二）建立中国的译语话语权

自冷战终结后，全球化趋势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均有体现，世界发展格局从对抗转向合作和交流，一个国家的话语权大小，首先取决于话语的内容。中国在对外传播自身优势理念的效果，取决于译语话语的再现形式，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都是以语言形式为载体进行传播的。首先传播者应了解其在对外传播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的责任，传播者作为不同语言读者之间沟通的桥梁，肩负着文化传播的使命。如在中国茶叶对外传播过程中，龙井茶的译法使用直接音译Longjing，可以帮助品牌形象建立和国际传播，争取命名主动权，有效保留话语的主导权（熊欣，2017）。某些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词在一定的载体下可以保持其文化特性，不做异化处理。如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上映时在国际上引起一阵轰动，译者对该电影的主人公哪吒的翻译采用直接音译为Nezha的处理，以电影为载体，让本对这一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人物不熟悉的异语受众了解并接受了这一形象，实现了一次成功的文化传播。就某些带有中国特色的内容进行对外传播翻译活动时，需要做到译法有理有据，切忌不管不顾异语读者的认同感而强行灌输，以异语读者能够接受的形式进行转化;也不可完全忽视译者在对话传播过程中文化植入和传播的重要使命，适当音译和加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取得有效的文化传播效果，使异语读者了解中国文化，并在这一层面寻求获得异语受众的文化认同感，增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从而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三）提升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能力

中国在近三十余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的超速发展使中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国际话语权优势，也在诸多方面可以为印度洋岛国区域发展提供参考。在此基础上，中国仍应密切关注全球性问题，如全球治理、反恐、反核扩散、人权与人道主义救援、妇女发展、环境保护、互联网安全和区域经济合作一体化等。中国在一些方面的经验尤其独到的经验。如从2019年12月起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和防控经验，中国为这场全球性灾难的应对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中国在疫情全球快速蔓延时积极应对，与各疫情严重的国家密切交流经验和提供物资援助，在这场全球性病毒大流行的灾难中树立起了中国的大国形象，展现出中国的担当和责任感，有效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在国际舆论压力巨大的风口下，中国外交和媒体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话语主导作用，及时驳斥谣言，在多种渠道和平台发出中国声音，让世界认识到疫情之中中国的努力和贡献。因此，中国要提升参与设置国际议题和制定国际规则的话语能力，努力摆脱国际身份被西方大国定位的情况，破除西方的“话语霸权”。正所谓“群众的眼镜是雪亮的”，中国的文明民主、友好合作的国际形象正通过中国的实际行动为各国人民所认识，即使部分别有用心的国家强行曲解甚至污蔑中国的国际活动，只要中国主动把握住话语主导权，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曝光度，借助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网络新媒体等传播渠道，结合传统官媒与新媒体融合发展，就能更快速有效地传播中国理念。

五、結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印度洋岛国的外交活动设计许多政治、经济和文化差异，在推进倡议的过程中，除了要关注这些差异进行和平交流外，建构起中国在印度洋岛国区域的国际话语权体系将有利于进一步交流。本文主要通过对中国目前在该地区的国际话语权现况及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探讨了在该区域建构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策略，旨在为“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区域的推进助力，实现与印度洋岛国的和平交流，合作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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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翘仪（1994-1）、女、汉族，广东省惠州市、华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英语翻译及语言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