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益智

摘要：对于2019年国庆档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而言，书写场景作为历史符号化呈现，不仅是故事内容的“引言”，也是唤醒我们对于历史事件集体记忆的最初刺激。这一系列场景的反复出现，勾勒出集锦式结构由局部通向整体的聚合路径，实现历史主体和影片逻辑的双重指向，并在平凡人的视角和故事讲述之中，将我们带入特定的历史体验，重构了我们对于历史和自身的丰富想象，勾起我们对祖国历史的记忆与感动。

关键词：《我和我的祖国》 集体记忆 书写场景 隐喻

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片，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打破伟人叙述模式，选取新中国70年来的七个重要历史事件，以小人物的视角进行串联，带领我们重温祖国奋斗史的足迹，点燃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家国情怀，取得了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多数评论者都注意到了影片所展现出来的深厚民族情感和历史记忆、创作团队独具匠心的细节处理和切入视角，以及七位导演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这也是这部电影能够好评如潮、票房热卖、在10月1日当日一票难求的重要原因。

当观众沉浸在影片所产生的爱国激情氛围之中，理所当然地把电影中讲述的故事与祖国发展历程和家国情怀进行关联时，很容易忽略是什么把我们引入影片的叙述氛围，或者说是哪些因素提醒并刺激人们主动进入到作品之中，以及如何在观影的过程中与其形成情感共鸣。在《我和我的祖国》集锦式的结构模式中，面对七个风格和内容各自独立的篇章，爱国主题的整体构思确实是这些问题的答案，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影片如何将这些各自独立的篇章在爱国主题下进行整体有机组合，并在细节上完成有效衔接。本文拟从电影故事展开前的书写场景入手，结合影片的整体结构，来探讨这一系列反复出现的场景对于影片唤醒观众的集体记忆，带领观众进入故事的时空之中以及引导观众重温历史体验的作用。

书写场景对集体记忆的唤醒

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每一个故事展开前，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书写场景作为“导言”出现。人们不难理解这一反复出现的场景对其后面所叙述故事的提示作用。然而，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故事的情节，并随情节的发展而浮想联翩之时，实际上已经处于影片所构建的历史时空和心理状态之中，也在接受故事内容的基础上，引发对祖国历史和社会生活的万千思绪，这往往会让人们想当然地忽略掉触发观众进入观影状态的缘起，或者说忽略了影片中唤醒观众对于历史事件集体记忆的最初刺激。

“语言的习俗构成了集体记忆最基本同时又是最稳定的框架”，[1]文字作为语言的符号化表达，其内容的所指便浓缩了对该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对于《我和我的祖国》中所演绎的历史事件，观众无论是通过亲身经历、宣传报道，还是历史学习或生活娱乐等途径都早已对其有所涉猎，对该事件的历史人物、故事以及相关评价有着或多或少的了解。当看到影片中书写场景所呈现的文字时，“我们自己能够回忆起一种我们昔日所处的心理状态”，[2]尽管这种回忆可能只是孤立且不连续的片段，或者是一种很难被再现的模糊主观印象，但这些事件保存在自我主体的抽象感受中，在看到书写场景中文字的瞬间被唤醒，并为观众再现、接受或重构该事件奠定基础。

观众之所以会忽略书写场景对于集体记忆的唤醒作用，是因为将其视作接下来故事内容展开的提要或相关背景铺垫的感受过于强烈。尤其是《前夜》片头的毛笔，《相遇》片头白色衬衫的书写者，《夺冠》片头小红蓝铅笔和稚嫩的字迹，《回归》开头的正装书写者，《白昼流星》片头的书写环境，这些细节的出现，似乎都暗示着写字者与故事的主人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自然地为故事主人公的出场及其氛围埋下伏笔;也恰恰是这样的一些细节，对观众而言，无疑是强化了书写场景在内容上对后续故事的提示作用，从而在关注的重点移向故事的内容时，将书写场景置于故事展开的从属位置，进而削弱了书写场景对故事展开的整体作用和二者的双向联系。

事实上，书写场景作为唤醒人们集体记忆的最初刺激，本身也是故事内容展开的有机组成。就单个故事篇章而言，片头的书写场景是一个化繁为简的历史符号化呈现，借助观众的集体记忆将其中可能包含的概念与情感进行浓缩，在状态、内容和氛围等层面，对接下来将要展开的故事起到多重提示作用。同时，后续故事的展开则在由简到繁的过程中，借助故事内容为人们提供了理解和感受该事件的一种方式和路径，强化了人们对于历史事件集体记忆的某一部分，并通过故事中的人物和情节加以组合，在集体共有的思想体系中加以定位和凸显，这就与故事开头的场景或抽象文字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一方面，如果没有书写场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女排三连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会”“神州十二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提示，故事内容的展开要么就需要进行大篇的铺陈，要么就会犹如雾里看花阻碍观众的观影体验，集体记忆的唤醒在一定意义上拉近了电影与观众的距离，也在观影心理和状态上加速了观众对于影片的进入;另一方面，在集体记忆被唤醒的瞬间，那些破碎的片段印象，可能是某个人、某件事或者某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通过影片的故事进行重组或借助影片故事进行心理投射，在影片放映和故事叙述的过程中得到定位和再造，从而形成一条完整的线索脉络，使得观众被唤醒的集体记忆实现对应部分的具体化影视呈现，进而得到稳固。

结构中的书写场景及其隐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无数重大事件星罗棋布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叙述这70年恢弘历史的宏大愿景，势必要求《我和我的祖国》在影片中兼顾诸多历史事件，这也就几乎确定了集锦式叙述结构的策略必然性。电影中七个各自独立的故事，虽然依照历史的线性時间顺序进行事件排列，但彼此故事之间并不完全存在情节或人物的连贯性。如何让这七个不同故事在影片整体叙述的脉络上，形成一致性而又不破坏各自的特殊性，并且使故事段落之间进行圆润的转场衔接。这不仅是某个段落或段落之间的细节性问题，也是影片谋篇布局整体性的结构问题。

从电影的整体框架结构来看，书写场景不仅与单个故事篇章的内容有关，其自身作为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有机组成，在影片叙述脉络的整体展开中更充当了重要的节点和纽带。首先，书写场景在电影中最基础的作用是作为篇章结构转换的过渡而产生的，在故事篇章切换时，书写场景的出现预示着另一个故事的开始，这就可以对前后两个故事起到有效的隔断作用，形成明显的段落层次感，对观众而言是结构的一种有效心理提示。其次，书写场景的反复出现，也使得这一场景作为独立的部分在影片叙述的脉络中得到强化，从而在结构上超越各自的篇章内容，获得指向影片整体结构的意义。虽然七个书写场景的画面不同，但在七个部分的组合结构上却构成了整体视觉呈现形式的一致性，使得风格和内容各自独立的篇章在影片的整体感上形成统一。最后，书写内容本身具有时间上的连贯性，这就使电影中七个本身不具有连续性和统一性的故事在线性时间上得到贯穿，书写场景也就成为了影片线性时间上的有效线索和推动，以此推动影片的叙述发展。在集锦式的影片结构中勾勒出由局部通向整体的聚合路径，实现了单独故事的分散性和电影整体的连贯性的有效聚合。

当人们立足整体的结构视角，对书写场景的一些细节处理进行重新审视，这些细节中的共同点便会生发出更多的意义。在观影时，观众往往更加关注书写动作的结果，及其与后续故事的联系，尤其是在毛笔、白色衬衫、稚嫩字迹、正装、纸张等不同细节的暗示下，会很自然地把书写过程中一闪即逝的书写主体与后续故事中的人物进行关联，这确实是片头需要产生的吸引效果之一。实际上，在所有片头的书写场景中，其书写主体都没有“露脸”。这就意味着，在模糊化的处理效果中，书写主体并不能完全被视为一个准确的人物或角色设定，而应当被视作宽泛的概念或身份。如此一来，书写主体及其动作便成为了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意象，富有更多的想象可能和张力。

事实上，对于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人们并不是观影后才得知其主旋律创作的主题，而是以主旋律的预设视角进行观影，这就必然使得观众在心理上，将故事内容和时代、历史、主流意识形态相联系。一方面，若观众将书写者视作故事中的个人，其个人故事的记录便自动放入时间和历史的结构之中，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作为动作的书写，其本身也是记录的过程，因其内容指向时间和历史事件，观众的感知也必然会从书写的动作转向时代和历史之中。从体验和感知的角度而言，“隐喻事实上是一种性质的变化、是一种转变”。[3]书写主体从个体抽象后，当人们把故事放入时代和历史的长河之中进行定位和理解时，书写者不论是故事的角色还是后来的记录者，都已经在时代的意义上指向了历史的主体：人民。

人们之所以会更倾向于把书写主体视作故事人物的另一个原因是：书写场景对故事的提示具有“开启”作用，书写者也就自然与故事的创造者相关联，以此打开这个故事。这也就意味着在潜意识中，赋予了书写除记录外另一种意义：开启和创造。书写者对于个人经历的开拓与时代和历史的“相遇”，抽象之后便成为了人民群众对于历史的创造。在书写的创造与记录二重含义中，书写场景指向了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逻辑理念“人民是基石，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4]传达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与记录者”的核心观念。观众也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进入故事情节，通过体验影片中的不同个体故事，进入集体，感知时代和历史。

观众接受与历史体验的带入

对于一部影视作品而言，其意义的表达至少需要经过两个阶段：其一，是创作者将想要表达的意义赋予影视的内容，并通过影像的形式进行呈现;其二，是观众通过欣赏作品内容，以自己的解读方式获得作品的意义。这就意味着，创作者作为内容的生产者，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决定受众对于作品的审美与接受。正如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总制片人黄建新所言，“电影给一个过程，观众会有无数个联想去解释电影，如果电影给观众一个强制的逻辑结果，反而观众可能不接受”。[5]事实上，观众在进行观影时，从来都不是为了接受教科书般的知识灌输，电影也无法强制观众进行接受，作品意义的获得与感知必然是一个开放式结构。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由七位风格不同的导演所创作的7个不同故事组合而成，虽然导演们在创作理念上保持了一致，并通过书写场景使得七个故事在整体性的结构上实现聚合，但各个故事彼此之间的独立性，必然会在影片的整体呈现上产生或多或少的拼合感。一方面，这种拼合的结果，自然会使得电影无法在叙述节奏上如单个故事般连贯;另一方面，这种拼合的不连贯性也会产生更多的张力，通过不同故事的间隙和叙述的留白，拓宽观众对于影视内容的自我阐释和历史想象。受到“格式塔”心理的影响，电影的观赏与文学作品的阅读一样，都不是对于内容的被动感知，而是“对作品提供的种种要素通过创造性知觉活动而组织成的新的意象整体”。[6]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不同的故事作为历史片段的呈现要素，观众会依据自己的不同体验和心理需求，从中发现并提取出自己所关注的内容，進行独特的串联，从而将这些故事组合成一个整体。

强调观众对于影片内容和意义的接受与创造，并不是为了抹杀电影对观众的能动性作用，而是为了突出电影作为“过程”对观众的有效刺激与引导，触发观众的联想与思维辐射。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在历史事件的背景之下，演绎了普通人与时代的互动关系。以小人物的视角重温时代的足迹，用无名或者不是特别出名的历史人物，讲述了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电影中的他们代表着诸多平凡人，在平凡生活与普通身份的投射下，观众也成为了亿万中华儿女中的他们。电影通过兼具生活气息和感染力的平民英雄故事，一方面，赋予了普通人更加丰富的人文和历史内涵;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缩小观众与影片内容、历史事件的距离感，更容易引发观众共情。在故事中，从官员到普通公民、从军人到科研人员、从运动员到出租车司机、从老人到孩子……他们都是以普通民众的身份进入历史，历史也因此进入到民众的普通生活之中，在这样的关系组合下，集体记忆在身份上将观众与故事中的人物产生关联，并通过特定的人物带入特定的情节，从而使电影中的故事成为我们所共属的特定群体的故事，勾起对祖国历史的记忆与感动。

事实上，作为普通人的身份共性只是带领人们进入历史体验的一个视角，而在这个视角中，真正触碰到观众心灵的是这些普通人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精神和品质。林治远、高远、冬冬、朱涛、张北京、李主任、吕潇然，他们都不是聚光灯下人尽皆知的英雄，却在关键的时刻展现出英雄的品质。《我和我的祖国》正是通过传递他们身上的信念、善良和温情，在平凡中勾勒出精彩的生活，让观众看到普通人在平凡生活中的高光时刻，使英雄从传说的高阁进入身边生活，把普通人与祖国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骨肉关系，展现在鲜活的生命形象之中。与此同时，他们身上所传递出来的崇高品质，也让人们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中，看到中国精神的具象化行动，形成灵魂深处持久的冲击、震撼与感动，成为自身前进的精神动力，实现立足现在对过去的一种重构，以及对于历史和自身的美好想象。

正如《相遇》片头对钢笔尖一闪而过的英雄二字的特写，书写场景在潜意识中唤醒了人们的集体记忆，并借助影片的故事，将集体记忆进行影像化情节呈现。这一系列书写场景的反复出现，在结构上实现了不同故事整体性的统一，并在时代意义上指向历史的主体隐喻，人们在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和逻辑之中，从七个不同的故事段落提取相关要素，进行弹性的串联和张力的组合。通过各具特色的故事和平凡人的普通视角，实现集体记忆的身份互通，拉近观众的观影距离，在鲜活的生命形象之中展现审美高度和爱国情怀，以影片中个人与时代的互动，完成个人与时代和历史的精神共鸣，由此让观众通过电影的人物和故事重构对于历史和自身的想象，引导人们重温历史的体验。（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注释：

[1][2]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80.81.

[3]特纳.戏剧、场景及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M].刘珩，石毅，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4.

[4][5]尹鸿，黄建新，苏洋.历史瞬间的全民记忆与情感碰撞——与黄建新谈《我和我的祖国》和《决胜时刻》[J].电影艺术，2019，（06）：69.76.

[6]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33.